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赫身世

她出生于一个煊赫的门族，祖母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李鸿章的亲生女儿，但成年以后她并不愿意与人谈论张家公馆广为流传的往事逸闻，只是，世家血脉对她后来特立独行的个性气质、唯美主义的人生态度的影响，实在是她始料不及，也始终未能觉察到的。

1920年9月30日，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座公馆幽深，阴秘，笼罩着迟暮之气，仿佛与当时摧折一切旧文化、旧制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隔着厚厚的一层空气。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是个“趋极端的时代”，“年青的知识阶级仇视着传统的一切，甚至于中国的一切”。（张爱玲：《更衣记》）在这种情形下，张家公馆很接近二十余年后张爱玲在中篇小说《倾城之恋》里面所描绘的白公馆，“上海为了‘节省天光’，将所有的时钟都拨快了一小时，然而白公馆里说：‘我们用的是老钟。’他们的十点钟是人家的十一点。他们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

这是一幢不愿意从清王朝的残余梦想中跨入新时代的兼取中西建筑特色的官僚私宅。宅第的前主人身世显赫，其名门大族的声誉余荫与传奇佳话直到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对于自己家族广为流传的旧事逸闻，成年以后的张爱玲不太愿意与人谈及，常常顾左右而言他。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对丰润张氏家族（张家祖籍为河北省丰润县）的历史稍作钩沉。

张爱玲的曾祖父名张印塘（1797—1854），字雨樵，在同治年间出任过安徽按察史一职，因为职务关系，与后来的“中兴四大名臣”之一李鸿章结识。李鸿章系曾国藩门生，平定太平天国时期，曾国藩总督江南军务，以半私人性质的民团“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其间因“湘军”数次失利，局势紧张，曾国藩遂命李鸿章返回安徽筹办“淮军”，以助战事。张印塘与李鸿章熟识并深交，就在“淮军”筹办初起期间。二人共理军务，彼此投合，结下深谊。到张爱玲的祖父张佩纶（1847—1903）这一代人，张、李两家已经成为世交。

张佩纶自己幼禀家学，才思敏捷，在1854年父亲张印塘积劳成疾故于任上时，“佩纶方七岁”，此后“转徙兵间十余年，操行坚卓，肆力为经世之学”。张佩纶23岁时应试中举，第二年再登进士，“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官”，四年后擢升为侍讲学士及都察院侍讲署左副都史，被派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青年时代的张佩纶为人耿直自负，“抱经世略，忧天下之将危”，是晚清士大夫中“清流党”的代表人物。他“屡上书言国事，所言必君国宗社大计，不举细故，批却导窾，语必中其肯綮，一疏出，朝野耸听……”因此，张佩纶深得军机首辅恭亲王奕 和另一位军机大臣李鸿藻的赏识与恩待，仕途通达。《清朝野史大观》记载说，除张佩纶外，在同光之际同列“清流”的士大夫尚有张之洞、陈宝琛、黄体芳、宝廷、潘祖荫等人，他们“号曰‘清流’……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巩带夕褫，举国为之震竦……丰润（代指祖籍丰润的张佩纶）喜着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清流诸君子在明儒杨福山的故居“松筠庵”设了一个“谏草堂”，效东林遗风，以言论议政，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同光两朝的国事政局。张佩纶本人在朝期间，曾经先后弹劾户部尚书王文韶核准云南报销受贿六百万两和参奏京官大员万青藜昏庸顽固滥竽朝政，震动朝野。他所上奏的诸种海防外交的折子，也深为中外官员赞赏。作为一名清朝士臣，张佩纶在很长时间内保持了忠正的官誉。美国驻华大使杨约翰曾对人说，“在华所见大臣，忠清无气习者惟佩纶一人”。

