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逃离父亲的家

一个人一旦发现自己必须为自己的命运独立地做出选择的时候，她就彻底告别了童年。张爱玲把世界分成了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她生命中另外一种东西呼之欲出。

张爱玲的家从此分成了两个，父亲的家与母亲的家。她留在父亲的家，但按照父母离婚时的协议，她可以经常去看望母亲。这一点给了她极大的心理满足。母亲离婚后很快就和姑姑两人一同搬走了，住进了赫德路公寓，父亲也移家到一所新洋房。张爱玲常到她母亲和姑姑那里玩，母亲公寓的欧式装饰很令她好奇、着迷。她第一次见到安在地上的瓷砖、浴盆和煤气炉子，印象非常之好，“纤灵的七巧板桌子，轻柔的颜色，有些我所不大明白的可爱的人来来去去。我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不论是精神上还是物质上的，都在这里了”。此言非虚，冯祖贻先生在《张爱玲》中也表示：“张爱玲的母亲不必说，她姑姑在上海高等华人圈中也是数得上的时髦人物。她喜欢穿红衣裳，开跑车又骑摩托车。她早年有一笔丰厚的遗产，以是一度请了法国大菜师傅专做西餐，购买了一辆白色汽车，她会开车，但仍雇了一个白俄当司机。她与张爱玲母亲合租的赫德路爱丁顿公寓60号房，房间相当宽大，有一个大客厅，两个大房，两个大卫生间，一个大厨房，两个阳台，外加一个小卫生间及一个备菜间，客厅有壁炉。这个房子是专供旅沪外国人和高等华人居住的，房租奇昂。姑姑不满意家具店的家具，房子陈设及地毯均是自己设计的。”这些培养了张爱玲对“干净利落”的生活的向往。而对于父亲的家，她说：“那里什么我都看不起，鸦片，教我弟弟做《汉高祖论》的老先生，章回小说，懒洋洋灰扑扑地活下去。像拜火教的波斯人，我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虽然有时候我也喜欢。我喜欢鸦片的云雾，雾一样的阳光，屋里乱摊着小报……看着小报，和我父亲谈谈亲戚间的笑话——我知道他是寂寞的，在寂寞的时候他喜欢我。父亲的房间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从这个时候起，世界在年幼的张爱玲心中分裂成了两半，善的和不善的，好的和不好的，快乐的与不快乐的，美的与不美的。而她的喜好与钟爱，无疑是在母亲这一边，在快乐的美的这一边。对于一个年幼的孩子而言，这样一种眼光，这样一种感受的形成，其影响是相当深刻的：一个人既然日益感到现实世界的不完美、不善与不快乐，她就愈益在内心中坚持这种美，维护那种快乐，而不肯轻易妥协。如果在父母离异时我们还不能看出这些人生观点的萌芽，那么等她后来逃离父亲的家、独自面对命运的时候，这种唯美主义的态度已经很清楚地在她思想里闪耀了。

母亲家的快乐与新鲜并未维持多久，母亲又要动身去法国了。临走之前，母亲到黄氏小学去看望了张爱玲，张爱玲却并不觉得伤心，“她来看我，我没有任何惜别的表示，她也像是很高兴，事情可以这样光滑无痕迹地度过，一点麻烦也没有，可是我知道她在那里想：‘下一代的人，心真狠呀！’一直等她出了校门，我在校园里隔着高大的松杉远远望着那关闭了的红铁门，还是漠然，但渐渐地觉到这种情形下眼泪的需要，于是眼泪来了，在寒风中大声抽噎着，哭给自己看”。母亲一去，父亲的家很快又回复到在天津时的老样子：花园，洋房，狗，一堆用人，一个吸鸦片的父亲，没有母亲。

