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吱呀——咣当——先是开门，接着是物件相互碰撞的声响，原本睡不踏实的我这下彻底失去睡意。除了母亲，家里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在这个时辰起来的。隔壁就是堂屋，是母亲专门念经礼佛的地方。以前挂关老爷的中堂被取掉了，换之而来的是母亲从寺里请来的菩萨。所摆瓶瓶罐罐也不知去向，陈旧的柜子上是一排盛满净水的小铜碗，三盏长明灯，还有一盘干果。除了寺里有佛事活动，母亲所有时间几乎消耗在这不足三十平方米的堂屋里。堂屋是她独有的世界，不允许别人长久驻留，更不允许说出有丝毫亵渎与冒犯的言语。早就习惯了，我们从不惹母亲生气，连父亲都弃去了他暴戾的脾性。对母亲的所作所为我们都怀有各自的衡量标准，也是因为洮河两岸风俗复杂，人心各异，倘若有半点差错，几辈子过去，还会有人提及，因而大家保持着惯性的谨小慎微。

母亲知道我在隔壁，尽管她很小心，可我还是醒来了。整整两个小时，念佛机里传出的声音清晰可闻。听着佛音，仿若置身云端，似真似幻。其实家里有个念经的人，或许也是福气吧。我只能这样去想，至于母亲的心思，谁愿用不恭的言语去猜测呢！

然而母亲已经不在了。初冬的某天早晨，我接到家人的电话，说母亲早早起来就晕倒了。我一时回不过神，但马上感觉到母亲可能已经没有了，家人只是为安稳住我的心情而说了善意的谎言。

自从在洮河沿岸的车巴沟驻村起，我回家的次数少，因为手头的工作忙忙碌碌，做不到悉心照顾。当我在中午时分赶到老家的时候，母亲躺在炕上，只有一口气，已经没有了意识。大家都没有动，实际上大家何尝不清楚呢。从早上六点多至此已过去近七个小时，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本家兄弟们说，等大家忙忙乱乱将人抬到炕上，才开始叫救护车。我知道老家的情况，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压根就没有指望过。

事已如此，但也不能坐等母亲咽气。通过各种方式，我们终于找来了救护车，送母亲去了县城医院。送母亲去医院的那一瞬间，我心头突然闪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倘若抢救过来，母亲却永远醒不了，该怎么办？这样的事情的确是很难做的。真是那样，母亲只好受罪了。如果不去医院，我们谁能担当起让别人看来是极为不孝的罪责呢？母亲其实是很健康的，她总是闲不住，在我们的思想中，也暂时没有将死亡和母亲拉在一起。父亲常年身体不好，才是我们兄弟几个经常担心和唠叨的话题。然而母亲却先一步，留下了父亲，留下了我们。

县城医院没有开颅的本事，建议我们到大医院。母亲颅内出血十分严重，我从所拍片子和医生的神情上，早就看出了不祥。怎么办？大哥说，还是走吧。大哥是本家最大的兄弟，当然他也很清楚母亲的情况，只是不便明说，依然坚持要颠簸上百公里路途。大哥那样做，莫不是为换取村人眼里的一片孝心呢？按我的想法，其实没必要折腾了。所谓孝心，更多时候就是给别人演戏。孝心深浅，这么多年来我们自己心里没有底吗？常言道，人生道路是自己走出来的，真的是吗？有时候，我反而觉得很多条路摆在我们面前，却不由我们来选择。果然，没有走出十公里，母亲就走了。她没有跟我们说一句话，也没有经历疼痛的折磨，就那样平静地走了，我心里默默记住了母亲离开尘世的时间——乙亥年九月廿八日酉时。

母亲生肖猪，今年七十一岁。从五十八岁皈依到如今，念经礼佛这件事上她从来没有马虎过。我不知道，十多年来，她的精神世界得到了怎样的解脱和满足。然而当我想到现实中的母亲常常表现出近乎木讷与痴呆的状态时，内心却是一片茫然。

母亲生育过五个儿子，一个女儿。一九七八年冬天，母亲三十一岁，那时候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那年大哥八岁，二哥五岁，三哥三岁，我不满一岁。大哥机灵，但不去读书，在家除了帮母亲干碎活，就带着我们。十五岁那年，一场恶疾要了大哥的命。那时候人命贱，哭几声就没事了。听老人们说，母亲对大哥的离世就是那样。谁曾想到，相隔短短两年后，二哥和大哥患了同样的恶疾，母亲就有点站立不稳了。不要怕，还有几个。这话是家里老太太说的。属于安慰，还是对家门不幸及不公命运的抵抗，谁也不清楚。但那之后，父亲再没有出远门，他和母亲一同守田地，一边照顾老人，一边大声呵斥着我们。见证父亲暴戾的脾气就集中在那段时间里。

母亲自然是习惯了，她对父亲的暴力从不去反抗。父亲的暴力也是因母亲散漫的性格，次数多了，我们习以为常，实际上也是过于怕父亲。母亲眼泪很少，当初失去了两个儿子，也没有表现出伤心欲绝和痛不欲生来。但那次她失声痛哭了，几天之后，还沉浸在悲伤中，好像对自己来到尘世而无法原谅，但她找不到理由。起因还是她的散漫。一家人一起打碾青稞，其间母亲去邻居家借东西来迟了。父亲见蹒跚而来的母亲，眼睛像充了血一样，杈把都打坏了。多年之后，母亲说起过那次迟到的原因。我们对母亲的散漫还持有抱怨，当然也无法彻底原谅父亲的暴力。母亲似乎命中注定和佛结缘，那次就是因为她在邻居家多看了几分钟《西游记》。

几十年过去之后，我还是做不到彻底的理解。所有一切实际上源于洮河中游一带的传统习惯——女人在家庭里是没有任何权力的，男人的地位高高在上，是一个家庭中主宰一切的“神”。这样的传统源头深了，怎么能梳理得清呢。母亲除了散漫，我们很难找出她身上的其他毛病。一个地道的农民，在农牧结合十分紧密的地区生活，各种各样的思想都会入侵。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打破禁锢的界线，做个堂堂正正的人？母亲一直努力着，这让父亲想不通。实际上，我们也对母亲这种悄无声息的转变持有质疑态度。只是碍于她的身份，或是心理上的障碍，不敢明说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