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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WIDE UPRISING AGAINST
GLOBALLZATION
这是快速发展的工业革命的代价。今天北京为之付出代价，而曼彻斯特和伦敦也曾经为之付出过代价。“雾霾”这个英语单词就是这么来的。然而，遍布中国各地、弄脏中国天空与河流的工厂所生产的海量产品，大多是销往海外的——尤其是西方国家，这一点往往被人忽视。制造业向东亚转移的同时也把一度在全球北方国家产生的污染迁移到了发展中国家。《自然》（
Nature
）杂志2017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报告称，就在2007年一年里，全世界有750 000人死于在他们祖国生产并销往他国的产品和服务所造成的空气污染。
2007年以后，这个数字无疑又升高了。同一份研究报告还表明，2007年另有411 000人死于从别国烟囱和工厂飘过来的空气颗粒物。该研究报告的几位作者写道：“如果进口产品的相对低成本来自生产地区相对不严格的空气污染控制措施，那么某地消费者省钱的代价可能就是别处牺牲的人命。”
智能手机之所以变便宜了是因为亚洲的低工资，而手机制造过程中产生的污染则被留在当地，夺去当地人的性命。根据芝加哥大学的空气质量寿命指数——将空气污染浓度转化为对预期寿命的影响——印度人由于污染将平均减少5.2年的寿命，中国人则将平均减少2.3年。
终极全球化发生在大气里。大气不设护照检查处或海关关卡，大气没有国际管辖机构。颗粒物和温室气体一样，跨越国界，通行无阻。
全球化不但创造出高科技中枢，也哺育了剥削中心。高科技中枢是技术和创新的聚集之地；剥削中心源自多个因素的相互作用，包括松懈的地方规范、无能或腐败的政府监管、外部势力操控下当地人民的力量受制。从非洲获取原材料或者在亚洲进行生产的欧美企业不但按照资本主义惯例从劳动力和生产的成本差距中牟利，还从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非西方经济体之间的规范差距上牟利。此类剥削中心建立在廉价劳动力、对当地消费市场的垄断、对原材料的掌控、低价能源或以上所有因素的综合作用的基础上。供职于这些中枢的劳动者在艰苦的环境里工作，缺少有效的工会或工人组织代表，暴露在污染下，政治权利遭到剥夺。正是这些特点吸引了外国和当地投资者。弱势或贫穷的国家因为急需外汇和就业而坠入陷阱。要是它们建设制度，要是它们的政府顺应民意改善工作环境，实施劳动法规，制造商们就可能会外逃，留下高失业、经济重创和环境损害。此外，产品出口到全球北方国家的工厂向当地工人提供的工作环境通常比其他当地工厂提供的要好。剥削中心兴起之后，受益者——征税的当地政府和盈利的企业——就会尽全力保住它。因此，这类中枢具有强大的地方游说力量。
某些分析家将这些关系之间的相互作用按照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或者说按照农村地区和大都会地区进行了分类，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已故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但是这种观察法不一定能敏锐地捕捉到当代的剥削和其他时代的剥削之间的重大差异。当代的剥削中心非常灵活，流动性很强，就和资本、生产和劳动力的流动一样。
这个现象正在蔓延。今天，亚洲各国首都中污染最严重的当数德里。这些中枢就是全球化世界里的史密斯探员。史密斯探员是《黑客帝国》系列电影里的角色，能够不断自我复制。
工厂排放的铅污染了庄稼，被牲畜摄入，导致食用它们的人中毒；工厂把烟尘喷到空气里，导致儿童罹患哮喘和肺气肿。社会和环境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可能需要销毁那些有毒的庄稼和牲畜，治理被污染的水源。全球化市场没有把这些成本反映在亚马逊网站待售产品的标价上。健康、环境和生活质量方面的成本被经济学家们称为“外部效应”。市场对它视而不见，而地球和逝者支付其零售价格。
中国是检验全球化阴暗面的上佳场所，因为它同全球化的渊源很深。要理解当代全球化，就必须参考19世纪的鸦片战争。
经济历史学家们认为，在过去2000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印度次大陆和中国共同贡献了将近60%的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公元1300年前后，欧洲人被马可·波罗说服，开始像东方国家数世纪以来那样，仰慕中国的经济力量。后世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有时候会把这个“中央王国”理想化，将其描绘为西方的效仿对象。德国哲学家戈特弗里德·莱布尼茨在1699年写道，中国具有最先进的法律体系和伦理，虽然它的数学和军事能力比较落后。而后者，他指出：“与其说是无知导致，不若说是有意为之。因为他们鄙视一切造成或滋养人类残暴的东西。”
然而，当时，西方同中国的关系大体上局限于贸易。中国的丝绸早在古罗马时代就受西方人追捧，以至于公元14年，罗马元老院不得不禁止男子穿用中国的丝绸，声称这不适合男性。但更实际的理由是，罗马的统治者担心会有更多的钱币和黄金因此流向东方。
随着海洋运输的发展，重商主义的帝国们大肆购买来自中国的几乎所有商品——丝绸、瓷器和某些香料，当然，还有17世纪以来热销的茶叶。满载货物的船只从中国港口起航，西方买家则翘首以待。不过，参与交易的商人们都出现了赤字的问题，类似当今世界的贸易赤字。中国人没什么想向西方购买的，对平等通商也没什么兴趣。1793年，乾隆皇帝告诉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他在《致英吉利国王书》里说，“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
中国皇帝似乎有点嫌弃英吉利国王的迟钝，敕谕后者说，允许英国商人购买中国的优秀产品已属体恤。他愿意怀柔，因为“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
英国商人们迫切地需要一样能卖到中国的产品，以防止银锭源源不断地流向天朝国库。既然没什么合法产品能激发中国人的购买欲望，他们就把视线转向非法产品——鸦片。中国皇帝禁止罂粟种植以及鸦片的交易和使用，然而禁令反而推高了人们对鸦片的需求。东印度公司是世界上成立最早的跨国企业之一。当时它正在巩固对印度和远东的大片土地的掌控。它拿到皇家特许，找来雇佣兵，在孟加拉国形成鸦片垄断。转包商把毒品从孟加拉国出口或走私到中国。东印度公司再把从对华销售鸦片赚来的钱用于购买丝绸、瓷器和茶叶，供英国顾客享用。贸易赤字就这样被消除了。
就这样，在19世纪前几十年，东印度公司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毒品生产商、经销商和毒品买卖融资方，它还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为贩毒事业保驾护航。鸦片对大不列颠帝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它也可能是印度当时流通数量最大的商品。
大量中国城市人口对鸦片上了瘾，甚至死于鸦片。有鉴于此，中国当局试图禁烟。他们销毁了大量鸦片和鸦片烟枪，但仍然无法镇压住需求——正如当今美国政府对阿片类药物流行病束手无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