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都城在何处？

1959年春夏之交，已是72岁高龄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徐旭生带着助手来到豫西，对文献记载中的“夏墟”展开调查，从而拉开了实质性田野探索夏文化的序幕。

传统文献中，关于夏人活动区域的传说很多，总而析之，夏民族主要活动区域分布在晋南平原，汾、浍、涑水流域；洛阳平原，伊、洛、颍水流域；以及关中平原三个大区。徐旭生此行，选择了最有可能捕捉到历史信息的豫西作考察的首区。徐氏一行数人，在豫西这个既定圈子里来往穿行，每日步行20多公里，每当遇到大雨连绵，鞋子陷进泥中行走不便，徐旭生便干脆将鞋子背在肩上，光脚在泥泞中前行，分别对河南省登封县的八方、石羊关，禹县的阎寨、谷水河等古文化遗迹做了田野调查。

有一日，徐旭生和助手途经偃师县，准备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阳考古工作站落脚时，路过洛河边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子。徐旭生发现此处有些异常，便停下来四处转悠，以寻找心目中的东西。当他在村外转了半圈后，有一个正在田地里劳动的农民感到奇怪，以为他丢了什么东西，便主动向前询问。

这一问，徐旭生乐了，他幽默地说：“丢了一件大东西，是一座城，几千年的一座城。”

农民不解，徐旭生解释说：“我是搞考古调查的，想在这一带看看有没有古代留下的陶片什么的。”

农民听罢，不以为意地说：“陶片，我们这里多的是呢，还有完整的陶罐、陶盆，都是搞水利建设挖出来的。”

徐旭生大为惊喜，急忙对农民说：“好兄弟，你说的地方在哪里，能带我去看看吗？”

“中！”农民爽快地答应着，领徐旭生到了村东的一片田野。果然，徐旭生在这里发现了许多陶片，并且还捡到了一件完整的陶器。从遗留的陶片以及陶器的花纹、质地等特点判断，这是一处规模甚大的古文化遗址。

徐旭生对二里头遗址做了初步判断，立即回到中科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将调查的情况告知了工作站的赵芝荃等人。大家一听很是振奋，决定第二天由工作站站长赵芝荃带领几名考古人员，随徐旭生赴二里头做进一步调查。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县城西南约9公里处，西近洛阳城。就其位置而言，它南临古洛河及伊河而望嵩岳、太室、少室山，北依邙山而背黄河，东有成皋之险，西有函谷崤函之固。其所处的河洛地带自古被称为中土、土中、地中，并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和“万方辐辏”之誉。传说自伏羲至周成王各代圣王皆在河洛地带膺图受瑞，并有“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的记载。由于武王曾在此处廷告于天：“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义民。”因而这里也是本来意义的中国。后来周公遵武王旨意在此营建洛邑作成王之都。

当赵芝荃等人随徐旭生来到二里头村外时，当地农民仍在田野里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他们一行人来到农民们正在挖掘的一个水塘边，发现遍地都是挖出的陶片。待他们进入水塘的台阶，又看到塘壁上布满了陶器的碎片，用手轻轻一摸，这些碎陶片便“哗啦哗啦”地跌落下来。这个情景让赵芝荃等人兴奋异常，在以往的考古调查中，没遇到过这般激动人心的场面。如此丰富的文化堆积，如果不是古代的都城遗址，那又是什么？

离开水塘之后，徐旭生等人又在二里头村的四周做了详细调查，估计此遗址范围东西长3公里至3.5公里，南北约1.5公里。从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以及发现的遗迹、遗物看，这里有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帝都。

按照徐旭生在后来发表的调查报告中所言，他认为这里应是商汤时代的都城“西亳”。从文献方面做了论证后，徐旭生又补充道：“此次我们看见此遗址颇广大，但未追求四至，如果乡人所说不虚，那在当时实为一大都会，为商汤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

尽管当时徐旭生对这处遗址做出的判断后来证明有误，但由于他的首次发现和随之而来的数十次发掘，使二里头成为国内外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古文化遗址之一。它不仅成为学者们探索夏史和夏文化的关键所在，也成为探讨中国国家和文明起源无法绕开的圣地。

