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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座城市的居民中，权力和社会地位的分配从来都不是平均的。具有决定地位的权力精英集团可以用某种方式号令整个社会，也可以拥有特殊的城市权利。例如，在卢特提亚，上述权利属于罗马公民；在19世纪的巴黎，上述权利属于资产阶级。当然，如果不考虑罗马时代的土著人口或奴隶，不考虑资产阶级占有统治地位时期的无产阶级，就会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历史学家。事实上，这些群体构成了城市人口的很大一部分，对城市的历史做出了有力的贡献。同样的道理，在所谓“典型的巴黎人”中，从来都是既有贵族，也有奴仆；既有资本家，也有工人；既有资产阶级，也有无产阶级；既有男人，也有女人。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典型的巴黎人”也是一个神话。居住在巴黎的“他”或者“她”几乎可以肯定出生在巴黎以外地区，或者是巴黎以外人口的后代。在巴黎历史上，纯粹土生土长的巴黎人是少数。直到19世纪后期，如同大多数其他大城市一样，巴黎人口的死亡率依然超过出生率，这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增长主要依靠外来人口的迁入。在任何时候，巴黎人口的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都不是巴黎人。虽然一个多世纪以来巴黎人口死亡率和出生率的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但其他一些因素，如巴黎的文化吸引力、巴黎在教育和职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巴黎作为雇主的作用等，现在造成了如同以前一样的结果，我们可以说巴黎人是“典型的外来者”。
普遍的事实也适用于特殊的个体。对巴黎历史产生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往往都不是在巴黎出生的。例如，尤利乌斯·恺撒就出生在罗马。巴黎的主保圣人圣热纳维耶芙很可能是日尔曼血统，当然，克洛维也是如此。腓力·奥古斯都出生在戈内斯。弗朗索瓦一世出生在科尼亚克。亨利四世出生在波城。路易十四出生在圣日耳曼昂莱。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都出生在凡尔赛。罗伯斯庇尔和丹东都出生在外省。拿破仑来自地中海上的科西嘉岛，该岛直到1768年（他出生的前一年）还都属于热那亚。奥斯曼确实出生在巴黎，但他是在阿尔萨斯长大的，所以操着一口德国口音的法语。埃菲尔是勃艮第人。土鲁斯——劳特累克出生在阿尔比。乔治·克列孟梭出生在旺代。弗朗索瓦·密特朗出生在夏朗德。维克多·雨果出生在贝桑松。乔治·西默农，《梅格雷探长》的作者，是比利时人。艾迪特·皮雅芙和雅克·希拉克都是在巴黎出生的，他们是巴黎的骄傲，但类似他们的巴黎人可谓凤毛麟角。
如果说外来者在巴黎历史上总是扮演重要角色，那么巴黎人则总是说他们自己的同胞是如何在自己的历史上像局外人那样行事。例如，雷蒙·格诺在小说《扎齐坐地铁》（1959年出版，随后便被路易·马勒改编成电影）中描写了一个小女孩周末去巴黎旅行的冒险故事，有些类似《爱丽丝梦游仙境》和但丁《神曲·地狱篇》的结合（也似乎是在向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致敬）。如同爱丽丝一样，扎齐感觉自己难以找到方向。事实上，她遇到的巴黎人对他们所居住于其中的城市的景观特征没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只知道埃菲尔铁塔，但总是把先贤祠的圆顶误认为荣军院，或者圣心教堂、里昂火车站甚至勒伊的兵营。他们还把圣礼拜堂与商业法庭混淆在一起。 [11] 作为巴黎生活方式的近距离观察者，博学的格诺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了所有巴黎历史学家都无可否认的巴黎历史特征：过去的大多数巴黎人——但这可能是城市居民中的一个相当普遍的特征——对于自己所在的城市的特点和发展轨迹并不十分了解，仿佛他们忘记了或者从未意识到他们身处其中的“记忆之场”的意义。过去的巴黎人并不像皮埃尔·诺拉和他的学派想让我们相信的那样是笛卡儿式的。
这种类似于记忆缺失的倾向或许是由于“典型的巴黎人”的局外人身份，这一点也与许多巴黎城市居民极其狭窄的眼界密切相关。直到不久以前，塞纳河左右两岸的一些居民还以自己从来没有去过对岸而感到自豪。19世纪和20世纪的观察家们注意到，巴黎贝尔维尔区的居民，甚至郊区圣安托万区的居民在谈到“到巴黎去”的时候，也不过是去了巴士底广场并在塞纳河西岸走一走而已。巴黎附近的许多乡村居民也具有这种地方主义心态，这在珀雷克所描写的圣叙尔皮斯广场上是非常突出的。许多持有自己家乡认同观念的外来移民或许也有同样的思想。随便找一个巴黎人，你总会发现他是一个骄傲的奥弗涅人、布列塔尼人或者突尼斯人。
如果我们相信巴黎那些编年史家、古董学家或历史学家的说法，那么巴黎人在时间上对巴黎的看法如同他们空间上对巴黎的看法一样糊里糊涂。例如，直到18世纪，他们还认为巴黎拉丁区的罗马浴池和西岱岛上的沙特莱监狱都是由恺撒建造的。这种错误的说法分别流行了两百和九百年。当巴黎的建筑商在14世纪从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取石头来修建巴黎新的防御城墙的时候，他们宣称是要防御撒拉森人，其实撒拉森人甚至从来没有接近过巴黎。这种情况不仅在古代是这样，现代也是这样。让—保罗·克莱贝尔在1952年出版的《奇特的巴黎》一书中十分惊讶地指出：“不计其数的著作——好的著作——描述巴黎的古代和现代，但是巴黎人对自己的城市一无所知，不屑一顾，或者总是限定自己的眼界，对描写塞纳河的码头的诗歌发表一些（通常是完全相同的）思想和评论。” [12] 因此，巴黎的历史当然是关于记忆的，但正如扎齐提示我们的那样，它也是关于遗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