日子悄悄地滑过去了。张爱玲继续上黄氏小学，住在学校里，每逢节假日，家里都派司机去接她回来。因为父亲家在康乐村10号，与舅舅住的明月新村只有几步之隔，所以张爱玲和弟弟经常到舅舅家去。父亲虽然已经与母亲离婚，但和舅舅的往来并未受到影响。舅舅亦是靠吃遗产的遗少，舅舅和舅母也都吸鸦片，父亲与舅舅、舅母倒是很相处得来。而张爱玲和弟弟则总是和表姊、表哥玩。到寒假的时候，他们就忙着自己剪纸、绘图，制作圣诞卡片和新年卡片，张爱玲总是做得非常细心、精巧，做好了就拿去给姑姑，要姑姑代寄给母亲。张爱玲在学校读书的时候，继续学弹钢琴，还请了一个白俄老师教钢琴，一周一次。但是她父亲认为学费太贵，张爱玲每次向他要钱交学费，他总是迟迟挨挨，要给不给。张爱玲后来回忆说：“我立在烟铺跟前，许久，许久，得不到回答。”钢琴课也就断了。类似事情想必不少，因为张爱玲对于童年整体上缺乏愉快的印象。

对此，后来胡兰成与她交往时颇感意外，“我因听别人常说学生时代最幸福，也问问爱玲，爱玲却很不喜学校生活。我又以为童年必要怀恋，她亦不怀恋，在我认是应当的感情，在她都没有这样的应当。她而且理直气壮地对我说，她不喜她的父母”（胡兰成：《今生今世》）。而她的表哥黄德贻、表妹黄家瑞也回忆说，张爱玲姊弟“从小就孤僻内向，两个人个性很像，见了人都很退缩，张子静尤其严重，跟我们玩不起来，到现在年纪大了，来找你，有时候常常坐着一句话也没有就回去了”（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如此性格是怎样养成的呢？张爱玲实有谈道：

小学生下学回来，兴奋地叙述他的见闻，先生如何偏心，王德保如何迟到，和他合坐一张板凳的同学如何被扣一分因为不整洁，说个无了无休，大人虽懒于搭碴，也由着他说。我小时候大约感到了这种现象之悲哀，从此对于自说自话有了一种禁忌。（《童言无忌》）

母亲缺失的影响是明显的。不过，教育逐渐促成了张爱玲在知识和理想方面的发展。搬到康乐村后不久，张爱玲父亲又为她弟弟聘请了一位60多岁的朱先生教古文。朱先生性情温和，待人很亲切。张爱玲放学回家后，也常和他谈天说地。有一次，张从她父亲房里找出一部《海上花列传》，书中妓女讲的全是苏州土话（吴语），有些她看不懂，就硬缠着朱先生用苏州话朗读书中妓女的对白。朱先生无奈，只得捏着喉咙学女声照读，她和弟弟听了都大笑不止。她对《海上花列传》的痴迷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1934年，张爱玲从黄氏小学升到了圣玛利亚女中高一年级。这时候她开始有了对自己未来的设想。她的计划海阔天空，她想中学毕业后到英国去读大学，想学画卡通画片，尽量把中国画的作风介绍到美国去，“我要比林语堂还出风头，我要穿最别致的衣服，周游世界，在上海自己有房子，过一种干脆利落的生活”。她的理想明显带有她母亲欧化生活方式的痕迹。但这种理想还未及付诸实行，她的家又发生了“一件结结实实的，真的事”，她父亲又结婚了。

这件事情是张爱玲整个少年时期阴郁记忆的开始，也一点一点地削去了她对家的热爱，导致她最终从父亲的家中出逃，并逐渐自己面对这个社会，“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

她父亲这次再婚娶的是孙用蕃，即孙宝琦的第七个女儿。这桩婚姻说来与1933年房地产行情看涨有关。张爱玲父亲因这年房产价涨，经济条件好转，与原来的亲戚间走动又频繁了些，其中有位亲戚就介绍了她父亲给日商住友银行的在华买办孙景阳做助手，处理与英美银行等洋行业务的书信往来。她父亲因在津浦铁路局做过英文秘书，处理英文商业信函等事务还颇内行。外商银行的在华买办，主要业务就是做投机、买卖、股票、债券等等，她父亲也从那里学了一些实务。因为与孙景阳常在一起。有亲戚了解两家的情况，就提议把孙景阳父亲庶出的一个女儿介绍给她父亲，并亲自做媒提亲。孙景阳父亲即孙宝琦，孙宝琦有一妻四妾，有子女24人，孙用蕃是他第七个女儿，当时已36岁，是陆小曼的闺中好友。据说很是精明干练，善于治理家务及对外应酬，她之嫁与财势渐弱的张爱玲父亲，与她哥哥、姐姐比起来，似乎有些低就。但张爱玲父亲并不知道，这位老小姐早有阿芙蓉癖，并因此蹉跎了青春岁月，难以与权贵子弟结亲。张爱玲曾在自传性小说中谈道：“耿十一小姐（以孙用蕃为原型）曾经与一个表哥恋爱，发生了关系，家里不答应，嫌表哥穷，两人约定双双服毒情死，她表哥临时反悔，通知她家里到旅馆里去接她回来。事情闹穿了，她父亲在清末民初都官做得很大，逼着她寻死，经人劝了下来，但是从此成了个黑人，不见天日。她父亲活到七八十岁，中间这些年她抽上了鸦片烟解闷，更嫁不掉了。”（张爱玲：《小团圆》）小说真实与否，无从得知，但孙用蕃的“同榻之好”，张爱玲父亲有所耳闻，不过他表示，“我知道她从前的事，我不介意，我自己也不是一张白纸”。

