撞开殷商王朝的大门

随着甲骨出土地点被确认，以及甲骨文研究的深入，对甲骨文所在时代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楚了。罗振玉修正了自己之前认为甲骨是“夏殷之龟”的观点，而确认为是商代之物。

也就在这一年，罗振玉应日本学者答林泰辅约请，写了著名的《殷商贞卜文字考》一书。此时的他已释读出一定数量的甲骨文单字，并“于刻辞中得殷帝王名谥十余，乃恍然悟此卜辞者，实为殷室王朝之遗物”。在这部著作的“序”中，罗振玉进一步考证小屯村为“武乙之墟”。

1911年2月，罗振玉委托他的弟弟罗振常到河南安阳访求甲骨，罗振常不负所望，在安阳小屯逗留了50天，不仅弄清了甲骨所出地的准确位置，而且搜求甲骨1.2万多片，分两次通过火车运往北京。

1914年，罗振玉通过对大量甲骨的进一步研究，从《史记·项羽本纪》“洹水南殷墟上”记载中得到启示，认为此地为“武乙之都”，并在新著《殷墟书契考释·自序》中又确定了小屯为“洹水故墟，旧称宣甲，今证之卜辞，则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时的都城。这个考释，无论是当时还是之后，都被学术界认为是一项了不起的具有开创性的重大学术研究成果。

1916年3月30日，从日本归国的罗振玉由上海赶赴安阳做实地考察，从其后来的著作《五十日梦痕录》中可以看到，罗振玉上午9点左右到达安阳并住进入和客栈，吃完饭，立即找了一辆车子去小屯。他在出土甲骨最多的地方做了实地考察后，还顺手捡了一块古兽骨和一捧无字甲骨——这是甲骨学者第一次将足迹印在古老的殷墟之上。有了现场勘察的实践经验与历史记载的沟通，甲骨文的释读开始有了突破性进展。

罗振玉回京之后，学者们不仅通过古董商，而且派人直接去安阳小屯收集甲骨，从而减少了甲骨资料的损失，并扩大了对甲骨文的搜求。

罗振玉除了考证其地为殷代晚期都城外，还将甲骨文中的人名与《史记·殷本纪》中的商王名做比较，发现其中大部分相同。他在1915年发表、1927年增订的《殷墟书契考释》一书中，总共释读了561个甲骨文单字，指出商王名号22个，外加示壬、示癸两个先公名号，并发现了王亥之名，这项成果成为他对甲骨学和殷商考古研究的重大贡献之一。

在此基础上，罗振玉还开始注意对整条甲骨文卜辞的通读，并提出了著名的“由许书（指许慎的《说文解字》）以上溯古金文，由金文以上窥卜辞”的治学方法。这个方法成为后来甲骨文研究者的重要法宝。罗振玉从1906年开始广泛地购藏甲骨，直到1940年去世，先后收藏甲骨达3万多片，并加以刊布和研究。由他编著的《殷墟书契前编》以及后来的《殷墟书契后编》《殷墟书契续编》和《殷墟书契菁华》，是殷墟正式发掘前零星出土甲骨的重要集录。正如甲骨学者王宇信所言，罗振玉的研究成果，“为有清一代‘小学’之一总结，它标志着以《说文》为中心的‘小学’的结束，代表着一个以地下出土的古文字资料为研究中心的新学科正在升起，并为后来甲骨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着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

如果说罗振玉通过对甲骨文的释读和研究使殷商的历史之门显出了一道缝隙，让学界同人得以窥视庙堂之间的些许影像，那么，王国维则把这扇封闭了3000年的殷商王朝的历史之门彻底撞开了。

王国维，字静安，号礼堂，又号观堂。1877年出生于浙江海宁。他7岁入私塾就读，16岁考取秀才。1898年2月，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在《时务报》谋求了一份司书、校对的差事。

在上海期间，王国维结识了罗振玉，不久即到罗振玉所办的“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并于1900年去日本留学，由此扩大了他学习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眼界，罗、王的师生加兄弟之谊因此建立。1906年，罗振玉奉学部之命北调京师，王国维与之同行，其后的8年，罗、王两人几乎形影不离。在此期间，王国维曾出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身边的“南书房行走”等职。

