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蒙福孔

漫步肖蒙山丘公园，感受着瑞士风情带来的感官享受，不知不觉人们便来到旧巴黎最狰狞、最臭名远扬的地方，中世纪安放绞刑架之处——蒙福孔。圣路易（1223—1270年在位）将它建起以象征王家司法机构的权威。查理四世（1322—1328年在位）将它制度化，并将绞刑架更换成精致的石头结构，有16根柱子，每根10米高，可以随时将数十名处决罪犯的尸体吊起来。绞刑架本身是用来处死犯人的器具，但是同时它可以用来将巴黎其他众多地方处死的犯人的尸体都放在这里曝尸示众。尸体有时被吊上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最后被乌鸦或者饿狼蚕食殆尽。那是多么令人作呕的一幕，多么令人惊恐万分的场面。蒙福孔发出的恶臭在圣殿区就可以闻到。未被食尽的尸体被放下后，便被扔进绞刑架下面的大坑里。

这座不寻常的历史遗址坐落于通往莫城的路旁一个土丘上，周围是空旷的原野，几英里以外便可看到它。它的名声不仅在于它的可视性，还在于曾有几位大人物的命运也在此终结，包括王家大臣甚至宠臣和巴黎市长。例如，后来胡格诺派领导人科利尼被肢解的尸体就是在此示众的。国王查理九世在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事件之后曾到过此地观看绞刑架上科利尼已开始腐烂的尸体，据说他对用手捂嘴的侍从们低声咕哝道：“敌人的尸体闻起来总不会太坏。”

但是，蒙福孔的全盛时期到16世纪就已过去。1627年取消死刑后，附近建起一座小型绞架，用于仪式或展示的目的，而非处死犯人。18世纪早期的城市地图仅显示出蒙福孔曾闻名一时的石柱的残余部分。然而，它以其他方式存在下去——都是些不太光彩的角色——使得它的恶名一代代流传。它曾经是巴黎最大的垃圾场之一，在17世纪它又成了屠宰被淘汰的老马的场地，有时这里屠宰的老马多达15000匹。老马的残骸养活了一系列小贸易行业：粪便粉供应了园丁，皮供应了制革工，马鬃供应了制刷工，生蛆的内脏卖给了钓鱼者等。同时它们也养肥了无数只老鼠，24小时内，那些如狼似虎的老鼠就能将马尸的肉全部啃光。斗牛和其他斗兽活动就在附近的斗兽广场，即现在的法比安上校广场进行，更增添了该地区阴暗、令人窒息的气氛。另外，该地是巴黎城石膏、灰泥的产地，无限制的开采使周围的区域犹如月球表面般千疮百孔。地下还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洞穴和通道，据说那里是强盗、乞丐的老巢。

正是由于拿破仑三世和奥斯曼男爵将该地选作城东少有的几块最重要的绿地来发展，蒙福孔的历史面貌才得以改变。奥斯曼将伤痕累累的区域摇身变为景致如画的公园，并运来大量石块来增强这座新公园山峦起伏的威武形象。公园花了三年时间建成，于1867年博览会开幕之际向游人开放。不过这座肖蒙山丘公园的命运却急转直下，1871年它成为巴黎公社社员的避难所，直到政府军从蒙马特山上发起猛烈攻击才将反叛者清除。到了20世纪20年代，在超现实主义诗人心灵的感召下，本地区在人们心目中根深蒂固的狰狞面目才渐渐消失。路易·阿拉贡将这座公园盛赞为“一座富有传奇色彩的天堂”，“一个梦想的乐园”，至此，巴黎人的记忆轨迹被彻底改变。

连续数个气候恶劣的冬天，传染病肆虐。1348年腺鼠疫的暴发（五百多年前曾发生过一次）使得情况更为糟糕。1348年至1352年的黑死病使法兰西人口减少了30%至40%，巴黎有大约5万人丧生。疫情过后初期，巴黎人口恢复很快，但是在14世纪60年代，以及随后的1374年和1400年，新一轮的流行病使人口增长处于停滞状态。在1348年至1480年期间，至少有36年发生过瘟疫，几乎是每四年一次。同时发生的其他流行病更是雪上加霜，如1414年的腮腺炎、1418年的猩红热、1433年和1438年的天花等。

