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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所知的最早的巴黎人面孔（见第36页），它已经有将近两千年的历史了。这是一张意外形成的死亡面具，1878年在今巴黎第五区皮埃尔—尼科莱街发掘出来，几乎与照片一样清晰而又饱满。考古学家欧仁·图卢兹在这里的罗马墓地从事发掘工作已有一段时间。有一天，他发现了一具大约1世纪或2世纪的粗糙石棺，他小心地撬开了石棺的盖子，里面是一个幼童的尸体，孩子很小，大约也就12至15个月大，尸体旁边放着精美的玻璃奶瓶。考古学家注意到，“孩子的头被一层相当厚的黏固剂覆盖，在小心地揭开它后我们惊奇地发现，黏固剂已经形成了一张死亡面具，因此，我们得到了一张18个世纪以后还完整保存着的孩子的脸。可能因为这具石棺是封闭的，石棺上的黏固剂粘成一块并落在孩子脸上，留下了一张完整的面具”。
当时，死者下葬要么直接埋入土里，要么把尸体放在木制棺材里埋葬，而且死个孩子不仅在卢特提亚，在巴黎的大部分历史上都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所以，可以断定，这个孩子至少在死后得到了特殊的对待，他是这块墓地中仅有的埋葬在石棺中的三个人之一。毫不奇怪，从中世纪以来，巴黎最大的墓地可能就要数为纪念被希律王杀害的“圣婴”而建立的墓地。巴黎的这个墓地在1786年关闭之前，葬有大约200万名过世的巴黎人，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儿童。统计数据表明，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巴黎的儿童死亡率还都很高，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儿童未满周岁便夭折了。
无辜儿童的大量死亡因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而加剧。从中世纪晚期开始，巴黎的资产阶级、商店老板以及工场的工匠都喜欢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乡下去，由那里的奶妈喂养，在农村的儿童死亡率要比在巴黎家里大得多。另外，许多人把儿童遗弃在巴黎，无论是在城内还是城外。从16世纪开始，巴黎就有了弃婴医院，其中1640年由圣樊尚·德·保罗建立的“弃儿医院”最为有名。遗憾的是，这种挽救弃婴的机构反而使弃婴的数量增加。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巴黎每年有大约8000名儿童被遗弃，在这些弃儿被遗弃的过程中或被收养的头三个月内，死亡率高达90%。就像欧仁·图卢兹发掘出来的弃儿尸体一样，当时交由人抚养的婴儿死亡率是最高的，直到19世纪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善。
儿童贫困与儿童死亡一样是一个大问题。从16世纪开始，儿童乞丐就是一个不断出现的社会问题，有关虐待儿童的恐怖故事也层出不穷。1445年，一个母亲被处决，因为她为了让自己的女儿将来成为沿街乞讨的道具而将她的眼睛弄瞎。在有关流浪汉的文学作品中，瘸腿者或有其他残疾的人的故事十分普遍。儿童往往成为传言和城市谣言的对象。从16世纪开始，例如，在1529年、1663年、1675年、1720年、1741年和1750年，有关儿童被绑架的传言曾多次使巴黎人陷入恐慌。1750年，有人传言那些被绑架的儿童都被杀死了，他们的血被拿去给得了麻风病的路易十五洗澡。