如果说张印塘、张佩纶的军功与治才初步奠定了丰润张氏的荣耀的话，那么张爱玲祖母的出现更把这种荣耀推到了极致。张爱玲的祖母李菊耦是张佩纶的第三任妻子。她是张印塘旧交、当时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的女儿，作为名门千金，她被李鸿章视如掌上明珠。与张印塘死于太平天国战乱的糟糕命运相比，李鸿章无疑幸运得多。他成功筹办了“淮军”，佐助恩师曾国藩围攻天京，擒拿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战功卓著。内乱结束以后，获封一等肃毅伯。嗣后，曾国藩自抑“湘军”，李鸿章则率领“淮军”陆续平定河北、河南等地的捻军起义。1872年曾国藩病逝后，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从此权倾一时，深孚众望，主持清廷朝政达二十五年。他在主政期间，还大力倡办洋务，创立近代新式海军（北洋舰队），成为影响整整一个时代的重要人物，也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枢纽人物。作为位极人臣的李鸿章的女儿，李菊耦与张佩纶的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与奇异的色彩，因为在1888年二人订婚时，李菊耦才22岁，而张佩纶已年过40岁，足足大了19岁；而且更不“适宜”的是，张佩纶此时已不复青年时代的意气，以战败之罪被朝廷罢黜、流放，并且是刚刚从流放地察哈尔返归京师，无财无职。从通常门当户对的婚姻规则看，一个落魄、失意的文人显然与名门千金极不般配。张、李二人的婚姻，无疑违反了这样的规则，可谓“例外”。

说起来这里面还有一则慧眼识英才的美丽佳话。因为事出名门，以影射、实事隐写见长的清末“四大谴责小说”之一的《孽海花》（作者曾朴）直接将此段实事巧加发挥，演绎成了一段传奇故事。原来张佩纶恃才傲物，声誉直上的同时也为自己埋下了不少祸根。1884年，法国殖民军队进入越南，与越南的宗主国清王朝发生严重冲突。法军不仅在越南直接挑衅清军，而且窥伺台湾，把军舰停泊在福建马尾口外胁迫驻扎于该地的清军福建水师。在御前会议上，张佩纶与“清流党”人力主与法国开战。结果与“清流”素有宿怨的军机大臣孙敏汶趁机上奏，要求将几位主要的“清流”士大夫派驻情势危急的海防前线。张之洞、陈宝琛被派往广东，张佩纶则被派往福建马尾主持战事。张佩纶踌躇满志，赶赴福建，满以为经此一战就可以实现报国热望，但没料到结果恰恰相反，迎接他的却是一次悲剧性的人生转折。因为张佩纶本来只是词臣与书生，以言论政尚可，但对具体的军务、作战无疑缺乏实际经验，所以真等到海战打响，就只知道依着北京来的上谕和李鸿章的电报布置战守，兼之和闽籍水师将领的关系难以协调，结果一战而败，以福建水师全军覆没告终。张佩纶自己在大雨中顶着一只破铜盆逃生出来。这场失败断送了张佩纶。同年底，张佩纶被清廷发配到边塞察哈尔。张把家室留在北京，一人束书北上。这是张仕宦生涯中最大的一次挫折，但他并未消沉自没，而是重新恢复自己的学者角色，在塞上勤勉研读，以著述自遣。三年流放时间，张佩纶竟先后完成《管子注》24卷、《庄子古义》10卷，以及《涧于集》《涧于日记》多卷（《涧于日记》是张爱玲少年时代常读之书）。1886年，张佩纶的继室边粹玉在北京病故。1888年，张佩纶戍满归京。李鸿章非常关切这位故旧之子，“分俸千金，以资归葬”。当年4月，张佩纶处理完家事，前往津门，投身李门，在李鸿章都署内协办文书，掌握重要文件。大约过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与李菊耦订婚，成为一时佳谈。对女儿的婚姻，李鸿章相当满意。他在致朋友的信中说，“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幼樵以北学大师做东方赘婿，北宋泰山孙先生故事，窃喜同符”，又说，“幼樵天性真挚，曩微嫌其神锋太隽，近则愈近深沉，所造正未可量，得婿如此，颇惬素怀”。（李鸿章：《李文忠公尺犊》）

《孽海花》对这段姻缘有生动的描写。在小说中，以张佩纶为原型的庄仑樵虽然战败，遭到流放的惩罚，但总理北洋军务的威毅伯（以李鸿章为原型）仍然非常爱惜他的才能与识见，甚至有意将女儿嫁给他。一天，庄仑樵恰巧有事需要去拜见威毅伯，正要迈进他的书房时，忽然瞥见里面立着一个美丽少女，“眉长而略弯，目秀而不媚，鼻悬玉准，齿列贝编”，一时没地方回避，进退为难。威毅伯看见了，非常高兴，说：“贤弟进来不妨事，这是小女呀，——你来见见庄世兄。”女孩子轻轻回身，蓦地瞧见有点儿手足无措的庄仑樵，顿时满腮绯红，盈盈转身，悄无声儿地进了里间。庄仑樵进去，看见桌上正好铺着两首七律，都是咏叹马江战的，诗中充满了对败军之将庄仑樵深切的体谅与理解之情。