贫穷和营养不良使人们抵御这些疾病的能力下降，穷人受灾最重。此外，城市慈善部门在应付这些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时已无能力进一步扩大基础设施。关于这个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历史。中世纪的经济繁荣曾引发由教会倡导的慈善捐助热潮。根据圣路易的旨意，主宫医院被扩建成每天能容纳600名穷人的医院。这座医院与圣母院毗邻，由一群富于献身精神的圣奥古斯丁会修女担任医务人员。其他一些小型的慈善机构，如圣德尼街上的圣凯瑟琳济贫院、隶属穷人圣尤力安教堂的慈善收容所也为穷人提供慷慨细心的照顾。其他一些机构的功能更为具体：1202年由两位市民出资修建的圣三一会济贫院为穷人提供庇护所；另一位有钱人埃蒂安·奥德里出资建起了专为贫困的寡妇提供资助的机构；国王圣路易责令建起了可以同时为300名盲人提供照顾的巴黎盲人院， ^[79] 中世纪巴黎还修有麻风病院。为市民安全起见，这些机构通常修在城墙外足够远的地方，但又不超出可以向市民提供救助的距离。巴黎的主要慈善机构圣拉扎尔济贫院就修在蒙马特。左岸现在乐蓬马歇百货公司所在的地方，邻近圣日耳曼德普雷，曾有一所小规模的慈善机构。

基金会和慈善机构的建立一直延续到1300年以后，但是作用和影响很小，尤其在灾荒连连的困难时期。新的机构规模有限，而一些旧机构的作用又无法充分施展。巴黎盲人院住不满300个盲人，而麻风病患者的减少使麻风病院住院人数也大幅减少。与此同时，1300年前曾促使城市财富激增的王权统治此时却因连年征战似乎只在加剧巴黎民众的社会问题。13世纪国王开始实行侵略的外交政策和奢华的生活方式，这需要经济运营良好时期的王家领地收入作为保障。到14世纪早期，经济急剧滑坡，一些附加税变成常规税，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巴黎受这种税收变化的影响更大：王朝将它视为产奶的母牛。国王常常干预巴黎事务，目的是将它的财政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1306年币值的重新调整引发了城里的一场暴乱。源于社会下层的暴民在深受尊敬的商人埃蒂安·巴尔贝特的地产上聚众游行，后者曾命令他的佃户以新币值向他支付。因恐惧这次币值调整会影响到生活质量，暴民们洗劫了这位富商并将他的房子付之一炬，随后他们向美男子腓力正在就餐的圣殿进发，以取得王家的支持。国王先是敷衍他们，随后以残酷的手段镇压了这次暴乱，将28名暴民的尸体吊在绞刑架上示众。

巴尔贝特事件预示着社会紧张局势的来临。14世纪早期的编年史家曾经将巴黎人描绘成“举止温文尔雅，态度谦和，心地善良”——但百年战争爆发后接踵发生的事情令人很难相信这种说法，国家因为要筹集那场战争的款项而加大了年征税额，百姓不满政府的做法，随着法国连战连败，百姓更加怨声载道。1346年英国在克雷西战役中获胜后，英国的先头部队迅速向巴黎挺进，放火烧毁了圣克卢和吕埃，巴黎人被迫仓促进行城市防御城墙的维修。普瓦捷战役的失利使1356年的国家局势更为严峻。国王约翰二世被英军俘虏，后被赎回。英国军队包围了巴黎，致使城北靠近芒特和默朗的地方遭到严重破坏。就像编年史家韦内特的让描绘的那样，“敌人在烧毁、蹂躏我们的家园”。 ^[80] 靠近城墙而建的房屋被全部拆毁，为的是使防御城墙更加牢固，有人甚至要烧毁整个圣日耳曼德普雷镇，避免它成为敌人的堡垒。从远处村庄拥来无数的逃难者，巴黎的粮食供应越发紧张。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战争时期巴黎遭受的破坏不完全是由战争本身引起的。大群风纪涣散的士兵和无法无天的抢劫者趁火打劫，对当地百姓、家畜和商品强征所谓的“赎金”，给那些依靠土地为生的农村人口带来难以想象的灾难。士兵还扰乱了贸易渠道，引发人口的流动和主要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不断攀升，导致民不聊生。14世纪60年代中期，对巴黎城的破坏有源于英国军队的，也有源于溃散的、不受法律约束的法国士兵以及国王的封臣统领的封地军队的。值得一提的是约翰二世的女婿恶人查理，作为纳瓦拉国王和埃夫勒伯爵，他为一己私利浑水摸鱼。1358年底，巴黎地区约有60座城堡被盎格鲁—纳瓦拉军队占领，在巴黎城内就可以望见远处军队放起的熊熊大火。

