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香港

港大三年，是张爱玲一生中最为美丽的一段时光，她的天性得到了自由的发展；香港文化中刺激的、犯冲的、不调和的色彩与情调，也奠定了她日后小说创作的基础。

1939年，英国伦敦大学远东区招生考试在上海举行，张爱玲一鸣惊人，以远东区第一名的成绩通过了这次入学考试。但是由于战争的关系，她无法远渡重洋到英国去。而伦敦大学的入学考试成绩对香港大学同样有效，因此她就改在香港大学就读。

当时香港是一个新的地方，一个典型的实行殖民统治的都市，在那里她将度过自己一直追求的大学生活。似乎从很小的时候起，张爱玲就已经认定自己不会像周围的其他同学一样走“女学生——少奶奶”的道路。在圣玛利亚中学的毕业调查栏“最恨”一项里，她曾经写道：“一个有天才的女子忽然结了婚。”或许是对母亲的不幸的感喟，或许是对自己宿命前途的预感与不满，不管怎么说，张爱玲懂得珍惜机会，懂得依靠自己的能力发展独立的生活。香港应该能够给她提供这样一个空间。

从上海到香港的船靠近码头时，码头上一片喧闹，“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这是一个色彩的和商业的都会，张爱玲淡淡地想。她的目的地是香港大学，她要的只是好好念书。她希望毕业后能够到英国去继续深造，那里有她从小就喜欢的英格兰明丽的色彩。香港码头上有人接她，一个宽厚而富于幽默的中年男子，她母亲和姑姑的朋友，同时也是她在香港的法定保护人——李开第先生。李先生开车送她到了香港大学。

香港大学坐落在半山腰，管理她们宿舍的都是修道院天主教僧尼。到港大不久，张爱玲慢慢熟悉了情况。港大的学生大多来自东南亚诸国的富侨家庭，本埠和内地的学生也大都家世阔绰，上学放学都有汽车接送。与这班阔学生相比，张爱玲已经算是穷学生了，不过她已知道母亲尽了很大的努力。在她到香港不久，母亲又离开上海去了新加坡，可能是和她男友一起去做皮货生意吧。张爱玲不太愿意过问母亲的私事，但她看得出母亲的疲惫与无奈。母亲依然尽很大努力送她到学费昂贵的港大来了，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张爱玲在香港大学发奋用功。应该说，她的反应并不快，她的聪慧亦不是那种敏捷型的，而且港大的那些课程亦未见得都是她喜欢或擅长的，但用她的话说，她“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所以“每一样”功课总是考第一，并且连得了两个奖学金。有一位英国教授佛朗士说他教了十几年的书，从来没给过像张爱玲那么高的分数。有一年张爱玲未得到奖学金，佛朗士竟私人给了她一笔“奖学金”，“等他走了，旁边没人，九莉才耐着性子扒开麻绳里面一大叠钞票，有封信，先看末尾签名，是安竹斯。称她密斯盛，说知道她申请过奖学金没拿到，请容许他给她一个小奖学金。明年她能保持这样的成绩，一定能拿到全部免费的奖学金。一数，有八百港币，有许多破烂的五元一元。不开支票，总也是为了怕传出去万一有人说闲话”（张爱玲：《小团圆》）。于此可见张爱玲的惊人勤奋。港大三年，她完全是一个勤奋的好学生。但为此，她也付出了心痛的代价。这代价就是放弃了写小说的嗜好。自她从识字起，到上小学、上中学，她都有一些自发为之的作品，但港大三年，她完全放弃了创作，直到日寇攻占香港，她的学习计划被打断，她才在旧小说中又陶醉了一回。大学期间，为了学好英文，她不但中止了一向喜爱的中文创作，甚至有三年时间没有用中文写东西，给姑姑和母亲的家信，也是用英文写的。大概只有绘画没有被她完全扔掉，但那也是因为绘画不占太多时间，她可以兴情所致随便放松一下。此外，她也不太甚愿意与同学们一起出去游山玩水，偶尔去一下，看人，谈天，她都感觉很不安，以为是糟蹋时间。

