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WORLDWIDE UPRISING AGAINST
GLOBALLZATION

迈克尔·王是第一代在全球化经济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我们俩结交多年，时常交流。他住在喧嚣的上海，我住在酷热的特拉维夫。我们均出生于1979年，恰逢模拟时代向数字时代转型的风口浪尖。当时中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改革。迈克尔出生时，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不到200美元（以目前的美元价值计算）。以色列的人均GDP是它的30倍。此后，两国人均GDP之间的差距大大缩小。迈克尔是个勤勉认真的人，总是面带笑容，对中西方嘻哈文化很有研究，自己也能来上一段。我喜欢听他精确地解读嘻哈之类的文化现象。他就是个妥妥的潮人。

几年前的一个冬日晚上，我们和一群朋友在旧金山附近聚会，不知怎的聊起了童年。我告诉他，那时候我一个星期里最喜欢的就是上课外计算机班的那一天。我对编程没兴趣，但是起初我们家没有电脑，而老师会在下课前给我们几分钟时间玩玩20世纪80年代那些画质很粗糙的电脑游戏，比如《蒙特祖玛复仇记》（ Montezuma's Revenge ）。

迈克尔小时候一个星期里最喜欢的日子跟我的完全不一样，是他能和父母去公共澡堂淋浴的那一天。

迈克尔随父母生活。他父母是第一代上海人。“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父母的高中停学，许多亲戚上山下乡，当毛泽东思想指导下中国社会重建工程的“小螺丝钉”。由于时局动荡，迈克尔说，他父亲“自学了高中课程”。后来，中国大学恢复招生，他父亲才开始攻读机械工程学；再后来，他又自学了编程。

“我上幼儿园和小学的时候，生活真的很艰苦。”他说。

“我们吃了不少苦头。我们和祖父母，还有堂兄弟姐妹们都挤住在一套公寓里。我睡觉的小房间没有窗户，甚至也没有桌子和床。我爸爸只好用几块木头给我搭了张床。食品供应有限，买什么都得凭票，所以我们不大吃肉，一般就吃米饭和蔬菜。节假日和特别的场合，我们会围坐在一张大大的圆桌旁边，只有小孩和祖父母吃肉，父母们都把肉省给孩子们吃——我们这一辈都是独生子女。”

那时候他家没有冰箱，他们从院子里的一口小井里打水，给食物降温。“我们还吃腌制食品，因为它们在夏天不容易坏。”他住的那栋公寓楼没有淋浴设施，如厕得去楼后的屋外厕所，他们用一个金属桶装水洗澡。“楼梯下面有块小空间，我们挂了帘子，然后提水进去，土法淋浴。每过一个月或者几个星期，父母会带我们去公共澡堂。在那里，你可以好好地把自己搓洗一遍。不过你可不能常去，太费钱了。”

20世纪80年代初，这样的生活方式在中国或者整个亚洲都不鲜见。按中国当时的标准来看，迈克尔家不算穷——农村人的境遇更糟。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生活条件的变化之大几乎没有人能想象到。“先是商店里不再缺货，”迈克尔回忆说，“突然间有东西可买了。接着，私人交易的市场出现了。你可以自行买卖。从那时候开始，许多人干起了个体户，我们有了自由市场。”简而言之，“日子越来越好过。每年都在变。”

他父母在电子仪器厂工作，用收集来的零部件组装了一台黑白电视机。迈克尔在一项重要的上海小学生数学竞赛中获了奖，从此走上了成功之路。

他告诉我，20世纪90年代初，他开始通过BBS下载文件。BBS是一种早期技术，通过拨号上网连接电脑，可以说是互联网的雏形。回忆到这里，我们的交谈变得好玩起来：我们的体验突然重合了，我们有了共同的童年记忆。此前我的人生跟迈克尔的人生毫无共同点。我家在以色列属于中产阶级，我们时不时去国外旅游一次。我们甚至有两辆车。虽然我和迈克尔的生活环境大相径庭，但新兴的互联网是我们的共通之处，有了它之后，我们的世界变得相似起来。我们这两个同龄少年都在拨号上网，分享文件，同外界沟通。我们是典型的80后孩子，是伴随互联网的发展而成长的第一代人，我们视互联网为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迈克尔的故事不只反映了市场的开放及其影响。他从小就受益于政府对教育体系的投资，因为这个体系识别出了他的天赋。在传统中国价值观里，孩子的教育是家庭的重中之重。迈克尔的父母身为技术能手，也起到了重要作用。不过，迈克尔是最先承认自己运气好的人。这个上海孩子的父母当年得存钱才能去公共澡堂淋浴，而如今他是企业家、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企业的共同创始人之一。本书的许多读者极有可能在使用他的公司开发的应用程序。“我这一代人很懂得感恩，”他说，“这是我的宝贵财富，因为它教会我天底下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小时候经历过的危机让我们心怀感恩。我们感恩父母，感恩进步，感恩政府，因为我们亲身经历了变革。”

变革是邓小平和他的盟友们推动的。1978年，在邓小平的坚定领导下，中国开启了重大改革。他允许有限的非公市场交易，创办了经济特区来鼓励制造业发展和出口。非公企业迅速改变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与此同时，瞄准了中国低廉劳动力成本的外国投资者蜂拥而入。中国经济几乎即刻起飞，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某些年份高达15%。1980年，中国人均GDP为195美元。2018年，这个数字已经高达9770美元。 从1980年到1990年，生活在极端贫困条件下的中国人减少了1.67亿。 到2013年，8.5亿多中国人脱离了极端贫困这个致命陷阱。 全球化加快了相互依赖关系的建立，而它对中国的影响体现在快如闪电的变革上。这些变革可不是什么被包装成繁复的、需要几十年才能见效的发展计划的经济政策——它们在极短时间内就务实地改善了民生的方方面面。1990年，每10个中国人有2个——加起来就有几亿人——是文盲。20年之后，95%的中国人能读会写。20世纪90年代初，只有68%的妇女识字；到了2010年，这方面几乎不存在性别差距。 从1990年到2017年，婴儿及5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下降了83%。 无论用哪个尺度来衡量，中国人的生活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事实上，这样的改善发生在亚洲各地，只是速度不同。朝鲜除外，它是世界上最后一个斯大林式独裁统治的国家。

工业化是关键。工业化和生活水平提高之间的关联是对人类命运影响最为重大的。中国人参与工业革命相对较晚。火车在19世纪就到站了，但他们等到20世纪才上车。然而，这也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弹指一挥间。1978年，每10个中国人里有7个从事农业或与农业相关的活动。到了2018年，这个比例反转过来——每10个中国人里有7个到8个从事贸易、工业和服务业等非农业活动。有时候，我会请来听我讲座的观众说说20世纪最重要的领导人是谁。他们通常会回答丘吉尔、希特勒和斯大林。我建议他们放眼更远的东方。当年，斯大林以为他所建设的苏维埃超级大国会万古长青，将成为人类的归宿。丘吉尔希望拯救大不列颠帝国，希特勒梦想建成千年德意志帝国。他们三人都失败了，虽说丘吉尔在这一过程中拯救了西方文明。只有一位20世纪的领导人把他接手的贫穷落后的国家改造成了蓄势待发的下一个超级大国，他就是邓小平。他之所以能够有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只有他借到了全球化的东风。 Z9juphECEHeuLHMi3da/5/STNCjF/YqKufvCmFvCWCxXzkIIdEYNNd0+Q0QMJjm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