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序

自2007年秋季学期开始，我给清华中文系的研究生开设“小说叙事研究”一课。起初，该课程主要以介绍西方叙事理论为主，后来逐步增加了小说作品研讨的比重。比如说，关于章回小说《金瓶梅》的讨论，持续了两至三年。到了2016年，长篇小说《望春风》出版之后，由这部作品的创作所引发的种种困扰和忧虑，余波犹在。要不要将这些问题带到研究生的课堂上去讨论，我一直踌躇难决。

要讨论乡村文明的衰落或城市化的兴起，就不能不涉及传统与现代、自然与文明的关系问题，不能不涉及我们对现代性的复杂运动半迎半拒的暧昧态度。当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在空泛或情绪化的议论层面来怀旧和抒发所谓的乡愁，在我看来，不仅无助于对现实的冷静观察和反思，反而会使本来尖锐的现实感发生某种麻木和钝化，更不必说，关于乡愁的话题，早已是当代时尚的一个部分了。

不过，如果我们将这些忧虑和困惑带入现代小说史的脉络中去思考，情况或许会有所不同。我们知道，不论在中国、日本，还是欧洲，作为传统文类的小说，常常被认为是雕虫小技，无关治忽。而现代小说则被认为是一个新生事物——与其说它是对传统文类的延续和传承，毋宁说它是一种全新的装置。与传统小说所不同的是，它本身就是时代困惑的产物，或者说是社会和历史巨变的伴生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将现代小说视为上帝死去之后的史诗；费希特则干脆将现代小说看成是罪大恶极（die vollendete Sündhaftigkeit）生活时代的艺术形式。而在我看来，对现代文明进程的强烈质疑和反思，是19世纪以来所有伟大小说的共同特征。

基于上述思考，在和学生商量后，我决定每年在课堂上重点讨论一位作家的作品，连续四年，形成一个基于小说史的文化专题研讨。当时的设想是，从19世纪中期以来的小说家中挑选出四位，进行个案研究，来讨论一百多年来社会、历史和文化观念的变革。初步选定的四位作家，分别是美国作家麦尔维尔、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日本作家志贺直哉以及中国现代作家沈从文。后来，我考虑到中文系的学生对沈从文的作品大多很熟悉，另外，近些年来国内学界对沈从文的研究也已非常充分了，遂临时决定将沈从文暂且排除在课程之外，研讨专题的周期也相应缩短为三年。

现在，在该专题计划行将结束之际，我或许应该简单地来谈一谈三位作家之间的思想关联。

麦尔维尔的生活、写作的年代最早，他不可能读到穆齐尔和志贺直哉的作品；从现有的材料和文献中，我也没有发现穆齐尔和志贺直哉受到过麦尔维尔的直接影响。至于说穆齐尔与志贺直哉，他们的生活年代虽有交叠的部分，但在写作上没有彼此影响的明确证据。尽管他们都生活在不同社会或时空关系中，对社会、现实、历史的观察，对生存的沉思也有各自的侧重点，但他们的生活和写作活动也形成了令人不可思议的亲缘性或同构性。随着阅读的深入，我们也许会为他们之间太多的共同点而感到震惊吧。简单来说，这些共同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他们都是现代隐士或离群索居者。对于生存本身的严酷、悲哀、荒谬和动荡不安，三个人不约而同地采取了规避和疏离的态度，无论是他们自己的生活，还是其笔下人物的遭遇都是如此。从被动或消极的意义上来说，疏离是一种本能的生存反应，意味着生活本身的强烈不安和缺乏意义。而从积极的意义上来说，疏离也预示着在现实与文化中寻找理想之地的艰辛努力。不过，这种疏离或寻找，自始至终都笼罩着浓郁的悲剧氛围。在《没有个性的人》中，乌尔里希一直在为自己寻找“另一种状态”或“另一个地方”，最终以失败告终。而穆齐尔本人的隐遁之梦，也被二次大战的炮火惊醒，他不得不流亡瑞士，最后在他所厌憎的“另一个地方”告别人世。麦尔维尔则一直在海洋与陆地、喧嚣城市与无人孤岛的生活之间摇摆。事实上，他也曾选择在不同的地方居住，变换不同的职业。当他于1891年去世时，他已差不多被人遗忘——社会公众对他的死亡消息的直接反应并不是悲悼和怀念，而是对这个人竟然还活在世上感到不解和恍惚。至于说志贺直哉，他一生中搬家多达26次，其行为本身就是生命处于不安状况的最好注脚。

