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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一个人一夜间就能成熟。短短十八天的港战经历，一下子使张爱玲发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位置：她在这个世界之中，因为她周围总上演着永远没有结尾的混乱的剧本，她又在这个世界之外，因为她始终只是舞台外的观众。这个位置同时也象征着她与她的未来小说世界的关系。
但到在香港大学学习的第三年，战争又尾随而至。先是在上海，她在苏州河旁的炮声中逃离了父亲的家，接着是战争阻挡了她前去伦敦大学的道路。现在，眼看她要毕业而且有去牛津大学继续深造的可能，战火却又被日寇燃到了香港。1941年12月，日寇开始发动太平洋战争中的重要一役：对驻守香港的英国军队发起了强攻。《小团圆》记载了九莉初闻香港战事的心情：
“嬷嬷嬷嬷，是不是从九龙攻来的？”
“嬷嬷嬷嬷，还说了些什么？”
七张八嘴，只有九莉不作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冰冷得像块石头，喜悦的浪潮一阵阵高涨上来，冲洗着岩石。也是不敢动，怕流露出欣喜的神情。
人生的无可预料的感觉，在此又变成了现实，现实得几乎令她“欣喜”。乱世之人，对于时代几乎失去了抱怨的激情，但战争毕竟是战争，战争把更广阔的社会内容强行地推入了她的几近封闭的生活。诚如她后来所言，港战期间的所见所闻给了她“切身的，剧烈的影响”。她一向抱有一种荒乱的身世之感，现在“香港经验”又为她的这种“身世之感”注入了很多的非个人性的内容，开始把它与一种更广大的对社会、历史和人性的体验连接起来。战争爆发不久，张爱玲即离港返沪，中间只有很短的时间。然而，即使在这极短的时间里，战争给她的印象与此前三年的优游自在的学习生活大不相同。而这些印象与经验，用她的话说，“几乎完全限于一些不相干的事”。后来她又说，“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情”（张爱玲：《烬余录》），可见她对港战的态度。她对乱世之中人的生活的理解：“现实这样东西是没有系统的，像七八个话匣子同时开唱，各唱各的，打成一片混沌。在那不可解的喧嚣中偶然也有清澄的，使人心酸眼亮的一刹那，听得出音乐的调子，但立刻又被重重黑暗拥上来，淹没了那点了解。”张爱玲所注意的，不是战火纷飞的战场，不是人生大起大落的悲剧，而是在此背景下人的琐屑的欢乐，人的细微的真实，这种东西才是个人真正抓得住的，真正可能“心酸眼亮”的，靠了这种东西，人方能抵挡时代惘惘的威胁与现实重重的黑暗。《烬余录》大量记载了这种毁灭前的恐惧与狂欢。
开战的消息传到学校里时，宿舍的一个女同学发起急来，道：“怎么办呢？没有适当的衣服穿！”她是有钱的华侨，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行头，从水上跳舞会到隆重的晚餐，她都有充分的准备，但唯有战争，她是未准备好的。后来她借到了一件宽大的灰布棉袍，那种棉袍“对于头上营营飞绕的空军大约是没有多少吸引力的”，张爱玲不由得想。张爱玲没有什么衣服，来港大后仅仅是得了奖学金后才做了几套比较喜欢的衣服，她也不打算特意去翻出某一件来穿，她这会儿对这些不在意，正如她对战争的发生亦不甚在意一样，虽然港战对她前途影响甚大，但既然已经发生，也就没有办法再去计较了。但衣服确实在她的同学间激起了不同的心理反应，比如苏雷珈。苏雷珈是马来半岛一个偏僻小镇的女孩，瘦小，棕黑皮肤，睡沉沉的眼睛与微微外露的白牙。像一般受过修道院教育的女孩子，她的天真近乎可耻。她是学医科的，上解剖课要解剖人体，她于是很担心，被解剖的尸体穿衣服不穿？成了学校里一则很有名的笑话。炸弹落在了宿舍的隔壁，舍监慌忙督促大家避下山去，但就在如此的急难中，苏雷珈也没有忘记把她最显焕的衣服整理起来，全然不顾许多人苦口婆心的劝阻，仍在炮火中把那只累赘的大皮箱设法搬下了山。她参加防御工作，在红十字会分所充当临时看护，穿着赤铜的绿寿字的织锦缎棉袍蹲在地上劈柴生火，虽觉可惜，倒也很值得，因为那一身伶俐的装束给了她空前的自信心，使她同那些男看护混得极好。他们一起吃苦，担风险，开玩笑，她渐渐惯了，话也多了，人也干练了。战争给她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