然而女儿却没有父亲这般欣然。订婚仪式1934年夏天在礼查饭店进行，婚礼则半年之后在华安大楼举行。张爱玲和姑姑、表姊们一起，参加了这场婚礼。那年她14岁，已经到了非常敏感的年龄，但整个婚礼上她始终未置一词，仅以默然面对父亲热闹哄哄的喜事。对未来的生活她是不是感到某种阴影在悄然靠近呢？从后来的《私语》中，我们恰可看到张爱玲的这种担心与忧虑：

我父亲要结婚了。姑姑初次告诉我这消息，是在夏夜的小阳台上。我哭了，因为看过太多的关于后母的小说，万万没想到会应在我身上。我只有一个迫切的感觉：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件事发生。如果那女人就在眼前，伏在铁栏杆上，我必定把她从阳台上推下去，一了百了。

忧虑至甚，甚至使张爱玲生出病来：“九莉对于娶后母的事表面上不怎么样，心里担忧，竟急出肺病来，胳肢窝里生了个皮下枣核，推着是活动的，吃了一两年的药方才消退。”（张爱玲：《小团圆》）然而不幸不仅在于14岁的张爱玲根本无法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而且还更在于她关于后母的预想基本上是正确的。这位后母的出现，或者说主要是因为她的作用，张爱玲的生活开始嵌进深的创伤，而在反抗这创伤冲击的挣扎中，张爱玲那橙红色的童稚时代、充满“优裕的感伤”的少年时代一并结束了。她开始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开始步入成人的世界。

后母进门后，家里的生活马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确实想表现精明干练、善理家务的能耐，首先是抓紧了日常生活开支，其次是对用人也进行了调整，张家原来用的几个用人被辞退了，孙家的几个男女仆人被补充进来。

对于住的方面，后母亦甚不满意。她觉得现在的洋房太狭小，没有气派，因此主张搬家。正好张爱玲二伯父名下的一幢别墅空了出来，她父亲就带着全家搬了进去。这幢别墅本来是李鸿章送与女儿的陪嫁，李菊耦在世时，张爱玲的二伯父一家、父亲及姑姑都是住在那里的，李菊耦去世后子女们分遗产，别墅分到了二伯父名下。张爱玲父亲谋得津浦铁路局英文秘书职位移居天津之后，她二伯父嫌别墅太大，住着太过奢侈，也搬了出去，一直拿它出租。

这幢别墅位于麦德赫司脱路和麦根路的转角上，紧挨着苏州河，隔河相望的就是闸北区。房子是清末民初盖的，仿欧风格，房间多而进深，后院尚有一圈房子供用人居住，总共有20多间。住房的下面是一个面积同样大小的地下室，通气孔都是圆形的，一个个与后院的用人房相对着。平时地下室主要就是放些杂物，作储藏间用。这样大的房子，一般来说是大家庭居住才为合算，而张爱玲家总共才有她父亲、后母、弟弟和她自己四个人，加上房租昂贵，按理说他们不必租住如此宽阔豪华的地方，但她后母不喜欢他们住了几年的康乐村的房子。张子静后来猜想那里与舅舅家距离太近。后母不喜欢他们姊弟俩有事无事往舅舅家去，她不喜欢在自己的周围还残有张爱玲母亲的气息。

