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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拥有的关于巴黎城市历史的第一份一手资料是由罗马皇帝尤利安的经历提供的。尤利安在358年和360—361年间曾经居住在一个叫卢特提亚的小镇，这是巴黎的的罗马名字。尤利安的记载从“可爱的（或甜蜜的）卢特提亚”开始，接着他赞扬了那里生机勃勃的景象，包括气候和甜美的葡萄酒。 [13] 在过去几百年间，罗马和伦敦都曾得到不少赞誉，但也有许多失望和不满。在20世纪，大概只有纽约在很大程度上是这样。如果让人们选择，人们可能会满足于看到那不勒斯然后死去，但你甚至不需要亲眼见到巴黎。因为，正如亚米契斯所说的那样，人们已经通过想象看到了它，很可能已经开始爱上了它。
与任何其他城市，甚至其他世界历史名城相比，情感似乎与巴黎的历史认同更加不可分割。尤利安的描述仅仅是对巴黎无数赞誉中的第一部分。尽管历史上对城市的评论往往是褒贬合一的，特别是那些喜爱田园风光的人，但总体来说，对这座城市的赞誉超过失望。多数人评价巴黎是效仿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说法的，他在1540年访问巴黎后宣称：“巴黎是一个世界。”他认为，这个世界既能弘扬美德，也能包容罪恶。 [14] 拉伯雷认为，对死亡来说巴黎是个坏地方，但对生活来说巴黎是个好地方。蒙田“喜欢巴黎温柔的瑕疵及其一切”。伏尔泰认为，巴黎“一半是黄金，一半是垃圾”。歌德说巴黎是“这个世界的头脑”。巴尔扎克认识到，许多人认为巴黎是一个“极大的奇迹”，一个惊人的“运动、机器和思想集合体”。乔治·桑则赞扬巴黎无可比拟的“空气、环境和声音”。雨果说巴黎是“文明的焦点”。英国游客马修·阿诺德认为，巴黎“自由、快乐和幸福的生活”是“人类感观的家园”。 [15]
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则遗憾这座城市不能被封存在肉冻之中。“啊，老巴黎已经不复存在，一座城市的外形比人心的变化还要快。” [16] 波德莱尔的这句话成为巴黎怀旧的格言，但他并没有发明这种怀旧本身。巴黎怀旧思想的历史就像巴黎的历史一样悠久，这一点不仅在尤利安皇帝的著作中有所展现，在其他历史论著中也有阐发，我们已经在中世纪吉耶贝尔·梅斯的《巴黎城市描绘》中找到了最早的证据之一，它来自15世纪初期。在他年轻的时候，巴黎似乎曾“鲜花盛开”（啊！还能是什么时候呢？）。 [17] 对“可爱的巴黎”的怀念在20世纪已经形成了一个文学旅游产业，请读一读海明威、凯鲁亚克、斯坦因还有米勒等人的著作就明白了。
各个时代的人们对这座城市的情感溢于言表，我们也不要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巴黎也是一个无数强者想要留下不可磨灭痕迹的地方。尤利安毕竟是一个军事首领，后来做了罗马皇帝，而巴黎在古典时代晚期的发展主要归功于其面对边境蛮族的战略地位。法兰克人也寻求使巴黎打上自己政权的烙印，他们的做法几乎被所有的后继者所效仿，当然，维希政权除外。几乎没有一个有记载的强有力的统治者或政府首脑不想使自己政权的势力影响巴黎，特别是通过那些壮丽辉煌的纪念性建筑来留下自己的印记。
作为权力影响的一个结果，巴黎现在还遗留着以往各种统治的痕迹：例如，中世纪以及反宗教改革时期留下来的圣母院和其他各种教会建筑物；卢浮宫以及不同君主的宫殿；亨利四世、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时期的各种王家广场；路易十五时期的协和广场、军事学院和先贤祠；拿破仑一世时期的那些帝国建筑；路易—菲利普时期的拱廊和过道；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时期的林荫大道和火车站；第三共和国初期的埃菲尔铁塔和圣心教堂；更多的是现代建筑，如蓬皮杜、密特朗和希拉克在第五共和国时期的各种伟大工程。可以列出的建筑不计其数。