张爱玲对于战争仍然有一种超然的态度，“我们对于战争所抱的态度，可以打个譬喻，是像一个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虽然不舒服，而且没结没完地抱怨着，到底还是睡着了”。英军的一座要塞挨着港大，日寇的飞机来轰炸，张爱玲和同学们都躲到了宿舍最下层黑漆漆的箱子间里，过着禁闭式的日子。一大堆人挤在透不过气来的黑屋子里，外面是炸弹落下的连绵不断的轰响，楼顶是英军机关枪“忒啦啦啪啪”，像荷叶上的雨，一串串响得入耳刺心。一个叫艾芙琳的同学最先受不住，歇斯底里起来，大哭大闹。她本来来自中国内地，又自称身经百战，吃苦耐劳，至于担惊受怕早就惯了的，但不料真的炸弹掀起的热浪一阵阵扑过来的时候，她还是坚持不住了，而且她还说了许多可怖的战争的故事，把旁的女生一个一个吓得面无人色。然而艾芙琳的悲观又是一种健康的悲观。因为港战，供应中断，存粮眼看就完了，但是艾芙琳比平时吃得更多，而且劝大家努力地吃，因为不久就没得吃了。大家本还想省着的，但总被艾芙琳劝着多吃，多吃，她一个人整天吃饱就坐着，坐着却又啜泣不止，因而得了便秘症。
禁闭式的恐慌传染着每一个人，连做饭的小大姐也因为害怕流弹，不肯走到窗户跟前迎着亮光洗菜，结果张爱玲她们吃的菜汤里满是蠕蠕的虫。唯有炎樱胆大，她一个人冒死上城去看电影——看的是五彩卡通，回宿舍又独自在楼上洗澡，流弹“嗖嗖”地乱窜，甚至击碎了浴室里的玻璃窗，但是她还是在浴盆里从容地泼水唱歌，和平常一样地快乐。舍监听见歌声，非常地生气。炎樱的不在乎似乎是对大家的恐慌的一种嘲讽。
张爱玲与炎樱
几天过后，港大停止了办公，有地方可去的同学都走了，异乡的同学也被迫离开宿舍，无家可归。于是张爱玲和一帮同学去报名参加守城工作，因为没有防空总部的守城证章，就无法解决迫在眼前的膳宿问题。但她们刚报了名领了证章出来，就遇到了空袭，警报凄厉地响着，一架涂着日军徽样的轰炸机已经俯冲过来。张爱玲她们慌忙向路边的人行道奔跑过去，缩在门洞子里面，心里还在疑心着自己是否尽了防空团员的责任。门洞子里挤满了惊慌失措的人，有脑油气味的，棉墩墩的冬天的人。抬头看出去，天依旧是浅蓝而明净的，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是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突然她有一种“原始的荒凉”的感觉。生命就是这样的简单，它突然毫无理由地就被送到了死亡的面前，父亲、母亲、后母、弟弟和姑姑，一切愉快的和不愉快的，也突然化作了一片空白：“我觉得非常难受——竟会死在一群陌生人之间么？可是，与自己家里人死在一起，一家骨肉被炸得稀烂，又有什么好处呢？”有人大声发出命令：“摸地！摸地！”哪儿有空隙让人蹲下来呢？但是大家一个磕在一个的背上，到底是蹲下来了。炸弹终于落下来了，不过是落在对面的街上。张爱玲用防空员的帽子罩着脸，黑了好一会儿，才知道自己没有死。只有一个大腿上受了点伤的青年店小伙儿被抬进来了。裤子卷上去，稍微流了点血。他很愉快，因为他成了群众注意的中心——轰炸一结束，生活一闪就从荒凉还原到了闹哄哄的喜剧——门洞子的人开始捶门，里面的不敢开，人太杂，人家开了谁知道是不是祸呢。外面的人理直气壮：“开门呀，有了受了伤在这里！开门！开门！”到底里面开了门。大家一哄而入，几个女太太和女佣木着脸不敢作声，穿堂里的箱笼，过后是否短了几只，不得而知。
警报解除了，大家又不顾命地挤上电车，唯恐赶不上，牺牲了一张电车票。生活的小小可爱随处可见。但她们刚刚回到学校，就得到了历史教授佛郎士被杀的消息，这消息使张爱玲很愕然，更让她感觉到一种隐痛。战争期间发生的许多事，都是以前她在父亲的家里时没经验过的。
