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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的母亲虽出身世家大族，但思想观念却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从她身上，张爱玲看到了新旧时代夹缝之中中国女性的悲哀与无助。
8岁的时候，张爱玲一家又搬回了上海。“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西游记》里只有高山与红热的尘沙。”到了上海，正是1928年的春天。住在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小爱玲来说，仍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坐在马车上，粉红色的洋纱衫裤上飞着蓝蝴蝶，她有一种轻轻飞扬的感觉。
这一年，张爱玲的母亲从英国回来了，目的在于挽救她与张爱玲父亲之间的婚姻。
有许多事情在张爱玲懵懂无知的时候即已发生，只不过在她8岁时才开始逐渐出现在她的生活之中，为她稚弱而敏感的心所知晓。张爱玲的父亲张廷重，是张佩纶与李菊耦婚后所育之子，二人所育之女名叫张茂渊，即后来与张爱玲同住十余年、感情笃厚、相依为命的姑姑。张佩纶在娶得李菊耦之前，已先后有两位夫人。原配夫人朱芷芗，病故于1879年，生子志沧（早夭）、志潜。继室边粹玉，卒于张佩纶流放期间，没有生育。李菊耦为其第三任夫人。两人离开李鸿章迁居南京后，有过一段“诗酒唱随”的幸福生活。张诗“一叶扁舟一粟身，风帆到处易迷津。能从急流滩头转，便是清凉畛里人”，李诗“四十明朝过，犹为世网萦。蹉跎慕容色，煊赫旧家声”，都是他们这段恩爱生活的写照。张廷重、张茂渊都出生在这段时间。1903年张佩纶抑郁辞世后，李菊耦情绪沉郁，闭门不出，不久就得了肺病，1912年亦在上海去世，此时张爱玲的父亲16岁，姑姑11岁，尚未成人。故张爱玲的父亲和姑姑在母亲去世后，就跟着他们同父异母的二哥张志潜生活。
张爱玲的父亲19岁时跟她母亲结婚，双方一个是御史少爷，一个是黄军门的小姐，当时是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婚后两人仍一直在张爱玲的二伯父治下生活。因张志潜不尚奢华，管束又比较严厉，张爱玲的父母颇觉约束，她母亲常常因此回娘家解闷。对此，张子静回忆：“二伯父是祖父与第一位夫人所生（大伯父早夭），与我父亲相差十七岁。他虽未在外面工作，但一向稳重持家，俭朴过日。例如冬天我们去他家辞岁拜年，他们用的是早已过时的取暖器，只有亮光，并无热气。他们家也有电话和小轿车，但那辆Fiat是老爷车，常常抛锚，我二伯父还不舍得换辆新车。”（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小团圆》中蕊秋的满腹埋怨可做参考，“从前提亲的时候，呵哟！讲起来他们家多么了不起。我本来不愿意的，外婆对我哭了多少回，说你舅舅这样气她，我总要替她争口气。好，等到过来一看——”，“那时候你大妈当家，连肥皂都省，韩妈胆子小，都怕死了，也不敢去要。洗的被窝枕头都有唾沫臭。还要我拿出钱来去买，拿出钱来添小锅菜，不然都不能吃”。在此情形下，夫妻俩都有脱离的打算。后来，张爱玲父亲托他堂兄张志潭（1921年5月出任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引介，终于在津浦铁路局谋了一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从上海搬到天津，同时也借机与张志潜分了家。张家的财产虽主要是由李菊耦的嫁妆陪送过来的，而且张志潜已先自侵吞一部分，但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资财仍相当丰厚。这是张爱玲两岁时候的事情。
张爱玲父亲在天津单立门户后，可谓潇洒风光，“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茂。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佣人，姐姐和我还都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在滚滚的时代潮流之外，他们成了完全的享乐主义者，也乐于如此。当然，这不是说他们完全不接触时代新的思想，而是说这些思想未真正成为他们的人生追求。张爱玲对乃德（以张志沂为原型）的描写是：
乃德订阅《福星》杂志，经常收到汽车图片广告，也常换新车。买了两件办公室家具，钢制书桌与文件柜，桌上还有个打孔机器，从来没用过。九莉在一张纸上打了许多孔，打出花样来，做镂空纸纱玩。他看了一怔，很生气地说：“胡闹。”夺过机器，似乎觉得是对他的一种讽刺。书桌上还有一尊拿破仑石像。他讲英文有点口吃，也懂点德文，喜欢叔本华，买了希特勒《我的奋斗》译本与一切研究欧局的书。虽然不穿西装，采用了西装背心，背上藕灰软缎，穿在汗衫上。（《小团圆》）
