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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院子里有个不大的厢房，周围长满了成片的牛蒡、荨麻和野大麻。铁皮房顶已经锈了，烟囱也塌了一半，台阶的踏板已经糟朽，长出了草，墙上的灰泥也没剩下多少了。这房子的正面对着医院，背后冲着旷野，医院的一道带钉子的灰栅栏将房子和旷野分隔开。这些尖头朝上的钉子、这道栅栏以及这座房子，都带着我们医院和监狱特有的罪孽深重、愁苦凄惨的样子。
如果您不怕被荨麻螫到，我们就顺着通往厢房的小窄道走，去看看里面的情况。打开第一道门，我们就进入了前室。在这里，炉灶旁边靠墙堆着医院的废弃物，像一座座小山：床垫、有着破洞的旧袍子、裤子、蓝条上衣、破烂不堪的鞋子——所有这些破烂堆成了垛，皱皱巴巴的，混在一起发霉，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味。
这堆废物上面永远躺着嘴里叼着烟斗的看守尼基塔，他是个退伍兵，穿着军服，上面的领章已经褪色，变成棕红色的了。他面相冷酷，精瘦，鼻子通红，眉毛垂着，这让他的脸有一种草原牧羊狗的表情。他个子不高，身材看上去干巴巴的，可是拳头很粗大，显得威风十足。他是那种头脑简单愚钝，观念正统死板，特别忠于职守的人，这种人最爱的就是秩序，所以坚信对待病人就是要打。他打病人的脸、胸口、后背，几乎逮着哪儿打哪儿，他确信，不这样做这里就不会有秩序。
接下来您会走进一个大房间。这房间很宽敞，除了前室，这是这座房子里唯一的房间。这儿的墙被刷成脏兮兮的蓝色。天花板被熏成了黑色，就像有烟囱的农舍一样。显然这儿的炉子蹿烟，煤气很重。窗户从里面钉了铁条，样子很丑怪。地板灰扑扑的，很是粗糙。房间里充满了由酸白菜味、蜡烛芯的焦味、臭虫味和氨水味混成的恶劣气味，乍一进去，您会以为进了动物园。
房间里的床都钉在地板上，床上或坐或躺的人穿着蓝色的病号袍子，按照老规矩戴着尖顶帽。这些人是精神病人。
这儿一共有五个精神病人，只有一个是贵族出身，其他都是普通人。离门最近的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他留着发亮的红褐色的小胡子，眼泪汪汪，扶着头坐在床上，眼睛盯住一个点不动。他日日夜夜都在忧愁、摇头、叹气、苦笑，很少参加谈话，问他话也不怎么回答，给他吃喝时他就机械地吃喝。从他那受罪的、剧烈的咳嗽，消瘦的样子，以及脸上的潮红来判断，他大概已经得了结核病了。
挨着他的是一个小个子老头，他很活跃，很好动，下巴上留着尖胡子，头发又黑又卷，像黑人一样。白天时，他从一个窗户溜达到另一个窗户，或者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像灰雀一样没完没了地吹口哨、小声唱歌、嘿嘿笑。在夜里，他同样表现出孩子般快乐和活泼的性格：他起来向上帝祷告，也就是用拳头捶自己的胸膛，或者用手指扣门。这是犹太人莫伊塞伊卡，二十年前他的帽子作坊被一把火烧掉，然后他就发了疯。
在所有住在第六病室的人里，只有他可以走出这座房子，甚至可以走出医院的大门去街上。他很早就有了这个特权，大概因为他是医院的老病人，又是个安静、无害的傻瓜，是全城取笑的对象。人们对他被孩子和狗团团围住的情形早就习以为常了。他会穿着医院的袍子，戴着可笑的帽子，趿拉着鞋，有时候赤着脚，甚至不穿长裤走在街上，在住户或店铺门口停下，要一个小钱。有的地方给他格瓦斯，有的地方给他一块面包，还有的地方给他一个戈比，所以当他回到厢房时往往已经吃饱，而且还挺有钱。尼基塔把他带回来的所有东西都抢走并据为己有。这当兵的这么做时很粗鲁、很生气，一边翻兜，一边喊上帝作证，说他再也不放这犹太人上街了。他认为没规矩是世界上最坏的事。
莫伊塞伊卡乐于助人。他给同伴送水，睡觉时给他们盖被子，答应从外面给每个人带一个戈比，给每个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用勺喂左边床上的瘫子吃饭。他这么做倒不是出于同情或人道主义，而是在模仿住在他右边的格罗莫夫，犹太人在不知不觉中受了他的影响。