佛朗士教授是被他们自己人打死的。像其他的英国人一样，战争爆发后，他也被征入伍。那天他在黄昏后回到军营里去，大约是在思索着一些什么问题，没有听见哨兵的口令，哨兵就开了枪。佛朗士教授很关心张爱玲，不但私人给过她“奖学金”，而且还把自己的图书室开放给她。在性格方面，他也是一个豁达的甚有名士气的人，彻底的中国化，会写中国字，还爱喝酒。一次和中国教授们一同游广州，他还专门跑到一个名声不太好的尼姑庵里看小尼姑。他的我行我素不忌世议于此可见一斑。他生活亦甚具个人风格：他在人烟稀少处造有三幢房屋，一幢专门养猪；家里不装电灯自来水，因为不赞成物质文明；汽车倒有一辆，破旧不堪，是给仆人们买菜赶集用的。他有着孩子似的肉红脸，瓷蓝色眼睛，伸出来的圆下巴，头发已经稀了，颈上系一块暗败的蓝卍字宁绸作为领带。他嗜烟，上课时也抽，尽管总在讲话，可嘴上永远险伶伶地叼着一支香烟，跷板似的一上一下，可是总也不会落下来，吸完了他就顺手朝窗外一扔，从女学生蓬松的鬈发上飞过，很有着火的危险。
他研究历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张爱玲很喜欢他的风趣和深刻。他不喜欢正统的学究式的观点，官样文章被他耍着花腔一念，便显得十分滑稽。他教给学生的不仅是一种历史的亲切感和扼要的世界观，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可这样的一个人竟然死了，而且死得毫无名目，是为国捐躯？不是。然而即使是又怎样？佛朗士教授向来对英国殖民统治政策没有多少同情，亦无多少反感，因为在他看来，那只不过是人类的一桩蠢事而已，而这样的蠢事还多着呢，犯不着去管。他把一切都看得很随便。每逢志愿兵去操练，他总是拖长了声音通知张爱玲她们：“下礼拜一不能同你们见面了，孩子们，我要去练武功。”想不到“练武功”会葬送掉他的命。人类生活的愚蠢与滑稽在战时一展无遗。在时代巨大的阴影里，我们连自己渺小、慌乱的影子都不易找到。
枪声此起彼伏的十八天里，人人都有那种清晨四点钟的难挨的感觉——寒噤的黎明，什么都是模糊的，瑟缩，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也许家已经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非常态的生活如此骤然掀开了生命脆弱的、不堪一击的底子，人们受不了这个，纷纷想去抓住一点点踏实的、平稳的东西。生命既然是弱小的，苍白的，那么又用什么去抵挡这混乱的不可捉摸的时代呢？结婚。张爱玲周围的不少人在战争中匆匆结婚了，只为了抓着一点两情相悦的感觉，来抵抗轰炸之下生命的绝望与空虚。《烬余录》记述道：
有一对男女到我们办公室里来向防空处长借汽车去领结婚证书。男的是医生，在平日也许并不是一个“善眉善眼”的人，但是他不时地望着他的新娘子，眼里只有近于悲哀的恋恋的神情。新娘是看护，矮小美丽，红颧骨，喜气洋洋，弄不到结婚礼服，只穿着一件淡绿绸夹袍，镶着墨绿花边。他们来了几次，一等等上几个钟头，默默对坐，对看，熬不住满脸的微笑，招得我们全笑了。
在这温和的笑中，张爱玲理解了生命的宽厚与坚强，生命原来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的。毫无疑问，战争状态下的香港经验促使张爱玲形成了她完整、稳定的人生观、世界观，使她对时代及时代背景下的个人生活有了成熟的理解，这构成了她不久后走上文坛的基础。也许正因为深深记得那一对夫妻“熬不住满脸的微笑”，一年之后《倾城之恋》中那对平凡而又精于算计的夫妻也是在同样的兵荒马乱中发现了生命的细微的光亮：“她（流苏）终于遇见了柳原。……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她突然爬到柳原身边，隔着他的棉被，拥抱着他。他从被窝里伸出手来握住她的手。他们把彼此看得透明透亮，仅仅是一刹那的彻底的谅解，然而这一刹那够他们在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
