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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夫·托尔斯泰拥有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第一座山。他年轻时参军，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有他的冒险、他的爱情，以及挑战与决斗。然后，他试图让自己成为一名伟大的知识分子。他和他的一群同伴聚集在一起，创办激进的刊物，撰写文章并试图传播启蒙思想。他成了一名小说家，并取得了超出任何人想象的成功，其成果是《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等。
托尔斯泰也不是一名道德懒汉。托尔斯泰总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而放弃一切：烟、狩猎、酒、肉。他为自己制订了规则，这样他就可以更爱别人，平等对待所有其他人，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他后来回忆道，那些年他的信念是完善自己：
我努力在智力上达到完美；我尽我所能地学习，生活赋予了我学习一切的机会。我努力完善自己的意志，为自己制订规则，并努力地遵循这些规则。我通过做所有能锻炼力量和敏捷性的运动，经历所有锤炼忍耐力和毅力的艰辛，以取得身体上的完美。我认为这一切堪称完美无缺。这一切的出发点，当然是道德上的完美，但这很快就被一种对全面完美的信仰取代，也就是说，这不是一种在我自己眼中或在上帝眼中变得更好的愿望，而是一种在别人眼中变得更好的愿望。
然而，生活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的哥哥尼古拉斯在37岁时英年早逝。尼古拉斯是一个善良、严肃的人，从来不明白自己为何而生、为何而死。托尔斯泰始终找不出任何理由来解释他哥哥的死。
然后，一次经历使托尔斯泰相信，还有比声望和完美更珍贵的东西。这就是绝对的真理，某种不是由人类理性建造的东西，而是仅仅简单存在的东西。目击处决时，托尔斯泰正身处巴黎。
当我目睹人头从身体上被砍下来，并听到尸体的每个部分落入盒子时发出的砰砰声时，我才明白，不仅要用我的智力，还要用我的整个生命进行抗争。没有任何关于生存或进步的合理性的理论，足以为这样的行为辩护。我才意识到，纵使世界上所有的人从创世之日起就认为，根据某种理论，砍头是必要的，我也知道，这是不必要的，也是错误的。因此，我的判断必须基于什么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而不应该基于人们所说的和人们所做的。
截至彼时，托尔斯泰一直把自己的生命押在启蒙计划上，押在理性、知识分子、公众认可和进步上。现在，他对上述计划失去了信心。生命的意义是什么？
我的生活就此停步。我能呼吸，能吃，能喝，能睡；的确，我无法不呼吸、不吃饭、不喝水、不睡觉。但是，我并没有生命，因为我没有欲望，尽管我认为满足这些欲望是合理的。即使我想要什么，我事先也已经知道，是否得到并不重要。
他开始感受到生活的荒唐和无用。他把房间里所有的绳子都扔掉了，这样他就不会上吊自尽了；他让自己远离猎枪，这样他就不会开枪自杀了。他开始认为，他以前写作的精神生活是一种疯狂的形式。谁会真的在乎他在这本或那本杂志上得到好评呢？现在看来，他和他的密友们并没有改善世界，他们只是为了财富和名誉而写作。托尔斯泰厌倦了生活，觉得生活毫无意义。彼时，他身处山谷。
如果这种失落感可以发生在托尔斯泰身上，那么它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毕竟，其他人也可能会被没有竭尽全力去实现的想法困扰。但是，托尔斯泰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作家之一。财富、名望和成就，并不能让任何人远离山谷。
有些人一生都没有跌落到山谷里，他们得到了更多的力量。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得不忍受一段时间的痛苦。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得不问自己一些根本性的问题。