伊万·德米特里奇·格罗莫夫是个三十三岁的男人，出身贵族，过去是法庭执行官，十二品文官，患有被害妄想症。他或是缩成一团躺在床上，或是从一个墙角走去另一个墙角，好像在做走路运动，很少坐着。他总是因为某种模糊的、不确定的预感而焦虑紧张。只要前室传来一点点动静或是有人在院子里喊一声，他就会抬起头来谛听：是不是冲着他来的？是不是在找他？于是他的脸上就会出现非常不安和厌恶的表情。
我喜欢他的脸。他是宽脸庞，高颧骨，总是脸色苍白，看上去很不幸，他的脸像镜子一样反映出因挣扎和持续的恐惧而饱受折磨的心灵。他做出古怪、病态的鬼脸，可是那清秀的五官虽然带有真实而深刻的痛苦的印记，却又显得清明睿智。他的眼睛里也闪着温暖、健康的光亮。我也喜欢他本人，他彬彬有礼，乐于助人，除了尼基塔，他对所有人都非常体贴。要是有人掉落了扣子或勺子，他会马上跳下床捡起来。每天早上他都对同伴们说早上好，睡觉前会祝他们晚安。
除了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和做鬼脸，他的疯狂还表现在如下方面：有时候他会在傍晚时裹紧他的袍子，全身发抖，牙齿打架，在一个墙角和另一个墙角之间，或者在几张床之间，串来串去地疾走，就像得了寒热病一样。他会猛地站住，看着伙伴们，看起来是想说些重要的话，可是大概考虑到他们不愿听也听不懂，就不耐烦地晃晃脑袋，又接着走。可是很快说话的愿望胜过了所有考虑，于是他任由自己热切地、富有激情地讲起来。
他的话杂乱无章，非常急切，像梦呓一样跳跃，不是都能让人听懂，可是无论从他的言辞还是语气中都能听出一些极精彩的东西。他说话时，您会既把他当做一个神经病，又把他当做一个正常人。他那些疯话很难付诸笔墨。他谈人的卑劣，谈暴力对真理的践踏，谈将来世界上将会出现的美好生活，谈窗户上的铁条随时让他想到施暴者的愚钝和残忍。说到最后，就成了一首由很多还没过时的老歌组成的杂乱的曲子了。
十二到十五年前，本城主街上住着一个官员格罗莫夫，他有自己的房子。他是一个有身份的、家境殷实的人。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万。谢尔盖在上大学四年级时，忽然得了急性肺结核，死了。他的死好像是一个开头，此后就有一连串的不幸降临在格罗莫夫的头上。谢尔盖下葬一星期后，这老父亲就吃了官司，罪名是伪造文书和挪用公款，很快他就患了伤寒，接着就死在监狱的医院，房子和所有动产全被拍卖。伊万·德米特里奇和母亲从此变得一文不名。
此前，在父亲活着的时候，伊万·德米特里奇住在彼得堡，他在那儿上大学，每个月会收到六七十卢布，完全不懂贫穷的滋味，而现在他不得不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得从早到晚给人上课，赚取微薄的报酬，还得给人抄抄写写。就这样还得忍饥挨饿，因为他把挣的钱都寄给母亲，用来供养她的生活了。伊万·德米特里奇受不了这样的生活，他意志消沉，变得衰弱，放弃学业回了家。在这座小城里，经人推荐，他得到了一份在县中学当老师的工作，可是跟同事们合不来，学生们也不喜欢他，很快就辞了工作。母亲去世后，有半年时间，他没有工作，仅靠吃面包、喝白水活着，后来他当上了法庭的执行官，一直做到因病被辞退。
他一向体弱，哪怕还是年轻大学生时，也显得不健康。他总是苍白、消瘦，容易感冒，吃得少，睡眠也不好，喝一小杯酒就会头晕，犯歇斯底里的毛病。他一直想跟人接近，可是因为生性敏感又多疑，跟谁都没有深交，到底也没有朋友。说起这座小城的市民，他总是很轻蔑，说他们粗野，糊里糊涂地过着动物般的生活，让他生厌。
他的声音是男高音，说话时声音很响，不管气愤、兴奋或惊奇，态度总是很激昂，也都是发自内心的。不管你跟他谈什么，他都能归结为一点：这座城里的生活压抑、无聊，社会没有高尚的趣味，人们过着死气沉沉、没有意义的生活，只不过用暴力、粗野的荒淫和虚伪变出不同的花样。骗子丰衣足食，诚实的人生活艰难。应该有学校，有讲真话的地方报纸，有剧院和公共演讲，知识分子应该团结起来，应该叫社会上的人认识自己并知晓自己的生活有多可怕。
他在对人的评判中使用浓重的色彩，但这色彩里只有白色和黑色，不承认任何过渡的色调。在他看来，人只有两种，不是诚实的人就是骗子，没有中间的人。他总是热切地、兴高采烈地谈论女人和爱情，可是一次也没恋爱过。
尽管他论断尖刻又神经质，城里的人们却喜欢他，背后亲切地叫他万尼亚。他天生彬彬有礼，乐于助人，正直规矩，道德纯洁。他的破旧礼服、他的病容和家庭的不幸都让人产生善意、柔软又伤感的感情。再说他受过好的教育，读过很多书，小城的人们觉得他什么都懂，就像城里的活字典。