约翰国王在1356年到1360年间遭囚禁，这引起众多大权在握的贵族们的权力之争。王太子，即国王的儿子和继承人查理（执政后被称为查理五世）对此煞费苦心地进行遏制。这种权力斗争又由于作为政治力量的法国市镇的兴起而变得愈发错综复杂，在这方面，巴黎是最为突出的。1355年，在寻求全国对新税法的支持而召开的三级会议上，巴黎代表将自己推向前台，提出进行包括铲除贪官在内的财政改革议案。改革者们对圣路易统治时期充满怀念，认为那个时代的税收是合理的，而且是可以负担得起的。当时，国家财政充盈，国家官员都是道德楷模。巴黎人的改革事业是由出身名门的前市政长官，1354年就任商人市长一职的埃蒂安·马塞尔策划的。1356年至1358年，这位神秘人物将领导一场严重损害王朝与其首都之间关系的政变。

马塞尔充分利用了国王在普瓦捷战役惨败之后的尴尬处境，迫使王太子政府做出一系列让步。靠在巴黎的知名度和在法国北部市镇中的影响，他促使一个由他提出的反腐败议案在全国实行，同时还发动了巴黎工场工人的罢工，避免了不受欢迎的货币贬值的发生。他几乎说动了王太子定期参加三级会议，但由于三级会议被理解成限制国王权力的会议，因此他没有成功。不过马塞尔的影响因他自己犯下的一系列判断上的失误而被渐渐消除。1358年2月他领导了一次反对国王战争行为的示威活动，游行队伍攻击了西岱岛上的王宫并在王太子的眼皮底下杀害了香槟元帅和诺曼底元帅。这次谋杀使马塞尔突然陷入极其被动的局面，削弱了他的政治权威。他当场羞辱浑身溅满鲜血地站在惨死的元帅尸体旁的王太子，这使他错上加错。王太子被迫戴上马塞尔为他制作的红蓝风帽，而马塞尔自己却戴上王家盔帽。接下来王太子接受了商人市长的改革方案，并将他吸纳入政府部门，不过这种联盟是勉强的，因此注定是短暂的。之后查理游历北方城市，目的是煽动反对巴黎及其过于强大的领导人的情绪。

对马塞尔的行为，巴黎人褒贬不一。他派军队参加了发生在巴黎以北乡村、被称为雅克雷起义的反领主农民暴动，巴黎人对此有批评，有赞扬。与王太子的矛盾随时都可能引发战争，未能争取到其他城镇的支持令马塞尔担忧。马塞尔只得求助于恶人查理，不过巴黎人对不属同类的纳瓦拉军队心存的疑虑大于对王太子的疑虑。为聚集援兵，这位商人市长只得带领一支巴黎军队去圣克卢城驱逐英军，但这些城市居民在半路就遭到了屠杀。马塞尔现在只得通过允许有许多英籍士兵在内的恶人查理的军队进入巴黎城来增强巴黎的防御力量。这一举措触发了1358年7月31日反马塞尔的暴乱，暴乱中，这位商人市长被暗杀。

查理王太子现在被宣布为摄政王，巧施宽恕计谋赢得了巴黎市民的拥戴。他将对暴民的惩治降到最低限度。首都和它的国王达到了相互爱戴、相互尊重的程度。市政当局的徽章图案被更换掉，象征王权的鸢尾花饰被置于航船上方。一段时间过后，“乘风破浪，永不沉没”（Flucant nec mergitur）的格言被加入图案中，可谓是对这段动荡历史的恰当表达。这座新近变得驯服起来的城市为赎回约翰国王立下了汗马功劳，然后又开始修造极为需要的防御城墙。约翰国王在1364年去世，此后继位的查理五世甚至下决心在巴黎住下来，当然，他最后选择住在城外圣波尔豪华的建筑群而不是西岱岛王宫，因为那里给他带来了太多的厄运。圣波尔的后面高耸着威严的新巴士底狱要塞，它戒备森严，既可防御外敌也可抵住内患。圣波尔建起小型栈桥，必要时国王既可从水路逃向下游的凡尔赛宫，也可逃向上游的卢浮宫。查理再也不是可以由巴黎民众左右的国王了，无论巴黎人后期如何努力，埃蒂安·马塞尔事件都严重地影响了国王与首都的关系。

