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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蜀汉后主刘禅，有一句俗话叫作“扶不起的阿斗”。
其实，将刘禅叫作“阿斗”是不对的，正确的叫法应该是“阿升”。
“阿斗”之名，见于《三国志·蜀志·刘封传》中所载孟达给刘封的书信，内有“自立阿斗为太子已来，有识之人相为寒心”之语。这里的“阿斗”，便是指刘禅。但这个“阿斗”，其实是文字辨读错误所致。清代藏书家、校勘家陈景云早已揭破其中缘故：“斗当作升，后主一字升之，见《魏志·明帝纪》注。” ①
刘禅字“升之”，见于裴松之注引《魏略》所载魏明帝的一封诏书（《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里面说：“亮（诸葛亮）外慕立孤之名，而内贪专擅之实，刘升之兄弟守空城而已。”
这里的“刘升之兄弟”，自然是指“刘禅兄弟”。虽然《蜀志·后主传》只说“后主讳禅，字公嗣”，但魏国的官方诏书，也断不至于弄错刘禅的姓名。而且，按古人“名与字互为表里、互为阐释”的取名原则，较之“公嗣”，其实“禅”与“升之”更为匹配——“禅”者代也，“升之”者更进一步，皆暗喻攀至权力顶峰。
由“刘升之”而来的“阿升”（这种称呼似是当时的一种常见现象，如黄承彦之女嫁给诸葛亮，习凿齿《襄阳记》载有乡谚：“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之所以会讹传成“阿斗”，是因为“升”“斗”二字，在当时字形相近，极易混淆。
具体相似情形，如下两图所示：
图一：“升”字在两汉的形貌
图二：“斗字”在两汉的形貌
图一，是“升”字在两汉时期的形貌。自左至右，依次出自：武威汉简（西汉）、石门颂（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84年）、肥致碑（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和史晨碑（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
图二，是“斗”字在两汉时期的形貌。自左至右，依次出自：居延汉简（西汉太初三年至东汉建武六年，公元前102年—公元30年）、贾仲武妻马姜墓记录（东汉延平元年，公元106年）、石门颂（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84年）。
由上面两图不难看出，“斗”“升”二字在今天虽然已很难被错认，但按照汉末三国时代的写法（也就是陈寿所熟悉的写法），它们的字形颇为相似，被错认的几率很高。这也正是“阿升”被误读为“阿斗”的主要缘故所在。 ②
至于 “阿升究竟扶不扶得起来”，则见仁见智了。
在笔者看来，刘禅肯定是一个智力正常之人。毕竟史书无一字记载刘禅存在智力问题，“刘禅弱智”这一印象是后世民间的脑补。刘备在给刘禅的遗诏中称：
“射君到，说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审能如此，吾复何忧！……可读汉书、礼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未送，道亡，可自更求闻达。”
刘备给儿子开的书单里有汉书、礼记、诸子及六韬、商君书。诸葛亮给刘禅编的教材主要是讲述“申、韩、管子、六韬”之道。显见二人未将刘禅当成弱智。
此外，诸葛亮掌权期间，对刘禅实施了严格控制。《三国志·蜀志》载：“丞相亮将北征，住汉中，虑后主富于春秋，朱紫难别，以（董）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允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
大意是，当诸葛亮离开成都，他不放心刘禅，对自己与刘禅之间的关系缺乏信心，所以任命自己的亲信、故人之子董允，掌管皇宫的所有禁卫部队。董允任职期间，“处事为防制”，处处对刘禅取防备立场，“后主益严惮之”，令刘禅对其颇为忌惮。这些措施，显然是在防备和管控一个正常智力的年轻君主。
但另一方面，智力正常的刘禅对权术的认知和运用，确实远远不如诸葛亮。诸葛亮治蜀期间，以严刑峻法构筑高压统治，长期对民间维持着高强度的人力与物力汲取。同时采取了一种袭自商鞅、韩非的统治诀窍——平等的贫穷——来润饰这种高强度汲取。所谓平等的贫穷，指的是在民众当中制造一种假象：社会不富裕，但社会是平等的，下层民众若每日只能吃一顿干饭，上层官僚每日也至多不过吃两顿干饭。这种假象，契合了民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心理，极大地消解了民众内心因被压迫、被剥削而累积的不满。所以，蜀汉人人皆知诸葛丞相家只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这种“平等的贫穷”，让他们忘了诸葛丞相执政期间发行“直百五铢钱”与“太平百钱”，带给他们的巨大伤害。
刘备开给他的书单中有商君书，诸葛亮给他写的教材里有申、韩、管子，这些典籍，俱是在教统治者如何驾驭民众、欺骗民众、汲取民众。可惜刘禅似乎并没有领会贯通这些典籍，缺乏权术的他，在诸葛亮死后便放飞自我，大兴土木修建宫苑，于是乎，“平等的贫穷”破产，那些满脸菜色（吴国使臣薛翊所见）的民众，开始怀念起诸葛丞相来，“遂因时节私祭之于道陌上”。
①卢弼.三国志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②何林英.两汉碑刻隶书字体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