从18世纪晚期开始，儿童乞丐又演变为街头顽童，他们人数众多，常常闹事。巴黎精英阶层开始担忧和关心起巴黎流浪儿童带来的问题。在1572年的圣巴托罗缪惨案中，正是一群流浪儿童肢解并阉割了海军上将科利尼的尸体。在1789年大革命前，对波旁王朝最严重的攻击就是以儿童弹弓游戏命名的投石党运动（1648—1653）。在19世纪早期，巴黎的一名警官宣称，投石党的后代没有一点悔改的迹象，“谁都知道巴黎那些街头儿童总是聚集在一起大放厥词，在暴乱中又首先从街垒中捡来石头第一个开始攻击”。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也赞同地说：“通常确实是巴黎街头的那些顽童首先开始造反并以此为乐，就像学校的学生在度假一样。”巴黎儿童因此既是暴力的实施者，也是牺牲品。但是，雨果在其1862年发表的伟大小说《悲惨世界》中以同情的语气描述了巴黎街头流浪儿童的代表形象格夫罗舍，使人们注意到正是可恶的社会环境造成了那些孩子的不良行为。格夫罗舍在街垒上死去了，但在死前已经拨动了雨果小说读者的心弦。
尽管有那么多对外来入侵的担忧，但是比起法国北部的其他城市来说，那些入侵对巴黎的影响似乎相对较小，因此，问题还没有严重到使巴黎人不敢在防御地区之外建造房屋的程度。尽管规模不大，但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黎，城市网络还是基本上保持完整，遭到的侵犯可能仅仅来自杂草和荨麻。此外，卢特提亚也逐渐发展出了后世的重要战略地位。在罗马防御长城无懈可击的时候，罗马军队能够在靠近日耳曼的特里尔等城市戍守边疆，但是一旦长城防守失败，驻守在卢特提亚等城市的罗马军队就会因为距离太远而不会成为入侵者的首要打击目标，而罗马的军队则可以利用良好的陆路和水路交通系统快速运动到任何事发地区。同时，还可以通过康布雷、博斯和普瓦图为罗马军队运送粮草。据尤利安皇帝记载，很可能在普罗布斯皇帝（276—282年在位）下令取消在意大利以外任何罗马统治区栽种葡萄的古老禁令以前，这个地区就有了自己的葡萄酒产品。在塞纳河左岸有一座卢特提亚兵营，地处通往意大利的道路东南。城市里还驻有一支舰队，可以运送军队到塞纳河沿岸的所有地区，以便平息那里发生的混乱。这座城市由此发展成为一座卫戍城，也因此为巴黎人的船工提供了良机，那里的航运业自然持续繁荣。
儿童面部石膏模型
上述情况证明，在3世纪50年代晚期，罗马将军尤利安被派到高卢去抵御日耳曼人入侵的时候把自己的司令部设在这里，正是出于一种战略考虑。他在西岱岛建立的长方形廊柱大厅在这个时期更显得重要，因为该城的港口就在西岱岛上。360年，发生了一件卢特提亚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罗马军队拥戴尤利安为皇帝。当时，罗马军队面临着被派到东部前线与伊利里亚人作战的威胁，如果被派去作战，他们将不得不“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地与家人分离。 [27] 于是军队发生了反叛。叛军在欢呼声中将并不情愿的尤利安举到一面步兵盾牌上，举行了一个既像日耳曼风格，又像罗马传统的仪式，但是没有皇冠，戴在尤利安头上的只有一个旗手标志。三年以后尤利安皇帝就去世了，但是在365年至366年间，他的继承者之一瓦仑提尼安一世也是在这里领导了反对蛮族的战斗，从而使卢特提亚的帝国风貌更加浓厚。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把这座城市叫作巴黎了？人们以自己部落的名称命名自己最初的城市是很普遍的现象。所以，到4世纪早期，这座“巴黎人的城市”就已经被叫作巴黎了，到4世纪末期，名称的变化彻底完成。在罗马统治时期，卢特提亚一直不失其铁器时代晚期的高卢特色。如同在高卢其他地方一样，罗马人很大程度上允许巴黎人实行自己过去的政治形式，当地的贵族阶级也基本上没有变化，航运业几乎可以肯定也是早在罗马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巴黎—卢特提亚一直是坐落在荒野中的一个前哨阵地。尤利安皇帝自己的家庭来自一个遥远的多瑙河部落，用他自己的话说，那是一个“粗俗的、丑陋的、在其决定中毫无可取的长远打算的群体”。他坦率地承认自己与巴黎地区的凯尔特人有相似之处，将自己在巴黎人及其同类中的角色描绘为“就像是与野兽打交道并被纠缠住的猎手”。 [28] 虽然罗马人认为他们使这座微不足道的（但也是可爱的，一如尤利安所说）半野蛮城市文明化了，卢特提亚还是不能放弃自己在前罗马时代形成的传统。事实上，这一点在4世纪的时候表现得更加突出。
