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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弗洛伊德主张，无意识的内容仅局限于因为本身的不协调性而备受潜抑（verdrängt）的婴儿期倾向（infantile Tendenzen）。这种潜抑是一种具有时间纵深的过程，它开始于个体在儿童早期所受到来自周遭道德教诲的影响，并一直持续到人生结束。透过精神分析，人们既能消除这种潜抑，也能意识到本身被潜抑的愿望。
依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无意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只包括人格（Persönlichkeit）的某些仅受教育压制、但却可能被意识到的部分。虽然就某种研究观点而言，无意识的婴儿期倾向通常会显现出来，不过，如果我们以此来定义或评价无意识，却是错误的做法。毕竟无意识还有另外一面：在无意识的场域里，不仅存在着被潜抑的内容，也存在着一切未达到意识阈限值（Schwellenwert des Bewußtseins）的心理材料。由此可见，我们无法以潜抑原则来解释心理材料落于意识阈限之下的现象，不然人类就可以经由潜抑的消除，而获得惊人的、不再有所遗忘的记忆力了！
我们要强调，在无意识里，除了被潜抑的心理材料以外，还有一切落于意识阈限之下的心理材料——包括落于意识阈限之下的感官知觉。我们对这方面的认知，不仅来自丰富的诊疗经验，也来自某些理论的基础：无意识含有未达到意识阈限值的心理材料，而这些材料则是后来萌发为意识内容的胚芽。同样地，我们也有理由推测，无意识绝非处于沉寂静止的状态，而是不停对本身的内容进行分类与重新分类。在正常情况下，无意识活动从补偿关系（kompensatorische Beziehung）的意义来说，通常都和意识处于协调的状态。只有在精神病患的个案里，我们才会认为无意识活动具有彻底的独立性。
人们应该要接受这样的看法：只有当无意识内容已取得个殊的存有（individuelles Dasein）时，才具有个人性质。但由于个体的存有是有限的，因此，无意识内容所取得的个体的存有必然也会受到局限。所以，人们应该认为，无意识有可能经由人们对无意识所聚积的所有内容的分析或建立，而被消耗殆尽！或许在这种情况下，无意识只会形成一些人们早已知道、而且已被意识所接受的东西。人们应该可以这么下结论（诚如前面所提到的）：个体可以透过潜抑的解除，来阻挡意识内容落入无意识里，从而使无意识的生产活动瘫痪。然而，我们从经验中得知，这种情况其实不太可能发生！我们会要求病患记住那些曾被潜抑、而再度浮现于意识里的内容，然后再把这些内容纳入他们的人生蓝图里。我们始终相信，只要病患的无意识仍安静地继续制造源于个人潜抑的梦境和幻想——依据弗洛伊德率先提出的理论——这种处理方式就不会给他们的无意识留下任何印象（Eindruck）。当我们坚持不懈、且毫无偏见地继续观察这类案例时，就会发现有些材料表面上虽近似个人从前的心理内容，但其中所包含的暗示（Andeutungen）却似乎已超出个人无意识（persönliches Unbewußtes）。
当我在寻找足以说明以上论述的实例时，一位主要起因于“恋父情结”（Vaterkomplex，人们在20世纪初期仍使用这个词汇）而患有不甚严重的歇斯底里性精神官能症（hysterische Neurose）的女患者，便特别鲜明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这个案例可以用来阐明以下的事实：这名女患者和已故父亲的特殊关系已成为她的障碍。她和（当时已过世的）父亲的关系极好，由于他们的关系主要是一种情感关系（Gefühlsverhältnis），她的智识功能往往会因此转强，甚至成为她与世界互动的桥梁。所以，她上大学后，便主修哲学，而她对知识强烈的渴望就应该成为一种使自己摆脱与父亲的情感连结的动机。倘若她的情感也能活跃于这个崭新的、透过智识所创造的人生阶段里，比方说，和一位适合的男性对象建立一种相当于从前她和父亲的情感关系，那么，她便可以成功摆脱与亡父的情感连结。但实际上，她对亡父和对那位不太适合她的男性的情感处于不稳定的平衡里，因此，无法透过和这位男性所建立的情感关系来过渡到（übergehen）她与亡父的情感关系，她的生命进展当然也会受到阻碍，而且还出现精神官能症者相当典型的内在不协调性（Uneinssein）。