张爱玲也不喜欢。她不喜欢后母挑中的新宅，她本来就出生在这所房子，如今隔上十几年再回这里，她难免有一种阴闷的感觉，“房屋里有我们家的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复印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阳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已是圣玛利亚女校高一学生的张爱玲，对这种沉闷的、昏昏欲睡的世界是相当不满意的，愈是接触到愈多的新的空气新的人物，这种不满就愈深、愈重地隐抑在她沉默少言的神情下面。

但在后母出现的最初两年里，张爱玲的生活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与后母也比较少有明显的冲突。她住校读书，星期一早晨她坐父亲的汽车去学校，星期六司机又去接她回家。照料她的保姆何干，每星期三还给她送去换洗的衣服和她喜欢的食物，每逢周末和寒暑假，她就回到家中，照常做她爱做的事情，自己动手绘制圣诞卡和贺年卡呀，看电影呀，看小说呀，到舅舅家聊天呀，都和过去一样。她也经常到姑姑那里去，喜欢姑姑那里的雅致、清新与职业新女性的生活方式。她姑姑那段时间一直在怡和洋行做事，后来又到电台去做广播播音工作，属于“五四”以后开风气之先的新女性。但张爱玲性格中的孤僻也有了发展。表妹黄家瑞回忆，张爱玲1937年初秋和她们同住那段时间，“情绪很低落，不爱说话。就是说话，也是细声细气的。她常常拿个本子，静静地坐在一旁，侧着脸看人，给人画素描。不然就低着头，在那儿写小说。除了画图和写作，她不做别的事”（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她不太对人倾诉，即便面对亲如一家的表姐妹们。

张爱玲与后母之间是淡淡的、礼节性的关系。偶尔节假日在家时，她也和后母谈一些天气和日常生活细节方面的话，彼此倒能相安无事，甚至有一次她还让后母甚为感动。有年放暑假，她在父亲书房里写作文，写完了就放在那里，跑到舅舅家玩去了，后母无意中在书房里看到了她的作文簿，上面的题目是《后母的心》，于是就很有兴趣看下去。她这篇文章，把一个后母的处境和心态都刻画得相当深入，合情合理，后母看了后很感动，以为张爱玲这篇文章将心比心为她写的，很体谅她，所以后来凡是有亲友到家里来，后母都要把这篇《后母的心》的大意说个不停，夸她会写文章，夸她懂事体。其实张爱玲这篇文章只是一篇习作，主要是为锻炼自己的写作技巧写的，并无讨好后母的特别用意。她父亲对这一点比较清楚，但他也愿意后妻和女儿之间有一种亲切融洽的关系，所以也未点破，总是随声附和。

不过父亲的希望很难落实。张爱玲和后母之间大体上是表面性的、礼貌性的关系，心里却有很深的隔阂。其实不难想象，仅仅是因为四五岁时父亲的姨太太给她做了一条雪青丝绒的短袄长裙而她在回答姨太太的问题——“看我待你多好！……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时很当真地说了一句“喜欢你”，多年以后她还对这件事耿耿于怀，由此可以想象她与后母之间的内心距离。这中间隔着一个亲生母亲呢，一个美丽的女子，一个在精神上对她存在着魅惑力量的偶像。同样也可以想象，同样出身于大家庭、精于心计的后母不会对她这种心理迟迟没有觉察。

何况，这位后母还抽鸦片，还多少有些心理变态，多少有些刻薄阴鸷。在她的管理下，张爱玲的生活变差了，她总只能捡后母穿剩的衣服穿。她不能忘记的是一件暗红色的薄棉袍，碎牛肉的颜色，穿不完地穿，“就像浑身都生了冻疮；冬天已经过去了，还留着冻疮的疤”。一次在舅母家，舅母拿一些表姐穿过的旧衣服给她，她的眼泪滚下来，“不由得要想，从几时起，轮到我被周济了呢”（张爱玲：《我看苏青》）。好在张爱玲多在学校，难得回家，彼此敷衍几下也就过去了，但她弟弟就不同了。弟弟在家时间较多，性格又相对柔弱，在后母的管治下，渐渐发生很多变化。张爱玲有一次放假回去，看见弟弟，吃了一惊。弟弟变得高而瘦，穿一件不甚干净的蓝布罩衫，租了许多庸艳的连环画在家里看。“我自己那时候正在读穆时英的《南北极》和巴金的《灭亡》，认为他的口胃大有纠正的必要。然而他只晃一晃就不见了。大家纷纷告诉我他的劣迹，逃学，忤逆，没志气。我比谁都气愤，附和着众人，如此激烈地诋毁他，他们反而倒过来劝我了。”

