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堪的爱

18岁的张爱玲发觉自己虽已在母亲、姑姑雅致、清洁的公寓里，但已无法抵挡心灵之家的散坍，她不得不作为一个成人在乱世的流转之中去寻求一个安稳、温暖的所在。

这一步迈得并不轻松，迈出了父亲的家门，就意味着放弃了父亲的财产，放弃了父亲可能提供给她的平稳而不失舒适的人生道路。是否迈出这一步，事实上是她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做的一次前所未有的独立抉择。

从父亲家跑出来之前，母亲曾秘密传话给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当时张爱玲虽然还被父亲禁锢着，渴望着自由，但这样严重的问题还是使她痛苦了许久，反复考量了很久。后来她想，在家里，尽管满眼看到的是银钱进出，但不是她的，将来也不一定轮得到她，最吃重的最后几年的求学的年龄反倒被耽搁了。“这样一想，立刻决定了。”18岁的张爱玲就此永远告别了后母、鸦片和父亲的管制，告别了父亲的钱财与家产。

张爱玲为自己选择了一条并不十分明确然而和旧式女子绝不相同的人生道路，最起码的一点是要去读书，像她母亲那样，拥有新的知识，新的思想。但后来的事实表明，读书使她比母亲走得更远，更彻底。在随后的岁月里，她将日益变成一个仅靠内心而生活的女人。是什么原因使然，张爱玲在刚刚逃到母亲的家时，当然没有想到，她想到的是父亲。没过多久，张爱玲就把她被虐待与软禁的经过写成了英文，投到《大美晚报》（Evening Post）发表。这是一份美国人办的报纸，编辑还替她拟了一个很耸动的标题：“What a life! What a girl's life! ”英文《大美晚报》是她父亲一直订阅的，看了这篇文章后他大发脾气。但明显地，女儿是准备永远地离开他了，这使他亦感到一种深深的伤感，尽管时间并不长。

父亲认为何干是张爱玲出逃的同谋，把她大骂了一顿。不久，这个在张家待了数十年的老人就收拾了自己的衣物，回皖北老家养老去了。走之前，她还偷偷收了一些张爱玲的纪念物给她送过去。《小团圆》如此描写九莉与韩妈（以何干为原型）的分别：“九莉这两天刚戴上眼镜，很不惯，觉得是驴马戴上了眼罩子，走上了漫漫长途。韩妈似乎也对她有点感到陌生，眼见得又是个楚娣了，她自己再也休想做陪房跟过去过好日子了。九莉自己知道亏负她，骗了她这些年。在电车月台上望着她上电车，两人都知道是永别了，一滴眼泪都没有。”从小到大，何干是真心关心张爱玲的。她偷偷摸摸拿过去的东西，主要是张爱玲小时候一些心爱的玩具，内中有一把白象牙骨子淡绿的鸵鸟毛折扇，因为年代久了，一扇便掉毛，漫天飞着，使人咳呛下泪。

张爱玲留在父亲家里的一切东西，都被她后母分着给了人。他们只当她死了，“这是我那个家的结束”，她后来说。张爱玲从父亲家逃出来，投奔的是母亲，这自然是给母亲增加了经济负担。但母亲仍然给她请了犹太裔的英国人，为她补习数学，让她参加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以准备到英国留学。当时的补习费是每小时五美元，这对她母亲，一个离婚多年的仅靠吃遗产过活的女人而言，多少有些压力。

她母亲得到的遗产并不多。当初她与她的双胞胎弟弟分遗产时，她弟弟分得房地产，她分得首饰和古董。1924年她与张爱玲父亲闹矛盾借出国以逃避时，一句英文也不会说，变卖了一些古董才筹得出国之资，走的时候还带了一些古董。张爱玲父亲在经济上并没帮助她，甚至在1928年她从英国返回上海后，为把她拴在家里他连家用钱都不出，用她的钱，想把她的钱逼光，结果导致离婚。而在她与张爱玲姑姑张茂渊合租时，又有一大笔钱被张茂渊拿去投资，血本无归。到张爱玲投奔她时，她手上的首饰、古董所剩已经不太多了。而且据张爱玲表兄黄德贻透露，那次她母亲从欧洲回上海，还带了一个美国男朋友回来，是个生意人，专做皮件生意，如制作昂贵的手袋、腰带等皮件出售之类。也就是说，在张爱玲和她弟弟之外，母亲已经有了另外一份生活。这是张爱玲从父亲家里逃出之前所不知道的，知道之后又不知怎样去面对。