搬到天津不久，张爱玲父亲结识了一班新的酒肉朋友，开始花天酒地。嫖妓，养姨太太，赌钱，有阿芙蓉癖（抽鸦片），吃喝嫖赌毒，洋场社会的一切恶习，他没有不具备的，成了一个典型的放荡遗少。
而张爱玲母亲虽然出身世家大族，思想观念却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较深。她对封建旧社会的男女不平等及许多腐败糜烂习气深恶痛绝，她不像许多旧式妇女，对丈夫纳妾、抽鸦片等等行径，往往敢怨不敢言，除了容忍、麻木之外不敢有什么反对的表现。她对张爱玲父亲的堕落不但不容忍，而且还要干预。而张爱玲父亲呢，虽说也经常看书看报，知道许多“五四”新名词，也自居为新派人物，但骨子里仍是浪荡公子，做的完全是花天酒地的一套。他们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矛盾，经常争吵，这些是张爱玲小时和弟弟间，张爱玲眼中尽是姨太太的影子，这也是她母亲所担忧的。她之回来，也是以遣走姨太太为条件的。
这位姨太太是张爱玲父亲在她母亲出国之前就已养起来了的，而这也是母亲出走的重要原因。姨太太开始住在外面的小公馆，父亲常常抱张爱玲到小公馆里玩。大概由于不肯去，张爱玲经常拼命扳住门，双脚乱踢，气得她父亲老是要把她横过来打几下才行。其实到了那边，张爱玲又很高兴，吃许多的糖，“小公馆里有红木家具，云母石心子的雕花圆桌上放着高脚银碟子，而且姨奶奶敷衍得我很好”。母亲去法国后，父亲马上便把这位姨太太迎进了门。姨太太本是妓女，绰号老八，一进了张家，张家登时变得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姨太太不喜欢弟弟，但对张爱玲倒是很抬举，时常带她出去玩，给她好吃的，但姨太太性情暴躁，又把张家闹得乱糟糟的，“姨奶奶住在楼下一间阴暗杂乱的大房里，我难得进去，立在父亲烟炕前背书。姨奶奶也识字，教她自己的一个侄儿读‘池中鱼，游来游去’，恣意打他，他的一张脸常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姨太太与父亲也吵架，有次动手把父亲也打了，用痰盂砸破了他的头。于是家族里有人出面说话，逼着她走路：“我坐在楼上的窗台上，看见大门里缓缓出来两辆塌车，都是她带走的银器家生。仆人们都说：‘这下子好了！’”（张爱玲：《私语》）《小团圆》则影射其事说：“当时听不懂的也都忘了：在那洞窟似的大房间里追逐着，捉住她打吗啡针，那阴暗的狂欢场面。乃德看不起她，所以特地吩咐韩妈不要孩子们叫她。看不起她也是一种刺激。被她打破头也是一种刺激。但是终于被‘新房子’抓到了把柄，‘棒打鸳鸯两离分’，而且没给遣散费。她大概下场很惨。”
8岁这一年发生的事情很多，不但姨太太走了，母亲和姑姑从国外回来，全家从天津搬往上海，而且还有对张家更具刺激的原因：张爱玲的父亲在津浦铁路局那个英文秘书的职位不保了。本来英文秘书是个闲差，何况又是他堂兄辖下的单位，但张爱玲的父亲不仅不去上班，而且还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打架，弄得在外声名狼藉，影响了堂兄的官誉，恰巧1927年1月张在花园里唱歌、荡秋千、追逐大白鹅时所不知道的。
1924年，为表示抗议，张爱玲的母亲决意出国，名义上是出国留学。张爱玲的姑姑随她一道，姑姑也是新派女性，反对自己哥哥而支持嫂子。那一年，母亲28岁，已有两个孩子。这样的情形仍执意出国，在当时社会是个“异数”，说她“不安分”，说她为“进步女性”的人皆有之。张爱玲自己则很佩服母亲的勇决，她后来说，“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母亲去法国那年张爱玲才4岁，并不懂得人世悲欢离合下面隐藏着的沉痛与哀伤。后来她回忆起母亲起身时的情景说：
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簸悲恸。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有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私语》）
母亲无止尽的痛哭，是对自己婚姻与命运的绝望与诉说。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从根本上解决这样一个女人的不幸命运，尽管她可以出国，但也只是一种逃避、一种反抗的表示而已。她自己对这一点亦是很清楚的。而这一切对于4岁的张爱玲来说，是无法弄明白的。母亲走了也就走了，她也好像就此忘了母亲，“……家里没有我母亲这个人，也不感到任何缺陷，因为她很早就不在那里了”。
而现在经过四年的海外漂泊，母亲又回来了。她的回来，既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同时也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带给了小小的张爱玲。在这四年之志潭又被免去交通部总长之职，他失去了靠山，只好离职。丢了这个小小官差对他刺激很大，这才赶走姨太太，写信央求张爱玲母亲回国。