更严重的还不仅是弟弟的荒废学业、游手好闲，而是他在这个父母都抽着鸦片的阴气沉沉的家里所发生的性格变形与心理畸化。后来有一件发生在饭桌上的事情愈发证实了她的这种痛心的感觉：“为了一点小事，我父亲打了他一个嘴巴子。我大大地一震，把饭碗挡住了脸，眼泪往下直淌。我后母笑了起来道：‘咦，你哭什么？又不是说你！你瞧，他没哭，你倒哭了！’我丢下了碗冲到隔壁的浴室里去，闩上了门，无声地抽噎着。我立在镜子面前，看我自己的掣动的脸，看着眼泪滔滔流下来，像电影里的特写。我咬着牙说：‘我要报仇。有一天我要报仇。’浴室的玻璃窗临着阳台，啪的一声，一只皮球蹦到玻璃上，又弹回去了。我弟弟在阳台上踢球。他已经忘了那回事了。这一类的事，他是惯了的。我没有再哭，只感到一阵寒冷的悲哀。”

她同情弟弟，为弟弟悲哀，同时也在他身上看到自己未来生活的阴影。她对这个家的爱恋已经很稀少了。在那里，她已找不到多少她所热爱的东西，倒是母亲，远在欧洲的母亲，常常激起她一些浪漫奇异的想法，一种罗曼蒂克的爱。但在平时，她并不在这方面流露什么。

1937年的夏天，张爱玲从圣玛利亚女校毕业。同时，她母亲也再次回国。可能受到母亲榜样的鼓励以及十三四岁时的理想的驱动，她向父亲提出了到英国留学的要求，但如她所担心的那样，父亲拒绝了她。原因在于经济。这倒不是说此时张家经济已经真的衰落，其实那时她父亲经济状况尚好，虽不比刚分家时的丰裕，但也比日后的破败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关于此事，张子静回忆说：“父亲那时经济状况还没有转坏。但他和后母吸鸦片的日常开支太多，舍不得拿出一大笔钱来让姐姐出国。姐姐当然很失望，也很不高兴，对我父亲及后母的态度就比较冷淡了。”（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这让心里其实还比较喜欢她创作灵气的父亲很不舒服。父亲觉得张爱玲心里没有自己，而只有她母亲，“母亲回国来，虽然我并没觉得我的态度有显著的改变，父亲却觉得了。对于他，这是不能忍受的，多少年来跟着他，被养活，被教育，心却在那一边”。几年前与前妻的怨隙现在又因女儿的偏向而凸现出来，何况他觉得自己还是喜欢她的，看重她的，把她看得比她弟弟重要（并不像张爱玲小时候感觉到的重男轻女问题那样），他不能不对这个女儿表示愤怒。他指责张爱玲出国留学的想法是受到了“别人”的挑唆，这“别人”不是别人，自然是指她刚刚回国的生母了。后母则在旁边冷嘲热讽，对她的生母大加挖苦：“你母亲离了婚还要干涉你们家的事。既然放不下这里，为什么不回来？可惜迟了一步，回来只好做姨太太！”

其实，她母亲过问她的教育问题怎么就算干涉呢？几年前她母亲与她父亲离婚时，协议上分明写着，张爱玲将来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意见。墨迹未干，如何转眼就忘了呢？很明显，后母对张爱玲有很不满意的看法，这里面自然也夹杂着对自己的前任、张爱玲生母的女人式的反感。

这种反感与忌恨很快因一件小事给引爆了。因当时正好是1937年夏，久已窥伺中国的日本突袭上海，中国军队起而反击，沪战发生。张爱玲家因邻近苏州河，夜里炮声不绝，她被吵得不能入睡，所以跑到她母亲处住了两周。她走的时候虽然跟父亲说了，但却忘了跟后母说一声，这让后母很为恼怒。所以两个星期后她回家来，后母劈头便问：“怎么你走了也不在我跟前说一声？”唰的一个嘴巴子就过来了！张爱玲已17岁了，平时虽沉默不语，但内心却甚是强烈，猝不防地挨了一个嘴巴子，她本能地就要还手，却被两个赶上来的老妈子死死拉住了。这下可不得了，她后母一路锐叫着奔上楼去，刺耳地嚷道：“她打我！她打我！”