战争给了生命以彻底的考验。轰炸，死亡，恐惧，仓皇中对爱的抓寻，都让张爱玲的看法发生了深深的变化。她似乎不再重视、斤斤计较于遥远未卜的前途，而更沉醉于眼前琐屑的欢乐和一点点的出乎意料的惊喜。是呀，她曾说过，人生的所谓“生趣”本来都在一些不相干的事上。理想，计划，前程，都是多么地不可靠，而唯独眼前的这点幸福、这点喜悦是人可以牢牢抓住的。她在炮火下看完了《官场现形记》，小时候看过但没能领略它的好处，一直想再看一遍的，不想轰炸提供了这样好机会，“一面看，一面担心能够不能够容我看完。字印得极小，光线又不充足，但是，一个炸弹下来，还要眼睛做什么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战争很快就结束了，只用了十八天，英军就宣布投降，日寇占领了香港。对于张爱玲她们来说，灾难与恐惧终于过去，终于可以仰着脸欣赏天上的飞机而不担心炸弹落下来了，可以快心快意地享受自来水管子流出的清水、电灯光、街头的热闹了，“时间又是我们的了——白天，黑夜，一年四季——我们暂时可以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欢喜得发疯呢？”
挨过了争柴争米、饭都没得吃的禁闭式的日子，战争一结束，张爱玲她们就陷入了一种出奇的“吃”的热情，发现了疯狂购物的乐趣。她们满街寻找冰淇淋和唇膏，她们撞进每一家吃食店去问可有冰淇淋，只有一家答应说第二天下午或许能有，于是她们第二天就步行十余里路去践约，终于吃到了一盘价格昂贵的冰淇淋，里面吱咯吱咯全是冰屑子。后来张爱玲回忆说：“香港重新发现了‘吃’的喜悦……我们立在摊头上吃滚油煎的萝卜饼，尺来远脚底下就躺着穷人的青紫的尸首。”一切都顾不上了，一切都不去理会。男女学生们在宿舍里整天谈论的无非是吃。街上每隔五步十步便蹲着一个衣冠济楚的洋行职员模样的人，在小风炉上炸一种铁硬的小黄饼。汽车行也全都改成了吃食店，没有一家绸缎铺或药房不兼卖糕饼，香港从来没表现得这样馋嘴过。
张爱玲也从来没像今天这样能体会到购物的乐趣。街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摊子，胭脂，西药，罐头牛羊肉，抢来的西装，绒线衫，蕾丝窗帘，雕花玻璃器皿，整匹的呢绒，琳琅满目呢。张爱玲和炎樱两个，天天上城买东西，名义上是去买东西，实际上只是去看看而已。看看，就已经有无限的乐趣了，到这时候张爱玲也明白了为什么大多数女人会对买东西这类琐事乐而不疲：生命的实在、亲切与安稳全在那些琐碎然而喜悦的锱铢必较、精挑细选与絮絮叨叨上。一个不曾体验过购物乐趣的女人是一个不曾真正接触过生活的女人。
同学中只有乔纳生一个人对这种狂欢抱以鄙夷和愤恨。他是个华侨，曾经加入志愿兵上阵打过仗。他知道九龙作战的真实情况，他感到愤愤不平的是英军派两个大学生出壕沟去把一个英国兵抬进来——“我们两条命不抵他们一条。招兵的时候他们答应特别优待，让我们归我们自己的教授管辖，答应了全不算话！”张爱玲不免为他的幼稚感到一种小小的乐趣。
停战以后，港大的许多学生都被安排在“大学堂临时医院”做看护，张爱玲也去了。病人主要是战争中中了流弹的苦力与受伤的趁火打劫者，也有别的大医院转来的几个普通病人。这些人很有趣。其中有一个肺病患者有点钱，就雇了另外一个病人伺候他，派那人出去采购东西。于是那个人穿着宽袍大袖的医院制服满街跑，院长觉得太不成体统了，大发脾气，把两个人都撵出去了。还有一个病人把一卷绷带、几把手术刀叉、三条医院制服的裤子藏在褥单底下，也被发觉了。
在港战期间，张爱玲个人主义式的唯美态度得以形成。
世界上有那样一类人：他们超拔出世，我行我素，既不顾忌别人的讥议，也不看重别人的褒扬，既无同情别人的善良，亦不喜别人对自己的同情，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周遭现世的悲欢离合，悉与我无关，仅有自己个人的欢悦与悲郁才是真实可信的东西。这类人可以称为个人主义者。张爱玲大致是这样的，但她异于一般个人主义者的是，她向往一种完美，一种在现实中往往并不存在的东西。她也知道完美在现实中往往意味着不可能，所以对于现实、对于周围纷乱的一切，她总抱以冷观、嘲讽的态度，而把那种完美，深深地安放在自己内心。完美主义者张爱玲，因此凌绝俗世。这种性格在港战期间终于形成，它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张爱玲的生活。
张爱玲具有与人无害的自私，一以贯之的坦率的冷漠，唯美至上，缺乏一般人常有的同情心。她冷眼旁观这人世的喧哗热闹，却并不抱有正义的热情，她深谙乱世生命的脆弱与惊惶，却并不抱有道德层面上的悲悯。她看人处世完全有她个人唯美的眼光，而与他人无涉。这一点，胡兰成后来也曾经提道：“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她的自私是一个人在佳节良辰上了大场面，自己的存在分外分明。”（胡兰成：《今生今世》）