苦难有很多种形式。有些人工作很忙，却意识到自己失去了生活的主线。有些人感到心碎。有些人失去了所爱的人，这让他们感觉好像永远失去了光明的未来。其他人则被心脏病、癌症或中风深深困扰。另一些人经历了失败或丑闻；他们的身份原本就是建立在一些外部表现之上的，而现在这一切已经消失殆尽。
对一些人来说，这种感觉并不是戏剧性的危机，只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萎靡不振，即对他们正在做的事情逐渐失去热情。荣格派人格分析师詹姆斯·霍利斯曾经遇到一位病人，这位病人对此有如下解释：“无论什么比赛，我都想赢。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被这种比赛玩弄了很久。”一个人可能会为了赢得成功，为了比别人更优秀而拼命奋斗。然后，有一天，他会发现这一切似乎都是空洞和毫无意义的。“不会珍惜，不会享受。”托尔斯泰笔下的一个人物如是说。
在为《奥普拉》杂志撰写的一篇文章中，作家艾达·卡尔霍恩描述了许多女性。即使在三四十岁的时候，她们也仍然感觉在漂泊，就好像她们自己误导了自己的生活一样。她的一位41岁的朋友告诉她，“有时候，我也会短暂地清醒，这通常发生在冗长的电话会议期间，”她说，“我脑海中突然有个声音开始大吼：你在干什么？这既无意义又无聊！你为什么不去做你喜欢做的事呢？”
《优秀的绵羊》一书中，威廉·德雷谢维奇描述了他自己在年轻时陷入的沮丧状态。他成长于工程师和科学家的家庭，认为科学是他的毕生追求。在上大学之前，在允许自己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刻之前，他决定主修生物学和心理学两个专业。在踏进大学校园之前，他已经锁定了大学生涯3/4的课程。当他意识到自己应该学习英语专业的时候，他后悔也已经晚了。所以，他毕业时拿到了两个他并不喜欢的专业学位。
由于缺乏明确的人生目标，他驻足于一个有选择余地的地方。他申请了法学院。然后，当他确定自己对法律不感兴趣时，他又申请了新闻学院。结果，他对这两个学院都没有兴趣。然后，他在一家非营利性机构找了一份工作。“所以，大学毕业几年后，我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机会，从事着一份对我毫无意义的工作，我的事业基本上泡汤了，我的自信化为乌有，我不知道我想做什么，也不知道接下来何去何从。这让我痛苦不已。”
人们通常会经历一个熟悉的过程，然后才能认识到他们面临的问题有多全面。首先，他们否认自己的生活面临着问题。其次，他们加紧努力，遵循旧有的失败的计划。最后，他们试着用一些新的刺激来对待自己：他们有了外遇，或者喝更多的酒。只有当所有这些都失败时，他们才会承认，他们需要改变他们看待生活的方式。
这是一场特洛斯（telos，意为“目的”“目标”）危机。特洛斯危机的定义是，身处其中的人并不明白自身的目的。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们就会变得脆弱。尼采说，会对生活问“为何”的人，是可以忍受生活中的任何“如何”的。你如果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就能应对挫折。但是，如果你不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那么任何挫折都可能会导致你的彻底崩溃。正如谢默斯·希尼所说，“你不在此处，也不在彼处；匆匆忙忙中，已知和未知都会被错过”。
根据我的经验，特洛斯危机有两种形式，即“走肉模式”和“躺尸模式”。在走肉模式中，患者只是继续艰难地前行。她受到了一些打击，或者遭遇了极度的厌倦，但她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知道应该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所以，她只是继续做她正在做的事情——同样的工作，在同样的地方，过同样的生活。她生活在一种心理意识中，意识到她正在停滞下来。我有一个叫凯西·杰拉尔德的朋友，他正在进行一场面试。面试结束时，他话锋急转，问了应试者一个问题：“如果你无所畏惧，那么你会怎么做？”面试者突然大哭起来。如果她无所畏惧，她就不会为那家公司做人力资源了。这就是活生生的特洛斯危机。
第二种特洛斯危机是躺尸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患者只是安静地躺在床上，然后看着网飞（Netflix）。他的信心破灭了。他被自我关注弄得手足无措。他有一种奇怪的、毫无根据的信念，认为对他来说一切都已经太晚了，生活已经从他身边溜走了。其他人的成就，开始给他带来真正的痛苦，因为其他人明显的快速攀升和自身可悲的停滞之间的距离，已经令人绝望地拉大了。