17岁的张爱玲一下子震住了，一切发生得太快，太突然，太没有让她反思的时间了，但早熟敏感的她立刻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迟早要发生的，躲都躲不过的：“在这一刹那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明晰，下着百叶窗的暗沉沉的餐室，饭已经开上桌了，没有金鱼的金鱼缸，白瓷缸上细细描出橙红的鱼藻。”她父亲趿着拖鞋，啪哒啪哒地冲下楼来，揪住她，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她的头一会儿被打到这边，一会儿被打到那边，记不清次数，她感觉耳朵都快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用人们最终把父亲拉开了。张爱玲仍躺在地上，头一阵阵地痛，不过她的心里仍然很清醒，她记得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挨打时她也就没想到要抵抗。

父亲打完后就气恨恨地上楼去了。张爱玲站起来，走到浴室里照镜子，看自己身上的伤，看脸上的红指印，准备立刻到巡捕房里去报警——父亲在她眼里突然陌如路人，甚至连路人也不如，他打了她，她要用法律制裁他。但她走到大门口时，看门的巡警拦住了她，说：“门锁着呢，钥匙在老爷那儿。”原来父亲已料到她会跑出去（未必料到她想去巡捕房），已预先把大门锁了。张爱玲于是对巡警撒起泼来，又叫又闹，把大门踢得嘭嘭乱响，企图引起大门岗警的注意，但是毫无作用。于是她只得又走回家来。父亲一见她，又气炸了，拿起一只大花瓶就向她掷过来，偏了一点未打中，击在地上，飞了一屋的碎瓷。

父亲一走，一直在旁边着急、担心的何干就哭了：“你怎么会弄到这样的呢？”这时候张爱玲才突然觉得自己满腔冤屈，气涌如山地哭起来，抱着老何干哭呀，哭呀，哭了很久。然而她知道何干心里是责怪自己的，何干爱惜她，替她胆小，生怕她得罪了她父亲，会受苦一辈子。张爱玲哭着哭着，渐渐感到自己的孤立无援。人人都是对的，唯有她不应该。她独自一个人到楼下一间空房里哭了一整天，晚上就在红木坑床上睡了。

当天，替张爱玲忧心不已的何干就偷偷往舅舅家打了电话。第二天，舅舅和姑姑就来为张爱玲说情，顺便再提让她去英国留学的事情。不料后母一见他们就冷笑：“是来捉鸦片的吗？”结果说情无效。因着后母的冷一句热一句，张爱玲姑姑很不平，就和她父亲你一句我一句地吵起来了，最后兄妹俩竟打将起来，她姑姑脸上受了伤，眼镜也被打破，血流不止。舅舅赶快拉着她上医院。姑姑临走发誓说：“以后再也不踏进你家的门！”

舅舅和姑姑走后，父亲愈发生气。他把张爱玲关在楼下的一间空房子里，下令除了照料她生活起居的何干，不许任何人跟她见面、交谈，连弟弟也不准去。父亲还气势汹汹地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还吩咐看守大门的两个巡警，务必看紧她，不许她走出大门。

一天之间，一切都变化了。外面，是战争的炮声连绵，家里，是变态的仇恨与虐待：

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忽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Beverley Nichols有一句诗关于狂人的半明半昧：“在你的心中睡着月亮光。”我读到它就想到我们家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私语）

张爱玲也知道父亲不会真的打死她。在她想来，“不过关几年，等我放出来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了。数星期内我已经老了很多年。我把手紧紧捏着阳台上的木栏杆，仿佛木头上可以榨出水来。头上是赫赫的蓝天，那时候的天是有声音的，因为满天的飞机。我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她对父亲，对这个家已经绝望了，她想逃走。所以她在那间软禁她的空房里也没闲着，偷偷为她的逃走做准备。每天早晨起来后，她就在落地长窗外的走廊上做健美操，锻炼身体。

