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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文化遗址，是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1959年发现的。关于夏王朝是否存在的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史学界争论颇为激烈。“疑古派”学者代表如顾颉刚等人，公开放言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夏朝”根本不存在，而被吹得神乎其神、“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治水官员兼专家大禹，其实“是一条虫虫”，整个夏朝、商朝甚至西周早期，都不过是“史影里的传说”，根本不能相信。
就在“疑古派”兴风作浪，制造的“传说”理论“几乎笼罩了全中国的历史界”的关键时刻，以徐旭生为代表的鸿学硕儒，处乱不惊，起而反击，并明确指出：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口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在古文献中保存有古代传说，而在当时尚未能用文字把它直接记录下来的史料，用这种史料所记述的时代，就叫作“传说时代”。中国的传说时代，上限尚不可定，或自炎黄时期，下限暂定在商代盘庚王迁殷以前。对“传说时代”史料的研究，首先应当对神话与传说认识清楚并加以区分——尽管两者之间相近，颇难截然分离，但绝不能混为一谈。
为此，徐旭生首次提出考古界要勇于探索夏文化，拿出切实的证据，并提出指导性意见：首先要明确“夏文化”一词包括两个含义，即夏族文化与夏代文化。两者既有区别，又有十分密切的联系。如果指前者，它的地域范围很有限，年代则包括禹以前，桀之后；如果指后者，它的地域范围较广，年代则始于禹，终于桀。文献中关于夏人活动区域的传说，是探索夏文化的重要材料。
正是怀揣打破“疑古派”笼罩、重建中华文明自信的学术理想，徐旭生不顾72岁高龄，开始了豫西之行，最终发现了举世闻名的二里头夏代帝王之都遗址。
很快，国家组织考古人员进行发掘，现在仍在发掘中。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青铜器、玉器、陶器等器物，以及几处宏大的建筑遗迹。部分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就是夏都斟鄩。
经“断代工程”使用14C测年，二里头遗址的年代范围是公元前1880年至公元前1521年，从兴到废，时间跨度为359年。
二里头遗址由兴到废的历史长度，与文献记载的、已被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采用的夏代积年471年之说，尚有110多年的差距。有学者认为，二里头遗址揭示的文化，只是“后羿代夏”这一事件引起的夏代中晚期的夏文化，而非早期的夏文化，早期文化只能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去寻找，才可能见到曙光。
根据文献记载，河南嵩山南北地区是夏人立国前后的主要活动区域，传说中的禹之居阳城、启之都阳翟、太康之都斟鄩，就在嵩山南北的登封、禹州、巩义境内。因此，嵩山南北地区的河南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是探索夏文化上限的主要对象。工程专家组对二里头遗址的测年结果似早有预料，并决定对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和14C检测。
通过对豫西地区禹县瓦店、登封王城岗、新砦等遗址的田野发掘，证明新砦文化二期上接龙山文化晚期（新砦一期），下连二里头文化一期，正填补龙山与二里头文化中间段的空白。经14C测年，整个龙山文化晚期到二里头文化的年代跨度上、下限，为公元前2190年至公元前1521年，总积年为669年。
有了这两组数字做参照，接下来是最后一项——有关夏代天文记录的推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