有一种东西更是张爱玲出逃之前未曾想到的，那就是她与母亲之间关系的细微的变化。张爱玲是个爱钱的人，她并不讳言自己对钱的热爱，“我喜欢钱，因为我没吃过钱的苦——小苦虽然经验到一些，和人家真吃过苦的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不知道钱的坏处，只知道钱的好处”。因为喜欢钱，她对钱亦相当敏感，她既然不能忘记小时候向父亲要钱付钢琴教师薪水时的难堪，也就不会不注意跟母亲要钱时的细节：“问母亲要钱，起初是亲切有味的事，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张爱玲：《童言无忌》）

钱在这对准备相依为命的母女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问题。这不仅是由于张爱玲觉察到了母亲的窘境，而且亦有她们对于钱的态度的奇怪差异。张爱玲的姑姑曾经取笑张爱玲“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身俗骨”，又说她的父母纵然有缺点，但都还不俗，不把钱当回事。她自己也明白这一点，“我周岁的时候循例在一只漆盘里拣选一件东西，以卜将来志向所趋。我拿的是钱——好像是个小金镑罢。我姑姑记得是如此，还有一个女佣坚持说我拿的是笔，不知哪一说比较可靠。但是无论如何，从小似乎我就很喜欢钱。我母亲非常诧异地发现这一层，一来就摇头道：‘他们这一代的人……’我母亲是个清高的人，有钱的时候固然绝口不提钱，即至后来为钱逼迫得很厉害的时候也还把钱看得很轻。这种一尘不染的态度很引起我的反感，激我走到对面去”。这种态度的差异是否真的引起了母亲的不耐烦，已不得而知，但在张爱玲，却是有如此感受的，并为之开始有了不安感。当然，母女之间关系的细微变化不仅是因为钱。母亲到欧洲一去八九年，这段时间正是张爱玲成长的最关键时期，两人各在不同的环境氛围中生活，一旦再相处一室，其差异是可以想象的。虽则母亲在女儿眼中犹是“辽远而神秘的”，女儿在母亲眼里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张爱玲自己回忆说：“我母亲从法国回来，将她暌隔多年的女儿研究了一下。‘我懊悔从前小心看护你的伤寒症’，她告诉我，‘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母亲的失望多少是真实的，看着女儿处处不能适应生活的“痛苦”，她知道八九年前她在上海的时候对女儿的短暂培养已全部付诸东流，女儿并没有成长为一个具有大家闺秀风范的淑女。懂洋文，知交际，而又不逾于礼数，张爱玲与这些淑女的规范似是若即若离。或可能是因于后母的虐待与乖戾，或可能由于她自身性格的懒散与委顿，做母亲的都不想再追究了。她想重新塑造张爱玲。

母亲给了张爱玲两年的时间学习“适应环境”——母亲教她煮饭，教她用肥皂洗衣服，教她练习走路的袅娜姿势，教她看人的眼色，教她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教她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教她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一切不满意的地方都要改正，一切学不会的东西都要学会。母亲尤其希望教会她的，是如何做一个有魅力的上流社会的女人：“她母亲是清末南京黄军门的小姐，西洋化的漂亮妇人，从小要训练爱玲做个淑女，到底灰了心。她母亲教她如何巧笑，爱玲却不笑则已，一笑即张开嘴大笑，又或单是喜孜孜的笑容，连她自己亦忘了是在笑，有点傻里傻气。爱玲向我如此形容她自己，她对于这种无可奈何的事只觉得非常开心。又道：‘我母亲教我淑女行走时的姿势，但我走路总是冲冲跌跌，在房里也会三天两天撞着桌椅角，腿上不是磕破皮肤便是淤青，我就红药水搽了一大搭，姑姑每次见了一惊，以为伤重流血到如此。’她说时又觉得非常开心。”（胡兰成：《今生今世》）《小团圆》则有隐述供参考：“她（蕊秋）常说：‘年轻的女孩子用不着打扮，头发不用烫，梳的时候总往里卷，不那么笔直的就行了。’九莉的头发不听话，穿楚娣的旧蓝布大褂又太大，‘老鼠披荷叶’似的，自己知道不是她母亲心目中的清丽的少女。‘人相貌是天生的，没办法，姿势动作，那全在自己。你二叔其实长得不难看，十几岁的时候很秀气的。你下次这样：看见你爱慕的人，’蕊秋夹了个英文字说，‘就留神学她们的姿势。’九莉羞得正眼都不看她一眼。她从此也就没再提这话。”