戴维·福斯特·华莱士在他的很多朋友身上注意到“一些与实际情况、经济或任何新闻中谈论的东西没有太大关系的东西。这已经是心扉之痛了。在我自己和我的朋友身上，我看到了这一点，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它表现为一种迷失”。在这种心理表现的背后，华莱士注意到，根本原因在于道德上的迷失。“就有意义的道德价值观而言，这一代人一无所有。”
很难知道有多少人在这种危机中受苦受难。因为，人们已经变得非常善于掩饰了。正如年轻作家维罗妮卡·雷·萨龙所说：“经过一次又一次的谈话，这已经变得越来越清楚：在我们当中，那些拥有华丽的照片墙账户、精美的领英（LinkedIn）个人资料、自信的外表的人，可能正是那些在谈到未来时感到最困惑、最焦虑和最混乱的人。千禧一代，在他们20多岁时所拥有的黏着感无处不在。有黏着感的人和与安全感无缘的人之间，有着直接的关联。”最终，我们都无法逃脱这些大问题：我最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该相信什么？我归属于哪里？
个人可能会跌进山谷，整个社会也可能会跌进山谷。20世纪60年代初，我们的文化开始接受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以协助解决当时所面临的问题。但几十年后，这种文化走到了极致，并产生了自身的危机。
关于个人解放的宏大叙事，给我们留下了一些人所说的“伟大的解构”。然而，以前的人们往往被困在有既定社会规范的紧密社区中。有时，这些社会规范看起来令人窒息，而如今人们彼此之间的联系已被切断。人们曾经在等级制度中服务，现在却根本没有思考关于制度的问题——如何在制度内生活，如何管理制度，如何改革制度。因此，构成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组织的质量下降了。
最重要的是，极端个人主义导致了这样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生活得日益疏远，无论是在社会上、情感上还是在身体上，都是如此。英国哲学家西蒙·梅说过，爱是“本体论的根源”。爱赋予你一种脚踏实地的感觉。许多人，即使是在家庭内部，也没有这种感觉。很多恋爱中的人也没有这种感觉。过去，人们抱怨年轻人在没有爱的情况下做爱；现在，他们甚至越来越不喜欢做爱。半个世纪的解放，使个人主义变成了我们的地狱，尽管个人主义曾经是我们祖父母的天堂。个人主义已经导致了4种相互关联的社会危机。
在一个社会调查中，45岁以上的美国人中有35%的人感觉自己处于长期孤独的状态中。只有8%的美国人称，在给定的一年里，他们与邻居进行了重要的对话。1950年，只有不到10%的家庭是单人家庭，现在这一比例已接近30%。30岁以下妇女所生的孩子，大多出生在单亲家庭。这些都是群体性问题。增长最快的政治团体是无组织的。发展最快的宗教团体，也是无组织的。英国的研究人员要求牧师描述他们不得不与教区居民解决的最常见的问题。76%的人表示，最常见的问题是孤独和心理健康。前美国卫生总监维韦克·默西在《哈佛商业评论》上撰文称：“在我照顾病人的这些年里，我看到的最常见的疾病不是心脏病或糖尿病，而是孤独。”
冷漠造成的心理、社会和道德上的损失是可怕的。
自1999年以来，美国的自杀率上升了30%。自杀的瘟疫重创了年轻人。2006—2016年，10~17岁人群的自杀率上升了70%。每年大约有4.5万名美国人自杀，而自杀在很大程度上是孤独的代名词。阿片类药物每年导致额外的7.2万名美国人死亡，而阿片类药物成瘾就是一种慢性自杀。2018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宣布，美国人的平均寿命连续三年下降。这绝对是一个令人惊讶的趋势。在富裕、有凝聚力的社会中，寿命理应会逐渐延长。上一次美国人的寿命在短时间内缩短，发生在1915年到1918年。当时，这个国家正在忍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导致67.5万美国人死亡的流感大流行。今天，美国人寿命缩短的原因是所谓绝望死亡（自杀、吸毒过量、肝脏问题等）的增加。反过来，这些问题又是由我们周围的社会孤立造成的。