王国维早年对学术研究的兴趣相当广泛，自1902年在南洋公学虹口分校任职时起，便开始研究西方哲学，主攻康德、叔本华等德国哲学，并努力将学到的新思想用于总结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从王国维留给后人的《观堂集林》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对哲学，而且对文学、诗词、戏曲等都做过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他撰写的《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宋元戏曲史》等都是盛极一时、颇有影响的学术著作。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宣告灭亡。不久，王国维随罗振玉携家眷东渡日本京都避居。在此期间，王国维开始了研究古文字尤其是甲骨文的学术生涯。由于有深厚的国学根基和自身的勤奋学习，以及缜密严谨的逻辑思维和论证方法，加上罗振玉有针对性地给予指导，同时又有罗振玉所藏的大量图书资料、甲骨文字、古器物及其拓片可以利用，所以在京都的几年间，王国维在古文字特别是甲骨文的研究上突飞猛进，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他日后的顶峰之作铺平了道路。

1916年，王国维从日本京都归国，受聘为上海仓圣明智大学教授，主编《学术丛编》，并继续从事甲骨文字、金文及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研究。1917年2月，王国维撰成盖世名篇《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同年4月，又撰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

在此之前，尽管罗振玉于1915年刊行的《殷墟书契考释》，已指出了卜辞中商王名号22个并发现了王亥之名，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对整个商王室世系从整体上加以研究，也未能找出其他资料加以论证，从而使殷代王室世系真正被确认下来。这个遗憾和空白最终由王国维在《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中予以填补并发扬光大。

王国维首先突破了罗振玉的局限和框框，将卜辞对照的文献范围，由《史记》一书扩大到《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世本》《吕氏春秋》等古代文献，并扩大到铜器铭文的范围之中。这种研究思路和方法，使他成功地发现了《史记》中误记或以通假字记载的一些殷商先公先王名号。在这两篇论文中，王国维从卜辞中考定殷代先公先王帝喾、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示壬、示癸、大乙、羊甲等13人的姓名及前后顺序，证实了历史记载的殷代王室世系的可靠性。

正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当《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稿初成之后，王国维即寄给罗振玉，请其斧正。罗振玉读罢，神情为之大振，惊为旷世之作。他在给王国维的回信中写道：“昨日下午邮局送到大稿，灯下读一过，欣快无似。弟自去冬病胃，闷损已数月，披览来编，积疴若失。忆自卜辞初出洹阴，弟一见以为奇宝，而考释之事，未敢自任，研究十年，始稍稍能贯通，往者写定考释，尚未能自慊，因知继我者必在先生，不谓捷悟遂至此也……”从信中可见，罗振玉惊喜之情溢于言表，而王国维得到复信后，同样是“开缄狂喜”。

经过王国维研究考订，商代先公先王的名号和世系基本得到了确认，并在整体上建立了殷商历史的体系。因此，王国维登上了甲骨学研究的高峰，其所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被誉为自甲骨文发现19年来最具重大价值的学术论文，为甲骨学的研究和发展做出了划时代贡献。

甲骨文的研究虽不是自王国维肇始，但利用考古学上的新材料与旧文献的记载进行比较研究，相互验证，即用地下文物和文献相互印证的“二重证据”法，阐明殷商历史的真相，走上科学治史的道路，则由王国维启之。正是有了王国维这位旷世奇才的开创性功绩，殷商历史的大门才轰然洞开，湮没3000年的秘密得以揭开，从而直接引发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为可靠的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

当年王国维曾用宋代晏殊、柳永、辛弃疾等人的词句，来表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须经过的三种境界，即“‘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正是王国维在学术和人生之路上的追求。

关于王国维的功绩，正如另一位甲骨学研究大师郭沫若所做的评价：“卜辞的研究，要感谢王国维。是他，首先由卜辞中把殷代的先公先王剔发了出来，使《史记·殷本纪》和《帝王世纪》等书所传的殷代王统得到了物证，并且改正了它们的讹传。”从而“抉发了3000年来久被埋没的秘密。我们要说殷墟的发现是新史学的开端，王国维的业绩，是新史学的开山。那样评价是不算过分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疑古风潮大行其道的当时，王国维能以充分的证据证明司马迁的《史记·殷本纪》确是一部信史，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由疑古派造成的古史空白。由此可见存于周秦之间的古代传说，并不是毫无根据。 LGq1twHgPlnWlq+gyYRF2VvjnU8LVaPxT9wBac9i0IyRehVlzuAI97gQmUqX1g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