二、三位作家都将自然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作为自己作品最重要的主题。对穆齐尔来说，自然意味着一个以“演绎法”为其基本逻辑、具有统一的人类目标与价值的传统社会。而现代文明则是建立在“归纳法”基础上的异己的任意性的随机运动——城市街道无目的地膨胀与扩张，正是这种运动的隐喻。对麦尔维尔而言，自然是尚未由人类居住、远在非洲或东方的“蛮荒之地”，而在某种意义上，现代文明犹如吞食同类的“裴廓德号”捕鲸船，是一个既攻击异己，同时也“自我攻击”的无情机器。志贺直哉笔下的自然，也许是中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它是遥远而贫瘠的乡间山林和村落所彰显的宁静简朴和远离尘嚣，能够给人带来顿悟和真正的安宁，而现代文明则更多地呈现为空洞、无意义、令人厌恶的人际关系。面对这一现实，三位作家都提出了同样充满忧思的严肃问题：现代文明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它到底要将我们带往何方？什么是现代文明的边界？

三、三位作家通过各自的写作都在试图重构现代性的时空关系。他们都是从“不安或危险的现在”出发进行思考，并同时将探寻的目光投向过去与未来。也就是说，对不安现在的谛视，迫使他们审视人类文明的传统与过去，与此同时，也对不确定的未来进行某种眺望。这一行为本身即足以说明，现代性的危机，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被视为“时间性体验”的危机。用柏格森的话来说，现在的时间，总是带着累积着的过去的印迹向前滚动，并与指向未来的意图紧密相关。转瞬即逝的“现在”或“当下”之所以是有意义的，那是因为，“现在”是为精神所捕获的永恒的投影——精神在自身中承载了世界或时间的整体，并且始终保持为“现在”。换言之，“现在”不过是永恒链条上的一个停顿。而现代文明的发展，正在使“现在”或“当下”堕落为一种没有意义的、在不知不觉中被越过的科学图点。这样一来，现在、过去和未来就同时处于危险的关系中。也就是说，永恒的崩溃，必然意味着当下性的彻底瓦解，反之亦然。为了拯救这种当下性，三位作家的姿态大同小异。他们都求助于孤寂的冥想、静观的直觉以及禅宗式的顿悟，试图重新回到人类时间永恒的绵延之中。

四、在现在、过去和未来裹挟在一起向前滚动的历史进程中，穆齐尔、志贺直哉和麦尔维尔都为自己设定了一个思考与观察的基点。我把这个基点称为“最后之人”。他们都是站在这个未来的基点上，来回望整个文明进程的。麦尔维尔作品中的“最后之人”就是以实玛利，他是人类文明之舟“裴廓德号”覆灭之后唯一的幸存者。《白鲸》的真正悲剧也许还不是“裴廓德号”的沉没，而是作为船长的亚哈所代表的神秘莫测的文明意志：明知追击白鲸的行为将最终导致毁灭，仍然满含泪光地扑向那个终点。在麦尔维尔看来，对莫比-迪克的攻击，同时也意味着人类的自我攻击。这多少也印证了志贺直哉的看法。他认为自然和人的退化乃至最终归于寂灭，从根本上说是不可逆转的。因为它根植于人类永不餍足的发展意志，即便人类的意识已经认定人类必将因发展而毁灭，谋求发展的步伐也不会停止。《暗夜行路》的主人公时任谦作在日记中写下这个感想时，他无疑也已经获得了某种“最后之人”的特殊视野。而在穆齐尔的笔下，地球上的最后之人是一位科学家。在人类最终毁灭的那一刹那，他正忙于撰写一篇关于蚁酸的论文。穆齐尔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主要是从知识、话语以及形形色色的观念和意见所呈现的巨大分裂出发的。这种分裂不可调和，预示着现代文明整体目标与方向感的彻底丧失。与麦尔维尔一样，穆齐尔将现代社会中的个人比喻为海洋中的孤岛。不同的是，孤岛形成的原因不是由于交流的匮乏和阻碍，而是源于过度的信息交流而导致的无所适从。用穆齐尔的话来说，包围着这个孤岛的，是由无数知识、话语以及论文所组成的汪洋大海。

穆齐尔、志贺直哉和麦尔维尔都在为人类和文明的危机向我们发出预警。在他们向未来眺望的目光中，我们身处其间。从某种意义上说，今日危机并未消除，甚至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深重和危险。我们并不一定要赞同或接受他们的见解与判断，但这些作品所发出的启示之光，或许有助于我们将不假思索的自动化生存重新问题化，以应对当今时代的文化与生存困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关于穆齐尔的那部分文字，是在讲课录音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而志贺直哉与麦尔维尔的讲义，则在上课前就已完稿。因此，本书的行文风格，前后略有差异。清华中文系研究生曹翰林和许雪菲同学为文字的录入、校对和修改付出了很大的辛劳，在此郑重致谢。

2020年6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