第一首是：

基隆南望泪潸潸，
闻道元戎匹马还。

一战岂容轻大计，
四边从此失天关。

焚车我自宽房琯，
乘障谁教使狄山。

宵旰甘泉犹望捷，
群公何以慰龙颜。

第二首是：

痛哭陈辞动圣明，
长孺长揖傲公卿。

论材宰相笼中物，
杀贼书生纸上兵。

宣室不妨留贾席，
越台何事请终缨。

豸冠寂寞犀渠尽，
功罪千秋付史评。

庄仑樵看了，觉得心中无限酸楚、悲慨一并涌上来，眼睛不知不觉湿润了。在三年多的谪戍生活中，他虽然以出世之心，饱读汉晋隋唐诸子百家为娱，但内心的悲凉与感痛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排解的。现在看完这两首诗，他心里好像有什么东西被轻轻拨动了一下。威毅伯见他沉思不语，就笑着说，“这是小女涂鸦之作，贤弟休要见笑”。庄仑樵一听，慌忙称赞小姐用韵精当，却说不出其他。这时威毅伯像是洞穿了庄仑樵一时复杂难名的感受，听他赞美之后，并不细究，而是托他顺便替自己女儿物色佳婿。庄问威毅伯选婿需要什么条件，威毅伯说，“要和贤弟一样”，并且“忽然很注意地看了他几眼”。庄仑樵心中暗自吃惊，但已多少知道威毅伯的意思。回来后即托人提亲，威毅伯果然“一口应承”。结果威毅伯夫人闻知此事，大怒，痛骂他“老糊涂虫”，把女儿许配给一个年龄相差19岁的“囚犯”。威毅伯无可奈何，这时小姐说话了，“爹爹已经把女儿许给了姓庄的，哪儿能再改悔呢！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原来小姐早在闺中就已经暗慕威毅伯的词才！她既然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做母亲的最终也只得由她。

小时候张爱玲看了《孽海花》，“非常兴奋，去问我父亲，他只一味辟谣，说根本不可能在签押房撞见奶奶。那首诗也是捏造的”（张爱玲：《对照记》）。

的确，《孽海花》的这些细节多半属于小说演绎。在小说中，作者对李鸿章、张佩纶都没有使用原名，李鸿章用“威毅伯”来暗指，张佩纶则直接被化名为“庄仑樵”，“庄”取自“张”，“仑”取自“纶”，“樵”则取自张佩纶的字“幼樵”，明眼人一看即知。但是作者曾朴与李鸿章、张佩纶两家都有交谊。他之所叙尽管有较多传奇色彩，但很难说完全没有真实的成分。

张佩纶婚后仍留在李鸿章府中，夫妇二人感情较佳。张佩纶这一时期的日记颇多夫妇偕游的记载，譬如：

重阳日与内人煮酒持螯，甚乐。

终日在兰骈馆与菊耦读书读画。

与菊耦手谈，甚乐。

以家酿与菊耦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

菊耦小有不适，煮药、煎茶、赌棋、读画，聊与遣兴。

菊耦生日，夜煮茗，谈史，甚乐。

不过按张爱玲的评价是：“奶奶嫁给爷爷大概是很委曲。在他们的合影里，她很见老，脸面胖了，几乎不认识了，尽管横V字头路依旧。并没隔多少年，他们在一起一共也不过十几年。又一直过着伊甸园的生活，就是他们两个人在自己盖的大花园里。”（张爱玲：《对照记》）但夫妻圆洽并未挽救张的宦途，张的未来仍无转机。1894年，中、日两国在朝鲜爆发严重军事冲突，战争一触即发。北洋大臣李鸿章主持其事，身为李的幕僚的张佩纶仍然主张与日本开战。张因此与主持和议的李鸿章之子李经方意见相左，李经方对张大为不满，遂起排斥之意。据说，不久后李经方即通过关系，买通御史上奏，弹劾张佩纶，结果朝廷下旨，称张“发遣释回后又在李鸿章署中以干预公事屡招物议属实，不安本分；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李鸿章甚怒，但为平息众议，最后不得不退让，设法让张佩纶夫妇搬到南京，并给了女儿一份相当丰厚的陪嫁。资财甚盛，但张佩纶的官宦生涯亦以此终。