他读书很多。有时他坐在俱乐部里，神经质地揪着胡子翻看杂志和书，看他的样子，不是在读书，而是要把这些东西囫囵地吞下去。可能阅读也是他的病态习惯之一，因为不管遇到什么读物，他都会同样如饥似渴地扑上去，哪怕对待旧杂志和旧日历，也是一样。而在家读书时，他总是要躺着。
一个秋天的早晨，伊万·德米特里奇拿着法院的执行票，竖起大衣的领子，踩着泥水穿过一个个胡同和后院去某个小市民家收钱。像每个早上一样，他心情抑郁。他在一条胡同里遇到了两个戴着镣铐的囚犯和四个带枪的押送者。伊万·德米特里奇经常遇到囚犯，每次都会在他心里唤起同情和不自在的感觉，可是这次相遇让他产生了某种不同寻常的奇怪的感觉。他忽然感到，自己也可能被套上镣铐，也会这样在泥泞中被押往监狱。他在小市民家待了一会儿，然后回家去。路过邮局时，他遇到了一个认识的警官，那警官跟他打了招呼，还和他一起在街上走了几步。不知为何他觉得这件事很可疑。
在家里，他整天想着那几个囚犯和带枪的士兵，一种莫名的不安让他无心读书，心神不定。晚上他没有点灯，夜里也没有睡觉，一直想着自己可能被逮捕，被戴上镣铐，被关进监狱。
他知道自己没有犯过任何罪，也可以保证，将来也永远不会杀人、放火、偷窃。可是无意中、不由自主地犯罪的情况难道不是很难避免吗？还有，难道不会被别人诽谤吗？最后，难道法院不会错判吗？千百年的民间经验说“谁也不能担保不会讨饭和坐牢”
，这肯定有道理。在现在的审判制度下，错判很可能发生，这一点也不稀奇。那些因为职务关系而跟他人的痛苦打交道的人，比如法官、警察、医生，时间长了，司空见惯了，就会修炼到那种程度。就算他们本心不想用例行公事的态度对待工作的对象，实际上也还是例行公事而已。在这方面，他们跟那些宰羊宰牛、对鲜血视而不见的粗人没什么区别。
有了这种对人例行公事的、狠心的态度，法官只需要一个东西就可以剥夺无辜者的公民权，判他服苦役。这种东西就是时间。只要花点时间去完成一系列的例行程序（法官就是凭着做这些事而拿薪水的），就万事大吉了。到那时，你休想在这个离铁路二百里的肮脏的小城里找到公道和保护！何况社会上的人把所有的暴力措施都当做明智的、合理的、必要的东西。每个善意的举动，比如无罪判决，都会引来一大波的不满和报复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妄想得到公正，不是很可笑吗？
早上起床时，他会头上冒冷汗，感到很恐惧，因为已经确信自己会随时被逮捕。他想，既然昨天那些可怕的想法纠缠了他那么久，就一定有它们的道理。没错，它们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出现在自己的脑子里。
警察走过窗前，这不是无缘无故的。有两个人停在房子旁，一言不发。他们为什么不说话？
伊万·德米特里奇饱受折磨的日子开始了。他觉得所有从窗前经过或走进院子的人都像暗探和侦探。县警察局局长通常中午坐着两匹马拉的马车从街上过，这是他从郊外的庄园去警察局的路线，可是伊万·德米特里奇每次都觉得他走得太急，带着一种特别的表情。显然，他急着宣布城里出现了一个重要的罪犯。只要门铃一响或有人敲门，伊万·德米特里奇就会发抖；如果在女房东那儿遇到一个陌生人，他就惊恐不安；如果遇到警察和宪兵，他就微笑、吹口哨，故意做出无所谓的样子。他整夜不睡觉，等着被逮捕，可是却大声打呼噜，像做梦一样叹气，好让女房东觉得他在睡觉。因为如果不睡觉就说明他做了亏心事，正在受良心的折磨——这是铁证！
事实和正常的逻辑告诉他，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胡思乱想，且是精神病的症状，而且退一步说，其实被捕和坐牢一点都不可怕——只要问心无愧。可是他越是想得头头是道，内心的不安就变得越严重、越痛苦。这就像一个隐士想在老林里为自己辟出一片空地，可越是挥着斧子干得起劲，树林就长得越快、越密。最后伊万·德米特里奇看到这么做没用，就彻底放弃了理性思考，而完全沉浸在绝望和恐惧中了。
他开始离群索居，逃避跟人接触。他原来就讨厌公务，现在已经变得无法忍受那些工作了。他怕人陷害他，偷偷把贿赂放在他的口袋里然后揭发他，或是怕自己不小心在公文中出个类似伪造文书的差错，或是弄丢别人的钱。奇怪的是，平时他的思维从来不曾像现在这样灵活机敏——现在他每天都能想出千百种可能导致他的自由和名誉受损的理由。可是他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对阅读的兴趣剧减，记忆力也变得特别坏。