14世纪末，与英格兰的冲突阵地从巴黎盆地转移到其他地区，因此，大批需要巴黎提供给养的士兵从战场上撤走，靠巴黎养活的大多数劫持者也离开了，巴黎的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尽管人口数量的下降使领主的收入减少了一半，但是巴黎的许多经济部门都得到了快速复苏，而且有望恢复得更好。文化活力也逐渐显露出来。宫廷官员开始钟情于古典文化，克里斯蒂娜·德·皮桑则重塑了典雅爱情的惯例。厄斯塔什·德尚的专长是轻微的色情描写，他后来哀叹时局艰难，但此时却热衷于这座城市和它的多重乐趣，对巴黎的美好生活有着独到的眼光。 ^[81] 在所谓的“现代奉献运动”中也开始显现出对精神复兴的追求，这一运动强调个人化的虔诚。

情况不久即变得更糟。巴黎人也从埃蒂安·马塞尔事件中学到了新的抗议手段。1380年查理五世去世后，十一岁的查理六世成为国王，这使巴黎重新长期处于动荡之中，对外冲突也不断发生，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下一世纪。但1380年的三级会议反映了民众的一种普遍呼声：他们要求彻底停止王家税收，这就意味着国王今后只能靠王家领地收入一项过活。1382年3月，王家税官开始在巴黎征收新的间接税，这引发了一场民众的造反事件，冲在前面的是各行业组织的叛乱者，他们从市政厅拿出用来防御城市的铅锤向税官和放债人砸去（多数为犹太人和伦巴第人）。同时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税务叛乱，这使“铅锤党”的威胁愈发严峻。

此时摄政政府由查理六世的几位叔叔共同掌管，分别是安茹公爵、勃艮第公爵和波旁公爵。税务叛乱的失败使摄政政府获得在政治上进一步遏制巴黎的机遇。巴黎开始实行戒严令。在随后的几周里，近百位参与了铅锤党动乱事件的名人遭到处决。1383年1月，市政长官职务被撤销，商人市长与王权职位“巴黎行政长官”合并为一职。此外，政府还终结了行业协会的法律独立性，因为它们曾经是铅锤党运动的主要力量。

这一反对巴黎自治精神与行动的专横举措并未持续太久，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并不允许政府对任何事施行强制性的措施。1388年，查理六世结束了与叔叔们的尖锐矛盾，但到1392年，这位年轻的国王已显现出他精神错乱的症状，这种伴其余生（至1422年去世）的疾病使他远离了权力斗争。因此王权放松了对1383年的城市法规的执行，例如，1389年商人让·茹弗内尔被授予“商人市长监护人”的称号，他利用手中的权力杠杆保护贸易利益。

现在高层政治博弈开始在勃艮第集团与国王的弟弟奥尔良的路易及其追随者之间展开（1410年后，后者将被称为阿马尼亚克党）。国王好像夹在中间的棋子，巴黎则变成争夺最高权力的战场，巴黎人忽而偏向这方，忽而偏向另一方。奥尔良和查理六世的王后巴伐里亚的伊萨博在此地不受欢迎，因此从1405年开始勃艮第的新公爵无畏者约翰轻而易举地在巴黎巩固了自己的权力。1407年，他雇杀手铲除了奥尔良的路易，当时后者正从巴比特街和老圣殿街交汇处的伊萨博王后寓所离开。杀手“用斧枪猛击王子，王子的脑浆当场溅落路面”。 ^[82] 至此，再也不允许巴黎在政治上持观望态度了。

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国家权力政治围绕着本身就长期分裂的巴黎而左右摇摆。巴黎发现，要代表国家利益而不是宗派利益远非易事。巴黎民众开始厌倦宗派斗争给他们带来的恶果，因为在即将到来的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军阀将三次兵临城下（1406年、1432年、1437年），将有四次宗派战争（1410年、1423年、1429年、1435年至1436年）和两次英国大入侵（1437年、1441年）。城墙内将发生一次次令人作呕的流血事件——就像奥尔良的路易的余党们叫嚣的那样，他们现在追随的是代替路易成为宗派领袖的阿马尼亚克伯爵，奥尔良年轻的继承人的岳父贝尔纳。一位不知名的巴黎商人曾对1406年至1449年间这座城市的经历进行了剖析：十五年的劫掠，八年的各种传染病，八年严冬，四次洪水，一次干旱，四次高赋税，四次虫灾，七次货币价值调整，外加二十年的高物价。他用这样的笔锋评价他生活的时代：“有权力的人相互仇恨，中等地位的人被赋税压倒，穷人难以维持生计。” ^[83] 15世纪的编年史家记录了巴黎各种游行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数字：仅1412年就超过五十次，多数发生在6、7月。这些集体团结的时刻是一块礼仪性的遮羞布，可以掩盖住这个社会的严重分歧和动荡。 GB5JHxM9Xc/zCMx6N5WPqnHbUivnsfY2wXZrGnupExPB7GG5Wp00oIepgsLvet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