如果换成所谓的“正常人”面临这种情况，他们大概会以富有强烈意志的行动，从某一方面打破这种情感的枷锁，或者他们会在无意识里顺着本能（Instinkt）那条顺畅的轨道——也许这是“正常人”普遍的做法——而转到另一方面，尽管他们从未清楚意识到，在头痛或其他生理不适的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冲突。不过，人们某个（可能由许多原因所造成的）本能的弱点却足以阻碍这种顺畅的无意识过渡。他们的生命会陷入冲突而无法有所进展，随之出现的停滞状态已等同于精神官能症。由于生命处于停滞状态，其心理能量便往所有可能的方向——尤其是那些显得毫无用处的方向——外溢出来：例如，交感神经出现过于强烈的神经支配（Innervation）而导致神经性肠胃疾患；或者，迷走神经受到刺激（心脏也因而受到刺激）；或者，幻想和回忆本身如果欠缺吸引力，就会超出意识阈限值，来干扰意识（比方说，虱子会变成大象等）。
人们在这种状态下，便需要另一种动机来终结这种病态的平衡。换句话说，人类自然的天性会经由（弗洛伊德所指出的）移情现象（übertragungsphänomen），而在无意识里间接地达成这个目标。在治疗过程里，这位患有歇斯底里性精神官能症的女患者把父亲意象（Vaterbild）转移（übertragen）到作为医师的我身上，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把我视为她的父亲——但我其实不是她的父亲——也就是把我当作亡父的替补者。如此一来，我这位医师几乎已同时成为她的父亲和情人，也就是成为她心理冲突的对象！我承载着她的父亲意象和情人意象的矛盾，这对她的心理冲突来说，不啻为理想的解决之道。所以，我竟在无意间让这位女患者对我产生过度的青睐（对我这位局外人来说，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也就是把我视为救世主和上帝，而且这样的比喻并不像听起来那般可笑之至。对身为医师的我来说，同时成为女患者的父亲和情人，其实是一种过于沉重的负担。正因为这样的负担过于沉重，如果长此以往，任何医师都无法达到治疗的目标。实际上，医师若要一直完美扮演这样的角色，至少本身可能要是具备特殊能力的半人半神（Halbgott），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从头到尾在治疗过程中都有能力作为施予者。然这种暂时的解决之道，虽起初对处于移情（übertragen; übertragung）状态的患者来说，显得相当理想，但长期下去，却会使患者陷入生命停滞的状态，而且其负面性不下于精神官能症的心理冲突。归根究底地说，这种暂时的解决之道并非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冲突只是被转移，然而，顺利地转移冲突却可以让精神官能症——至少暂时地——完全消失。因此，弗洛伊德已相当正确地认识到，无意识里的转移是最重要的疗愈因素。但因这种转移只是一种暂时状态，它虽预示治愈的可能性，却还不是治愈本身。
以上这些颇费心力的探究，对我理解这个案例来说，似乎是必要的：我这名女患者已处于移情状态，而且她的无意识内容已达到意识阈限值，换言之，她的停滞状态已开始让她感到不舒服。这里便出现一个问题：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情况？我当然完完全全成了她的救世主，而且“必须把我抛开”的想法，显然不只让她相当反感，还令她惊恐不已。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合理常识”（gesunder Menschenverstand）通常会表达出一切可行的告诫，例如“你就是必须”“人们应该”或“你根本不可以”等等。只要人类的合理常识所幸不至于太过罕见，而且不会难以发挥作用（我知道，有些人对此感到悲观），那么，患者理智的动机——在那种正是因健康而增强的移情状态里——便可以引发巨大的热情，使得强烈意志的决心后来还以痛苦的牺牲作赌注〔译按：也就是断开移情对象（医师）的牺牲〕。一旦患者理智的动机成功激起本身的热情（其实这情况只是偶尔发生），随之而来的牺牲便会带来大有帮助的成果，使其得以进入一种实际的治愈状态。负责治疗的医师通常会为此感到欣喜，因此不会想到这类治愈的小奇迹究竟涉及哪些理论上的困难。