鉴于二里头遗址在考古学上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和学术价值，赵芝荃等人回到洛阳工作站之后，很快向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打报告，请求率部移师对二里头遗址进行发掘。此后不久，河南省文管会也得知了二里头发现重大遗址的消息，并决定派队前往发掘。于是，1959年秋，得到批准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洛阳工作站以赵芝荃为首的十余人与河南省文管会派出的一个专门由女性组成的“刘胡兰小组”，几乎同时进驻二里头遗址展开发掘。

1960年，河南省派出的“刘胡兰小组”撤出了发掘工地。整个二里头遗址在以后的若干年内，只有中科院考古所下属的二里头工作队进行发掘。

经过半年多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已出现了考古学界所期望的曙光。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组夯土基址，夯土眼很明显，其中北面的一处基址长、宽各约100米，是这组建筑的主要部分。通过仔细辨别，可以肯定发现的就是一处宫殿基址。结合此前在四周发现的相当数量的房基、窖穴、灰坑、水井、窑址以及铸铜陶范、石料、骨料等遗迹、遗物推断，二里头遗址确实具有古代早期都邑的规模。一时间，二里头遗址发现宫殿的消息迅速在学术界传开并引起震动。

此后，在40多年的时间里，在赵芝荃、方酉生、殷玮璋、郑振香、高天麟、郑光、杜金鹏、张立东、许宏等几十位考古学家的不断努力下，二里头遗址的文化面貌基本揭示出来。“所知范围总面积约3平方公里，文化堆积甚厚，内涵十分丰富。”遗址的文化延续时间经历了相当长的岁月，粗略估计前后400多年。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在遗址中部发现的被称为第一、第二号两座宫殿基址，规模宏伟，气势壮观，颇有王者气象，“其平面安排开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仅从台基的面积来看，甚至可以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匹敌。如此规模庞大的宫殿基址，考古学家前后花费了20多年的时间，才使其完整地重见天日。经研究者推断，这两座宫殿都属于二里头文化三期，在这一时期中，二里头文化进入了它最繁荣辉煌的鼎盛时代。

二里头遗址的发掘，除大型宫殿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玉器、铜器和陶器。其玉器多为圭、璋、戈等礼器，这些礼器在整个玉器和礼器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开拓作用。而出土的青铜容器和武器形状之独特，皆为中国首次发现。尤其是镶嵌绿松石的铜牌饰种类繁多，其选料之精、制作技术之高超、纹饰之精美，在整个商代考古史上从未有其先例，堪称国之重宝。

很明显，从二里头遗址发掘的规模、等级、规格乃至气势来看，这里曾经存在过都城已成定论。但有些遗憾的是，考古人员历40年的发掘，踏遍了遗址的四周，居然没有发现城墙，甚至连壕沟也没有发现，于是，有人认为这是一座无城之都。

由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所以关于它的时代、文化性质、遗址性质等问题备受学术界关注。

1962年，考古学大师夏鼐把此类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类型文化”，之后又根据新的发掘进展，将这一文化遗存命名为“二里头文化”，这一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更加突出了二里头遗址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从此二里头遗址的影响更为提高和扩大，二里头文化成为考古学上一个十分重要的文化概念。

随着二里头遗址蜚声中外，这个遗址的时代和具体是历史上哪个帝王所在都城的问题，成为学术界争论的焦点，导致学术界对夏文化探索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有的认为是商都，有的认为是夏都，有的认为是一半是夏、一半是商，有的认为少量是夏、多半属商或商都。各种观点、各种主张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经二里头一、二、三、四期，到郑州商城文化之前，每两者之间都有人试图切上一刀，以作为夏、商的分界。从每一位操刀切割者的主张和观点来看，似乎都有自己的道理。

此一争论持续三十多年未有结论，成为考古、历史学界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案，直到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开始之后，方得到基本解决——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某个王的都城。至于是否夏都斟鄩，还有待进一步考证。此为后话。

接下来，简略叙述夏朝之后的商朝，以及与商朝甲骨文发现与历史嬗变之谜。 oK+BrEQpz/eiIvBiqKKl4CKAt/XaLuPRZvqKGwS5BBOCspCdLfMivf8pUacqNo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