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是一名年轻的电视评论员时，我曾与吉姆·莱勒合作，共同创立了一个节目，即现在的《PBS（美国公共广播电视公司）新闻一小时》。在播送新闻的时候，莱勒的神情往往是温暖而坚忍的。因为，他认为他不应该是故事的主角，新闻才是故事的主角。但是，当摄像头未对准他的时候，他的表情生动得令人难以置信。当我们在节目上讲话时，如果我的言辞庸俗或粗俗，我就会看到他的嘴角因不悦而抿起来。但当我的言辞中肯、有礼貌或有趣时，我会看到他高兴得连眼睛都眯起来。整整10年，我与一位我深深敬佩的人共事，我一直尽力表现，以使他高兴，而不是不悦。

莱勒从来没有正式告诉过我，我该如何行事，但他用这种无言而微妙的方式训练我，让我符合节目的标准。他不仅把这种方式用在我身上，还年复一年地把这种方式用在节目的工作人员、一场又一场节目中出现的每一个人身上。通过这种方式，他创造了《PBS新闻一小时》的存在方式——一种道德生态。在这种生态中，某些价值观被优先考虑，某些方式被所有人共同期待。莱勒已经退休多年，但他灌输的文化仍然定义着今天的《PBS新闻一小时》。

我们都成长于这样或那样的道德生态之中。我们都通过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我们与周围人产生的共鸣来创造我们周围的微文化。一个人可以留下的最伟大的遗产之一就是道德生态——一种在他们死后仍然存在的信仰和行为体系。

有些道德生态是区域性的，如在家里或办公室，但有些道德生态是宏大的，大到足以定义整个时代和文明。古典时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有他们的荣誉准则，他们的愿景是不朽的名声。19世纪末，巴黎的艺术家发明了一种庆祝个人自由和疯狂创造力的波希米亚准则，而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开始成型，它有着严格的礼仪和体面的准则。道德生态微妙地指导着你的着装、说话方式、钦佩和鄙视的对象，以及如何定义自己的最终目标。

道德生态，是对特定时刻重大问题的集体反应。例如，20世纪中叶左右，北半球的人们面临着大萧条和灾难性的世界大战。大的问题需要大的制度回应。人们参军，组成工会，或在大公司工作。交战国家的人民，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强调履行职责、融入机构、顺从团队、服从权威，而不是试图突出自己或损公肥私。这种以群体为导向的道德生态，可以一言以蔽之：“我们休戚与共。”

这种文化的精神，在艾伦·埃伦霍尔特所著的《失落的城市》（ The Lost City ）一书中有着生动的描绘。这本书讲述了20世纪50年代芝加哥内外一些社区的故事。那时，并没有过于强调个人选择。如果你不是厄尼·班克斯 这样的明星棒球运动员，你就没有成为自由球员的选择，你的职业生涯就可能在芝加哥小熊队 度过。如果你有错误的口音、错误的肤色或错误的性别，那么你很可能无法在市中心的豪华写字楼中找到一份工作。但当时的人们往往有稳定的归属和与当地稳定的联系，他们为自己的机构或组织尽职尽责。

如果你是一个住在芝加哥南区的人，那么你很有可能跟随你的父亲和祖父来到纳贝斯克工厂，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面包店，并加入了国际烘焙和糖果工人工会。

那时，人们的房子很小，没有空调，电视也还没有普及。天气暖和的时候，社交生活就在门廊中、小巷里进行，孩子们整天挨家挨户瞎跑。就算是一位年轻的房东，也会被一系列公共活动包围。正如埃伦霍尔特所说，“只有最坚定的独行者才能逃脱名目繁多的公共活动：烧烤、咖啡、闲聊、排球比赛、照看孩子的互助社，以及持续不断的家居用品交易”。

如果你要去银行，你就会去当地的银行塔尔曼联邦储蓄和贷款公司。如果你要买肉，你就会去当地的肉店贝尔图奇。当时，有62%的美国人表示他们是活跃的教会成员。如果你恰巧住在芝加哥的那个社区，你就会加入圣尼克教区，在那里你会听到和蔼的芬尼西神父用拉丁语做弥撒。你可能会把你的孩子送到当地的教区学校。在那里，孩子们整齐地坐成一排，在林奇神父的铁腕管教下瑟瑟发抖。

如果你投身政界，那么你可能很难以自由职业者的身份胜出。但你可以加入戴利市长（芝加哥著名的政治世家戴利家族）的阵营，只要你按照权威人士的指令行事，自会风生水起。例如，约翰·法里加入了戴利市长的阵营，在伊利诺伊州立法机构服务。64岁时，他成功当选美国国会议员。当被问及当选国会议员后打算做什么时，约翰·法里告诉媒体：“我将去华盛顿，协助戴利市长。21年来，我在立法机构中代表戴利市长，他总是正确的。”约翰·法里的确是尽职尽责的。

