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14世纪初一篇颂词中描绘的那样，巴黎是“所有城市的母亲和女主人”。 ^[72] 巴黎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获得的优越地位在14世纪又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它是当时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城市：1328年的人口统计户数为61098，这表明其人口总数已经超过了20万甚至25万。当时法兰西没有哪一座城市人口达到5万以上，欧洲的其他几个可有一比的城市，佛罗伦萨、热那亚、威尼斯等，也只勉强达到6位数。除佛兰德之外，欧洲任何其他地区的人口密度都没有法兰西岛的大。城墙内积聚的财富与城市的规模一样巨大，这里不仅荟萃了各种行业，也聚焦了西方最多、最富裕的消费者。巴黎在学术上也居于当时欧洲的首位。大学的声望名扬全欧洲，因此任何自称拥有学识的人如果未曾在巴黎学习过都会为此感到羞愧。巴黎拥有的这一切与其同卡佩王朝的密切联系休戚相关。从政治上看，巴黎是一个从987年的卑微地位开始逐渐跻身最具活力的西欧强国的首都。这座城市建筑物众多，纪念性建筑林立，从城墙开始一直延伸至西岱岛上的王宫，所有那些纪念性建筑都折射出法兰西王国高大的国际形象。

到了腓力二世（1270——1285年在位），尤其是美男子腓力四世（1285——1314年在位）统治时期，人们并没有发现王权衰微，也没有感觉到曾使巴黎走向繁荣的关键因素——王朝对这个首都城市的支持——的减少。从1302年开始，拥有来自教士、贵族和市民阶层代表的三级会议作为全民代表会议定期在巴黎召开，它似乎是增强而非削弱了王权。然而，没过多少年，法兰西全境，尤其是巴黎的政治稳定就走到了尽头。君主与首都之间曾任相互支持的关系变得急剧紧张。除偶有一些宁静之外，15世纪末之前的岁月是巴黎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正如15世纪初的诗人厄斯塔什·德尚描述的那样：

铁的时代，混乱的岁月，青铜色的天空，

荒芜的田野，不毛之地，

不幸的人们，充满了痛苦。 ^[73]

卡佩王朝的幸事在于代代有子嗣，从于格·卡佩到美男子腓力共十一代，每代都有无可争议的男性王位继承人。可是从腓力开始，卡佩家族就不再那么幸运了。腓力有三个儿子——路易十世（1314—1316年在位），腓力五世（1316—1322年在位）和查理四世（1322—1328年在位）。三位王子都曾登基做过国王，但均过早去世，身后未留下继承人。1328年，王位传给腓力四世的侄子瓦卢瓦的腓力（即腓力六世，1328—1350年在位），但自他登上王位宝座起，其王位的合法性一直遭到质疑。英国国王爱德华三世是美男子腓力的外孙，尽管他在1329年向他的瓦卢瓦表兄表示了敬意，但不久他就提出继承法国王位的要求。因为王位继承权问题，英、法两国从1337年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史称“百年战争”（1337—1453）。但是，战争既是一种病症，也是那个时期更为广泛的病症的原因。

巴黎在14至15世纪的麻烦不仅源于王位争夺的问题，还与国王大部分时间不住在巴黎、不关心巴黎的发展有关。腓力六世对西岱宫进行了改造，但是选择住在万塞讷由原先狩猎时使用的住处改造成的城堡兼夏宫。约翰二世（1350—1364年在位）只在西岱岛住过几年。他的继任者查理五世（1364—1380年在位）更喜欢住在守卫森严的卢浮宫，并在东面现在巴黎第四区的圣安托万街以外的圣保罗建起一片宫殿群，附有广阔的果园、花园和不久即极负盛名的野生动物园。查理六世（1380—1422年在位）在大部分执政的时间里住在巴黎，但从1392年开始长期受到精神错乱的困扰。由于贵族集团运用手段谋得了权力，他实际上成了傀儡。从1422年起，国王们除路过时会小住之外，根本不在巴黎定居，他们更青睐卢瓦尔河谷中的宫殿。更为严重的是，从1420年到1435年，法兰西王国被分裂成南、北两部分，除巴黎以外的北部由英格兰国王手下的总督统治，南部由瓦卢瓦的王位觊觎者查理七世统治（1422—1461年在位）。

王朝本身甚至城墙、城门及桥梁的变化都在向我们讲述14世纪和15世纪早期这座城市命运的变迁。1190年至1215年，腓力·奥古斯都修建的城墙未起到任何军事防御作用，事实上，它在和平时期却起到了阻碍发展的作用。相反，14世纪中期，为抵御外敌侵略，人们只好又修建一堵城墙以更好地抵御外来进攻。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这堵墙遭受众多的考验。法军在1356年的普瓦捷战役中惨败于英军之后，市政当局马上着手该城墙的修建工作。在14世纪90年代，查理五世城墙已大部修好，但直到15世纪早期，王室监督下的城墙才完全竣工，它长约5000米，围城方圆近439公顷，而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围城约272公顷。围城内的新区域均在右岸，此时有五分之四的巴黎人住在这里。