但在港大三年，又是张爱玲生活中极为开心的一段时间。没有了父母的阴郁与约束，没有了中学时清规戒律式的管制，她的天性格外地得到了发展。她虽然不甚热心融入香港社会，但学校丰富的藏书，给了她新的世界。而学校周围跃动着的山水、人物，灯红酒绿的洋场生活，更给了她深刻难忘的印象。这在她后来的《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等香港“传奇”中可以明显见出来。从20世纪30年代阴旧的上海走出来，香港蓝的海、红土的山崖、火红挺拔的木棉树，对她不能说没有魅惑的力量。各种泼剌妖异的植物，以及社会的怪异风情，无不给她新鲜难忘的印象。对于她这个出身旧式大家庭的女孩而言，香港的这一切又化为一种刺激的、犯冲的、不调和的色彩和情调。她的来自各英属、法属殖民地国家的同学，印度的、安南的、马来西亚的，以及南洋华侨的子弟，英国移民的后裔，欧亚混血儿，各人种族、文化背景皆大为异趣，而他们各自的心理、行为方式于她而言，都有一种谜一般的魅力。

张爱玲在港大三年的绝大部分时间是抱着书在教室、图书室、宿舍几点之间匆匆奔走。但她也喜欢学习之外的香港。在一群白皮肤、黄皮肤、黑皮肤的同学之间，她尽情地感受到了生的欢悦与青春的微微情趣。她的同学中，有不少很有个性、很具异域色彩的女孩。叫金桃的马来西亚女孩，淡黑的脸庞，牙齿很可爱的向外暴着。她在娇生惯养中长大，却又因为马来西亚当地不甚文明的生活习惯，她身上总有一股小家子气，像张爱玲比喻的“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盖住了头，盖不住脚”，但张爱玲却很喜爱她。张爱玲喜欢的是她教同学们学跳马来舞的模样：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女的挥着手帕柔声唱道，“沙扬啊！沙扬啊！”“沙扬”在马来语中就是“爱人”的意思。金桃的歌声简简单单，平白缓长，张爱玲听来，深觉一种太平盛世般的美丽。叫月女的女孩是香港的，曾经在修道院念书。她每每回忆起修道院洗浴时的遮遮掩掩，就要流露出羞耻伤恸的神情。她的父亲是个商人，发达后却迷上一个不正经的女人，以至回家总是拿小孩子出气。月女也很天真，她一直摆脱不了一个奇特的念头，她常常怕被强奸，整天整夜想着，脸色惨白浮肿，但她其实并不懂得强奸是怎样一回事。香港沦陷期间，大家都深居简出不敢外出，不大敢独自露面，月女反而倚在阳台上看排队的兵走过，还大惊小怪叫别的女孩子都来看。张爱玲非常怜惜这个娇弱而天真的女孩，静静地为她难过，“她的空虚是像一间空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墙小房间，而且是阴天的小旅馆”（张爱玲：《谈跳舞》）。更要紧的是，思想如此简单，却又生活在一个丝毫不简单的荒乱时代。没有过去，没有内涵，一个具体的生命的意义也就无从保证。

叫克荔门婷的女孩来自爱尔兰，在港大图书馆工作。她常常对张爱玲讲一些叽叽喳喳的女孩子关心的事情，她满脸的青春痘，仿佛总有抑制不住的热情，总喋喋不休。一次她讲的一件逸事引起了张爱玲的注意。那一天，克荔门婷穿着海绿色的花绸衣服，袖子边缘钉着浆硬的小白花边，坐在张爱玲的身边，装作不介意的样子，对张爱玲说：“我姊姊昨天给了我一些性教育。”张爱玲言语不多，只是看书，克荔门婷又说：“我真吓了一跳！你觉得么，一个人有了这种知识之后，根本不能够谈恋爱，一切美的幻想全毁了，现实是这么污秽！”张爱玲听到这里，却不甚以为然，仅是淡淡地说：“我很奇怪，你知道得这么晚……多数的中国女孩子很早就晓得了，也就无所谓神秘。我们的小说书比你们的直爽，我们看到这一类书的机会也比你们多些。”克荔门婷吃惊不小，她没有料到如此令人震惊的事情到了这么一个文静的中国女孩那里会变得那样平淡无奇。为表达自己的态度，她接着又告诉了张爱玲另外一件事情：“有一件事，香港社交圈谈论得很厉害，我先是不大懂，现在我悟出来了。”原来是一个英国绅士娶了一个不知性为何物的中国女孩，结果新婚之夜闹出啼笑皆非的吵剧，弄得人人皆以绅士为流氓，那绅士顶不住压力，自杀了。克荔门婷谈论性时的神神秘秘张爱玲漠然置之，但她讲的这件逸事却给她不小的震动。这是一个肮脏的故事，之所以脏，是因为人是脏的，凡是人的东西，多少总带着心灵肮脏的印迹。在这个故事里，张爱玲瞥见了人性深处的阴暗影子，她想不出该说什么。说什么呢？空虚兴奋好奇的爱尔兰姑娘很单纯，可也只是单纯而已。