甲午战争爆发，此后一年，集晚清全国之财力物力的北洋水师惨遭败绩，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李鸿章本人也声名狼藉。张佩纶失去扶援，再也没有等来东山再起的机会。他晚年郁居南京，纵酒过度，以抑郁终。临死前，他告诉自己的次子、张爱玲的二伯父张志潜说：“死即埋我于此。余以战败罪人辱家声，无面目复入祖宗邱垄地。”死而不归祖茔，张佩纶的凄凉孤独为这个煊赫的家族注入了一种苍凉的梦幻之感。

与丰润张氏一样，张爱玲的母亲一系也同样属于晚清大族之家。她的母亲黄素琼，是南京黄军门（军门相当于今日省军区司令员）的女儿，黄军门的父亲黄翼升（1818—1894），是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宿将，曾经与李鸿章一起，同在曾国藩幕下领军作战。因平定太平天国、东捻之乱有功，1862年获授代理江南水军提督，1864年出任首任长江水师提督，1868年获授三等男爵。黄家在南京的声望与地位也非一般人家可以比拟。

此外，张爱玲的后母孙用蕃（1899—1986）一系亦是显贵人家。孙用蕃的父亲孙宝琦，在晚清时代，曾经出任过户部主事、直隶道员、铜元局总办等实职，并创设育才馆，办理开平武备学堂，培养了很多近代人才，“吴佩孚、萧安国、陶元鹤皆列门墙”。1900年八国联军犯境，攻陷北京，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出逃西安，孙宝琦则沿途随行护驾。他熟谙法文和电码，故受命在军机处办事。当时西安和北京之间有关议和及朝政的电报，都是由他译读办理的。因此，局势稳定后，他也受到了慈禧太后的器重。1901年他得以以五品京官奉派出任法国大臣，1903年又兼任西班牙国大臣。在法国期间，他还暗中帮助孙中山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所以，清政府倒台后，他获得了继续在新政府中任职的机会。北洋政府期间，他曾经先后出任过外交总长和国务总理。

这样的名门大族的背景，带给丰润张氏的，不仅是声望与名誉，更主要的是资产与财富。在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同光“中兴名臣”中，以李鸿章最为富有。晚清时谚有云，“宰相合肥天下瘦”，李鸿章为安徽合肥人氏，此谚一词双关，暗示李之富（“肥”）足敌天下。李鸿章财产究竟有多少，外人和后人都很难获知确切数字。据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估计，李鸿章一人资财约折合白银四千万两，相当于当时清廷全国财政收入的近二分之一。而且，李鸿章兄弟六人（李鸿章序齿第五）皆广置田产。仅在合肥一地，李家即拥地六十万亩，每年可收租五万石。“其在外县更无论矣。”在不动产方面，李氏兄弟“一、二、四房，约皆数百万，而不得其详”，“家中田园、典当、钱庄值数万元不算，就芜湖而论，为长江一大市镇，与汉口、九江、镇江相埒，其街长十里，市铺十之七八皆五房创造，贸易则十居四五。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李文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这种巨额财富的攫取，当然与晚清官僚政治的体制性腐败有关。相比之下，以“清流”自居的张佩纶就显得清贫有加。张家财产的主要来源其实就是李菊耦的陪嫁，包括大量田产、房产与古董。这份陪嫁的具体数目无法知悉，但至少在1935年左右，分到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仍包括8座花园洋房和安徽、天津、河北各地的大宗田产，而张爱玲父亲获得的遗产又仅是李菊耦陪嫁中相当少的一部分。显然，因此婚姻，丰润张氏顿为显富。

