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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WIDE UPRISING AGAINST
GLOBALLZATION
这是一栋看起来平平无奇的高层办公楼，在曼哈顿、伦敦或特拉维夫的繁华市中心屡见不鲜。大人物们在专人的引导下穿过大楼背面的一条走廊，去乘坐一部狭小的货运电梯，不合时宜但倍添神秘。电梯下行，门开处正是当晚活动的场所——我们的东道主说这是一个秘密的私家酒窖。房间的一角，一位名厨正在烹制我们的晚餐。四面墙壁的玻璃隔断后面陈列着从世界各地酒庄空运来的红酒佳酿。嘉宾们——高科技企业家们、一位前首相、一位前军队高官（现在是社会企业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颇为触动，而触动他们并非易事。在场的所有人——事实上，几乎所有地方的大多数人——都听闻过这位慷慨大方的东道主的名字。
趁着大家落座，我环顾四周，数数来了多少位超级富豪。我相当确定自己是唯一一个开着丰田卡罗拉来赴宴的客人，而且我车上的保险杠都快散架了。
他们请我来讲讲国际形势、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浪潮。在酒窖专业灯光的映照下，我的听众们聚精会神。我讲到当前世界秩序在创造财富的同时遗忘了某些人群，科技巨头企业连通了世界却不对随之而来的弊病负责。我认为自由主义价值观受到卷土重来的反对进步者的挑战，年轻人不太愿意为民主而战，反而呼唤激进的解决方案。我承认，从数字来看，人类普遍过得不错。但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觉得深陷困境呢？
我早就该预料到听众的反应。占人口1%的最富有的人群认为，在很大程度上，2008年的危机只是过眼云烟，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不过是历史上的偶发意外，而进步，也即他们所信奉的贵族版进步，不可阻挡。我们慷慨的东道主和一两位来宾听懂了这番分析，但并不认同。其他人则面露犹豫。“这是过分夸大的悲观。”其中一人脱口而出，余者随声应和，咬着音节吟唱起“悲——观——”来。旋即，他们用常识反驳我：这是一股“民粹主义浪潮”，反对的呼声持续不了多久，不会造成重大伤害。紧接着，来宾们三五成群地热议起来。他们的话语带着50后、60后的过时色彩，不时穿插诸如“信心培育成功花”“财富眷顾勇者”“年轻人会长大”“我们不能退回到中世纪”等陈词滥调。他们大多数人对我的发言不感兴趣。反过来，他们想要教育我——并且通过我来教育我这一代人——只要态度积极，一切都会好。随着甜品上桌，我们的辩论优雅地告一段落，虽然结果不尽人意。要是你孩子的未来有低风险债券作保，有礼貌地表示不同意没那么难。
不知怎的，这场晚宴让我想起了两年前，我以记者身份参加的另外一场更具戏剧性的活动。焦虑在这两次活动上无处不在。只不过超级富豪们会在焦虑外面像裹玻璃纸一样裹上一层嘎吱作响的乐观，而中产阶级的策略则简单得多：愤怒。
2016年11月8日晚上，曼哈顿喜气洋洋、空气清冽。透过贾维茨会展中心的玻璃屋顶可以看到天空万里无云。这里万事俱备，只待自由世界新任领导人加冕。会展中心外面的小贩生意兴隆，他们在兜售印有身穿女超人服装的希拉里·克林顿图像的T恤衫，印着她丈夫比尔·克林顿照片的T恤衫，还有五颜六色的竞选徽章，以及各种铭记这个大日子的纪念品。成百上千的警察和安保人员严阵以待，电视转播车里三层外三层，卫星天线矗立如林。在这里安营扎寨的媒体数量比直线距离不到半英里
外的特朗普竞选总部门前的媒体数量多好几倍。那里显得有点空旷。
“她意味着崛起。”诗人玛雅·安吉罗曾在2008年如此描述希拉里·克林顿；现在，她就要打破腐朽的枷锁，成为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
形形色色的美国民众代表在舞台上就座——异性恋者和同性恋者，西班牙裔美国人、黑人和白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将是希拉里·克林顿当选后启幕的新时代的楷模。他们耐心地端坐了好几个小时，静等跟美利坚合众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统一起出镜的那几秒的到来，好让孩子们看到，好让自己永远回味。贾维茨会展中心上方的天色变暗了，但他们还是在座位上一动不动。
到最后，希拉里·克林顿当然不曾露面。她没有看到为她准备的庆典。夜幕降临，抹去了一切。
记者的眼光是无情的。因为站得远，他得以纵观全局，目睹内中景象变迁。他观察到失望的情绪席卷过人群，看到他们震惊地倒吸一口凉气、流泪、心碎，看到信徒们逐渐流露出的各种常见的人类反应——拒绝相信、失望、孤注一掷的希冀。
选举结果陆续出炉之时，克林顿主义者们的眼睛粘在手机屏幕上，难以置信地低语着。那正是问题的关键。他们不敢相信，他们无法理解这是怎么回事。许多人哭了。其中一位告诉我，身为同性恋犹太人，他只怕又会来一次犹太人大屠杀。
我问他这是不是一种比喻。
“不，”他抽泣着说，“我真的害怕。”