张爱玲生性孤僻，也似乎很难与人相处，她从来都以自己的喜好为上，而绝少在意旁人的反应；她习惯于观察自己之外形形色色的人生世相，却很少产生与人交流的渴望。她后来表示：“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我们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我也不在乎，我觉得如果必须要讲，还是要讲出来的。我和一般人不太一样，但是我也不一定要要求和别人一样。”（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港大三年，她虽然感受到了许多同学身上的莫名趣味，但真能与她趣味相投、朝夕相处的，能共同感受生活精微处的美妙的，能一起仅为一杯冰淇淋、一块小小的布头、一个黑黑的小老头而欢喜不禁的，大约只有炎樱一人。没有炎樱，张爱玲的整个香港生活将会顿失生机，她也会失去很多机会体验生命微微飞扬的愉悦。这个阿拉伯裔的印度女孩实在是风趣、快活的，满身的喜悦止不住地往外蹦的，《流言》中专辑有《炎樱语录》几则，可见二人同学时的快意与默契：

炎樱的个子生得小而丰满，时时有发胖的危险，然而她从来不为这担忧，很达观地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no armful.”）

炎樱在报摊子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地说：“谢谢你！”炎樱答道：“不要客气。”

炎樱买东西，付账的时候总要抹掉一些零头，甚至于在虹口，犹太人的商店里，她也这样做。她把皮包的内容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了。还多下二十块钱，我们还要吃茶去呢。专为吃茶来的，原没想到要买东西，后来看见你们这儿的货色实在好……”犹太女人微弱地抗议了一下：“二十块钱也不够你吃茶的……”可是店老板为炎樱的孩子气所感动——也许他有过这样的一个棕黄皮肤的初恋，或是早夭的妹妹。他凄惨地微笑，让步了。“就这样罢。不然是不行的，但是为了吃茶的缘故……”他告诉她附近哪一家茶室的蛋糕最好。

炎樱也颇有做作家的意思，正在积极学习华文。在马路上走着，一看见店铺招牌，大幅广告，她便停住脚来研究，随即高声读出来：“大什么昌。老什么什么。‘表’我认得，‘飞’我认得——你说鸣是鸟唱歌？但是‘表飞鸣’是什么意思？‘咖啡’的‘咖’是什么意思？”

炎樱本名Fettinma Mohideen，音译中文名叫作莫黛，“炎樱”是张爱玲给她取的名字。张爱玲父亲、母亲在香港均无关系较深的亲朋故旧，她的法定保护人李开第先生当时也只是她姑姑的旧识，往来不多，所以张爱玲在港大三年，除了寒暑假，基本上都是在学校里度过。然而她的朋友又少，除了炎樱，几无别人。炎樱很淘气，又干脆利落，生活起居与常人总有相悖之处，偏张爱玲能欣赏她的聪慧与绝妙，而炎樱呢，也甚惊奇这位个子高挑的中国女孩，心里竟藏有那么多细微的难以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而历史与文学方面的修养又是那样出奇地好。

张爱玲在发奋用功之际，偶尔也出门看电影、逛街、买零食，做伴的往往就是炎樱。有时去见见熟人，也是两人一道。炎樱的家也在上海，与张爱玲家相隔不远，所以放假时两人多是结伴同回，但有一次港大放暑假，炎樱没等她就回了上海，张爱玲知道后，觉得自己落了单，倒在床上大哭大喊不可开交。据她自己说，她生平只大哭过两回，这即算是一回。可见她与炎樱的情谊之深。

