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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常会考虑“怎么写”的问题，了解具体可以怎么写之前，我们先在观念上知道该怎么写。目前国内对怎么写的观念认识，哪怕在许多专业人士那里，仍显得不专业。不专业的观念认识，不只误导了许多人的写作，也误导了许多评论家的评判依据。怎么写的问题，牵连到文学表达的实质，为了让你看清这一点，我先讲一个海鸥实验。
英国学者曾做过一个海鸥实验，发现海鸥雏鸟并不认识自己的母亲，只认识母鸟鸟喙上的一道红杠。雏鸟只要啄红杠，母鸟马上会把胃里的食物，反刍给雏鸟。学者拿出画了一道红杠的小木棒，放入雏鸟群，雏鸟的反应并不意外，纷纷去啄木棒上的红杠，因为它们不认识母亲，只认识红杠。学者再拿出画了三道红杠的小木棒，也放入雏鸟群，看它们会选择去啄哪根木棒。结果令学者大吃一惊，雏鸟们全都去啄三道红杠的木棒，完全不理睬一道红杠的木棒。按说一道红杠的木棒，更接近母鸟的鸟喙，雏鸟为何偏选择与鸟喙差别更大的三道红杠木棒？找出缘由的学者，是五十年后的拉玛查教授，他当时想解开早期维纳斯之谜：为何所有早期女神像，都有硕大的胸部、肚子、臀部，却没有手臂，也完全忽略脸部的雕刻？中国早期的地母神，也有类似的特征，雕像着重突出硕大的肚子和臀部。拉玛查从五十年前的海鸥实验，推断出了缘由。他认为，所有动物都有性喜夸大（夸张）的本能，但选择夸大（夸张）什么，取决于生存需要。什么东西对生存重要，它们就选择夸大（夸张）什么。海鸥雏鸟眼里的红杠，是它们的生存保障，饿了啄红杠就有食物，它们便倾向或喜欢更夸张的红杠，即更醒目的三道红杠。拉玛查认为，人脑一样有类似的偏好，即性喜夸大（夸张）对生存重要的特征。早期维纳斯或地母神雕像，起着交感巫术的作用——原始人类十分迷信，他们相信女神雕像能提高部落的生育率，使他们多子多孙。最能体现繁衍生存需要的，当然是女性的生育特征，原始人类便选择夸大维纳斯或地母神雕像的生育特征，比如夸大肚子、臀部等。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原始期的夸大（夸张）本能离开人类了吗？当然没有！乍看希腊时期的女神雕像，不再有大肚子，变得写实，但人类原始的夸大（夸张）本能，仍保有自己的表达形式——为了克服写实的平常，艺术家本能拉长了女神的腿、臂和脖子，使身体比例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理想比例”，同时让女神摆出经过严格设计的夸张动作，即对立平衡的肢体动作，来放大观者的视觉美感。希腊所有伟大的雕塑，都出现在《克里特翁男孩》雕塑之后，佐证了人类本能地不喜欢写实。当希腊人经过数百年努力，雕刻出了完全逼真的人体雕塑《克里特翁男孩》，他们立刻停止了写实努力。与现实人体一模一样的雕塑，令他们觉得乏味、无趣，转而寻求夸张肢体的其他表达方式。目前藏于意大利雷哥市的瑞尔奇双青铜像，就是希腊人放弃写实后的两尊伟大雕塑。雕塑都没有尾椎骨，背部的脊椎凹槽和胸前的凹槽，都是真人不可能拥有的，雕像的腿和臂都比真人长，相邻的两块肌肉，一块紧张一块松弛，是真实人体做不到的……到了今天，我们身上仍背负着性喜夸大（夸张）的本能。比如，当代女性为何会描眉涂唇？为何游戏里的女子，都有夸张的长腿蜂腰？与原始人类一样，仍然是生存需要的体现。进入现代社会，长相好坏会影响生存，长相好看的会获得诸多的生存便利，结果就是，人人都设法夸张与颜值相关的特征，比如涂口红、描眉、抹粉、戴假睫毛、烫发、健身塑形、隆胸整容等等。我去台北时，发现年轻女孩个个都戴假睫毛。看来那古老的夸大（夸张）本能，已经跟随基因，闯入了我们的当代生活，无处不在。
海鸥实验也为我们认识文化，提供了应该尊重的人性法则，它一样会暗中“指导”我们的文学。你想一想，海明威写作《老人与海》时，为何不直接采用原型故事？你去问海明威，他也不一定能回答。但他本能地知道，只有夸张原型故事的某些部分，小说才能变得迷人，惊心动魄。你看，他夸大找大鱼的困难，夸大如何两天两夜才制服大鱼，夸张他与鲨鱼群的搏斗，夸张老人非要把空骨架拖回渔村……现实生活中，哪个渔民会把一副巨大的空骨架，辛辛苦苦从外海拖回岸边？是性喜夸大（夸张）的人类本能，暗中“指导”海明威，如此夸张地改造原型故事。文学写作中的一些方法背后，就隐着人类性喜夸大（夸张）的本能。我来举一些例子。比方说，大家相信“性格决定命运”吗？大家全举手了，看来都相信。这句话乍看确实有道理：性格决定你遇到挑战时会怎么行动，行动当然会有结果，此结果必然决定你的命运。但我想提醒大家，这道理放到文学中能成立，放到现实生活中，就要大打折扣，甚至多数时候会失效。为什么？比如，有人性格暴躁，怒起来会杀人，但他置身现实生活时，就有很多因素阻止他蛮干。