从表面上看，在那个秋日夜晚悲痛欲绝、惊慌失措的克林顿竞选团队，同我在酒窖里见到的自信无比的富人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后者满怀乐观，决意要让旁人相信，对他们个人如此有利的世界秩序对所有人都好。在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者们看来，民主濒临灭绝，而他们被剥夺了未来。不过，关键在于这两个人群的心底里都有一种不可言说的恐惧。面对这种恐惧，最富有的1%的人群欣快地把头埋进了沙子里，克林顿竞选团队成员则用泪水洗刷贾维茨会展中心的地面。他们害怕的不只是特朗普、英国脱欧倡导者、欧洲民族主义者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会把世界推向灾难。毕竟，如果这样的灾难当真降临，就能证明他们当时忠于的自由主义价值观或市场经济的立场有多么正确。不，他们害怕的不只是一个催化剂，而是对方——以特朗普为代表的反对派——可能会取得成功。特朗普的成功意味着反自由主义的秩序会在世间长存，全球合作会严重受制。
在特朗普取得成功的世界里，他们所信奉的根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邪不胜正，自由乃繁荣之前提，对偏执盲从的摒弃，妇女有权支配自己身体的原则，还有最重要的，对支配一切的进步价值的热切信仰——都会烟消云散。在他们看来，历史的车轮会停驶，然后倒行。许多人认为，特朗普当选后这几年的情形证明，这种换挡业已开始。
我既不是美国人也不是欧洲人。我生活在一个受美利坚帝国庇护的遥远行省。在这里，我可以做风雨欲来的旁观者，享受某种程度上的情感疏离特权。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日前几个月，我踏上了美国之旅，希冀找到一个简单问题的答案：如果特朗普获胜，他会凭借什么获胜？当时的民调结果称特朗普几乎不可能当选，但我有所怀疑。在工业革命重镇之一的宾夕法尼亚州，我坐进一个煤矿工人家庭的客厅。当时屋外狂风大雨，屋内家庭成员的情绪同天气一样阴郁晦暗，我以为美国人都有的乐观精神不见踪影。费城的黑人活动家们告诉我，奥巴马总统只不过是杀害他们无辜的街坊邻居的白人们戴上的又一层面具。他们发誓不把选票投给“那个叫希拉里的人”。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的一个小女孩泪水盈眶地告诉我，她班上的一位同学不再愿意邀请她参加生日派对，因为她的两位母亲是跨性别妇女。从她的故事里我可以感觉到对新美国迅速萌芽壮大的敌意。也是在北卡罗来纳州，我去某所教堂参加周日礼拜时听到牧师说，美国容许同性恋鸡奸，应当受到比埃博拉还严重的瘟疫的惩罚。我问他，他的美国能否劫后重生。他回答说：“嘿，还没到埋葬我们的时候！”
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正在发生的既不是常规的政治变革，也不是基于一个全新的、思路清晰的政治理念的革命。英国脱欧背后也没有思路清晰的政治理念。从巴西到意大利，再到匈牙利，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崛起构成了对当今世界全球化的零散冲击。它们发端于工业化国家全体中产阶级集体抱怨社会不公的回音室里。那些过分关注南北美洲、欧洲、非洲或亚洲事务的人忽视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最重要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现象。正如一幅点彩画作，无数小点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幅反抗图卷。一大批人排斥作为经济、文化和普世价值体系的全球化。这种反抗是全球性的、无人统筹的、流动的。它的重点在于排斥现有的权力结构，而非重建新权力结构的精妙细节。
对全球化的根本性反抗从两个对立的极端开始——一端是无政府主义激进人士，另一端是原教旨主义宗教人士。在社会不安情绪的渐强刺激下，激进且反动的理念开始渗入中产阶级。这种反抗体现在英国公投脱欧、欧洲极右势力兴起、原教旨主义壮大、激进左翼支持率上升、仇富情绪和对财富集中的憎恶日渐明显上。政客们玩命学习如何驾驭这只猛兽。特朗普当选以后就用持续不断的挑衅以滔滔之势淹没了美国和国际话语。他敲击键盘发推特的声音震耳欲聋，以至于我们都忘了他刚获胜时我们所有人都有过的一个觉悟：特朗普是2016年和2020年总统大选前就已经露头的一个更广泛现象的表征。如今，几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进行必要的反思，把最近几十年看作我们当今世界这幅政治历史镶嵌画里的一块马赛克砖来回顾。这个反抗时代的意义极其重大，影响极其深远，远非特朗普或媒体对他的痴迷可以界定。
