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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说法称，“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之后，虽然对民众非常严苛，但这种严苛相对公平，底层民众也可以通过军功，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这难道不好吗？”
如果“底层民众可以通过军功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是一个事实，那秦政的严苛究竟好不好，尚可见仁见智。
遗憾的是，它不是事实，只是后人脑补出来的一种错误印象。
秦国（朝）确实实施了军功授爵制度，该制度也确实将“耕战”列为秦民上升的通道。但这条通道非常窄小，上升的程度也非常有限，而且极容易发生阶层坠落。
秦国（朝）军功爵制的大体情形，见于《商君书·境内》。主要包括三项内容。
第一项，是明确以耕战为授爵的唯一标准，杜绝秦民在耕战之外另有取得富贵的渠道。即所谓的“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哪怕是宗室子弟，若无军功也“不得为属籍”。
第二项，是将爵位分为二十个等级。自下而上，也就是从第一级到第二十级，依次是：公士、上造、簪袅、不更、大夫、公大夫、官大夫、公乘、五大夫、左庶长、右庶长、左更、中更、右更、少良造、大良造、驷车庶长、大庶长、关内侯、彻侯。不同等级享受不同的待遇。
第三项，是对如何获取爵位，作出具体规定。这一块的内容最多，被误解也最严重。比如其中一条规定是：“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除庶子一人”，即被许多人误解为秦军士兵在前线砍下一颗敌军的头颅，回去后就能得到一级爵位的赏赐，可以从无爵位的“士伍”跃升为“公士”，可以从“公士”跃升为“造”，还可以得到朝廷赐予的田宅和“庶子”（指由政府分配无爵位的普通秦民来侍奉有爵位者）。只要不断在战场上砍下六国士兵的头颅，爵位就可以不断提升，功名富贵也全部收入囊中。
进而，许多人认为秦国（朝）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军功地主阶层”。有人甚至据此推算得出这样一组数据：
秦军在144年兼并战中累积斩首总数可能达到297.2万。根据军功爵制的规定，这就需要赐予立功将士田297.2万顷、宅2674.8万亩、代耕劳役297.2万人。……几乎需要把全国可耕地的75%用于赏赐有功将士，而全国男丁的75%需要成为军功地主的劳役。 ①
这种推算方法是错误的。不但严重低估了一个普通秦军士兵获取爵位的难度，还相当于将商鞅与秦王想象成了搞“爵位大派送”的慈善家。殊不知，他们信奉的是治国之道，乃是“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
出现这种错误的根源，是对“甲首”一词的理解出现了严重偏差。《商君书·境内》其余各处均写作“得一首”之类字样，唯独此处写成“能得甲首一者”，是因为“甲首”并非“敌军士兵的头颅”之意，而是指“敌国披甲之士的头颅”。意思是：秦军士兵唯有在战场上了杀了敌军身穿甲胄有头盔者（这类人物自然多属军官），将脑袋与头盔一并带回，才能得到爵位与田宅。（有些版本将“甲首”写作“爵首”，不准确。因仅凭带回的头颅是无法确认死者爵位的，但若带回的头颅附有头盔，则基本可以判断死者是敌军中的骨干成员。）
关于“甲首”到底是什么，《左传》中有一段记载，可供参考。书中说：鲁国的军队与齐国的军队交战，“师获甲首八十，齐人不能师”，鲁军拿下了齐军的八十个“甲首”，齐军就乱套了，然后不得不在傍晚的时候悄然遁走。显而易见，“甲首”绝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关乎军队运转和士气高低的重要人物。
也就是说，秦军可以在一场战争杀死成千上万的敌军士兵，但能从这场战争中获得爵位、也就是得到“甲首”者，却必然是寥寥无几。
此条之外，关于如何在战争中获取爵位，《商君书·境内》还有如下规定 ② ：
（1）每五人编为一伍，其中一个人负责背负箭羽等军用物资，其他四人则轻装疾斗，若有人在战斗中“得一首”（这里没有“甲首”字样，指普通敌军的脑袋），可以免除该伍士兵的赋税徭役。
（2）五十人设一个屯长，一百人设一个百将。屯长和百将不允许参与斩首（主要是防止他们利用权势侵吞首级，损害下属秦军战斗积极性）。他们的部队在战斗中斩获三十三颗敌军首级，才算达到朝廷规定的标准，屯长和百将的爵位可以提升一级。
（3）围攻敌国的城池，斩首八千颗以上，才算达到朝廷的标准；与敌军野战，斩首两千颗以上，才算达到朝廷的标准。也就是必须取得战役性质的大胜，领军大将才可以给军中的军伕、士兵与官吏上报申请奖励。原爵位是公士的，可以升一级成为上造，原爵位是上造的，可以晋升为簪袅。无爵位者若能斩获敌军“甲首”，也可以成为最低等级的“公士”。