首先法律会以无期徒刑或死刑相威慑，令他冷静或三思而行；他的亲朋好友会毫不犹豫劝阻他；家人对他的期待、他对家人的情感依赖、他自身的荣誉感、对生活的眷恋等，都会成为他想蛮干的羁绊；最后就算他真的动手，对手的实力可不像作品中，是可以预先设定的，他能不能战胜对方，还得打个问号。作品中的人物行动时，不需要考虑这些婆婆妈妈的羁绊，或者作家会替人物想出万全之策，绕过法律、感情等羁绊，使人物能心无旁骛地去蛮干。博尔赫斯在《埃玛·宗兹》里，为了使替父报仇的埃玛，杀死老板的同时还能避开法律惩罚，作家替埃玛找到了万全之策：先去码头找水手糟蹋自己，杀死老板再报警，声称老板强奸了自己，她不得已自卫杀了老板。无法做基因检测的年代里，这是绕过法律的万全之策。实际生活中，有太多因素可以阻止“性格决定命运”成立。一旦置身文学作品，作家就可以放开手脚，大刀阔斧清除这些障碍，或找到万全之策，确保“性格决定命运”不失效。清除或避开会打乱这一逻辑链条的全部因素，当然是十分夸张的做法。
还有一种逻辑关联，若赋予生活也会显得夸张，就是大家熟悉的因果律。我用福斯特举过的例子来说明。如果你只是这样讲：国王上午死了，王后下午也死了，晚上宫廷发生了政变。你没有主观推断三件事之间的关系，只是客观讲了三件独立的事，那么读者真的不知道你要表达什么。假如你换个说法：国王上午病死了，王后过于悲痛，下午自杀了，晚上宫廷卫队乘虚政变。你可以看出，后一种说法，引入了因果关系。国王病死是因，王后自杀是果；白天国王和王后双双死去，使宫廷权力出现真空是因，晚上宫廷卫队乘虚政变是果。后一种说法，离不开因果律，原本独立的三件事，通过因果律产生了逻辑关联。你读完后一种说法，不再一头雾水，会不由自主同情国王和王后。如果你打算在实际生活中寻找因果律，你基本要靠主观臆想。就如我前面讲过的，生活是由千千万万的事实构成，你把哪两个事实用因果律联系起来，不可避免要靠主观虚构。比方说，我今天在先锋书店的老钱工作室给大家讲写作课，假如把它看作一个果，可以为它找到唯一的因吗？我试一试，大家就知道了。我今春在先锋书店分享新书时，碰到先锋书店的策划人员，他们与我偶尔聊到上课的事，一拍即合。可以说，若没有那场新书分享会，我就不会来先锋讲课。这么说来，新书分享会是来先锋讲课的因。且慢！去年群学书院与大众书局，合办了我的第二期课，学员爆满，反响甚好，众人就推动我办第三期课。若没有第二期课，我同样不会来先锋讲课。这么说来，第二期课也是来先锋讲课的因。事情并没有完。2017年初夏，青年才俊李子俊认为，我该把写作课推向社会，让更多写作者受益，他愿意牵头做此事。可以说，若没有李子俊前年的提议，也不会有先锋的课。这么说来，李子俊前年的提议也是因。事情还没有完。2011年因两岸作家交流项目，我赴台驻留两个月，其间台湾作家许荣哲邀我到他课上讲写作，回大陆不久，他邀我合作，为台湾写作者开设了三年“小说课”。若没有那次在台北讲写作，一定也不会有先锋的课。这么说来，那次在台北讲课也是因。你看出名堂了吧？要回溯一个结果的肇因，你有太多的选择，并没有想象中的唯一原因。记得我小时很迷茫人的来源，曾把母亲问哑过。我问人怎么来的？她答猿变来的。我问猿怎么来的？她答两栖动物变来的。我问两栖动物怎么来的？她答鱼变来的。我问鱼怎么来的？她答海水变来的。我问海水怎么来的，她只好摇头说不知道。你发现没有？要从结果回溯到最初的原因，就算置身科学也办不到。这样也就明白，当牛顿弄清是万有引力让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他仍无法解释，行星最初的速度靠什么力量获得，他无法用科学回答，只好借助神学，说是上帝推了一把，提出上帝是第一推动力。科学中永远存在第一推动力的问题，你哪怕可以用大爆炸理论解释宇宙的一切，也解释不了宇宙之初为何会有奇点爆炸？奇点从何而来？你的每一次回答，不过将问题往前推移而已，不会让你找到终极原因。回到生活中也一样，你从结果很难推断初始的肇因。比如，你严冬出门游玩，不幸把脚冻伤了，你会说寒冷是“冻伤脚”这一结果的原因。如果你没有出门游玩，脚会冻伤吗？显然，你游玩的念头和冲动，也可以看作脚冻伤的原因。我还可以认为，你防护不当，也是造成脚冻伤的原因。就看你怎么想，怎么去选择那些可能关联的事物。人们为了不让自己迷茫，常会凭一己之印象，挑选一个事物作为肇因了事。所以，你不要奇怪，人们为何常能说清某事是什么，却说不清为什么。讲到这里，我说因果律是虚构的，你就不会觉得说法过分了吧？这是人们为了避免陷入一堆事实的迷宫，为了让自己安心，用因果律进行的主观关联，实质是虚构、反常、夸张。作家在文学中使用因果律，会更加肆无忌惮，问心无愧，考虑人物的行动或结果时，可以根据作品需要，甚至挑选不相干的事物（指实际生活中不相干的）作为因果。
文学中的其他做法，比如，创造秩序、对抗、诗意描述、陌生化等等，实质也是让表达变得夸张，不再平实、散漫如生活。这些做法，容我后面再逐一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