逃出父亲的“庇护”，张爱玲不期然地遇上了母亲半是怜悯半是挑剔的眼光，一下子发现了自己的无能、笨拙与可怜，“我发现我不会削苹果。经过艰苦的努力我才学会补袜子。我怕上理发店，怕见客，怕给裁缝试衣裳。许多人尝试过教我织绒线，可是没有一个成功。在一间房里住了两年，问我电铃在哪儿我还茫然。我天天乘黄包车上医院去打针，接连三个月，仍然不认识那条路”，“总而言之，在现实的社会里，我等于一个废物”，这一令人沮丧的结论使她刚刚从逃离父亲的家那件事情里获得的兴奋很快地消逝了。

不但面对现实社会张爱玲无所适从，更要命的是，她于默然中体味到了母亲的失望。在母亲面前，她多少感受到了某种压抑与不安。她的母亲虽然不是什么成功人物，但是母亲几度出洋，而赴欧留学深造恰恰是她的人生目标，另一方面，她母亲又是“西洋化的漂亮妇人”，似乎也善于社交场合的酬酢，在她的交游中甚至不缺乏徐悲鸿、胡适之这样的文化名流。张爱玲的敏感与不安因这种似有似无的对比而加深着。而且，对母亲的看法也在发生不知觉的变化，“在父亲家里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同时看得出我母亲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我也怀疑着。常常我一个人在公寓的屋顶阳台上转来转去，西班牙式的白墙在蓝天上割出断然的条与块。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这时候，母亲的家不复是柔和的了”。

日寇已经占领了上海，街上到处走着穿着黄军装的异族士兵，张爱玲在母亲的家里突然体会了乱世无家的凄惶。一种漂泊无依的伤感悄然袭中了这个临街而立、个子高挑、面色忧郁的少女，难道母亲说的“跟了我……要吃得了这个苦”，就是指的这种感觉？难道何干说的“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也是在暗示这种无家的恐惧与不安？这不仅仅是情感的归依问题，更重要的是经济来源的问题。母亲的窘境她是逃来不久就发现了的，“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着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母亲是应诺承担她的生活费用与教育费用了的，可她对母亲内心的想法已经心怀犹疑：她是一个无望成为淑女的女孩，母亲对她已经失望，或许正在后悔为自己做出的牺牲，一个活着使自己处处受痛苦的女儿或许并不值得她去做那些牺牲。何况，她来后不久也见到过母亲的美国男朋友（张爱玲从未在谈话或文章中提及此事），凭她的感觉及判断，她亦知道母亲对她的责任与感情现在都是有限度的，有条件的。

不久前还在想着的那些问题，没志气的弟弟，讨厌的后母，冷漠的父亲，等等，都在这一刻远去了，变成一种青春期的忧伤、一种轻轻的感伤远去了。那里面尽管也满布着愁怨与抑恨，但说到底也只是一种孩子与父母间的争执与冲突，而既然是孩子，就是有家的，有父母在做庇护的。而现在呢，18岁的张爱玲发觉自己虽然身在母亲、姑姑雅致、清洁的公寓里，但完全无法抵挡心灵之家的散坍：