两人有很多共同的喜好，比如绘画，比如衣服，又都善于领略生活中的细处情趣。在香港的时候她们常常一起作画，一个勾图，另一个则着色。张爱玲为炎樱画过一幅肖像，形态甚肖，很得人赞赏，她们的一位俄籍教授甚至要出五美元买下来。张爱玲很欣赏炎樱的用色，说那不同搭配的蓝绿色令她想起李商隐的两句诗，“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有一种使人惆惘的感伤意味。炎樱虽非画家，但是张爱玲数年后出版的小说集《传奇》的封面就是由她设计的。张爱玲非常喜欢那个封面，说自己“为那强有力的美丽的图案所震慑，心甘情愿地像描红一样地一笔一笔临摹了一遍”。《传奇》增订本的封面也是炎樱设计的，构图更为巧妙。炎樱借用了晚清的一张时装仕女图，画着个女人在桌边玩桌牌，旁边有奶妈，抱着小儿，安稳静谧中充满“古墓的清凉”，然而身后又突现一现代女子，透过窗子向里面张望。奇异的是这女子全无五官，比例亦不和谐，但并不给人粗糙之感，反而很奇怪地造成了一种怔忡不安的气氛。画面的独异构思，及对《传奇》内容的无言暗示，显示了炎樱的过人才华。

在香港大学，她们在一起过着一种美丽明快的生活，尽管张爱玲孤僻，不喜欢活动，但也奈何不了炎樱孩子式的热情与阳光般的快乐。因为炎樱是混血人种，在香港有较多熟人朋友，张爱玲跟着她时时走动，也得以更多地亲身感受了一些香港生活的丰富与复杂，也锻炼了她关于乱世人生的体验与思考。这些经验在她离港以后开始写作的时候，便开始显示出潜在的有益影响。

有一次，炎樱欢天喜地地来约张爱玲去看电影。张爱玲照例不愿意去，但炎樱说是她父亲从前的一个老朋友，听说炎樱到了香港，一定要见见她。张爱玲拗不过她，就放下手里的功课，两人往电影院去了。电影院在香港中环，已经很古旧的了，很似电影里的早期澳门房屋，狭窄拥挤而又布满了暧昧的调情氛围与古装的广告招贴。两个女孩各自穿着无领短袖旗袍，手里还拎着浅色绣花的丝帕，站在影院门口，犹如两朵清新美丽的花。不一会儿，从门口处走来一个高大的50多岁的男人，长得瘦瘦长长，穿着一套发暗的旧西装，两只裤管空空荡荡，脸色苍白，活像是从毛姆小说中走出来的流落东方或南太平洋的白种人，只有一双布满了血丝的麻黄色大眼睛表明他的印度人生理特征。

炎樱向他介绍张爱玲：“希望你不介意她陪我来。”那个男人朝张爱玲看了一眼，忽然露出很为窘迫的神色，他从口袋里掏出两张戏票和一包东西，往炎樱手里一塞，很不安地说了一声：“你们进去。”转身即走。炎樱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一把拉住他：“不不，我们去补张票，你不要走。”“潘那矶先生！不要走！”但那潘先生还是执意走了，闹得张爱玲不知所以。两人打开潘先生塞给炎樱的一个纸包，只见是两块浸透加糖鸡蛋的煎面包，用花花绿绿半透明的面包纸包着，外面的黄纸袋还沁出油渍来。炎樱这才恍然大悟道：“他带的钱只够买两张票。”（张爱玲：《张看·自序》）

两人只得进了电影院，走很陡的斜路，刚坐下电影就开始了。但是张爱玲始终记得那印度人的困窘神情，心里不甚是滋味，终于没有看完。在回学校的路上，炎樱向张爱玲讲了那潘那矶先生的遭遇。潘先生是个帕西人（Parsee），祖籍波斯，印度拜火教徒，以前做过很大的生意，后来认识了一个麦唐纳太太。麦唐纳太太有很多孩子，她硬要把大女儿嫁给这个帕西人，可大女儿叶宓妮很不愿意，她才15岁，还在学校念书，但麦唐纳太太硬逼着她嫁了过去。结果22岁时两人就离了婚，叶宓妮还把唯一的儿子带走了，并且不准那帕西人与儿子见面。可是帕西人又非常喜欢自己的儿子，他从此做生意就越做越蚀本，交了厄运，而叶宓妮在洋行做事，儿子已长到19岁，与他母亲住在一起，就像姐弟一样。帕西人的故事很触动张爱玲，人性中有多少难以言说的秘密呵。后来她正巧见着了叶宓妮。那是有一次叶宓妮请炎樱吃饭，炎樱又带上她，她就见着了那个既不幸又有幸的女人。她非常年轻，和帕西人简直是两代人。叶宓妮已经再婚，嫁给了她儿子的一个朋友汤尼，三个人在一起非常快乐。后来在上海，张爱玲还见到那位逼嫁的麦唐纳太太。她人高高大大，像个利索的英国女人，唯一的东方风味是漆黑的头发光溜溜地梳个小扁髻，嗓子微哑，一笑就眯起眼，60多岁的人了，看上去仍有一种微微的调情的味道。