但这时他却又因受刺激太深，注射了过度的吗啡针，差不多快要死掉了：
他独自坐在阳台上，头上搭一块湿手巾，两目直视，檐前挂下了牛筋绳索那样的粗而白的雨。哗哗下着雨，听不清楚他嘴里喃喃些什么，我很害怕了。（《私语》）
生活仿佛第一次向初涉尘世的张爱玲展示其腐烂、颓败的一面，这幅图景仿佛也是日后阴冷世界将一步一步侵入她的内心生活的先兆。同时，也预示她日后人生态度的形成。她将反抗这一切，她希求人世的完美。但这时候她还小，她还有足够的时间领受幸福时光的沐浴。母亲就要回来了！“母亲回来的那一天我吵着要穿上我认为最俏皮的小红袄，可是她看见我第一句话就说：‘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不久我就做了新衣。”《小团圆》对蕊秋回国之事记述较详：“九莉九林已经睡了，又被唤醒穿上衣服，觉得像女佣们常讲的‘跑反’的时候，夜里动身逃难。三开间的石库门房子，正房四方，也不大，地下竖立着许多大箱子，蕊秋楚娣隔着张茶几坐在两张木椅上。女佣与陪嫁丫头都挤在房门口站着，满面笑容，但是黯淡的灯光下，大家脸上都有一团黑气。九莉不认识她们了。当时的时装时行拖一片挂一片，两人都是泥土色的软绸连衫裙，一深一浅。蕊秋这是唯一的一次也戴着眼镜。蕊秋嗤笑道：‘嗳呦，这袜子这么紧，怎么给她穿着？’九莉的英国货白色厚羊毛袜洗的次数太多，硬得像一截洋铁烟囱管。韩妈笑道：‘不是说贵得很吗？’‘太小了不能穿了！’蕊秋又拨开她的前刘海，‘嗳呦，韩大妈，怎么没有眉毛？前刘海太长了，萋住眉毛长不出来。快剪短些。’九莉非常不愿意。半长不短的前刘海傻相。”
母亲的回来使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父亲痛改前非，并被送进了医院。母亲开始按照她在欧洲四年游历的见识来改造这个家。他们搬到了一所新的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小爱玲的兴奋无以言表，她甚至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了天津的一个玩伴，描写她家的新屋，描绘她家的快乐气氛，写了三张信纸，还画了图样。信寄出去了，但并没有收到回信。尽管如此，也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好心情。“家里的一切我都认为是美的顶巅。蓝椅套配着旧的玫瑰红地毯，其实是不甚谐和的，然而我喜欢它，连带的也喜欢英国了，因为英格兰三个字使我想起蓝天下的小红房子，而法兰西是微雨的青色，像浴室的瓷砖，沾着生发油的香。母亲告诉我英国是常常下雨的，法国是晴朗的，可是我没法矫正我最初的印象。”
母亲似乎是随身带回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她开始以一种淑女的规范来要求张爱玲。张爱玲开始跟着母亲学画图。母亲告诉她，画图的背景最避忌红色，背景看上去应有相当的距离，红的背景总觉得近在眼前。她还跟着母亲学英文，学钢琴。用她的话说，“大约生平只有这一个时期是具有洋式淑女的风度的”。在母亲创造的这一种氛围里，她也学会了一种“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夹的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我母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姊姊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我被夸奖着，一高兴，眼泪也干了，很不好意思”。母亲还有很多特别的忌讳：“她（九莉）不懂为什么不许说‘碰’字，一定要说‘遇见’某某人，不能说‘碰见’。‘快活’也不能说。为了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不知道有过多少麻烦。九莉心里想‘快活林’为什么不叫‘快乐林’？她不肯说‘快乐’，因为不自然，只好永远说‘高兴’。稍后看了《水浒传》，才知道‘快活’是性的代名词。‘干’字当然也忌。”（张爱玲：《小团圆》）