她想了许多脱逃的计划，原先看过的《三剑客》《基督山恩仇记》等小说这时一股脑儿地涌了上来。她记得最清楚的是《九尾龟》里章秋谷的朋友有个恋人，用被单结成了绳子，从窗户里缒了出来。但她这里并无临街的窗，唯一可行的只能是从花园里翻墙头出去，靠墙倒有一个鹅棚可以踏脚，但夜深人静时，惊动了两只鹅，叫将起来，怎么办呢？张爱玲很为这事犯愁。花园里一直养着的呱呱追人的大白鹅这时叫她烦，高大的白玉兰树也叫她烦。极大的白玉兰花，一年开到头，像污秽的白手帕，又像废纸，抛在那里，被人遗忘了，“从来没有那样邋遢丧气的花”。

然而就在这样筹划的时候，她却生了严重的痢疾。她父亲从何干那里知道了这事，却不给她吃药，不给她请医生。病一天一天地严重了，她躺在床上，甚至想到了死：“躺在床上看着秋冬的淡青的天，对面的门楼上挑起灰石的鹿角，底下累累两排小石菩萨——也不知道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朦胧地生在这所房子里，也朦胧地死在这里么？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突然被推到现实裸露着的残酷面前，没法使她不对人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加以审视。橙红色的岁月，那种和弟弟一起在后花园里追逐大白鹅的岁月，都在这种审视中结束了。很难想象，这样一个经历过人世冷漠、虚伪与自私“磨炼”了的人，会在日后岁月中不对人世抱有一种冰冷的、睥睨的姿态；那不仅是一种贵族式的矜持，一种才女的自赏，亦是一种经历过后的漠然与清冷。

张爱玲自此事后基本上与父亲断绝了往来，似乎也始终未能原谅他的暴虐，至少1944年她在《天地》月刊发表《私语》一文重述这段可怖经历时是这样的。譬如，在《私语》中，她把自己被软禁、生病、逃走的经过写得很清楚，但却有意无意地漏写了一段，那就是她父亲帮她打针医治的事情。

据她弟弟张子静回忆，在他姐姐的痢疾拖了一段时间愈来愈严重之后，何干唯恐她发生什么意外，她要负连带责任，于是她趁张的后母不注意的机会，偷偷地告诉了她父亲，并明确表示如果他不采取挽救措施的话，出了事她不负责任。何干是张氏姐弟老祖母留下的女仆，说话比较有分量。张爱玲的父亲可能是考虑到如果仍是撒手不管万一出了事，他就要背上“恶父”害死女儿的坏名声，传扬出去也不是多好听，也有可能是怒气消了，况且对女儿不是除了恨怒之外别的什么感情都没有，所以父亲开始注意她的病。他选择了消炎的抗生素针剂，趁她后母不注意的时候到楼下去为她注射。这样注射了几次之后，病情基本控制住了。在老何干的细心照料和饮食调养下，她最后还是恢复了健康。

这场病一病半年。然而即使在病中，她也倾全力听着大门每一次的开关，巡警咕吱咔吱抽出锈涩的门闩，然后锵啷啷一声巨响，打开了铁门，还有通大门的一条煤屑路，脚步下沙子的吱吱叫。她一刻也没忘要逃出去的。

等病好了，她就做好了一切逃脱的准备。她先向何干套口气打听清楚了两个巡警换班的时间，是在晚上。于是挨到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远镜看清楚了黑路上没有人，巡警恰巧换班的空当，挨着墙一步一步摸到铁门边，拔去门闩，开了门，把望远镜放在牛奶箱上，闪身出去，一脚踏进了自由的世界：

当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没有风，只有阴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灯下只看见一片寒灰，但是多么可亲的世界呵！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远的地方和一个黄包车夫讲起价钱来了——我真高兴我还没忘了怎样还价。

既然一脚踏出去了，就再也收不回来。这也是老何干仔细叮嘱过她的话：“千万不可以走出这扇门呀！出去了就回不来了。”然而张爱玲还是迈出了那将改变其命运的决定性的一步，时间正好是阳历1938年年初，阴历年关将近之时。一新一旧之际，恰是她生命中另外一种东西呼之欲出的时候。这一年张爱玲18岁。 AI5z1GxgP3gN+SBT3PHoFBuZnMXYSVTYPnFC4GA1zZ6nBcNWLxLu0Rx9Tq3GZQ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