帕西人和他离了婚的女人的故事给了张爱玲很深的印象。她似是第一次明白，一个女人嫁过几次仍可以活得有滋有味，而一个男人在不断的挫败中仍没有使自己停下来。也许这些都是生命力的表现吧，都是人身上最潜在的力量吧。

香港是一座五光十色、一时不停地处在变幻之中的都市，它为张爱玲观察人生戏剧、体味生命沉浮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背景，她用上海人的眼光观察香港的结果，是使她日后“传奇”中充满了怪异的、犯冲的、不谐调的色彩与情调；同时，香港生活，尤其与炎樱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欢悦时光，亦为她在逃离父亲的家又与母亲有了疏隔之后，提供了一个精神独立的过渡阶段，这是非常重要的。事实上，母亲在支付了她的学费以后，对她的生活费给得就比较有限了。这使张爱玲一度成为班上最穷的学生，“在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瞩目”，“只有九莉，连暑假都不回去，省下一笔旅费。去年路克嬷嬷就跟她说，宿舍不能为她一个人开着，可以带她回修道院，在修道院小学教两课英文，供膳宿。当然也是因为她分数打破纪录，但仍旧是个大情面”（张爱玲：《小团圆》）。这种窘迫使张爱玲变得更加敏感。遗憾的是母亲对她的处境体谅却并不那么深。读书期间，母亲路过一次香港，并到香港大学去看望她。但母亲不但没给她留下生活费，反而将佛朗士教授私人给她的八百港币在牌桌上输掉了。此事给张爱玲很深的刺激，使她们之间的母女关系大受损害。《小团圆》记载了九莉听到母亲（小说中称“二婶”）输了八百元（她将这钱拿给路过香港的母亲看，母亲说替她保管）后的感受说：

偏偏刚巧八百。如果有上帝的话，也就像“造化小儿”一样，“造化弄人”，使人哭笑不得。一回过味来，就像有什么事结束了。不是她自己做的决定，不过知道完了，一条很长的路走到了尽头。后来在上海，有一次她写了篇东西，她舅舅家当然知道是写他们，气得从此不来往。她三姑笑道：“二婶回来要生气了。”九莉道：“二婶怎么想，我现在完全不管了。”她告诉楚娣那次八百块钱的事。“自从那回，我不知道怎么，简直不管了。”她夹着个英文字。楚娣默然了一会儿，笑道：“她倒是为你花了不少钱。”她知道楚娣以为她就为了八百块港币。她只说：“二婶的钱我无论如何一定要还的。”

张爱玲的母亲并非不爱女儿，只是与她父亲一样，既出身于大户人家，诸事皆习惯以自己为中心，即便面对子女，也难以做到彻底的自我牺牲。按说，她既已接过教育张爱玲的责任，那么就应当节缩开支，保证女儿。但她并不如此。她仍然花费许多资金出国。张爱玲始终不明白她母亲出国做什么，从她后来所见看，母亲出国既没有留学，也未做生意，而似乎是将主要精力用在谈恋爱。《小团圆》记载，仅在香港逗留期间，蕊秋便一边与项八小姐争风吃醋，一边与一位英国军官谈恋爱。故子女从她身上感受到的爱不能不是有限的。母亲如此，而与父亲实际上又断了往来，张爱玲就不得不在精神上、经济上做好自己独立的打算与准备。她的发奋用功，就是为这种独立做的准备，在香港大学，如果成绩优秀的话，毕业后可以免费升到牛津大学继续深造。这就是她的非常具体而现实的梦想与目标。一个人既已孤零零地站在赤裸裸的天底下了，她就无法逃避一种“惘惘的威胁”，对付这威胁的方式，在张爱玲，不是退怯，而是要把自我的精神能量发挥得飞扬恣肆。如她自己在1939年所说，她其实很早就相信自己的“天才”。 6uX3bkO662quRfEacpCuuEOLhJpwPB5LPhGLiTd/zY4PIAlSuqz1cn6L8ZgBmO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