反抗者们都曾经遭到过背弃，他们加入反抗的原因各不相同。其中有的人声称，全球化，与全球化挂钩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和全球化催生出来的、反过来又加速全球化的技术，毒害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社群、他们奉为圭臬的价值观和信念。也有的人揭竿而起，有时候是真的拿起了枪杆子，反对那些曾经许诺说全球解决方案会带来共同繁荣，结果却同最富有的1%的人群称兄道弟的政治阶层。他们之所以加入反抗，是因为他们曾经被告知，全球化能让世界变平——一切都在你眼前，一切都能立即实现，一切都触手可及，你要做的就是伸伸手。毫无疑问，那是个空洞的概念，因为国际经济与其说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不如说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反抗者们看到自己的孩子抛弃了他们的文化，发现高扬的政治正确呼声阻碍他们发声倒苦水，哪怕这苦水情有可原。他们揭竿而起，因为他们的安全感、身份认同和生计都岌岌可危。恐怖主义随时有可能出手，移民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雇主们时刻打着解雇他们的算盘。2020年，新冠病毒横扫全球，揭露了20世纪政治的退化，它已无力解决当下的挑战，就好比这次的新型病毒在这个高度互联互通的世界里传播。领导人和政治制度照例表现出一切尽在掌控中、确定性和安全性的表象。在历史进程中，流行病的传播打破了那层假象。它们将会揭示出哪些统治者效率更高、更有能力，而哪些人无用又危险。14世纪米兰的统治者卢基诺·维斯孔蒂强制隔离暴发黑死病的家庭，在第一波大流行期间挽救了很多百姓的生命。其他统治者则任由他们的臣民死去，逃回了自己的夏日宫殿，让人不由联想到在新冠病毒肆虐时还在玩高尔夫球的唐纳德·特朗普。“在黑暗时分，眼睛开始看清。”美国诗人迪奥多·罗赛克写道。在病毒传播期间，许多国家都爆发了大范围的抗议活动，这绝非巧合。新冠病毒进一步催化了这场反抗分裂的世界秩序的起义。
这种愤愤不平，这种怨声载道，正在改变世界。同媒体的惯常论调相反，对全球贸易的抗议，或者从另一个层面来说对普世价值观的抗议，根本不是仇恨和无知的瞬间爆发，也远非过眼烟云。西方社会对移民数量增加的抗议并非一向属于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宣传。全球化改善了人类处境，但也摧毁了社群，破坏了生态系统，播下了反抗的种子。这场反抗在责任时代终结之时爆发。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在谨慎的态度和责任感的指引下进入相对稳定的时期。这就是责任时代（age of responsibility）。选民和他们选出的代表的可怕的个人体验，深刻地塑造了这个时代。他们面前的世界满目疮痍，还没从休克中恢复过来。他们见识过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仇恨、经济衰退、贸易战，以及对极端意识形态的痴迷所造成的骇人后果，于是决定通通不要。“二战”结束后有那么一段短暂的时间，人类文明如同久旱逢甘霖般地充斥着乐观情绪。早在“二战”结束前两年的194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就表达了这些情绪：“我们深信，后代将会知晓，此时，20世纪中叶，善良的人们找到了一条联合起来，共同生产，共同消灭无知、偏狭、奴役和战争的道路。”
他所表述的简单目标实现了。苏联人、美国人、中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一致认为，刚刚结束的战争是一场正义的战争，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一度发生在他们眼前的恐怖的重大意义。不过，他们的共识到此为止。罗斯福提到了后代，可他自己那一代人就目击了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爆炸，不久后又被苏联在1949年进行的第一次核试验吓到。一个新世界诞生了，但这个世界面临的未来是消亡。
这个瑟瑟发抖的世界最害怕的就是冷战双方之间的危险对抗导致下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乐观情绪很快就被极度的悲观压倒。如果说“二战”刚结束时美国人以为苏联会和美国携手共创世界和平，那么一年后就少有美国人觉得苏联人值得信赖了。65%的美国人预测下一轮全球性的冲突将在四分之一个世纪内爆发。与此同时，一项调查表明，10个美国人里有6个希望联合国更强大，甚至希望出现一个统一的世界政府。
焦虑和恐惧有时候可以转化成机遇，尤其对统治者而言。其中一个机遇就是它们可以迫使人们谨慎，而谨慎产生责任感。
1947年，盖洛普民意调查编辑威廉·A.利德盖特（William A.Lydgate）在其撰写的长篇分析中对责任时代首次进行了界定。“‘咱们往莫斯科投几颗原子弹吧’这样的极端主义思想对我们的国民没有吸引力……然而，目前看似令人沮丧的局势可能是一个健康的迹象。许多人曾经在1918年‘一战’结束后以为民主从此无碍，而今天的国民没有这种理想主义信念，他们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努力才能保住和平。”