这些性格特点，依我想，是与自张爱玲所出生、成长的贵族家庭及洋场生活氛围深有关系的。大凡富贵人家的子弟，生来即在锦绣丛中，不曾经过艰难生活的磨炼，在理解苦难理解人生方面很难摆脱先天的欠缺，而理解才是同情的基础，有了同情的理解，才可有对正义、良知的感受；另一方面，富家子弟往往生长于利益纠葛比较复杂的环境，人与人之间的算计，世态的凉薄，可能较平民子弟感受得更为深切。张爱玲自己的生活典型如此。譬如，她父亲曾经算计她母亲的财产，她姑姑因遗产的纠纷与她父亲少有往来，甚至她父亲死了，她姑姑都没有兴趣去看最后一眼。从这两方面看，张爱玲纯粹个人性的生活方式，是可以理解的。一种真正遵从我们内心真实声音的生活才是我们值得去过的生活。何况她坦率，真实，从不讳言自己的这类想法。然而她后来又成长为那样一个富于天才的作家，与这种性格不是没有关系的；而她之创作的局限，她的婚恋，她的遗世孑立的晚年，更与此有着难以分割之联系。
这是理解张爱玲的一个入口。“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她说。（张爱玲：《打人》）她在临时医院做看护的一段经历最能见出这一点，亦属她的“香港经验”的一部分。
张爱玲在医院里主要是上夜班，尽管时间特别长，有十小时，但其实没有什么事情，她还是欢喜的。她所要做的，无非是病人的大小便，碰到这样的时候，她们也只需出去叫一声打杂的，“二十三号要屎乒（‘乒’是广东话，英文pan的音译）”，或是“三十号要溺壶”，然后自会有人来料理。她们照旧坐在屏风下看书去。
然而唯一遗憾的是，病人的死亡，十有八九是在深夜。有一个病人，尻骨生了奇臭的蚀烂症，给她留下了很不愉快的印象。那人痛苦到了极点，整夜叫唤着看护：“姑娘啊！姑娘啊！”声音悠悠长长，有腔有调。在《烬余录》中，张爱玲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不理。我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没良心的看护。我恨这个人，因为他在那里受磨难。”那人仍叫唤不停，终于把一房间的病人都吵醒，他们看不过去，齐声大叫：“姑娘。”张爱玲这才不得不走出来，阴沉沉地站在他床前，问他：“要什么？”病人想了一想，呻吟说：“要水。”张爱玲告诉他厨房里没水，又走开了。病人叹口气，过了一会儿又叫唤起来，叫不动了，还哼哼：“姑娘啊……姑娘呵……哎，姑娘啊……”张爱玲不再理他。
张爱玲从来不同情任何人，正如她从来不关心国家的存亡、民族的大义。在她来说，这是很自然的。是啊，生命如此脆弱，又有谁来得及同情这个世界呢？过了几天，那人死了。“这人死的那天我们大家都欢欣鼓舞。是天快亮的时候，我们将他的后事交给有经验的职业看护，自己缩到厨房里去。我的同伴用椰子油烘了一炉小面包，味道颇像中国酒酿饼。鸡在叫，又是一个冻白的早晨。我们这些自私的人若无其事地活下去了。”分明可见，张爱玲是在我们这个世界之外的。悲喜皆不入她心，身在乱世，她对很多东西却丧失了热情，她只注意大动乱背景下个体生命细部的美丽。停战期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乐趣。病人们用温柔浪漫的眼光注视着他们伤口所生的肉，对之仿佛有一种创造性的爱；还有为碰上了千载难逢的免考机会而欢蹦乱跳的大学生们；还有抱怨炒菜累坏了膀子导致笔下的线条不再有力的小有名气的画家；还有那暴躁的二房东太太，斗鸡眼突出得像两只自来水笼头；那少奶奶，整个的头与颈便是理发店的电气吹风筒；那像狮子又像狗的，蹲踞着的有传染病的妓女，衣裳底下露出红丝袜的尽头与吊袜带；而在战后的宿舍里，男学生躺在女朋友的床上玩牌一直玩到深夜，第二天一早，她还没起床，他又来了，坐在床沿上，隔壁便听见她娇滴滴的叫喊“不行！不吗，不，我不！”一直到她穿衣下床为止；医院院长则想起了“战争小孩”的问题，极其担忧，一次看见一个女学生偷偷摸摸抱着一个长形的包裹溜出宿舍，他以为他的噩梦终于实现了；还有新来的教日文的年轻俄国人，上课时屡屡用日语问女学生的年纪，她一时答不上来，他便猜：“十八岁？十九岁？不会过二十岁罢？你住在几楼？待会儿我可以来拜访么？”而她还没来得及盘算好如何托词拒绝，他便笑了起来：“不许说英文。你只会用日文说：‘请进来。请坐，请用点心。’你不会说：‘滚出来！’”……