有李鸿章、张佩纶这样的先人，又有刚刚过去的繁华富贵，张家的后人很难走出祖辈父辈的巨大光环。在张爱玲呱呱落地的1920年，清王朝已经灭亡近十年，震撼数千年传统文化制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刚刚发生，提倡思想解放、个性解放，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冲荡着积重难返的中国。与此同时，北方北洋政府与南方军政府已处于事实上的割据分治状态，中国共产党于次年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地点就在上海……显然，新的时代浪潮抛开了王制统治下大大小小的名门世家。在这样的名族内，追求政治平等的民主热情与救渡民众的启蒙信仰都很难产生，他们也自甘居于社会主流之外，坐拥上一代人传留下来的洋房、汽车、田产与股金，饮甘啖肥，宝车轻裘，男的年纪轻轻就学会了抽鸦片，逛堂子，娶姨太太，混迹十里洋场醉生梦死，女的从小就学着做淑女，长大了嫁个富贵人家做个少奶奶，即算了事。张爱玲的父亲、弟弟，就是这样的遗老遗少，他们坐吃山空，不思进取，仿佛一只脚踏在现在，一只脚踏在过去，顾恋着祖辈的影子，徘徊难去。张爱玲小时候常听到家里人高谈“我们的老太爷”，亲戚间、男女仆役间难得离口的亦是“老太太”“相府老太太”之类。

成年以后的张爱玲对这些不以为然。她既少与人谈及自己的身世，在《私语》《烬余录》等自传性散文里也甚少提及，不管是祖母一系的李家，还是母亲一系的黄家，后母一系的孙家。其实，在张爱玲童年时期，张家与黄家、孙家及李家的来往都是较密切的，张爱玲本人对这些显贵亲戚的家世隐情都十分清楚。据她弟弟张子静回忆，她的许多小说素材都直接取自这些亲戚家一些不太为人知的秘事。比如中篇小说《金锁记》的故事、人物就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家，曹七巧的原型被张爱玲喊作“三妈妈”，长白的原型被喊作“琳哥哥”，长安的原型被喊作“康姊姊”；短篇小说《花凋》的故事则直接取自她的舅舅家，小说中的女主角“郑川嫦”，即影射她舅舅的三女儿黄家漪，“十九岁毕业于宏济女中，二十一岁死于肺病……”整篇小说讲的就是她这位表姐的悲剧爱情。《花凋》发表后，她舅舅看了大发脾气，对她舅妈说：“她问我什么，我都告诉她，现在她倒在文章里骂起我来了！”（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但发脾气亦无甚用，张爱玲走上创作之路时与亲戚，与自己的父亲、弟弟已几无往来。

张爱玲对自己身上的“贵族血液”并无宣传的兴趣。对于遗老遗少家族里的陈腐、糜烂情形，她倒深有体会。她不太愿意提起那些不愉快的往事。当时关于《孽海花》人物世家的“考据”很是热闹过一阵，她也没有去凑趣。但她对祖父张佩纶其实甚有好感。她的表哥黄德贻甚至认为她在气质上接近张佩纶：“（她）像祖父张佩纶。张爱玲长得不漂亮，她的爸爸妈妈都是很漂亮的。个性尤其像，张佩纶有一股傲气，他可是状元入第（原文有误，应为“进士及第”）的，下笔如刀，恃才傲物，张爱玲也是个才女啊。”（周芬伶：《艳异：张爱玲与中国文学》）的确如此。譬如，她的母亲和姑姑都认为张佩纶偌大年纪，又其貌不扬，与年轻貌美的祖母不般配，张爱玲则不然，她认为祖父是有才华的。她小时候读过祖父留下的日记。祖父的诗句“秋色无南北，人心自浅深”给她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作为一个经历过坎坷命运的人，一个体验过心志难抒的孤独的人，张佩纶的情绪与感受可能通过日记对张爱玲产生了影响，而使她常常有苍凉的身世之感。而由祖父所代表的家族形象的消失，可能也使她对时间的流逝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敏感。繁华与生命都是要消失的，唯时间变动不居，傲视着去去来来的人群，人之为人的悲凉亦在于此吧。这些或许都是祖父给她的影响。后来胡兰成说她身上有“贵族气氛”，也在她对祖父的好感上可以见出。

所以，尽管张爱玲对她的显贵家世总小心保持着某种距离，但她并不是没受到家世姻亲的影响，相反，家世给她的影响是巨大的，无处不在，直到她后来摆脱家庭而独立，这种影响仍存在如故。这些影响，不仅包括童年阴郁的记忆，也包括论人处世的标准、人生理想的寻求等等，都深深地渗进了她以后的创作生活与情感生活中：她是一个唯美主义者。 XR+dvhxV6sjiU0Gpv6dXqrt4KwFiM/rSrnal4h23RWfNeGCD0NsdAUcWnL2tYG/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