怀旧之情既危险也具有迷惑性。冷战给人的感觉不像是身处责任时代。西方国家不情愿地放弃了自己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殖民地，而且这个过程往往并不平和。全世界都从古巴的导弹危机、东西柏林之间的紧张对立、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听到了战鼓擂响。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展开了大量的代理战争。其间，为了阻止东西方打响核战，所谓的第三世界人民被放上了祭坛。
然而，冷战期间的世界的确是个负责任的世界。承认这一点，哪怕是在反思的时候承认这一点，都对现在有用。在当下识别出美德善行很难，追踪邪意恶行的快速演变就更难了。“二战”结束后，世界领导人们一直忧心忡忡，生怕再来一场末日大灾难式的大战。正是这种忧虑抑制了他们的作为，在很多情况下，将他们从军国主义的冒险主义之路上拉了回来。更重要的是，民意限制了他们的作为。无论是苏联的宣传，还是美国将军们的声明，都把和平放在首位，或者至少领导人们希望公众相信他们在追求和平。甚至好战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也经常提到和平。“战士们比谁都祈求和平。”他说。他还谈及有必要“通过和平来保有我们的战争胜利成果”。他甚至说，为了和平可以牺牲荣誉。
是意识形态给领导人们戴上了责任的镣铐、限制了他们的作为吗？不见得。真正的制约力量更为深刻——上次战争留下的个人和集体恐怖记忆，还有从这些记忆中学到的道德教训。“所有战争均源于愚蠢。”约翰·F.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柏林危机期间曾经这样说。
古巴导弹危机期间，军队领导人向肯尼迪递交了一份计划，提议先发制人地对苏维埃集团进行核打击（计划包括仅针对莫斯科一地就要投170颗原子弹和氢弹）。肯尼迪胆战心寒地离开了会议室。“我们还称自己为人类。”他在回总统办公室途中对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苦涩言道。
那个世界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还有南斯拉夫的约瑟普·布罗兹·铁托、西德的康拉德·阿登纳、以色列的戴维·本-古里安、英国的克莱门特·艾德礼、苏联的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都经历过破坏力极强的世界大战，有的甚至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他们不是天真的和平主义者。更恰当的说法是，他们有务实的目标，而这些目标同他们各自所在国家的利益一致——稳定、国际制度、避免下一次大战。
在西方，负责任还表现在极右和极左势力均呈颓势以及民主的人气高涨上。政治科学家罗伯托·S.福阿（Roberto S.Foa）和雅思查·莫恩克（Yascha Mounk）的研究表明，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人中，有超过70%的人认为生活在民主体制下“至关重要”。同期出生的英国受访对象有同感的比例与此相仿——达到65%。出生在20世纪40、50年代的人也认为民主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价值观。
当时参与建设西方的人都有过对他们的思想触动极大的共同的可怕经历——战争的无情破坏。目前这一代人的父辈和祖辈有一种跨国界的共同的精神气质。他们勤勉谨慎到虔诚的地步，脚踏实地地过好当下，而不是心怀来日幻想。他们想要一个或多或少主流的、负责任的政治体制，于是心想事成。
责任时代慢慢地、艰苦地造就了相对的稳定与和平。两个超级大国维持着对抗竞争关系，而这种关系从本质上看是理性的、负责任的。它们避开民粹主义，一心一意希望通过科学技术赢得冷战胜利并改善社会物质条件。在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内，两个超级大国将国际合作发展成了理想的形式。
事实上，“二战”结束后，除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垮台后的短时冲突激增，国与国之间的战事减少了。
最近一次有全副武装的军队开打的战事是2003年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每日生活费不到人均两美元的人数和儿童死亡率下降的同时，全球冲突造成的死亡人数也急剧减少。1950年，世界不到一半的人口识字，而今天这个比例是86%。
2003—2013年间，全球人均收入中位值接近翻倍。
上述成就全非偶然。战后伤痕累累的社会和忧心忡忡的领导人们栽下了稳定之树，而这些就是树上结的果实。