虽然许多巴黎的纪念性建筑和城市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或者说那些不同历史时代的建筑风格各异，但整体而言，它们使巴黎具有惊人的一致和可理解的城市形象。甚至在19世纪50至60年代奥斯曼在巴黎大兴土木以前，巴黎宽敞的林荫大道就给该城留下了发展交通事业的潜力，这样的交通系统既有利于集体流动，也为个人休闲留下了时间和空间。与欧洲许多其他城市不同，巴黎没有遭受现代重大战争的破坏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的影响。巴黎从市中心开始向外放射性地展开，即使是最普通的游客也能体会到这一点。罗马时期的卢特提亚或多或少被限定为巴黎的中心地区。中世纪的城市大部分属于现代巴黎的第一区至第六区。文艺复兴和现代早期的城市范围扩大到现在的巴黎第八区至第十一区。从19世纪60年代起，工业化的步伐迈进了巴黎所有的二十个区。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巴黎主要向郊区发展。
但是，如果说巴黎是一个彰显权力的杰出场所，那么它也是一座既有街垒，又有林荫大道和纪念性建筑的城市，它在反抗的同时也在宣示权威。根据官方的惯常说法，巴黎人充满了快乐，无忧无虑且顺从。有人称巴黎人的这种顺从是“令人满意的顺从”，这个说法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直到1789年攻占巴士底狱前几个月，官方人士还在不断重复它，包括巴黎作家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事实上，历史记载表明，过去的巴黎社会经历的更多的是动乱而不是什么顺从和快乐。百年战争，宗教战争，投石党运动，1793年至1794年的恐怖政策，1830年、1848年、1851年、1871年革命的日日夜夜，所有这些历史事件给巴黎带来的确实并不都是快乐的生活，还有许多杀戮和灾难。街垒——在今天看来，它既是一种象征性的也是一种军事性的抵抗形式——就是人们愤怒的直接表现，这种形式在1968年“五月事件”中被大量使用。巴黎人的这种令人崇敬的反抗史可以追溯到五百年前。集体暴力就像情感和怀旧一样敲打着巴黎人的心。
巴黎人在城市中对权力和当局的反抗可以采取也曾经采取过许多种形式。有时，他们选择冲上街垒，但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们却宁愿选择“弱者的武器” [18] 进行反抗。例如，轻微的犯罪行为，拒绝拒绝接受城市自己的“记忆之场”（正如格诺所言，甚至忘记了他们自己是谁），训练有素的“我不在乎”，耸耸肩，扬扬眉。很多作者，特别是自从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和夏尔·波德莱尔时代以来的作者，都强调了在一个被权力和权威改造过的城市里行走在街道上的，也就是说对刻印在城市中的权力标志保持着内在流离感和距离感的个人之间的微妙张力。波德莱尔对“漫游者”——警觉的城市漫步者——的丰富描述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 [19] 德国批评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的著作对任何巴黎城市历史学家都是一座宝库，他一生都致力于这种思想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像亨利·列斐伏尔这样的城市社会学家、米歇尔·德·塞尔托这样的激进情境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都把自己分析的重点集中在个人抵制城市预定的、强加的意义以及个人创造自己意义的能力上。 [20] 权威的强加与参与抵抗的各种表达之间——权力与仁爱之间、社群与个人主义之间——的碰撞在巴黎历史上多次反复出现，任何人都不需要接受专业训练就会承认这一点。事实上，人们可以跟随珀雷克在巴黎那些疯狂的徒步旅行中的任何一次（例如，可以沿着以字母P开头的街道从巴黎中央市场的圣厄斯塔什教堂走到马莱的圣保罗教堂），或者读一读西默农的《梅格雷探长》，看他如何解决棘手案件，也可以从人类学家马克·奥热的角度考虑一下地铁的意义（他把地铁作为在某种意义上颂扬祖先崇拜的证据），还可以去读一读理查德·科布20世纪中叶在巴黎闲逛时的疯狂想象，以了解这个习俗。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