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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夏天，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研究生吴金鼎，遵照此前的导师、考古人类学家李济的教导，借暑假的机会到济南四周进行考古调查。吴是山东安丘万戈庄人，早年就读于齐鲁大学，对齐鲁大地一往情深，很想找机会寻求故乡文明之根。这个暑假正是实现导师嘱托的难得的机会。
吴金鼎提着考古探铲出了济南城，向平陵故城和历城县龙山镇一带走去。当他来到一个叫城子崖的地方时，发现河边有一台地，台地不大，平面呈方形，西边与南边高出地面3米至5米。远远望去，很像一座古城残废的城垣，路沟边断崖的横截面，在阳光照耀下闪闪烁烁，一条数十米的古文化层带向远方延伸，文化堆积清晰可见。经仔细观察，断崖上有残存的灰土和陶片，这个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
此后，吴金鼎先后5次到城子崖实地考察，特别对文化层堆积较厚的城垣之西、南两面断崖仔细观测，在城子崖下层发现了一种非瓷非釉、光洁美丽的黑色陶片。颇有意味的是，这种陶片总是与石器、骨器一同出土。此一非同寻常的现象，无疑向吴金鼎昭示，这是一处极其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地下埋藏着华夏民族的巨大隐秘。
吴金鼎不敢大意，很快写信将这一调查情况向他的老师、正在河南安阳殷墟率队进行田野发掘的李济做了汇报。李济闻讯，与甲骨学家董作宾一起赴山东章丘县龙山镇对遗址做了复查，认为吴金鼎所言极是。
在此之前，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尹达等中国考古学家，对安特生提出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并不认同，只是苦于没有切实的证据加以推翻，想不到吴金鼎突然在黄河下游发现了完全不同于仰韶文化的黑陶，这是否属于一种新的文化？这个文化难道也是从西方传来的吗？如果不是，又如何解释？正是怀着对“中国文化西来说”不服气的心理，李济毅然做出了这个决定：实施发掘，收获一定不小，极有可能挑战或推翻安特生的“西来说”。
在得到自己服务的学术机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同意和支持之后，李济迅速调集安阳殷墟发掘的大部分人马，挥师城子崖，开始了中国考古学史上又一个极具学术意义的重大遗址发掘。
李济率领考古队来到济南，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当地以合作的方式共同对城子崖进行发掘。这一方式得到了山东省政府的大力支持，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亲自为考古发掘队筹集发掘经费，解决发掘中的困难。在各方努力下，城子崖遗址于1928年11月开始首次发掘。1931年，由另一位考古学家梁思永接替李济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收获超出想象。
城子崖遗址中所出土的文物与仰韶文化风格迥异，其中发现最多的黑陶和灰陶器具，几乎完全不同于河南、甘肃的彩陶，器型也没有相同之处。而城子崖最具特征的“蛋壳陶”，通体漆黑光亮，薄如蛋壳，其制作工艺已达到了新石器时代的顶峰，并作为一种文化标志——黑陶文化，成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绝响。
图2-2 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高柄蛋壳陶
图2-3 城子崖遗址出土的龙山文化陶鬶
除此之外，城子崖遗址还首次发现了新石器时代与殷墟文化有着某种关联的卜骨和长450米、宽390米、基址10米的版筑夯土城墙。这一发现，正如李济所言：“替中国文化源始问题的讨论找到了一个新的端绪”，“将成为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为学者们寻找商文化前身夏文化增强了信心。
后来，由傅斯年、李济、梁思永等著名学者编写的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公之于世，并认定叠压于东周文化层之下的遗存属新石器时代。由于城子崖遗址在龙山镇，随后将这一文化遗址命名为龙山文化遗址。
就龙山文化的最初命名而言，是泛指以黑陶为特征的史前文化，但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全面展开，这一命名已不适应考古学的发展要求。因为此后不久，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梁思永、尹达等考古人员，又在山东日照县两城镇发现了一个大型遗址，出土了数量巨大的黑陶，与城子崖属于同一时代但又有自身的特点。再之后，考古学家亦在河南、山西、陕西等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具有独特文化面貌的黑陶遗址。
鉴于此，考古学界做出新的规定，凡发现以黑陶为特征的遗存，只要在陶器质地、形制、花纹等方面具有独特的风格，其他方面也与城子崖龙山文化有所不同，则被划分出来，重新进行命名，如山东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陕西龙山文化等。当然，这都是若干年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