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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三纲五常”。
原因是最近频繁见到一种“正本清源”的论调，说什么国人习以为常的三纲五常，也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实都是阉割版。它们还有后半句：
三纲五常由西汉董仲舒首提，记于他的名著《春秋繁露》中，作为封建糟粕已经被批判了上百年了。实际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都是断章取义，每一句话都有它的后半句——君为臣纲，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为子纲，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为妻纲，夫不正，妻可改嫁。不唯如此，董仲舒还说了一纲，实际是四纲。这一纲是：国为民纲，国不正，民起攻之。
董仲舒如果活着，一定会被这种“辟谣”气到吐血。他是写了《春秋繁露》，也确实在书中提出了“三纲”这个概念。但，将《春秋繁露》翻上一千遍，翻上一万遍，也绝不可能找到所谓的“三纲后半句”，更不可能找到所谓的“第四纲”。
而且，董仲舒根本就不赞成什么“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不正，妻可改嫁”。《春秋繁露》对“三纲”的基本表述，是臣从属于君、子从属于父、妻从属于夫，前者必须“兼功于”
后者。这才是董仲舒的真实主张。
在董仲舒之前，韩非子也谈过“三纲”这个话题。他主张“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认为做到了这三条，天下就会大治，否则就会大乱。
反对韩非子主张的，是孔孟。孔子的主张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的主张更激进，是“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不过，韩非子和孔孟，都没有造出“三纲”这个概念。“三纲”一词的发明权，仍属于董仲舒。董仲舒的那套东西，是秦汉之后“儒法阴阳合流”这股风潮的产物。
再后来，在东汉初年，“三纲”首次得到了朝廷的认证和强制推行。
时为公元79年冬天。汉章帝召集一干学者，在皇宫内的白虎观举办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会议。会议的主旨，是要以思想立法的形式，来规范民众方方面面的行为。会议成果编成了《白虎通》一书，在全国发行。该书的核心内容，就是所谓的“三纲六纪” ① 。
《白虎通》既然是皇帝主持制定的，可想而知，它要以皇帝的利益为第一位，绝无可能写入什么“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不正，妻可改嫁”。将《白虎通》翻上一千遍、一万遍，也绝无可能找到这些所谓的“三纲后半句”。
相反。按《白虎通》的要求，合格之臣的基本标准，是必须“善称君，过称己。臣有功，归于君”——有了功劳必须归在皇帝名下，有了过错必须揽到自己身上。好儿子的基本标准，是只要爹还活着，就“不得许友以其身，不得专通财之恩”——不能拥有自己人身的处置权，也不能拥有个人财产的支配权。而且，即便父子关系已恶化到了无法共同生活的地步，也不允许儿子离开，理由是“父子一体而分，无相离之法”。最惨的是做所谓的“好妻子”。按《白虎通》的规矩，“顺德”是女人唯一的人生使命。不要讲什么对错，不要谈什么是非，女人在家庭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唯命是从。
《白虎通》由班固负责编撰成书。在汉章帝的注视下，班家人很自然地成了“三纲”的第一批受害者。班固早年特别欣赏屈原，在文章里说过“屈子之篇，万世归善”这样的话。“三纲”出炉后，班固只好另写文章，违心批判屈原不该“露才扬己”，不该“责数怀王”，实在不是一个标准的忠臣。班固的妹妹班昭，也不得不在婆家小心谨慎地过一种低眉顺眼、贱人一等的生活。她后来在《女诫》里说，自己嫁到曹家后，“战战兢兢，常惧绌辱”，活了四十多年，熬到姑、舅、丈夫都死了，“乃知免耳”，才稍稍过了几天好日子。
既然“三纲”里不存在什么被阉割的后半句，那么，“君不正，臣投他国”“父不慈，子奔他乡”“夫不正，妻可改嫁”这些话，是从哪里来的？
答案是：这些话既不见于官方文件，也非出自鸿学大儒。它们真正的出处，是明清两代流行于底层民间的话本小说。
明代藏书家洪楩编印的《清平山堂话本》里，收有一篇白话短篇小说《张子房慕道记》，一般认为是明代初年的东西（也有人考证说是宋元时代的作品）。小说借张良之口，斥责君王残暴无道，里面有这样一句：“我王岂不闻古人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
其实，并不存在“古人云”，有的只是“作者云”。
宣传“君不正，臣投外国”最卖力的，是成书于明代中后期的神魔小说《封神演义》。比如，书中用了许多篇幅来描写商纣王如何迫害忠臣黄飞虎，然后旁人劝黄飞虎一干人等叛商，多次使用了下面这种说辞：“长兄不必迟疑，君不正，臣投外国”“语云：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必参商”。
类似的词句，也见于清代小说《飞龙全传》《双凤奇缘》《五虎平南》《列国春秋》等。
这类词句在明清小说里集中出现，并非偶然。自朱元璋视君臣如主奴、创造出“廷杖之刑”，仅成化至万历的一百余年间，就有超过300名大臣被皇帝在公开场合打得屁股开花，其中还有29人被活活打死。按《明史》的总结，是“公卿之辱，前此未有”。入清之后，屁股虽然不打了，但朝廷对“三纲”的贯彻仍无丝毫松动，雍正在《御制朋党论》里说得明白：君臣之间的关系是天尊地卑，“为人臣者，义当唯有知君”。一个合格的人臣，满脑子只能有皇帝，有功要赶紧推给皇帝，有过要赶紧自己揽下，除此之外不能有别的想法。
也就是说，“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慈，子必参商”这些词句，其实是对“三纲”的一种批评，一种反叛。但没人敢将这些词句写入奏折，也没人敢将之写入自己的署名文集。它们只能在民间话本小说里作为一种潜流存在；而且，即便是在话本小说里，它们的存在感也并不强烈——绝大多数明清小说，仍谨守着“三纲”的红线。
这些旨在批判“三纲”的词句，绝对想不到，有一天它们会被“辟谣”成“三纲的后半句”。
①徐广东.三纲五常的形成和确立：从董仲舒到白虎通[M].哈尔滨：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