春天，雪化了以后，人们在墓地旁的山沟里发现了两具腐烂了一半的尸体——一个老太婆和一个小男孩，尸体带有暴力致死的痕迹。城里的人们谈论的全是这两具尸体和未知的杀人者。伊万·德米特里奇为了不让人们认为人是他杀的，就在大街上溜达、微笑，可是遇到熟人时，他脸上就红一阵白一阵，大谈没有比杀害弱者和没有自卫能力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样的作假很快搞得他心力交瘁，于是他考虑了一下，认为以他现在的处境，最好的办法是藏在女房东的地窖里。
他在地窖里待了一天，然后又是一夜和一整天。他冻坏了，于是等到天黑，像小偷一样偷偷潜回自己的房间。他一动不动地在房间的中央站到天亮，并侧耳谛听。有天一大早，女房东家来了几个修炉子的，伊万·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他们是来修厨房的炉子的，可是恐惧却告诉他，这是乔装成修炉子工人的警察。他被恐惧抓住了，于是没戴帽子，没穿外衣，悄悄出了房子，在街上跑起来。一些狗边叫边追他，有个汉子在后面喊，空气在耳边呼啸。伊万·德米特里奇觉得整个世界的暴力都在他背后集合起来，追赶着他。
人们把他抓住，带回家，让女房东去请大夫。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下面我们要讲到他，开了在头上冷敷的处方和桂樱叶水
，忧郁地摇摇头走了。临走时他对女房东说不会再来了，因为他不该干涉一个人发疯。因为他在家没有生活来源，也没法治病，所以伊万·德米特里奇很快就被送进了医院，那些人让他住在性病病人的病房。他夜里不睡觉，闹腾，打扰别的病人，不久，按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指令，他被转到了第六病室。
一年后城里的人们已经完全忘了伊万·德米特里奇，他的书被女房东堆到棚子下的雪橇上，后来也就被男孩子们陆续偷光了。
我已经说了，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左边是犹太人莫伊塞伊卡，他的右边则是一个很胖的、几乎是圆形的农民。这人表情迟滞，木木呆呆的。这是一个不会动的、贪吃的、埋汰的动物，早就失去了思想和感觉的能力，身上常年散发着令人窒息的、刺鼻的臭气。
尼基塔给他收拾时会狠狠地揍他，用足力气，一点都不吝惜自己的拳头。但可怕的不是被尼基塔揍——这是可以习惯的，而是这个迟钝的动物对挨揍毫无反应：既不出声，也不动，眼睛也没有神，只是像一个沉重的水桶一样稍稍摇晃。
第六病室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病号，是一个小市民，他曾经在邮局当分拣员。这个人长得又瘦又小，金发，有一张善良但有点调皮的脸。看他那双聪明、安静、明亮又快活的眼睛，你会觉得这个人挺有城府，而且藏着个很重要、很愉快的秘密。他的枕头和床垫下面有什么东西，他谁都不让看，倒不是怕别人把这东西抢走或偷走，而是因为害臊。有时候他走到窗前，转身背冲着伙伴们，把什么东西挂在自己的胸前，低头端详着。要是有人在这时走到他的跟前，他就会很窘，赶快把这东西从胸前扯下来。但是猜出他的秘密并不难。
“祝贺我吧，”他经常对伊万·德米特里奇说，“他们给我颁发带星的斯坦尼斯拉夫二级勋章了。带星的二级勋章只颁给外国人，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愿意为我破例，”他微笑着，耸耸肩膀表示不解，“这个，说实在的，我真没想到！”
“这些我一点都不懂。”伊万·德米特里奇阴沉地说。
“可是您知道我早晚会得到什么吗？”前分拣员调皮地眯起眼睛，继续说，“我一定会得到瑞典北极星勋章。这个勋章不好得。白色的十字和黑色的绶带，特别漂亮。”
大概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的生活比这里更单调了。早上，病人们，除了呆子和胖农民，全都在前室用一只大木桶洗脸，用袍子的下摆擦脸，然后用锡杯子喝茶。茶是尼基塔从主楼拿来的，每个人一杯。中午吃酸白菜汤和粥，晚饭是中午剩的粥。在这些活动的间隔里，他们就躺着，睡觉，看窗外，从一个墙角走到另一个墙角，天天如此，就连前分拣员谈论的也是同样的勋章。