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

这种感觉是如此地无助：“恍惚又是多年前，她还只十来岁的时候，看了戏出来，在倾盆大雨中和家里人挤散了。她独自站在人行道上，瞪着眼看人，人也瞪着眼看她，隔着雨淋淋的车窗，隔着一层无形的玻璃罩——无数的陌生人。人人都关在他们自己的小世界里，她撞破了头也撞不进去。”（张爱玲：《倾城之恋》）张爱玲明白了，她不得不作为一个成人在乱世的流转之中求得一个安稳、温暖的所在，她不得不慎重地考虑前途、职业、谋生甚至婚姻等等现实的问题。

果然，这些问题不久后由母亲提了出来。母亲说，如果她打算早早嫁人的话，那就不必读书，用学费来装扮自己，如果还想继续读书，就没有余钱兼顾到衣装上。她需要再一次做出抉择，只不过这次已经完全是成人的问题。母亲的提议是公正的。在她们这样的望族门第，像她素常所讥讽的那样，女孩子“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张爱玲：《花凋》）。“女结婚员”那种选择在她这样的家庭里非常常见。她们最后的结局，在张爱玲眼中，还不如笼子中的鸟：“笼子里的鸟，开了笼，还会飞出来。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张爱玲：《茉莉香片》）张爱玲选择了读书。她背叛了自己命定的道路，没有改变逃离父亲的家时的初衷。母亲果然兑现诺言：“我母亲为了我姐姐考伦敦大学，特为她请了一个犹太裔的英国老师，专门替她补习数学，报酬是每小时五美元。”（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张爱玲自己后来在《小团圆》中也提到，“最是一年补课，由牛津剑桥伦敦三家联合招考的监考人自己教，当然贵得吓死人”。

张爱玲其实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女人，这不仅仅是说她富于感受的天才，也不仅仅是说她不愿与人交往的乖僻性格，而是说她对待自己命运的方式。一个感觉到自己“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的人，以怎样的方式同自己孤立无援的命运相抗衡，对于个人生命色彩的呈现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按理说，带着无家可归的乱世凄惶步入成人世界的张爱玲，不仅有求学的拮据，更有日后婚恋的悲酸、异国谋生的孤冷，种种难堪、种种困顿都曾加临她的身上，但在身后的文字世界里，她几乎没有留下关于这些个人悲哀与酸辛的只言片语，没有留下什么可以看出她“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时的恐惧的痕迹。关于不幸，关于忧伤，她讲过很多，不过都还只是她在父亲的家或者母亲的家里的记忆，而对独立谋生以后的酸涩，她从来都是缄口不语。所以，今天我们在张爱玲那里看到的，永远是一支乱世的传奇之歌，一个飞飞扬扬的天才女子，一个遗世而独立的不羁之人。这些是她真实的生活，又不全是她真实的生活。

何以如此？我以为，恰恰是生活的不得平稳，她才追求乱世的飞扬，恰恰是生命的转瞬即灭，她才追求传奇般的欢乐，恰恰是生活的不完美，她才追求完美。她不是没有悲剧性的个人体验，只不过不喜言说与人罢了，正如她说的，“我是中国人，喜欢喧哗吵闹”，她对周遭的生活，抱有一种超然的看戏的姿态，她之创作，实际上亦是一出一出人生戏剧的上演、谢幕，演了，大家看了，也就完了。而于她自己，她是不愿做戏中人的，尽管她时常亦在戏中（台湾女作家三毛曾根据她与胡兰成的情恋往事，创作了电影剧本《滚滚红尘》即是证明），但就她本心而言，她想把自己最真实的内心藏在一片热热闹闹后面。但数十年来，我们看到的“张爱玲”，总只是那热热闹闹的表面。

张爱玲的完美主义的人生态度，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18岁以后的张爱玲，讲述给人最多的是热爱的欢乐和飞扬的诗意，是透彻明亮的美，她说，“生活的艺术，有一部分我不是不能领略。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这段文字出自1939年的应征散文《天才梦》，其时她刚刚因进英国伦敦大学不成而转入香港大学。在她而言，生命的欢悦与生活的美丽是孪生的姐妹，既然一个人站到了天底下，她就决意去创造自己的生活，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2gliMC9CEa8BFbP4DtbyCSLIS8SAw4gk1SVgJdmfAOWtmmlTVT+Pj9fIJyYCgC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