新的防御城墙反映出，人们深刻地认识到，要更好地保护自己，以抵御更复杂的攻城技术。新的右岸城墙的突出特点是它的深度。又深又宽的沟渠、高高的堤岸确保这个防御系统在最完整的状态下可以达到100米的纵深。为了给护城河提供水源，东部沼泽的水被抽干，并且修筑了水闸，修建了更为结实的新城门。从1370年起，东面还修建起与西面的卢浮宫遥遥相对的一座巨大要塞——巴士底狱，它在巴黎后来的历史上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查理五世城墙也反映出中世纪最后阶段城市扩张的规模和范围。众多的耕地也被圈入城墙内，圈起来的区域还包括原来置于腓力·奥古斯都城墙以外的临时的经济和社会扩展区域，它们均位于右岸。左岸老城墙外的一些经济发展区，如圣日耳曼德普雷、圣维克多和圣马塞尔，并未划入查理五世城墙内，因此面对危险时显得愈发脆弱。右岸城墙以内的区域包括圣安托万街沿线的园地，如圣殿、圣凯瑟琳和田野圣马丁教堂的园地，巴黎中央市场向外扩展的地域，包括卢浮宫在内的圣奥诺雷街沿线房屋等，这更加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例如圣殿区在腓力·奥古斯都时期的发展限于墙内，现今它已扩展到圣殿街和老圣殿街以外的十几条街道，在布拉克街和普利斯街以北形成了整齐划一的地块。在14世纪晚期，贵族奥利维耶·德·克利松带有塔楼的宫殿点缀了该地区的建筑，带来了不同的社会氛围。 ^[74]

查理五世城墙这一伟大军事工事更为久远的影响在于作为社会和行政生活框架“街区”的出现。查理五世城墙的修建使街区的数量增至16个。每个街区有一个街区长，街区长在更小的五十人长和十人长的帮助下负责城市管理和城门的守卫工作。这种区域框架与1420年以来为监控和税收估价而形成的区域是重叠的，尽管在地理上并不总是相匹配。内城街区的新型基础从此形成。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到1450年，查理五世城墙内的人口只相当于14世纪50年代前就已经完工的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内人口的一半，而腓力·奥古斯都城墙却只有查理五世城墙的一半那么长。也就是说，从14世纪20年代到15世纪20年代这100年间，巴黎人口下降了50%以上，当时的人口可能只有8万到10万之间。尽管在这之后有所增加，但到了1500年，人口仍只有15万左右。这堵城墙的另一个讽刺特征是，城门数量的增加并未促进流动或交往。鉴于城市经常陷入危险之中，许多城门长期用砖堵死，使得当时的出入口少于腓力·奥古斯都城墙的城门数量。巴黎事实上已经把自己与外界隔离开来。

因此，城墙和城门的状况说明当时巴黎城正在变得多么保守和内向。桥梁的发展也说明了这一点。巴黎的桥梁在历史上从未达到一个经济中心所需要的桥梁的功效，现在则变得更为糟糕。那些桥梁似乎阻碍而非方便了经济交往：上游运来的货物被卸在卢浮宫附近的圣日耳曼码头，然后由陆路运至沙滩码头，再装船运至下游，反之亦然。可见，如果没有那些桥梁，上游来的货物就用不着这样折腾了。1296年，一座新大桥建起，那就是兑换桥，该桥在秃头查理老堰桥附近将西岱岛与右岸连接起来。 ^[75] 1393年的洪水将西岱岛的小桥冲毁，否则在下一个世纪里巴黎人可能会无休止地对它进行维护。1407年至1408年间，兑换桥、小桥和位于现在巴黎第五区阿尔普街尽头的建于1378年的圣米歇尔桥均被彻底冲垮。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到横跨塞纳河的米布雷木桥上。它是一条木质通道，是圣马丁街的延伸部分。1413年，米布雷木桥被重新修复并改名为圣母桥，遗憾的是，它的建造投入太少，因而不很坚固，15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面临着坍塌的危险，并在1499年被完全冲毁。

这些严峻的问题与14世纪早期开始欧洲经济发展变得迟缓的大背景密切相关。1314年至1316年间的歉收引起巴黎粮食价格的急剧上涨。据当地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谷物严重短缺，平民百姓为此负担沉重，深受压迫”。 ^[76] 法兰西全境的灾荒说明人口的快速增长超过了经济的承受总量，当然，价格的不断攀升也可能与巴黎商人囤积粮食的投机行为有关。1323年、1328年、1334年和1340年至1341年间，巴黎人口的死亡率明显上升，当时的气候状况可能也在不断恶化：自然灾害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频繁地降临人间，再加上一些社会问题，真可谓天灾人祸俱来。洪水对巴黎人的生活来说几乎是家常便饭：1196年的一场洪水使腓力·奥古斯都惊恐万分，他迅速逃离西岱岛，到圣热纳维耶芙山上寻求庇护。1281年和1296年至1297年间洪水几次泛滥，不过与14世纪相比次数明显少得多。1407年的寒冬百年不遇，大块的冰漂浮在塞纳河上，墨水都冻在了羽毛笔上。 ^[77] 1432年的洪水致使巴黎城的经济生活处于停滞状态长达一个半月之久。从15世纪20年代开始，夜间狼群出来觅食，撕咬在蒙福孔绞刑架上被处决的犯人的尸体。仅1439年，防御土墙北侧的市场就有不下12人被狼咬死。 ^[78] Vy93ekFFuswkMbRWbAYMoTSttlmIlXLkNMqoo5RbRqYm7JaTYnoGMw7IC2StwPy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