伟大的社会学家罗伯特·尼斯贝特将疏远定义为“一种可以发现遥远、难以理解或欺骗性的社会秩序的心理状态”。这几乎就是当今美国的正常状况。上一代人通常认为自我牺牲是有意义的。因为，如果你为你的组织服务，那么组织也会回报你。但是，正如民意调查专家丹尼尔·扬克洛维奇几十年前所指出的那样，（美国人）对这种施舍并获得契约的信念早已崩塌。现在的假设是，如果你付出，就会有人拿走你的付出。如果你牺牲，别人就会趁机占便宜。互惠关系消失了，人们感觉自己与邻居格格不入，并对公共生活的制度感到厌恶。
20世纪40—50年代，当时的风气更多的是“我们休戚与共”。当时，大约有75%的美国人表示，他们相信政府在大多数时候都会做正确的事情。现在，只有不到25%的人这样认为。根据综合社会调查的数据，在那个更早的时代，大约有6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的邻居是值得信任的；现在，只有32%的人这样认为，而千禧一代中只有18%的人这样认为。每个年龄段的美国人，都比以前更不信任别人。正如哈佛大学的罗伯特·普特南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形甚至还有一个非常合适的解释：人们不那么值得信任。这并不是说人们的看法变得更糟了，这只是人们的实际行为。我们的关系质量更差。不信任滋生持续的不信任。当人们感到不信任时，他们就会得出结论——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自己。“还有什么寂寞，是比不信任更寂寞的呢？”乔治·艾略特在《米德尔马契》中写道。
第三种危机是意义危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尽管我们对大脑有了全盘的了解，但包括抑郁症在内的精神健康问题仍在不断增加，而不是减少。而且，情况似乎正在迅速恶化。2012年，有5.9%的年轻人患有严重的抑郁症。到2015年，这一比例上升至8.2%。
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智能手机，但更多的是因为太多人失去了对生活的使命感。当共同的道德秩序荡然无存，每个人不得不寻找自己对生命奥秘的定义时，大多数人都会一无所获。当生活变得艰难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令人信服的故事来解释他们生活的意义。威廉·达蒙在为他所著的《迈向目的之路》（ The Path to Purpose ）所做的一项研究中发现，只有20%的年轻人完全获得了目的感。
许多人已经对前人赋予生活使命感和意义的伟大事业及社会秩序失去了信心。可以说，他们已经对信仰失去了信心。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教堂上座率几乎下降了一半。他们对国家失去了信心。根据盖洛普组织的数据，2003年时，7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为自己是美国人而感到“非常自豪”；到了2016年，只有52%的美国人这么认为，而千禧一代只有34%的人这么认为。所有这些数字都表明，人们并不觉得自己是可以相信并为之奉献一生的更大叙事的一部分。
“人类惧怕孤独。”巴尔扎克写道，“在各种孤独中，道德孤独是最可怕的。”
上述三种危机引发了第4种危机——部落主义。部落主义，不是极端个人主义本身的一个部分，而是我们对极端个人主义的反应。心理学家说，最难治愈的是病人试图自我治愈。被激进的个人主义抛弃的人，赤手空拳，孤苦伶仃。他们遵循自己的基因和他们种族古老的训诫，回归部落。个人主义走得太远，就会导致部落主义。
汉娜·阿伦特在几十年前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当她观察那些已经成为政治狂热分子的人的生活时，她发现了两件事情：孤独和精神空虚。“孤独是恐怖的共同基础。”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写道。
纳比拉·贾弗写道，真正的孤独不只是孤独，还是一种精神空虚，对自己失去信心，无法找到答案，“失去自我”，这是一种“漂泊和多余”的感觉。
正在经历生存恐惧的人，会进入危机模式：“我处于危险之中！我被威胁了，我必须还击！”他们的进化反应就是自我保护。因此，他们依靠古老的本能来应对威胁：我们对抗他们。部落主义者寻找简单的类别，在这些类别中，一些人是好人，另一些人是坏人。他们寻求确定性，以克服无法忍受的疑虑。他们寻求战争——政治战争或实际战争，以战争为生活的意义。他们又回到了部落中。