这一切，很快就结束了。1942年夏天，张爱玲和好朋友炎樱一道，离开香港，回到了出生地上海。
日寇占领了香港。在马来西亚，在菲律宾，在整个的南太平洋地区，日寇军舰往来如入无人之境。英国政府撤出了香港，香港大学亦随之停办。张爱玲的大学仅读了三年，还未及毕业，就丧失了继续深造的机会。不可靠的理想与计划眼睁睁地看着它成了泡沫。张爱玲志向高远的读书计划就这样意外地终结了。这怎么能说不是命运呢？她后来回忆说：“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我真的发奋用功了，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毕业之后还有希望被送到英国去。我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有一先生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没给过他给我的分数。然后战争来了，学校的文件记录统统烧掉，一点痕迹都没留下。那一类的努力，即使有成就，也是注定了要被打翻的罢？”（张爱玲：《我看苏青》）
但是香港大学的三年求学生活，给予张爱玲的东西仍然很多，尤其对于日后走上文学之路的她。首先，是为她此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成熟、稳定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战时的香港经验，使她看清了一切浮华之下生命的质地：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个人都是孤独的。（《烬余录》）
对于时代，她深抱着讽嘲、戏谑的态度，对于生命，她又怀有一种深深的眷怀与哀伤。所以，她后来的创作总是融合着两种不相谐和却又参差对照的成分：乱世的苍凉与人性的飞扬。时代是荒乱的，遍布着磨难，而人生是短暂的，诗意的，人的生活就是要用那些短暂的一瞬、戏剧性的一刹那照亮长长的、黯淡的磨难岁月。这种成熟的理解已为这位乱世才女1943—1944年间在沦陷区上海的横空出世做好了准备。
其次，香港生活亦使她的个人性格趋于完成。尽管幼年时张爱玲也曾在塾师的指导下背诵过唐诗，也曾与弟弟在后花园地荡过秋千，追逐过大白鹅，也曾经学习过钢琴，有过“优裕的感伤”，但这些因素都没有在她的性格里形成过主导性的影响。她深禀古典气质却没有大家女子的呆板与规矩，她喜欢一切热闹的事物却又不流于幼稚和天真，她敏感于生命的流逝却又未沦为一多愁善感的弱质才女。在她成长阶段中对她影响最深的，是她对自己“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的处境的意识。正因此“惘惘的威胁”，她才特别追求一种完全的独立，经济上的、情感上的独立。她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她冷漠而独立，她对人无同情心与责任感，自己遭遇困境时亦从不向人倾诉或仰求什么。她完全依靠自己承担这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亦只是她个人的。这在即将到来的1943—1944年将会非常清楚。1944年将会掀开张爱玲一生中最为恣扬胜意的年代。
回到上海后，张爱玲住到了姑姑家，在赫德路192号爱丁顿公寓。
几天后，弟弟张子静知道了她已回上海的消息，就去爱丁顿公寓看望她。张子静此时已21岁，正准备报考上海圣约翰大学。他与姐姐三年多不见，他回忆当时见面的情景说：
三年多不见，姐姐的模样改变了很多。她长发垂肩，穿着香港带回来的时髦衣服，看起来更瘦削高挑，散发着飘逸之美。（《我的姐姐张爱玲》）
张爱玲和她弟弟已经不在同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