这种精神，滋养了如今许多人所渴望的丰富多彩的社区生活。如果有人问你是从哪里来的，你不会只说“芝加哥”，而是会提到你生活的具体地点——第59街和普拉斯基路的交叉口。这座城市，当时是一个村庄的聚集之地。

道德生态有很多优点。它强调谦卑、慎言和谦逊。它给出的信息是，你不比任何人强，但任何人也都不比你强。它认为自爱（自私自利、自恋）是诸多邪恶的根源。如果你过多地谈论自己，人们就会说你自负并对你嗤之以鼻。

当然，这种文化也是有缺陷的，并最终令人无法容忍。这种道德生态容纳了大量的种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家庭主妇感到困扰和窒息，职业女性面临着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1963年，贝蒂·弗莱顿描述了一个被人忽视的问题，那就是许多女性生活中平淡无奇、令人崩溃的无聊。当时的文化对男子气概有着冷冰冰的定义；男性在表达对妻子和孩子的爱的方面面临着困难。吃吃喝喝真的很无聊。人们感到被群体从众的压力禁锢，被当地意见的偏执折磨。许多人扮演了他们所分配到的社会角色，但他们的内心是死气沉沉的。

约翰·斯坦贝克1962年出版的《横越美国》一书中有一个场景，捕捉到了这种公共行为规范是如何将许多人困在麻木、无趣的生活之中的。斯坦贝克带着他的狗进行了一次越野旅行，来到了芝加哥。他现在需要一个酒店里的房间，这样他就可以洗澡和休息了。酒店唯一空着的房间还没有打扫，但斯坦贝克说，不管怎样，他都要住下。

当他打开门时，他看到了前一位客人留下的痕迹。斯坦贝克从遗留的一张干洗收据中推断出之前的客人（他称之为孤独的哈里）家住康涅狄格州的韦斯特波特。桌子上留有一封哈里在旅馆便笺上写给妻子的信。“我希望你能和我一起听到（原文如此）。这是一个寂寞的小镇。你忘了给我系袖扣了。”

哈里的妻子并没有突然来访，这是件好事。高脚杯和烟灰缸里一半的烟头上都有口红印记。床边的发夹表明，曾经造访这个房间的女人有着深色的头发；斯坦贝克称她为“露西尔”。他们一起喝了整整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世界名酒之一）。床上的第二个枕头已经用过了，但没有靠过的痕迹，也没有口红的痕迹。那个女人把哈里灌醉了，而她自己则偷偷地把威士忌倒进了桌上的红玫瑰花瓶。

“我想知道哈里和露西尔谈了些什么。”斯坦贝克写道，“我想知道她是不是让他不那么孤单了。不知何故，我对此表示怀疑。我认为他们两人都只是在满足人们对他们的期望。”哈里不该喝那么多酒。斯坦贝克在废纸篓里发现了薄荷糖包装纸，在浴室里发现了两支装溴塞耳泽（一种治头痛的泡腾盐）的箔管。斯坦贝克写道，没有任何意想不到的迹象，没有任何真正有趣的迹象，更没有心血来潮的迹象。有的只是寂寞。“我为哈里感到难过。”他总结道。这，就是当你单调乏味地为一些没有灵魂的组织服务时遭遇的事情。你不仅没有成就感，还失去了任何感觉的能力。

当时，有很多关于随波逐流导致失魂落魄的评论。大多数人，只不过服务于某个组织，身穿灰色法兰绒西装，麻木不仁地追求地位。当时的论调是，群体压垮了个体，人们已沦为某个数值，没有真正的自我意识。

自由地做自我

斯坦贝克出版《横越美国》的时候，人们开始反抗战后“我们休戚与共”的道德生态，并以一种新的道德生态取而代之。道德生态展示的通常是一个关于进步的故事，是对以往过时之物的理性回应。尽管如此，这一进展仍然堪称坎坷。

它经常发生在地理学家露丝·德弗里斯所说的“棘轮、手斧、枢轴”模式中。人们创造了一种道德生态，帮助他们解决当下的问题。生态起作用了，社会在向上攀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道德生态与新出现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不相关。旧的文化不断僵化，反文化的成员对它持反对态度。在一段动荡和竞争时期，不同道德秩序的捍卫者争先恐后地推动自己推崇的新文化，以占据上风。在这样的时期——1848年、1917年、1968年，以及今天，人们很容易感到沮丧，很容易感到社会正在分崩离析。在这样的时期，往往会发生巨大的、残酷的战争，以及关于何种生活方式最受推崇的战争。最终，社会转向一种新的道德生态、一套新的是非标准。一旦新的道德生态到位，就会有新的进步棘轮出现，往前迈出艰难的一步。