倘若患者并未顺利进入治愈状态——我的那位女患者便是如此——就要面对移情解除（übertragungsablösung）的难题。在这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便遇到巨大的困难。似乎患者的际遇乃取决于黯淡的宿命论：无论如何，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说法，比方说，一位同事曾语带讽刺地对我说道：“等到这位女患者把钱花光（译按：已无法负担诊疗费用），她的移情就会自动停止！”或者有时，患者生命里那些阻碍移情持续进行的强硬要求，以及那些强迫非自愿牺牲的要求，还会导致旧疾的全面性复发。（因此，人们不该在那些赞扬精神分析学的论著里，寻找关于这类案例的描述！）
当然，有些案例实在令人束手无策，已毫无治愈的希望；但也有些案例，其案主的生命进展并未停滞不前，而且移情作用也不一定因为本身承受痛苦，或腿部受枪击残废，便就此停止。我当时告诉自己：肯定有一种清楚而适当的治疗方法可以医治这位女患者的精神疾病，而且这种方法还会使人们脱离从自身的意识和全然整合性（völlige Integrität）里所获得的经验。虽然我的女患者当时早已经把钱“花光”（如果她确实曾拥有金钱），但我仍然继续诊疗她，因为好奇的我很想知道，人类自然的天性为了圆满解决转移停滞（übertragungsstillstand）的问题，究竟会采取什么方法？因为我绝不认为我也拥有合理常识，可以在任何棘手的情况下确切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由于我的女患者也跟我一样，不太清楚自己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便建议她，至少要仔细留意那些源于某个心理场域的激动（Regungen），而这个无法被我们的自以为是和存心刻意所触及的心理场域，主要是我们的梦。
梦所包含的意象（Bilder）和思维脉络，是我们无法用意识的意向（Absicht）来塑造的。梦会自发地出现——在我们没有协助的情况下——所以，它是一种不受个体任意性支配的心理活动。由此可知，梦其实是人类心理最客观的产物，而且也可说是人类心理的自然产物，因此，我们至少可以意料到，梦境会出现对心灵过程（seelisches Prozeß）的某些基本倾向的指示和暗示。由于心理的生命过程（Lebensprozeß）——正如任何一种生命过程——不只是因果性质的，也是一种与目的有关的、以目的为取向的过程，所以，我们可以预期，梦里既会出现关于客观因果关系的象征，也会出现关于客观倾向的象征。
我们会基于以上这些考虑，仔细地观察这名女患者的梦境。不过，如果我们以文字详加描绘接下来所要讨论的梦境，就会扯得太远，或许大致叙述它们的主要特性就足够了！这位女患者的梦大部分都和我有关，也就是医师这个个人（die Person des Arztes）。换句话说，出现在她梦里的人物，显然就是身为医师的我和她自己。但我这位医师却鲜少以本来的形象，而大多以扭曲走样的怪异形象，出现在她的梦里——时而是超自然的鬼神，时而是远古时代的人物，或以近似其父亲的形象现身，不过，这些形象很少像以下梦境里的她和她父亲一样，跟大自然连结在一起：这对父女一同站在一座覆满麦田的丘陵上。她父亲看起来就像个巨人（实际上，他是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相较之下，站在一旁的她则显得身形娇小。父亲把她从地上抱起，就像抱小孩那般把她抱在怀里。风吹拂着麦田，父亲摇晃着怀抱中的她，就如麦浪随风摇摆起伏。
在这位女患者的这个梦境或类似梦境里，我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首先是这样的印象：她的无意识始终坚持我是她的父亲情人（Vater-Geliebter），这看来显然已再度增强了我和她之间，那种糟糕而尴尬的、有待解除的关系。此外，人们也一定会发现，她的无意识乃着重于我这位父亲情人的超人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神”性——这已再次凸显了她本身移情于我，而对我产生的过度青睐。所以，我自问，这位女患者是否一直无法察知她的无意识移情的所有幻象（Phantastik），或者，是否盲目而愚蠢地追求某些荒唐无稽的、不可能的事物，最终根本无法经由察知而触及自己的无意识？弗洛伊德曾谈到无意识“只会抱持愿望”这个想法；叔本华曾指出那种盲目而毫无目的的原初意志（Urwillen）；而在基督教早期的诺斯底教派（Gnosis）的见解里，造物主则骄矜地自以为完美，且还目光短浅、不加思考地从事那些十分不完美的创造。这种以悲观态度对负面本质的世界基础（Weltgrund）——或者更确切地说，心灵基础（Seelengrund）——所抱持的怀疑，对我们来说，已是近在咫尺的威胁！相形之下，我倒认为，只有“你应该……”这种正面的忠告才真正存在，而永远清除无意识里的一切幻象，就是在加强这种忠告。