关于责任时代，我们必须记住两点。其一，它是我们所在的动荡不安、战火纷飞的现代时期里的一个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得极端主义和民粹主义哑口无言。它们沉默的时间在历史长河里不过弹指一挥间，但此书的多数读者均在此期间出生。后来，战争的记忆开始消退。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英国人、美国人同30年代生人不一样，他们不怎么相信民主的重要性。只有30%的80后相信民主的重要性。
虽然祖辈们可能在诺曼底海滩为了捍卫民主而献身，但他们自己却认为“民主”这个术语已经失去其意义。
对于责任时代，你需要了解的第二点其实你早已有所察觉：它已然结束。
责任时代随着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的坍塌而终结。我们尚处于“9·11”事件的第一轮余波中。基地组织攻击美国本土是一种战争行为，原教旨主义者针对的是美国代表的普世主义愿景。恐怖主义者挑起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全球战争，在此过程中他们释放出了先前被禁锢的恶魔，而其中许多恶魔同两大宗教都没有关联。这场刚刚打响的战事将决定世界的命运。这不是宗教对抗，而是信仰对抗。作战的一方相信世界正在缓慢走向政治和文化一体化，而另一方视此种前景为噩梦，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它实现。困在两方当中的则是中产阶级，尤其是西方的中产阶级。他们在民族国家和全球化之间摇摆不定，在特定的身份和普世价值观之间犹豫不决。
今天的全球化不可持续；“二战”后的相对和平面临威胁，而且不稳定迹象正在倍增。其中最严重的当数气候危机。工业化时代的繁荣的代价是对当前和未来的自然世界的滥用。
本书将带领读者游走于反抗前线，向读者揭示反抗运动的有形轮廓和黑暗角落。在斯里兰卡北部，我看到最后的大象群在贫困农民的步步紧逼下退守残存的森林，而那些农民也在竭力应对国际贸易导致的后果。十几岁的叙利亚难民一边沿着铁轨走在从希腊通往德国的漫漫长路上，一边同我谈论他们的未来。在面临前所未有的人口危机的日本，一位年长的女性在一所废弃的学校里告诉我，她多么希望再次听到孩子们的嬉闹声。我目睹了希腊人为抗议严重的经济衰退而暴乱。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我身在伦敦，那可是自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我同过分乐观的种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讨论他们对未来的期许。
这是一本关于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的特定人群如何应对本土问题的书。故事中既包括同这些人群的对话，也有作者的观察。它讲述了一种跨越地理和文化边界的全球意识的出现，也讲述了全球化如何改变道德情感。
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西方的相对和平吸引了一大批难民逃离他们在灾难中心的家园，去寻找庇护之地；我们刚刚度过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它的影响犹存，还在继续割裂中产阶级，威胁全球化和全球化制度；就在世界需要通力合作，来应对有史以来最严峻的全球危机，即气候危机之时，各国人民、机构和国家之间的合作却在减少。在这个贫困现象迅速消退，教育、卫生服务和收入不断提高的时代，原教旨主义风生水起。同时，人们生育的孩子却越来越少，由此引发许多问题。建立在自由主义愿景共识基础上的国际社会变得越来越极端。
这些紧张局面已经催生了对进步理念本身的讨伐。进步以启蒙运动价值观为标尺，依赖于理性和事实，认同科技是改善人类境况的必要因素，以及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中，传统没有对批判性思维的绝对否决权。反抗全球化的力量正在被进步的新、老对手利用。他们并不是想解决不可持续发展的全球化体系所带来的不满，而是把它们当作诱饵加以利用。民粹主义-种族主义政客、反科学的江湖骗子、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社交网络上的虚拟社群、集权主义空想家、新卢德派分子和阴谋理论的崇拜者，都在游行抗议。
它所产生的反抗和政治会引出一个更公正，也因而更强大的国际体系。这个体系将平衡地方和全球，要求创造更多的平等机会，还将促进事关我们生存的环境合作。然而，这样一个乐观的场景既不明朗，也并非必然。如果说我们在过去二十年里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没有什么是天注定的，也没有什么进步是不可逆转的。
进步看似强健，但其实相当脆弱。它完全取决于各个社群是否愿意时刻准备着为它而战，取决于领导人们是否决意不做傻事。全世界人民正处于一个激变时刻。此书意在倾听他们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