这些规定意味着，普通秦军士兵一般只能在战斗中获得免除赋税徭役（并非终身）的奖励。要想实现阶层跃升，只能拼上性命去敌军阵中夺取“甲首”。
而且，即便有幸夺取“甲首”进入了有爵位阶层，他的上升通道也很有限。《商君书·境内》规定，军队取得了战役性质的大胜后，公士升上造，上造升簪袅，簪袅升不更，不更升大夫，但到了大夫这里，却分成了两种情况：爵位是大夫而担任县尉者，赏奴隶六人，赐钱五千六百；爵位是大夫而在朝廷任职者，则升为官大夫。再往后，又是依次类推，官大夫升公大夫，公大夫升公乘……这意味着：普通秦军士兵，历经九死一生夺了“甲首”后，又非常幸运地随部队参与了多次大战役，且每次战役的斩首数目都达到了朝廷的标准（这显然是很小概率的事情），他也只能升到大夫这个爵位（也就是第五等）；再往上，体制的大门就对他们关闭了；军功再多，也只能获得奴隶与金钱的赏赐，政治地位却是无法再进一步。
也就是说，秦国（朝）从制度设计上，将军功授爵搞成了一件门槛非常高的事情，即通常所说的“秦人重爵，除吏复家，故不轻赐爵”，普通人很难得到爵位。
作为一种社会激励制度，“军功授爵”的难度如此之大，又该如何保证它的激励效果呢？毕竟，在正常情况下，如果某个东西特别难以得到，为了得到它要付出的代价很大，人们就会觉得不值当，就会选择放弃。这是人之常情，秦人也不例外。
所以，为了对抗这种人之常情，驱使秦人为了获取爵位而“努力奋斗”，秦国（朝）另有一套制度设计，那就是：将爵位的“特殊待遇”，与严酷的秦法，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犯了同样的法，没爵位的人会很惨；有爵位者受到的惩罚，远小于无爵位者；高爵位者受到的惩罚，又远小于低爵位者。
比如，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十八种》中的“司空律”里，有一条规定：获得公士爵位者，可以用劳役来赎刑、赎死；他们在服劳役时，虽与普通犯人（也就是“城旦舂”）住在一起，但不必穿囚服、不必戴木枷，不必戴黑索，也不用戴脚镣。秦时的“城旦舂”死亡率很高，有爵位者可以在服刑期间免受各种酷刑，相当于大大提高了他们的存活率。
再如，睡虎地秦墓竹简里还有一项法律规定：若有人帮助秦人逃离秦国（秦民逃往六国才是当时的常态，而非《大秦赋》里渲染的六国百姓向往秦国，见后文《“愿成秦人”是假的》 ），惩罚是“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也就是剥夺他们的自由民（其实这自由也有限）身份，爵位为上造及更高者，要服三年劳役徒刑，爵位低一点的公士，则要服四年劳役徒刑。该律条虽未提及无爵位的普通人，但既然不同爵位者犯法所受到的惩罚尚且存在高低，可想而知，无爵位者所受惩罚，必然是最重的那一级。
秦律之所以这样搞，其目的，正如长期研究军功爵制度的朱绍侯所总结的那般：“两者的待遇相差竟是如此悬殊，不能不令人感到惊异。其理由只有一个，即秦政府有意突出军功爵制的价值，以达到军人为获得爵位而卖命疆场的目的。” ③
要理解这种驱动，还须加上另一重背景：秦律追求凡事“皆有法式”。用《盐铁论》中的话说，则是“秦法繁于秋荼，而网密于凝脂”，无论秦民干什么说什么，总有一款秦法适合他。
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证明了《盐铁论》的总结是准确的。刘邦入咸阳，之所以要与关中秦民“约法三章”，将法律极限简化，只保留“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三条，也是旨在迎合民心——秦民长期深陷在动辄触犯法律的困境之中，迫切希望废除那“繁于秋荼、密于凝脂”的秦法。
综上，秦国（朝）的“军功爵制度”，其真实运作逻辑是这样的：
（1）普通秦民很难通过战场斩首获得爵位，即便获得了，阶层跃升的空间也很有限；
（2）军功爵上捆绑着一系列的特殊待遇，这些特殊待遇既包括赐予奴隶和田宅，更包括在触犯秦法时可以获得比一般秦民更高的存活机会；
（3）秦法细密又无约束，在秦民的一生中，触犯法网是大概率事件，为了给自己的人生多一点保险，即便明知军功爵很难到手，秦民也只能拼命耕战（不达标则会沦为奴隶），来冀求获取爵位，以便在将来触犯法网时，可用爵位抵罪，使自己的人生不至于坠入深渊。
所谓“秦民可以通过军功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其实只是幻象。
①王太林.千古兴亡：破译君主社会朝代更迭的密码[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270.
②刘敏.《商君书·境内篇》会注会疏考译[J].秦汉研究，2017,（1）.
③朱绍侯.军功爵制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7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