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龙山—殷商

1931年，殷墟开始进行第四次和第五次发掘。此时的发掘队员增加了一批朝气蓬勃的年轻学者。在李济具体指导下，有计划地将殷墟分为五个区，每区由一位受过训练且有经验的考古学家指导发掘。就在这两次发掘中，考古人员从实践中摸索出辨认版筑夯土的规律，这一点对于古代建筑多是夯土结构，而不是砖石结构的中国考古极其重要，对后来的中国考古学发展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发掘的五个区中，最令人瞩目也最让后代考古学者称道的是后岗村的发掘。这个工地的主持者是杰出的考古学家梁思永。

梁思永是中国近代史上风云人物梁启超的次子，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然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夏季于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后归国，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同年秋，赴黑龙江发掘昂昂溪遗址。其间，转道通辽入热河进行考古调查。1931年春将黑龙江昂昂溪发掘报告写成后，赴安阳殷墟主持后岗区的发掘。

由于梁思永是真正受过考古学训练的学者，在田野考古发掘中，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技术，都比其他学者更胜一筹。发掘中，梁思永采用了西方最先进的科学考古方法，按照土质、土色、包含物来划分文化层，成功地区别出不同时代的古文化堆积——这便是中国考古史上著名的“后岗三叠层”，即“小屯、龙山和仰韶三种文化的堆积关系”。

这个方法一直被后来的考古学者当作圭臬沿用至今，其意义的重大已超出了殷墟发掘本身，它使中国考古学与古史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就中国的田野考古发掘而言，梁思永是当之无愧的一代宗师。

1931年那个明媚的春天，梁思永于殷墟后岗主持发掘时，首次在中国大地上运用标准的考古学手段，依照后岗遗址不同文化堆积的不同土色，对地层进行划分，以超凡卓绝的天才，发现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以一定的顺序叠压在大地深处，安然地度过了几千年人类的生命年轮。这个重大发现，令以梁思永为代表的考古学家想起了安特生搞出的那个“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悬案。

很明显，彩陶文化代表着安特生在河南渑池发现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着山东章丘城子崖的龙山文化？带着这个疑问，梁思永在接替李济主持城子崖发掘时，将殷墟和城子崖两地的黑陶文化做了比较，发现两者基本相同。

当他回到安阳殷墟后，在以后的几次发掘中，于殷墟同乐寨又发现了纯粹的黑陶文化遗址。

这个发现使梁思永坚信，后岗的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商文化三叠层，是按先后存在的时间顺序自然形成的。也就是说，先有仰韶文化，再有龙山文化，再有殷商文化。后岗三叠层的划分，成功地构筑了中国古文明发展史的基本时间框架，使死去的文明转世还魂，使干涸的历史长河重新流动起来，形成了一条清晰的人类文化发展史的大动脉。此举正如李济所言：城子崖的发掘使“小屯与仰韶的关系问题，渐次扩大为小屯、仰韶与龙山（城子崖）的关系问题”。而后岗三叠层的发现与确认：“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这一发现，为推翻安特生“中国文化西来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当然，梁思永首次提出的仰韶—龙山—商文化的承接性历史框架，解决了中国文明史重大旧问题的同时，也滋生了许多新的问题，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这三个独立的文化系统并非紧密相连，环环相扣，中间尚有大的缺环和空隙，那么什么样的文化能连接和填补这些缺环与空隙呢？

1932年春，安阳殷墟进行第六次发掘，考古人员很快发现了殷墟宫殿基址。这个发现，无疑较单纯地发现甲骨更具科学考古价值。因为有了宫殿的出现，就进一步证明殷墟作为都城的可能性，这是甲骨文发现之后，又一个破天荒的突破。

从这次发掘开始，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由单纯寻求甲骨和器物，渐渐转变到揭示和研究宫殿基址上来。由于这些宫殿是在很长时期内陆续建造而成，旧的毁弃后新的又得以重建，前后交叠，已看不清原来的布局。随着发掘探沟与探方的展开，殷墟的神秘面纱才被一层层揭开。

1932年秋到1934年春，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郭宝钧等学者，又在殷墟进行了第七、八、九次发掘。这时考古学家的目光转向洹河北岸侯家庄的西北岗，并在这一带找到了梦寐以求的王陵区，而商王陵之所在从未见诸史书记载。

1934年秋到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发掘对已发现的王陵迹象紧追不舍，继续扩大战果。这时胸有成竹的考古学家们已经不再是局部试探，而是拥有了大面积揭露的胆魄，每天用工最多达到了500人。一连发掘了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围的1200多座小墓和祭祀坑。发掘的大墓规模宏伟，虽经盗掘，丰富的出土文物仍举世震惊。

1936年，继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的第十三次发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发掘，在寻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著名的编号为127号商代灰坑中，共发现带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块是未破损的整版甲骨。这一重大发现令学者们欣喜若狂，不仅因为发现带字甲骨数量惊人，更重要的在于整版甲骨往往刻有多组卜辞，这对于研究各组卜辞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说明相互之间有某种内在联系，比起零星出土的传世甲骨残片，在学术价值上显然更高一筹。

1937年春，考古学家石璋如主持了殷墟的第十五次发掘。到夏季，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殷墟发掘至此停止。

自1928年起至1937年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人员于10年间在河南安阳殷墟陆续进行了15次发掘，共获得甲骨24794片，虽然数量仍然和殷墟发掘前期流散于社会者不能匹敌，但由于是科学发掘所获，与前者相比就具有大不相同的价值。

安阳殷墟所经历的10个年头的发掘，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家按照科学的方法进行的。在当时社会环境极不安定、土匪肆虐横行、发掘工作时常需要武装士兵保卫的恶劣政治环境中，殷墟发掘仍然取得了极为辉煌的成果，中国古史上伟大的商代文明由此显耀于世，并为全世界人类所广泛瞩目。

殷墟15次发掘的大部分文物、资料，于1948年底随史语所人员运到了台湾，存放于台北南港“中研院”史语所文物陈列室。从此，殷墟的资料和研究人员天各一方，难以团聚。后来，在中国台湾的殷墟发掘资料由李济、董作宾、石璋如、高去寻等主持整理，先后出版了《小屯》《侯家庄》等多卷本考古报告集。

1950年始，殷墟重新恢复了系统的科学发掘，著名考古学家郭宝钧主持发掘了王陵区内著名的武官村大墓。随后，新组建的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划归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安阳建立了考古工作站。在30平方公里的殷墟保护区范围内，田野考古勘探和发掘工作一直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每隔几年，就会有新的成果出现，并最终在洹河北岸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的都城，实现了殷墟发掘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殷墟从发掘之初，就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商代社会的存在和文化的高度繁盛。诚如李济所言：“随着安阳发现的公开，那些疑古派也就不再发表某些最激烈的胡话了……安阳发掘的结果，使这一代的中国历史学家对大量的早期文献，特别是对司马迁《史记》中资料的高度可靠性恢复了信心。在满怀热情和坚毅勇敢地从事任何这样一种研究工作之前，恢复这种对历史古籍的信心是必需的。”

或许，正是怀有这样一种信心，商代前期的都城又一次浮出地面。 ais1laDGa8qqFa2ECFV16oKTu26E5LpT3ak7kcW8KNBUlaV4qt5d3RyyGcuhAO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