在这种新的空气里，文学也成了母女俩共通感觉、会心默契的东西。《小说月报》登出了老舍先生的小说《二马》，“我母亲坐在抽水马桶上看，一面笑，一面读出来，我靠在门框上笑”。但这样的幸福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尾声”似乎就来了。张爱玲的父亲从医院出来不久，很快旧病重犯，又吸起了鸦片。母亲对婚姻彻底绝望，她不再凡事都听从丈夫的意见。她坚决要送张爱玲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插班读小学六年级。在此之前，张爱玲和弟弟一直是在家由私塾先生教学的，主要是教认字、背诗、读四书五经，读些《西游记》《三国演义》《七侠五义》之类的故事。张爱玲的母亲在欧洲游历四年，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坚持认为新式的学校教育才是健康的、多元的教育，执意要送孩子进新式学校。张爱玲的父亲坚决不同意。为什么呢？他身上有典型的遗少习气，自己逛堂子、抽鸦片，花大堆大堆的钱可以，但对子女进行教育投资他却无热情，他对子女并无太大的责任心。张爱玲后来描绘过这类遗少的“责任心”说：“等爹有钱……非得有很多的钱，多得满了出来，才肯花在女儿的学费上——女儿的大学文凭原是最狂妄的奢侈品。”（张爱玲：《花凋》）在晚年写《小团圆》时，她则影射批评了父亲的自私：“九莉觉得他守旧起来不过是为了他自己的便利。例如不送九林进学校，明知在家里请先生读古书是死路一条，但是比较省，借口‘底子要打好’，再拖几年再说。”好在母亲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她不理睬丈夫的大吵大闹，像拐卖人口似的，把小爱玲送进了学校。
张爱玲的父亲开始想办法对付她的母亲。他不拿生活费出来，要她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没有了钱，到时候她要走也走不了。他的这种作为给张爱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她的小说中屡屡出现这种遗少行径：《金锁记》中姜季泽想骗嫂子的钱，《倾城之恋》中哥哥用完了妹妹的钱，《创世纪》中儿子哄母亲的钱，《多少恨》中父亲想尽办法骗尽女儿身上的钱，《小艾》中五太太的丈夫把她的私房钱用得干干净净。现在她父亲也开始用这种大家族里司空见惯的方式来对付她的母亲了。
在天津时，张爱玲父亲（左二）、母亲（右二）和姑姑（右一）
她母亲自然看得透这些小伎俩，他们隔三岔五地就会吵起来：“他们剧烈地争吵着，吓慌了的仆人们把小孩拉了出去，叫我们乖一点，少管闲事。我和弟弟在阳台上静静骑着三轮的小脚踏车，两人都不作声，晚春的阳台上，挂着绿竹帘子，满地密条的阳光。”过了不久，父母就离婚了。
他们是协议离婚的。张爱玲和弟弟都归她父亲监护和抚养，但她母亲在离婚协议里坚持张爱玲日后的教育问题——要进什么学校——都需先征求她的同意，教育费用则由她父亲担负。母亲并未放弃对张爱玲的责任，但短暂的幸福的家转瞬就破碎了。自此之后，张爱玲就再也没有享受过一个完整的家的幸福。所以她有一句多少年后仍叫人刻骨铭心的话：
乱世的人，得过且过，没有真的家。（《私语》）
不过，对于父母的离婚，张爱玲后来也曾提到过，“虽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我是表示赞成的，心里自然也惆怅，因为那红的蓝的家无法维持下去了”。
据张爱玲表哥黄德贻回忆说，她父母离婚完全是她母亲采取主动的，她父亲根本不想离婚。他当初要她母亲回来曾答应两个条件，“戒除鸦片”这个条件没有做到，自知理亏，无可奈何。办离婚手续的时候，她父亲绕室徘徊，犹豫不决，几次拿起笔来要签字，长叹一声又把笔放回桌上。律师看他那个样子，就问她母亲是否要改变心意，她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她父亲听了这话后，才终于在离婚书上签了字，“离婚这件事，对我父亲的打击可能是很大的。抽鸦片已经不能麻木他的苦闷，进而开始打吗啡了。他雇用了一个男仆，专门替他装大烟和打吗啡针。他的身体和精神日趋衰弱，神经也开始有点儿不正常。亲戚朋友听说这个情况，都不敢上门来看他了”（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她母亲后来谈起自己的婚姻往事，很憎恨张家，认为当初说媒的时候，都是为了门第，结果丧送了她的一生。
不过年岁渐长以后，张爱玲也多少了解到她母亲执意离婚可能还有另外的缘由。《小团圆》曾经写及“二婶”蕊秋（以张爱玲母亲为原型）留学期间一段没有结果的恋情：“楚娣见她仿佛有保留的神气，却误会了，顿了一顿，又悄悄笑道：‘二婶那时候倒是为了简炜离的婚，可是他再一想，娶个离了婚的女人怕妨碍他的事业，他在外交部做事。在南京，就跟当地一个大学毕业生结婚了。后来他到我们那儿去，一见面，两人眼睁睁对看了半天，一句话都没说。’她们留学时代的朋友，九莉只有简炜没见过，原来有这么一段悲剧性的历史。不知道那次来是什么时候？为了他离婚，一进行离婚就搬了出去，那就是在她们的公寓里。但是蕊秋回来了四年才离婚，如果是预备离了婚去嫁他，不会等那么久。总是回国不久他已经另娶，婚后到盛家来看她，此后拖延了很久之后，她还是决定离婚。”当然，《小团圆》只是小说，并不等于事实，但可以作为后人理解这一离婚事件的参考。不过，即便小说所写接近事实，也不必过于夸大。最主要的，还是她母亲不能忍受自己丈夫的堕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