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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写小说开篇时从未有过这么多的顾虑。如果我还称之为小说，只是因为不知道该使用其他什么名称。我没有多少故事可讲，我的结尾方式既不是谁死掉也不是谁结婚。死亡终结一切，所以堪称故事的全面收束；然而用男婚女嫁作为故事结局，却也颇为妥当。风雅之人会嘲笑这种所谓美满结局的写作手法，但他们这样很是欠缺考虑。普通人拥有某种健全的本能，所以才会相信：在一个美满结局里，所有该说的都已经说完。男男女女经历过你所能想到的各种波澜起伏，最终仍然走到一起，就已经尽了亲缘组合的职责；读者兴趣也由此转移到未来一代人身上。不过我却让读者的心思悬吊在半空。这本书包含了我对某个人的零星回忆：我只是隔很久才和他偶然相逢，并有些近距离的接触。至于他在我们分别期间经历的事，我几乎一无所知。我想，若是发挥编造手法，貌似也能够完全合理地弥补这些空白，我的叙述也会变得更加连贯。但我无心这样去做。我只想整理清楚自己的亲身见闻。
多年前我写过名为《月亮与六便士》的长篇小说。我在书里根据一位著名画家保罗·高更的形象，并且运用小说家的特权，设计了一连串的事件，来描摹我重新创造的这个角色。重新创造的原因，是这位法国艺术家的零星事迹对我产生了一些启发。在眼下这本书里我准备完全舍弃这种做法。这次我没有编造任何东西。为了避免在世之人觉得尴尬，我还精心设计出新的姓名，赋予故事里登场的列位人物。我在其他方面也想尽办法，以便确保他们不会被任何人辨认出来。我要写的这个人并不出名。或许他永远也不会有这一天。或许当他的生命走向终结时，他在人世间的行迹将杳然无痕，不比一块石头扔进河水后留下的涟漪更多。如此说来，假如我这本书还有人读的话，也只是因为它可能拥有的内在趣味。不过，这个人替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他性格里那种奇特的力量与温醇，或许会对他的同类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所以，大概在他死后很久，会有人意识到，这个时代曾经有过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那么我在书里面写的是谁，也就一目了然。那些想稍微了解一番他早年生活的人，或许能从中找到合意的材料。我想，对于今后想替我这位朋友撰述生平的诸位作者来说，我的这本书在它承认的局限范围内，将成为一处有用的信息来源。
我无意妄称我记载的这些言谈内容堪比逐字逐句的报道，至于某个人在此时或彼时讲过什么话，我也从来不做笔记。但我对自己关注的事却记忆至深。尽管我用自己的语言复述了这些谈话，但我相信它们忠实再现了当时的交谈内容。前面我刚说过自己并没有编造任何事情，但现在我想调整一下说法。我采取的方式，是历史学家自希罗多德时代以来沿用的权变手法，即借助叙事当中的人物之口，讲出我不曾也不可能亲耳听到的话语。我的出发点和历史学家相同，就是为了让场景生动逼真。如果我只是简略回顾一下当时的场景，效果就不会太好。我想让别人读我的书，我认为我有理由尽量让它具备可读性。机敏的读者会轻易发觉我在哪些地方采用了这种手法，所以他完全可以直接跳过这些内容。
另一件事也让我在动笔时感到惴惴不安，因为我描写的主要是美国人。清楚了解他人是件很困难的事。我认为一个人除了本国民众以外，并不能够真正了解谁。因为世间男女不仅是他们自己，还意味着当年的出生地，蹒跚学步时住过的市区公寓或农场，孩提时候玩过的游戏，从老妇那里闲听来的往事，吃过的食物，上过的学校，关注过的体育赛事，读过的诗，以及信仰过的那位神明。正是所有这些，才造就了今天的他们；而这些你都不可能通过侧面消息来了解。你只有亲身经历一遍才能知晓。你只有成为他们才能够了解他们。因为你除了观察，并没有了解外国人的好办法，所以很难在字里行间让他们显得真实可信。纵然是亨利·詹姆斯这样敏感细致的观察者，尽管他还在英国住了四十年，也从未成功塑造过一个彻头彻尾的英式英国人形象。至于我，除了在一些短篇小说里，从来不曾尝试描写过本国同胞以外的人物。如果说我还胆敢在写短篇小说时别出心裁，那是因为可以将里面的人物进行较为概略的处理。你给读者提供一些宽泛的暗示，然后随他自行补充细节。有人可能要问，既然我能把保罗·高更写成英国人，为什么就不能照搬套路来描写这本书里的各色人物。答案很简单：我做不到。那样他们就会失去本来面目。我并不谎称他们是美国人自己眼中的美国人。他们只不过是一个英国人看到的美国人。我并不打算再现他们说话方式的奇特之处。英国作家在尝试此类手法时，往往写得一团糟。这种糟糕情形，只有当美国作家试图表现地道的英国英语时，才算是旗鼓相当。俚语是巨大的陷阱。亨利·詹姆斯在英国题材的短篇小说里经常使用俚语，却始终不太像是英国人的用法。因此他不仅没有实现他希望达到的口语化效果，反而时常给英国读者造成生疏突兀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