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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该怎样生活这个问题在苏格拉底那里是哲学的核心问题，因此也称为苏格拉底问题。但在苏格拉底那里，并没有伦理学这个学科，是亚里士多德第一次对哲学或一般学问做出分类。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分成三类：理论活动、实践（praxis）、制作（poiesis）。实践不同于理论活动，因为实践改变对象而理论活动不改变对象；实践不同于制作，因为制作活动是纯粹取效的，其目的在制作活动之外，而实践的目的则并不尽在实践之外。
与这三类活动相应，亚里士多德区分三类学科：理论学科，包括形而上学、数学、物理学；实践学科，包括政治学、
伦理学；制作学科，包括诗学。
亚里士多德区分理论之知与实践之知，前者是episteme，特属于实践的知是phronesis，“一种获取真知的禀赋，包含了道理（logos），关涉的是那种关乎人之善好与不善的行动”。
（NE，1140b4）Phronesis通常译作实践知识或实践智慧，也有译作明智的。把phronesis译成实践知识是有疑问的，我们后面会讲到，知识这个词主要指明述的系统的知，译成实践知识不如译成实践之知。译成实践智慧，智慧似乎太高了。我们会说伯里克利或管仲有实践智慧，但一个人会做饭，会盖房子，叫智慧有点儿过了。而且，无论译作实践知识还是实践智慧，都更像是解说而非译名，译成实践之知也有这个缺点。明智这个词，如果取其古汉语里的含义，倒是相当好，但在现代汉语里，明智主要用于对手段的考虑，而phronesis不是种技术而是德性（NE，1140b2526），不仅是选择正确手段的能力，也包括思考哪些目的值得追求的能力。强为之译，也许可以译作明慧或聪慧。
理论科学的目标是为真理而求真理，它们不改变事情本来的样子，例如，对天体的研究不改变天体的运行。实践学科不是单为真理本身之故而探求真理，例如，伦理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知道善人是什么样的人，而在于我们自己成为善人，不仅意在知道什么是德性，而在力求使我们自己有德。伦理学“不像其他知识分支那样，以静观、理论为目的……而是教人怎样成为善好的人，否则这种研究就没有意义了”。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区分三类人类活动以及与之相应的三类学科，另一方面区分理论之知和实践之知，这两方面分别看上去都还整齐清楚，但合在一起，却似乎没为伦理学—政治学给出一个位置。一方面，伦理学—政治学是明述的系统的知识，这种知识不同于实际伦理实践中所培养所展现的知，不同于行为者的明慧练达或phronesis。另一方面，伦理学—政治学不是物理学那样的纯静观的理论，它产生的不是理论知识。伦理学—政治学是何种类型的知？这个问题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答案。本书后文将在几处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另一个疑问也许更加突出——善好和德性是否可教？即使可教，是靠“身教”还是靠伦理学这样的系统论理来教？伦理学教人为善这个命题若说古时已经可疑，今天恐怕更难成立。一个一个伦理学系跑一跑，哪个教授好意思说他敢教人善好和德性？他一个个斤斤于蝇头名利，他一个个百无一能的腐儒，顶好也不过是个方头正脸的亚中产。毕竟，尚没有伦理学的时候，世间早已有善好之人善好之行。伦理学教人为善这个主张还进一步暗含，有大家都要接受的善好，而伦理学家更了解这种共同的善好，这些也都有待商量。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学教人为善其实也有保留，他说：“但事情却是，使人高贵的诸种理论虽然似乎有力量使那些生性高尚的人归于德性，但它们却没有能力去促使大多数人追求善和美。……想用理论来改变在性格上形成的习惯，是不可能的，或者是困难的。”（NE，1179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