然而，当我再次周详地思考人们的梦时，便逐渐认识到另一种可能性。我那时曾告诉自己：梦会持续以相同的隐喻作为表达方式，这是不容否认的，而我和我的女患者都已在交谈中充分掌握那些出现在她梦境里的隐喻。这位女患者已确实察知本身潜意识移情的幻象。她知道她已把我当作不凡的、半人半神的父亲情人，她至少能在理智上区辨这个幻象与我在现实里的真实性。因此，意识显然会重复地出现在梦里，然而，完全被梦所忽略的意识批判却不会。梦重复着意识内容，却不会重复全部的意识内容。梦对立于“合理常识”，贯彻了幻想的观点。
我当然会思考：梦为何如此坚持？其目的何在？我确信，梦的坚持必然含有某种目的性意义。毕竟真正充满生命力的东西，必定含有某种目的性意义。换言之，当人们把这些充满生命力的东西仅仅当作某些过往事实的残留时，便已解释了这些东西。由于移情的能量相当强烈，因此，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些能量就是生命驱力（vitaler Trieb）。这些梦里的幻想具有什么目的？当我们详尽研究和分析这位女患者的梦境时，就会看到一种与希望回归人的状态的意识批判相反的显著倾向：医师这个个人（我）在她的梦境里已被赋予超人的属性——即巨大而极其古老的、比父亲更伟大的属性，就像吹拂大地的风——而且显然还可以进一步化身为上帝！难道这位女患者的情况最后会出现翻转？难道她的无意识会试图把医师这个个人（我）变成上帝，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从医师这个个人身上创造出上帝观（Gottesanschauung）？难道她对医师这个个人的移情，会变成意识层面的误解？会变成“合理常识”的一场愚蠢不堪的胡闹？难道无意识的冲动（Drang）只是表面上冲着医师这个个人而来，但在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却是针对上帝？是否她对上帝的渴望是一种属于不受影响、且最难以捉摸的驱力性质（Triebnatur）的热情？是否她对上帝的热情可能比她对某几个个人的热情更深刻、更强烈？是否人们可以把这种不适当的爱恋所保有的最崇高、最真实的意义，称为“移情”？是否这就是早在15世纪时，已部分从人们意识里消失的、真正的“对上帝的恋慕”？
没有人会怀疑，这位女患者的确对某个个人存在热情的渴望。但是，当她接受我的诊疗时，宗教心理学当中早已成为过往历史的那个奇特部分——我们可以说，这部分的宗教心理学是一种中世纪的怪异性，人们会想到13世纪马格德堡的日耳曼女性神秘学家梅席特希德（Mechthild von Magdeburg，生卒年约是1207—1282）——却显现在我所担任的医师这个平淡乏味的人物上，而且还是以生动活泼的真实性，非常直接地显露出来。不过，或许因为它本身显得过于怪异，因而无法被人们认真地看待。
真正的研究态度不宜预设立场。某个假设本身具有的启发价值或解释价值，才是判断该假设是否有效的唯一准则。这里的问题在于，以上阐述的可能性是否可以被视为有效的假设。无意识倾向应该不可能持有某种超然于个人的目标，因为这在先验上（a priori）毫无根据可言，无意识顶多“只能期待”本身可以持有这样的目标。总之，只有经验才可以决定，什么是比较适当的假设。
然而，我那位病况已相当危急的女患者却不想确实了解新的假设，因为以她既有的想法——我是她的父亲情人，她可以在我身上完美解决她的心理冲突——这对她的情感来说，最具有吸引力。尽管如此，她的智识（Intellekt）却已清楚察知新的假设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在她逐渐康复期间，（我所代表的）医师这个个人已愈来愈少出现在她的梦境里。因此，她对我的移情也在暗中减弱，当我发现这个现象时，确实惊讶无比！后来，她显著地加深了自己与朋友的关系——尽管她在意识里仍坚持移情于我——因此，当那个与我分离的时刻降临时，她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进行了相当理性的告别。当时只有我有特权，可以亲自见证这个她和我脱离的过程。此外，我还在这个过程里看到，她的超个人目标（überpersönlicher Richtpunkt）——我只能采用这个名称——如何发展出主要功能，并发现她如何把以往所有对他人的过度青睐，逐步导回自己本身。这样的翻转使她自己可以取得能量，且影响了处于抗拒状态的意识，只不过她的意识仍未充分注意到这些转变。我从这个案例里认识到：梦不仅仅是幻想，而且还是无意识发展的自动显现。无意识发展已使这位女患者的心理，得以缓慢地超越那种不适当的个人关系。
