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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懿荣在得到甲骨并发现了上面的文字后，是如何鉴别“审定为殷商古物”的，后人难以知晓。有人撰文说王懿荣是受《尚书·多士》篇中“惟殷先人，有典有册”的启示，并结合对周代青铜器上的篆籀文字研究而得出的结论。这个说法是否符合事实尚难确定，但有一点却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王懿荣以及后来的甲骨文研究者，都普遍具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即对中国古文献的博学和音韵、训诂等方面的精深造诣，而这些正是甲骨文学者们取得成功的前提。正如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后来所说：“在智力的发展中，都有其特定的阶段，并遵循着某种规律性。19世纪末甲骨文被认为是一个重大发现，这个发现与其说是偶然的，还不如说是学者们不断努力的结果。1899年发生的事是有长期的学术准备的。”斯言甚是。
甲骨文被确认之后，震惊了国内外学术界，王懿荣不仅是确认甲骨文的学术价值，并定为商代文字的第一人，也是大量收集、珍藏甲骨文的第一人。他开甲骨文研究的先河，也拉开了商代历史研究、确认的序幕。
然而，就在甲骨文发现的第二年，王懿荣搜求千余片甲骨，准备着手深入研究之时，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时为国子监祭酒兼京师团练大臣的王懿荣面对侵略者的烧杀抢掠和清王朝的腐败无能，自感无力回天，愤而投井自尽。
王懿荣与他刚刚开始的新事业诀别了，甲骨文研究的命运也面临着是生还是灭的又一轮抉择。所幸的是，由于刘鹗的及时出现，才使甲骨文研究的历史按照王懿荣的愿望走了下去。
刘鹗，字铁云，江苏丹徒人。曾以所著《老残游记》闻名于世。早年的刘鹗精算学、水利，又懂医术，性嗜金石、碑帖、字画及善本书籍。曾在上海行医，后弃医经商，但尽蚀其本。光绪十四年（1888年）黄河于郑州决口，著名金石学家、河督吴大澂率民众治理，但久不奏效。第二年，刘鹗投效于吴大澂的门下，决心以己之长治理黄河。由于刘鹗的积极参与，泛滥成灾的黄河郑州段得到了有效的治理，刘鹗本人因治河有功，被朝廷任命为山东黄河下游提调，相当于知府的官衔，从此声誉大起。
王懿荣发现甲骨文的时候，刘鹗正在北京候补知府。他是吴大澂的学生，也涉猎于金石学，与王懿荣经常往来，后来成为至交密友。王懿荣殉难后，他极为悲伤。当时王家为了还债，就把王懿荣生前收藏的甲骨大部分折价转让给了刘鹗。
自得到王懿荣遗留的甲骨之后，刘鹗开始广泛搜求甲骨，他委托一位古董商奔走在昔日的“齐鲁、赵魏之乡”，用了约一年的时间，收集到约3000片，另外又派自己的儿子到河南一带去收购甲骨，不长的时间就收集了近5000片。
刘鹗收购甲骨，当然不是为了单纯的收藏和把玩，其根本目的是学术研究。1903年，他将自己收集到的甲骨进行整理分类，拓印了1058片，分成6册，以“抱残守缺斋”的名义拓印，从而出版了中国第一部甲骨文的书籍——《铁云藏龟》。从后来的情况看，此书虽然印刷不够精细，拓本也有些漫漶不清，但它毕竟为中国的甲骨文研究提供了第一部书面资料，更重要的是为甲骨文研究者开阔了视野，开创了奠基性的学术道路。同时，也标志着甲骨文研究开始从以收藏为主的书斋走向更加广阔的社会。
图2-10 刘鹗《铁云藏龟》一书的首页
在刘鹗开始搜求甲骨时，就很想知道甲骨的出土地点，因为只有搞清楚这些古物的出土地，才能最终揭开甲骨文字的奥秘。但收购甲骨的古董商人唯利是图，唯恐将甲骨的出土地泄露后断了自己的财路，便谎称甲骨的出土地点为河南汤阴或汲县，对真正的产地安阳却守口如瓶，从不泄露半字。在当时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情况下，古董商的谎言使甲骨收藏者信以为真，王懿荣至死也没有弄清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点，并有“河南汤阴、安阳，不甚具体”的感慨。而天资聪颖过人的刘鹗也对古董商人的谎言深信不疑，在其发表的专著中称甲骨的出土地为“河南汤阴县之牖里城”。
《铁云藏龟》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反响，收购和研究甲骨成为一时风尚，流风所及，刘鹗的“汤阴说”成为甲骨出土地的主要依据，这个说法不仅误导了中国人，就连日本人也受到了蒙蔽。但假的毕竟是假的，伪装总要剥去，狡猾的古董商人编织的谎言最终被戳穿，而戳穿这个谎言的不是别人，正是商人们自己。在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的劝诱下，古董商人终于吐露了真言。
罗振玉，字叔蕴，号雪堂，浙江上虞人。曾做过清朝学部参事官、京师大学堂农科监督等官。他精通国学，后来与日本和欧美的汉学家有不同程度的交往，使他在金石学、文字学、文献学等方面都成为不可多得的集大成者，是中国近代学术史具有重大影响的学者之一。当然，一般人对他的认识，更多的是从末代皇帝溥仪《我的前半生》中，他为清王室复辟忠诚而执着的努力中得知的。
罗振玉年轻时在刘鹗家当过家庭教师，以致后来他把长女罗孝则嫁给了刘鹗的儿子刘大绅。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关系，罗振玉才得以于1902年某日在刘鹗家中见到了从王懿荣府中转购来的甲骨。出于学术上的远见卓识和超前的思想意识，罗振玉极力鼓舞刘鹗将其所藏甲骨拓印出版，并亲自为其所藏甲骨文进行墨拓。他曾满怀感慨地说：“汉以来小学家若张、杜、杨、许诸儒所不得见也。今山川效灵，三千年而一泄其密，且适我之生，所以谋流传而悠远之，我之责也。”
在罗振玉的鼓动和亲自示范下，刘鹗的《铁云藏龟》才得以拓印出版。付印之时，罗振玉还专门写了一篇序言，认为，甲骨上的文字与篆书“大异”，其为史籀以前之古文字无疑。为此，“龟与骨乃夏商而非周之确证”。
《铁云藏龟》的出版，使甲骨文由“古董”一跃而变为可资研究的重要历史史料。可以说，刘鹗在甲骨学研究史上的功绩，与罗振玉的提示及帮助是分不开的。
罗振玉接触到甲骨文后，对于出土地点也轻信了古董商的谎言，认为在河南汲县和汤阴一带。由于没有弄清甲骨的真正出土地，研究受到了很大局限，并出现指导思想上的某些混乱。罗振玉在1903年还认为甲骨文是“夏殷之龟”，把此种文字的时代确定为夏、商两代。直到1908年，罗振玉经多方探寻，才得知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在河南安阳的小屯村，正如他在后来的著述《殷墟古器物图录》的序言中所说：“光绪戊申予既访知贞卜文字出土之地为洹滨之小屯。”1910年，罗振玉再次询问来自河南的古董商，进一步证实了甲骨的出土地“在安阳西五里之小屯而非汤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