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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WIDE UPRISING AGAINST
GLOBALLZATION
我在北京市中心乘坐电动车，双手出于惊恐紧紧地揪住骑手的背部。倒不是因为这里的交通信号灯形同虚设，而是因为骑手们随心所欲。驾车载我的是一位朋友。他没戴头盔，时常一边看手机一边单手驾驶，而且还高速穿行在汽车当中。成群结队的电动自行车蜂拥在宽阔的公路上，骑手们都戴着防雾霾的白口罩。
北京迅速地包围了你，将你覆盖。你感受到了它的飞速发展，听到了不间断开发的轰鸣声。中国也许还不是一个超级大国，北京没有新德里那种膨胀的喧嚣，但显然也没有纽约那种急切的狂热。北京庞大而秩序分明，热闹但不见夸张的色彩。城市规划决策迅捷而不带感情。我们的电动车开始减速，最后停在一个废弃的购物中心对面。我的朋友有点漫不经心地告诉我，这座购物中心的前身是一小片街区。住这儿的居民在几天内就被动迁走了，而且出于实际的考虑直接被迁到了路远的郊区。拆掉老街区以后建起来的这个购物中心生意不好，里面的店铺都关门了。现在这个购物中心也要被拆了，以后会在原地建个宾馆。开发商的广告牌已经竖立起来，宣传新项目的字体大得夺人眼球。几千人的生活被改变，房子拆了建，建了又拆，而时间才刚过去二十个月。
运气好的人还能在北京市中心的传统小街区里安居，不受城市的变幻莫测影响。这些小街区被称为胡同。胡同里是低矮的四合院，有的四合院当中甚至还有一口老井。中心区域逐渐让位给设计师品牌店和精品店，但你时不时还能在这里或那里找到一些旧式居民区，可谓北京这个灰褐色调城市里的绿岛。周末时，你会看到老年人穿着睡衣裤出门遛弯，跟坐在家门外看人来人往的邻居们打招呼。他们会抬头看天，虽然有一半的可能性根本看不清天空，只能看到暗淡的雾霾。
北京的日常生活就是同空气污染做斗争。“天好不好，镭豆说了算。”骑电动车载我的超胆侠朋友告诉我。他口中的“镭豆”是一个可以测量空气中的悬浮微粒的家用监测仪，它是都市居民家中的一件重要电器。有的日子，家长们不许孩子露天玩耍，因为空气污染太严重。专收富家子弟的学校大做广告，声称他们的游乐场和运动场上空都盖了圆顶保护气膜，能够过滤空气中的烟尘，好让进行体育运动的孩子们呼吸到正常空气。空气净化器在北京家居中是必不可少的物件。它尽其所能地过滤掉空气中的杂质。这个家电还是地位和收入水平的指针——有些采用尖端技术的净化器要几百美元一台。这些高质量的设备外形像壁挂式或移动式空调，按理滤芯六个月一换，但在北京往往每隔几星期就得换一次，因为烟尘颗粒物太多，会堵死过滤孔。
2017年前，北京的空气污染程度堪称灾难。连续几个星期，浓密的悬浮颗粒把天空变成了灰黄色。有那么几天，司机们要非常小心才不会撞车。据报纸报道，医院里挤满了急切需要吸氧的幼儿和老人。2013年《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文章说，污染改变了中国孩子的童年。该文章的大标题是“在中国，呼吸构成童年风险”。
空气污染最严重的那些天，空气质量指数高出世界卫生组织界定的直接危害健康的水平。2017年以后，空气质量得到改观，但口罩有时候还是少不了；雾霾严重的日子里，不戴口罩露天行走20分钟就会感到恶心。
空气中的悬浮颗粒多数来自工厂和火力发电厂。它们遍布北京这个巨型城市以及哈尔滨和河北省的工业城市。制造工厂和电厂被强制要求采纳目标严格、执行细节详尽的减排计划。这一计划成功了，看上去是这样。
然而，近期研究表明，政府其实是把大约一半的发电厂搬迁出了北京地区。据一项研究估计，为了改善北京的空气质量，中国的整体碳和颗粒排放水平其实不降反升。有纪录片采访了一位来自产煤大省山西的六岁女孩。山西是当时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地方之一。
“你见过星星吗？”采访者问她。“没有。”小女孩说。“你见过蓝天吗？”小女孩回答：“见过蓝一点的。”采访者又问：“那你见过白云吗？”小女孩叹气。“没有。”她说。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世界上每年有420万人死于室外空气污染，其中包括许多中国人。
孩子们属于最高危人群——全球每年有约170万孩子死于环境污染，其中多数是因为他们吸入了空气里的有毒颗粒物和重金属。
死于此类污染的人有90%来自以亚非国家为主的贫困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