就像我方才指出的，这位女患者的转变，乃起因于她的超个人目标在无意识里的发展。这种超个人目标就像潜在的目标一样，会以某种方式——或许人们只能把这种方式称为“上帝观”——象征性地显露出来。她的梦几乎可说已把医师这个个人（我）扭曲为超人的样态、扭曲为一位巨大而年迈的父亲。这样的父亲同时也是吹拂大地的风，而在梦境里的她就像婴儿般躺在父亲那双提供保护的臂膀里。如果人们认为，这位（在信仰基督教的环境中成长的）女患者梦里的上帝意象，乃是源自她意识里的上帝观，就等于再次凸显本身在想法上的扭曲！因为，她在宗教方面抱持批判的、不可知论（Agnostizismus）的观点，而且她对于可能存在的上帝所持有的观念早已出现进一步的发展，跃入人们所无法想象的领域，也就是完全抽象化的领域。然而与此不同的是，她梦里的上帝意象，却符合人们对自然界某种不可抗拒的超自然力量（Naturdämon）——或许就如北欧和日耳曼神话里那位喜欢乔装成人类、在人间四处漫游的众神之父沃坦（Wotan）——所抱持的那种古老而原始的观念。“上帝即圣灵（pneuma；亦中译为‘普纽玛’）”这句话已经回归原初形式（Urform）。pneuma这个希腊文
词语，即是“风”的意思：上帝是比人类更强大、更伟大的风，也是人类所看不见的、四处飘荡的气息。在语源学上，pneuma源自希伯来文
的ruach，阿拉伯文也有类似ruach的词汇，即ruh，其字面意义则是“呼吸”和“圣灵”。
梦从个人形式发展出原始而古老的上帝意象，但这种上帝意象和意识里的上帝概念截然不同。对此人们当然也可以这么反驳：梦所发展出来的上帝意象只和婴儿期的意象，也就是童年的回忆有关。此外，人们如果表示，这种上帝意象和一位坐在天上金色宝座的老人有关，我也不会反对，毕竟该意象牵涉到某种（只合乎人类的远古精神状态的）原始的具象直观（primitive Anschauung），而和人类的多愁善感（Sentimentalität）无关。我曾在《力比多的转变与象征》（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这份早期发表的论文里，列举许多关于原始的具象直观的例证。这些原始的具象直观使人们得以进一步区别无意识的材料，只不过这种区分，在性质上不同于从前的心理学家对前意识（Vorbewußtes; preconscious）和无意识或潜意识（Unterbewußtes; subconscious）和无意识的划分。后一项对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划分具有特定的价值，我们似乎应该持续把它当作心理学的观点，但是，在此不宜继续讨论这项划分的理由。
至于我基于诊疗经验而必须对无意识材料进行区别，则纯粹是在运用另一种观点的价值。前揭讨论显示出，应该把无意识里的某个层面（Schicht）区分出来，而且应把这个层面称为“个人无意识”。由于个人无意识所包括的材料，就其特性而言，不仅掌握了个体的存在，还含有可以被清楚意识到的心理因素（Faktoren），因此便具备了个人性质。一方面，我们可以了解，某些彼此矛盾的心理要素（Elemente）会受到压抑而落入无意识里，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我们曾察知被压抑在无意识里的内容，我们便有机会意识到而且还能持续意识到这些内容的存在。如果我们可以在个人的过往里证明无意识材料的作用、局部现象或来源，就可以断定，该无意识材料就是个人无意识的内容。