部落主义，似乎是恢复社区纽带的一种方式。它的确把人们凝聚在了一起。但实际上，它是社区的黑暗孪生兄弟。社区是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的联系。部落主义，在本书采用的意义上，是建立在仇恨基础之上的联系。共同体以共同的人性为基础；部落主义以共同的敌人为基础。部落主义总是在划分界限，制造敌友之分。部落心态是一种建立在稀缺性的基础上的战士心态：生活，总是一场争夺稀缺资源的战争，总是我们与他们之间的零和博弈。目的证明手段的正当性，政治就是战争，思想就是战斗。要么杀人，要么被杀。不信任，就是部落主义者的世界观。部落主义，只是孤独的自恋者的社区。
如今，对于许多人来说，党派之争并不意味着哪个政党的政策更好。这是救世者和被诅咒者之间的冲突。人们经常用党派身份来填补他们的其他依恋（种族、邻里、宗教、社区和家庭）消亡时留下的空白。
这种诉求已经超出了政治所能提供之物的范围。一旦政治成为你的种族或道德认同，你就不可能妥协，因为妥协就是耻辱。一旦政治成为你的身份，每一场选举竞争就会成为一场生存之争，一切皆有可能。部落主义威胁着独立的个体，并把他变成怪物。
无论是个人的山谷，还是社会的山谷，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都会有很多的痛苦。你正在忍受一段痛苦的、失落的时期，这可能是一段令人心碎的痛苦时期，但也可能是你生命中最珍贵的时期之一。
约翰·济慈说，我们住在一座由许多公寓组成的大宅中。当我们还在第一座山上时，我们生活在济慈所说的“不假思索的房间”里。这是默认的房间；我们只是不假思索地吸收了碰巧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
我们想留在这个房间里。它很舒服，每个人都赞许地向你点头。威斯坦·休·奥登在长诗《焦虑时代》中写道：
我们宁愿被毁，也不愿改变；
我们宁愿死于恐惧之中，
也不愿攀登此刻的十字架。
让我们的幻想破灭吧。
苦难时期，把我们收拾得屁滚尿流。苦难时期，是让我们从自满中振作起来的雾角，向正在走向错误的生活的我们发出警告。
痛苦本质上没有什么高尚可言。有时悲伤就只是悲伤，它总会过去。生活中会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试图为此感伤并声称必有后福，这是错误的。但有时，当苦难可以与有关改变和救赎的更宏大的叙事联系在一起时，或许我们就可以痛苦地走向智慧。这是你无法从书本上学到的智慧，你必须通过亲身体验才能获得。有时，你在应对苦难时首次体验到高贵的滋味。
神学家保罗·蒂里奇写道：苦难打乱了正常的生活模式，并提醒你，你并不是你自认为的那个人。苦难击穿了你认为的灵魂地下室的地板，露出了下面的空洞，然后它又击穿了空洞的地板，露出了更下层的空洞。
苦难教会我们感恩。通常，我们认为爱情和友谊是理所当然的。但在痛苦的时期里，我们会向别人寻求慰藉，并感激我们所爱的人提供的礼物。苦难使你与其他受苦的人团结在一起，这会让你对那些分担这种或那种痛苦的人更有同情心。通过这种方式，它还可以使你的内心变得柔软。
苦难需要回应。没有人能避免痛苦，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应对它。有趣的是，很少有人通过寻求快乐来回应痛苦。没有人会说，我失去了我的孩子，所以我应该出去狂欢。他们会说，我曾经失去我的孩子，因此我有能力帮助其他失去孩子的人。人们意识到，肤浅的东西无法满足内心深处的饥饿，填补不了苦难所揭露的深刻空虚。只有精神食粮，才能填补空虚。许多人通过践行慷慨来回应痛苦。
最后，苦难粉碎了自我满足的幻想。这是一种必须粉碎的幻想。如果要开始任何相互依存的生活，就必须粉碎这一幻想。痛苦的时期暴露了我们大多数雄心中的虚伪和虚荣，照亮了生与死、关心和被照顾的更大现实。在自我欲望看起来很大并主宰整个生活之前，痛苦会帮助我们看清自我欲望的真实大小。在经历了几个时期的痛苦之后，我们会发现，自我欲望只是非常小的欲望。当然，我们也无须围绕它来组织我们的生活。爬出山谷，与从疾病中恢复并不一样。很多人爬出来的时候，并未痊愈。诗人特德·休斯观察到，最糟糕的经历往往是最令人难忘的。因为，在那些低落的时刻，人们的保护壳被摘下，变得谦卑，问题清楚地暴露出来，要求服务的呼唤也能被清晰地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