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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朝的盘庚王迁殷，是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也是“断代工程”解开的又一个历史之谜。盘庚迁殷到底发生于何年？司马迁只说了个大概，没有指出具体年月。这个缺憾如上所述，非太史公不为也，是不能也。
盘庚王迁殷到商朝灭亡的总年数，见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正义引《竹书纪年》。《竹书纪年》云：“自盘庚徙殷至纣之灭，七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这个“七百七十三年”的记载，不同版本有所不同。明嘉靖四年汪谅刻本、群碧楼藏明嘉靖王廷喆刊本，以及清乾隆武英殿刻本作“七百七十三年”。武昌书局翻王廷喆刻本，以及日本泷川本皆作“二百七十五年”。金陵书局本作“二百五十三年”。
由此看来，这个“七百七十三年”的记载显然有误，大多数学者改作“二百七十三年”。但这样改动，如香港中文大学著名历史学家饶宗颐教授所论，“亦乏依据，盖其确数靡得为详”。这就是说，单从文献上难以判定275年、273年、253年三说之正误。
这个时候，“断代工程”专题研究人员，已通过考古遗迹和天文历法、甲骨、金文等交叉考证研究，推算出周武王克商之年为公元前1046年。如采用275年说，则盘庚迁殷当在公元前1320年；如采用273年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318年；如采用253年说，则盘庚迁殷在公元前1298年。
自1928年以来，有数十座宫殿遗址、十余座陵墓和十多万片甲骨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铜、石、玉、陶、骨、角、蚌、牙等器皿，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范围内发掘出来，其数目之多、种类之齐全，是其他任何遗址都无法匹敌的。殷墟的发掘不仅对中国新史学和中国考古学的兴起产生了直接的重大影响，而且对中国历史的断代研究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性作用。为此，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后，专门围绕殷墟文化设置了“商代后期年代学研究”的课题。
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殷墟遗址的地层及其出土的陶器，把小屯殷商文化分成了早、中、晚三期，并把它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连接了起来。1959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根据大司空村和苗圃北地出土的材料，将殷墟文化分为早、晚两期，即大司空村一期和二期。到了60年代，邹衡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殷墟遗址、墓葬出土的陶器和铜器，重新把殷墟文化分为四期七组，并参考各期所包含的甲骨文和铜器铭文初步估计出各期的绝对年代。即：
殷墟文化一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一期以前，或属盘庚、小辛、小乙时代。
殷墟文化二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一、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时代。
殷墟文化三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三、四期，即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代。
殷墟文化四期，约相当于甲骨第五期，即帝乙、帝辛时代。
由于殷墟中发现了大量甲骨文，且这些甲骨文又可以根据商王来区分时期，因此，也就可以依据陶器与甲骨文的共生关系来确定殷墟各期的文化。
经“工程”专家组14C测年，殷墟文化四期年代跨度为，最早为公元前1370年，最晚为公元前1036年。“工程”专家组人员对武丁王元年已研究出结果，确定为公元前1250年。考虑到盘庚、小辛、小乙一代三王总年数合理性，“工程”专家组认为以253年说较妥。
由周武王克商（伐纣）的1046年上推253年，则盘庚迁殷当在公元前1298年。为取便于记忆和计算的整数，定为公元前1300年。
接下来要叙述的，就是在“工程”中处于大厦基石地位的、至关重要的武王克商（伐纣）之年是如何推算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