人格构成中不可缺少的主要部分——也就是隶属于人格内容的组成部分——如果不存在于意识里，就会造成某方面的自卑。虽然这种自卑不具备个体因为先天身体缺陷或后天伤残所造成的心理特性，却具有自我放弃的倾向，因此，拥有这种自卑感的个体必然在道德上憎恶自己。个体在道德上感受到的自卑，往往会将他在情感上根本不该欠缺却欠缺的东西表现出来；或换句话说，如果个体曾为改善自卑付出必要的努力，或许就可以意识到这种欠缺。这种道德自卑感并非起因于自己和一般道德准则（就某种意义来说，这些道德准则是专断的）的冲突，而是自己和本质我的冲突。本质我会基于心灵平衡的理由，而要求补偿（kompensieren）不足之处。因此，在自卑感经常出现的地方，我们不仅会看到对部分无意识进行同化（Assimilation）的要求，也会看到同化的可能性。
最后，人们的道德素质——透过对必要性的认知，或间接透过折磨人的精神官能症——会迫使自己同化无意识的本质我（Selbst），并会强迫自己持续意识到这一点。如果有人以这种方式来实现无意识的本质我，必然会导致个人无意识的内容进入意识里，从而扩大本身的人格范围。对此，我还想立即补充的是，这种人格范围的“扩大”首先关联到个体的道德意识，也就是个体对自己的认识：无意识的内容通常是一些令人不快，因而被潜抑在无意识里的内容。这些内容——诸如愿望、回忆、倾向和计划等——会经由分析而被无意识释放出来，继而浮现在意识里，而且——举例来说——还以类似宗教忏悔的方式详实揭露过往种种，只不过触及的范围大幅缩小罢了！至于其他的无意识内容，通常经由梦的解析而显现出来。当我们看到梦如何呈现——以最细腻的逐一拣择——一些重要的课题时，往往极其有趣。所有从无意识升入意识里的材料，可以让个体的视野获得重要扩展，并让个体更深刻地认识自己。人们也许可以假定，这种自知之明能促进个体的谦虚、朴实和人性化！虽然明智的人都认为这样的自知之明可以达到最佳效应，但事实上，它会对不同的性格造成不同的效应。因此，人们可以透过实际分析，获得一些值得注意的经验。这方面将在本书第二章继续讨论。
正如这名女患者那个涉及古老原始上帝观的梦境所显示的，无意识的内容似乎不只是个人取得的讯息与个人的归属（Zugehörigkeiten）。这位女患者并不知道“圣灵”（pneuma）这个希腊字在语源学上源自于“风”，或这两个词语之间的关联性。希腊文的《新约圣经》有一句关键经文，即《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八节：“风（pneuma；即圣灵）随意吹动”（to pneuma pnei hopou thelei），但由于她不懂希腊文，压根不晓得它们有所关联。如果此相关性是她个人取得的讯息，就可能和所谓的“潜隐记忆”（Kryptomnesie）有关，
也就是和她——身为做梦者——的潜意识对本身曾在某处读到这则讯息的再度忆起有关。在这位女患者的特殊案例里，我无法驳斥这种可能性，但在其他案例里——我在上一个批注提到的那部著作中，曾大量列举这类案例——我却充分观察到：这种情况根本无涉于潜隐记忆。即使这位女患者梦中出现“圣灵”和“风”的关联性，似乎和她的潜隐记忆有关，人们仍应该解释，什么是她个人先前便已存在的气质（Disposition）。她梦境里的上帝意象，乃是基于本身的气质而持续存在，而后才被她“回想起来”（ekphoriert）——套用德国演化生物学家暨记忆研究专家理察·希蒙（Richard Semon, 1859—1918）的说法。不论她梦里的上帝意象是否涉及她本身的潜隐记忆，都和真正的、非常原始的上帝意象有关。这种上帝意象竟会在现代人的无意识里扩展开来，并发挥活泼的、促使人们进行宗教心理学思考的效应。我认为，这样的上帝意象并非个人意象（persönliches Bild），而是一种彻底的集体意象（kollektives Bild）。我们早就知道，每个民族都拥有自己的集体意象，而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的集体意象，会透过人类自然的心理功能再度浮现出来。我们毋须为此感到奇怪！毕竟我这位女患者出生时，是带着运作方式仍和古日耳曼人大致相同的的大脑，来到这个人世间。人类的集体意象和再度被活化的原型有关，正如我在其他著作里对这类原初意象（Urbild）的描述。
梦那种原始的与远古人类相似的思维方式，会再次形成这些古老意象，而这已涉及先祖遗传给我们的管道（Bahnungen），而非他们遗留给我们的观念。
有鉴于以上事实，或许我们必须同意，无意识不仅含有个人性质的东西，也含有非个人性质的——也就是以原型或先祖流传下来的类型作为形式的、集体性质的东西。
因此，我提出“在更深层的无意识里，存在着更活泼的集体内容”这个假设，并将它称为“集体无意识”（kollektives Unbewußt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