4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的尤利安皇帝和瓦仑提尼安皇帝都成功地将日耳曼部落——主要是阿拉曼人和法兰克人——阻挡在罗马长城之外。4世纪末，军事指挥权从巴黎转移至特里尔，这表明长城地区的安全性提高了。但是，“罗马盛世”的残影只是一种错觉，因为在5世纪，罗马的权力便完全崩溃了。建立在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基础之上的双重帝国在其西部没有能够重整军事力量。410年，罗马人受到西哥特人的袭击，罗马帝国东西部之间的分裂明确载入史册。甚至早在406年，罗马西北部前线的防御就已经像气球一样被刺破了，大批日耳曼入侵者从罗马长城蜂拥而入，结束了整个高卢地区的罗马行省体系。勃艮第人定居在法国东部，阿拉曼人定居在阿尔萨斯，苏维汇人和汪达尔人定居在西班牙，西哥特人则跨过意大利进入法国南部，在图卢兹地区建立了一个王国，416年，罗马当局被迫承认了这个王国。在法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法兰克人具有统治地位。
在松散的法兰克人部落联盟中，有一支萨利克法兰克人最为突出。他们的家族史可以追溯到神话中的墨洛温，据说墨洛温是一个信仰异教的海怪的儿子。这支法兰克人将罗马帝国在这个地区的最后代表，军事指挥官埃提乌斯（425—454年在位）、埃伊杜斯（454—464年在位）和西阿卢斯（464—486年在位）团团包围。在463年至464年间，这支法兰克人围攻巴黎并杀死了埃伊杜斯。在5世纪80年代晚期，他们又在苏瓦松杀死了西阿卢斯。西阿卢斯的死亡和476年西罗马帝国皇帝的去世标志着罗马帝国的统治在西方的终结。在本身失去了罗马卢特提亚的古老价值以后，巴黎得到了新的身份，宗教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当时，基督教已经传入巴黎，并从此长期铭刻在这座城市的外表上。根据后来的教会传统，巴黎的第一个基督教教区是由圣德尼建立的。人们普遍认为，他就是《新约》中提到的圣保罗的门徒亚略巴古的丢尼修。这一传统基于对二者的混淆。巴黎的圣德尼很可能是3世纪末期被派往该地区的一个传教士，但他只能暗中偷偷地传教，因为当时的罗马政权认为，基督教的一神论主张是对罗马宗教的威胁。例如，罗马皇帝德西乌斯（249—251年在位）和瓦勒良（253—260年在位）都曾经发布迫害基督教徒的敕令。德尼可能是在272年被处死的，他死后的神奇故事成为他被封圣的依据。据说，德尼在蒙马特的山坡上被斩首后，自己拾起自己的头颅，带着它来到埋葬他的墓地，后来这里修建起圣德尼修道院。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宣布基督教为罗马的国教，从此基督教徒的命运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虽然迫害基督教徒的现象还时有发生，例如，卢特提亚的尤利安皇帝就是一个反基督教的军事首领，但到5世纪初期，基督教就安全了。从此以后，异教徒和异端才是被迫害的对象。
在5世纪，一个叫热纳维耶芙的年轻女基督徒成为巴黎抵抗蛮族侵扰的象征，她几乎立刻就被封为圣热纳维耶芙。根据《热纳维耶芙圣徒传》的作者回忆，在451年，当巴黎受到阿提拉和匈人威胁的时候，当巴黎的长者们建议巴黎人全体大逃亡的时候，热纳维耶芙组织人们进行了抵抗。她的名声成为基督徒在面临蛮族异教徒威胁时的精神依托。结果，阿提拉的军队从巴黎附近撤退，既而在特鲁瓦和沙隆附近被埃提乌斯击溃。后来，热纳维耶芙在463年至464年间与由希尔德里克率领的法兰克军队进行了谈判，在5世纪70年代法兰克人围困巴黎的时候，她还把粮食从特鲁瓦运送到巴黎，从而缓解了巴黎发生的饥荒。后来，希尔德里克的儿子克洛维打败了罗马军队，西阿卢斯战死以后，抵抗难以为继。克洛维开始建立起强大的法兰克帝国，征服了曾经被称为“长发高卢”的多数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