一种文化的改变，显然不是所有人都能立即改变和适应的。这是一个庞大的、多元化的社会。但是，一般性行为已经改变。有些欲望和价值观会被优先考虑，而另一些则不会。一些曾经令人钦佩的东西被鄙视，而曾经边缘上的东西如今则被钦佩。

我想强调的是，在这样的时期，是谁在领导变革呢？这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期相关。领导这种变革的，不是政客，而是道德活动家和文化先驱。那些塑造风俗习惯的人，才是人类真正的立法者——他们拥有最大的权力和影响力。新的道德生态，通常以一种亚文化肇始。一小群有创造力的人，发现当前的道德生态令人压抑，让人彼此疏远。因此，他们回溯历史，更新旧的道德生态，以提供更好的生活方式。他们创造了一种别人认为有吸引力的生活方式。如果你能创造一场人们想要加入的社会运动，他们就会把精力和想法奉献给你。

正如约瑟夫·坎贝尔在接受比尔·莫耶斯采访时所说的那样，行为分为两种类型。其中一种是身体行为，如英雄在战争中表现出勇敢的行为——拯救了一座村庄。但也有精神英雄，如有人找到了一种新的、更好的方式来体验精神生活，然后与其他所有人交流。或者，用艾丽丝·默多克的话来说：“人是这样一种生物，他为自己描绘肖像，然后变得与自己的肖像相似。”

20世纪60年代，公社和嬉皮士社区的一小群年轻人借鉴并引入了波希米亚文化。这种文化偏爱长发、年轻、反叛、革命和性开放。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变成了伍德斯托克 怪胎、叛乱者、新时代的探险家，最终变成了中产阶级的波希米亚人。他们的穿着和谈吐都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的先辈们。他们处理关系的方式不同，安排生活的方式也不同。

曾经对权威的尊重，变成了对权威的排斥。曾经，沉默寡言令人钦佩，但现在，口若悬河令人钦佩。曾经，经验是受人尊敬的，但现在，青春是受人敬仰的。曾经，生活被视为世世代代扎根于某地的无限循环，但现在，生活被视为开阔道路上的一次性旅行。曾经，占主导地位的风气是履行职责，但现在，生活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曾经，集体第一；现在，个人第一。曾经，最令人敬佩的是责任；现在，最令人敬佩的是个人自由。

就在《横越美国》出版那年，即1962年，一群学生在密歇根州休伦港集会。他们的直接目标是打击北方的种族主义，但最终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他们迅速组建了“民主社会学生会”，并发表了《休伦港宣言》。这份宣言，被证明是未来道德生态的良好指标：

“人和社会的目标，应该是人的独立，”他们写道，“人们关注的不应是受欢迎的形象，而应该是寻找个人生活的真正意义……这种独立，并不意味着利己主义与个人主义，与其说其目的是为所欲为，不如说人们有属于自己的道路。”

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基本上汲取了几个世纪以来浪漫主义反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个人主义，并使其成为现代生活的主流模式。

如果“我们休戚与共”是关于这个群体的，那么新的道德生态就是关于自由、自主、真实的。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即“自由地做自我”。这种有时被称为“自我主义”的个人主义精神，随着婴儿潮一代的母乳被注入他们的身体中，并伴随他们一生。这是一个关于解放的故事。其想法就是从教条、政治压迫、社会偏见和群体一致性中解放出来。这场运动有一个右翼的变体——个人应该在经济上不受监管；它还有一个左翼的变体——个人选择的生活方式应该不受社会的监管。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这一切都是关于个人的解放的。

我不想花太多时间来描述这种关乎个人主义、真实性、自主性和孤立性的文化，因为它已经被其他人生动地描述过了，相关著作有菲利普·里夫的《疗法的胜利》、克里斯托弗·拉什的《自恋主义文化》、盖尔·希伊的《片段》、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的《追寻美德》、汤姆·沃尔夫关于自我一代的描述、艾瑞卡·琼的《怕飞》、查尔斯·泰勒的《本真性的伦理》、罗伯特·贝拉的《心灵的习性》，以及罗伯特·帕特南的《独自打保龄》等。

我只想强调，迈向自由的征程产生了许多伟大的成果。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个人主义文化，打破了许多压抑妇女和压迫少数民族的枷锁。它松开了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反犹太主义和同性恋恐惧症的纽带。如果没有这种文化所释放的具有反叛性的个人主义和创造力，我们就不可能拥有硅谷或整个信息时代的经济。这是一场绝对有必要的“文化革命”。

但是，许多想法一旦走向极端就会变成错误。托克维尔早在19世纪30年代就注意到，与其他地方相比，美国一直有着更具个人主义色彩的文化。但是，当个人主义成为一种文明的绝对主导精神时——当它不能与任何相互竞争的精神维持平衡时，身处其中的个人可能会拥有最大的自由，但个人之间的联系开始慢慢弱化。“自由地做自我”的宏大叙事，已经上演了大约50年，并逐渐演变成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文化。

这种道德生态，是建立在一系列想法或假设之上的。在此，我略举几例：

受保护的自我。 自主的个体是社会的基本单位。社区是对如何生活做出自我选择的个人的集合。最好的社会安排，保障了个人选择的最大可能的自由。核心的社会原则是“不伤害，不犯规”。每个人都有权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只要他们不干涉其他人随心所欲地生活的权利。理想的社会是这样的：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生活在一起，彼此互不拖累，但都在一起，各自为政。

内心的上帝。 人生的目标，就是攀登马斯洛所说的需求层次，实现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当你踏上自己的个人旅程后，你学会了更好地表达独特的自我。你学会了接触自我，发现自我，并以一种真实的方式生活。说服力的最终来源在于内心，倾听内心隐秘的真实声音，忠于自己的感受，不屈服于外在腐败社会的标准。

意义的私人化。 简单地接受你周围的世界所接受的观点，是错误的。你必须提出你自己的价值观、你自己的世界观。正如大法官安东尼·肯尼迪在最高法院的一项著名裁决中所说的，“自由的核心，是定义自己对存在、意义、宇宙和人类生活奥秘的概念的权利”。

创造共同的道德秩序，不是学校、社区甚至家长的工作，而是你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你无权评判别人的道德秩序是好是坏。

完全自由的梦想。 在其他文化中，人们是在先于个人选择的机构（家庭、民族传统、信仰、国家）中被培养并蓬勃发展的。但这些机构正是被个人主义文化蚕食的机构，因为它们是未经选择的，所以被视为不太合法。在个人主义文化中，最好的生活就是最自由的生活。精神的养成也是在自由中发生的，而不是在义务中发生的。

成就的聚焦化。 在一个极端个人主义的社会里，衡量一个人的标准不是是否遵守共同的道德准则，也不是把自己完全湮没在深厚的关系之中的程度，而是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地位、钦佩和被爱，都是次于个人成就的。自私是可以被接受的，因为照顾和提升自我是首要的使命。以自我为导向是可以的，因为在一个结构合理的社会中，个人的自私可以被用来生产公共产品，促进经济的增长。近期，哈佛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的研究人员询问了一万名初中生：你们的父母是更关心个人成就，还是更关心你们是否善良？8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父母更关心成就——个人成就胜过关系纽带。

你还可以在我列出的描述极端个人主义社会文化特征的清单上添加其他想法，如消费主义、治疗心态、对科学技术的偏爱胜过对亲密关系的偏爱。一个重要的事实是，这些传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思想，让人们更难过上密切关联的集体生活。

极端个人主义并不是一个新的问题，它反复出现。几年前，我曾经阅读塞巴斯蒂安·荣格尔的《部落》。我遭遇了一种现象，而且从此以后一直被它困扰。在18世纪的美国，殖民地社会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共存。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欧洲的定居者开始叛逃，与印第安人一起生活。但是，没有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叛逃到殖民地社会。这让欧洲人感到不安。他们认为，他们拥有更优越的文明，但人们却用脚投票，赞成以另一种方式生活。殖民地居民偶尔会说服当地人与他们为伍，并教他们英语，但当地人很快就打道回府了。在与印第安人的战争中，许多欧洲定居者被俘虏并被关押在印第安人部落内。他们有很多机会逃脱和返回，但没有人这样做。当欧洲人来“营救”他们时，他们逃到树林里，以躲避“营救者”。

不同的是，印第安村落的人们有共同的文化和亲密的关系。他们生活在一种精神文化之中，认为所有的事物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欧洲人则有一种个人主义文化，更容易彼此分离。当实际上可以选择的时候，很多人更喜欢社区而不喜欢各自为政。这个故事让我想到，整个社会有可能陷入一种根本上的无序状态。

自我和社会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如果束缚太紧，那么反抗的冲动就会很强烈。但是我们也有相反的问题。在“自由地做自我”文化中，每个人都孤独地维系松散的关系。社区被削弱，联系被瓦解，孤独在蔓延。这种情形让人很难变得善良，无法满足人类对爱和关联的深层次渴望。这对所有年龄段的人来说都很艰难，但对年轻人来说尤为艰难。他们被扔进了一个没有秩序的、不确定的世界，这里几乎没有权威或防护，除非他们自力更生，自己创造出来。在众多事情中，独自投入生活是异常困难的。 RN1u6AXwPZ0ZG3XrmnVGVW42FZc8yfpKfa9E+htrnOYgRoHvVfaBCI/kvMaRudG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