在第六病室很少看到新人。医生早就不再接受新的住院病人了，而这世界上很少有人喜欢访问精神病房。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两个月来一次。至于他怎么给精神病人理发，尼基塔怎么给他帮忙，而这个醉醺醺的、笑嘻嘻的理发师每次出现时病人们会怎么大闹，我们就不说了。
除了理发师再没有人来这房子，这些病人注定日复一日地只能见到尼基塔一个人。
不过，最近医院主楼里却流传着一个相当奇怪的传言。
人们传说医生开始往第六病室跑。
真是奇怪的传言！
安德烈·叶菲梅奇·拉金医生在某些方面是很杰出的人物。据说年轻时他曾是个虔诚的教徒，想学神学，准备担任神职。1863年中学毕业后，他打算上神学院，但好像，他的父亲，一个医学博士和外科医生，狠狠嘲笑了他，决绝地说，如果他胆敢去当神父，就不认他这个儿子。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有几分是真的，但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止一次地宣称他从来无意从事医学和所有的专门科学。
无论如何，医学系毕业后，他没有去任神职。他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虔诚，无论是在医生生涯之初还是现在，都不像个宗教人士。
他的外表像农民那样粗笨，他的脸、胡子、平直的头发和结实笨重的身材看上去就像那种在大路旁开酒馆的老板，吃得多、不自制、脾气暴。他面相挺凶，青筋暴露，小眼睛，红鼻子。他个子高，肩膀宽，大手大脚，好像只要一拳就能要了人的命。可是他走路时脚步却很轻，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如果跟人在狭窄的楼道相遇，他总是先停下来让路，说“抱歉”。而且他的嗓音不是你预想的男低音，而是又细又柔的男高音。他的脖子上有个不大的肿块，不能穿浆过的硬领子，所以他总是穿亚麻布或棉布衬衫。
总之他的装束不像个医生，一套衣服他一穿就是十来年，而新衣服（他通常在犹太人的铺子里买衣服）穿在他身上和旧衣服一样显得又旧又皱。他看病、吃饭和做客时都穿着同一件礼服，但这不是出于吝啬，而是因为他对自己的外表完全不注意。
当安德烈·叶菲梅奇来到本城就职时，这个“慈善机构”的状况非常糟。病房里、走道里、医院的院子里臭气熏天，让人喘不过气来。医院的杂工、女护理员和她们的孩子跟病人一块儿住在病房里，大家抱怨蟑螂、臭虫和老鼠闹得人不得安宁。外科病房里总是有人得丹毒。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没有一个体温表，浴室里存放着土豆。总务管理员、被服管理员和医士都敲诈病人，至于安德烈·叶菲梅奇前任的老医生，人们说他偷偷卖医院的酒精，还搞了很多女护理员和女病人，加起来足有一个后宫。
城里的人对这些不像话的事情很清楚，甚至说得添油加醋，但是却安之若素。一些人辩护说，住院的都是小市民和农民，他们不可以不满，因为他们家里的条件比医院要差得多，莫非他们还要吃松鸡不成！另一些人辩护说，没有地方自治会的帮助，一个城市无力维持好一座医院，感谢上帝，医院虽然不好，但总算有一所。而成立不久的自治会借口城里已经有了医院，在城里和城郊都没开办医疗点。
安德烈·叶菲梅奇查看完医院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没有道德的、对居民健康极其有害的机构。按他的意见，最明智的做法就是放病人走，把医院关掉。但他又考虑，要做到这一点单靠他一个人的意志是不够的，而且这么做也没有益处：如果把身体和道德的污物从一个地方赶走，它一定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应该等着它自生自灭。再说，既然人们开办了医院并且能容忍它的存在，就说明他们需要它。偏见和所有这些生活中的丑陋污秽的东西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它们会慢慢变成某种有益的东西，就像厩肥会变成沃土。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起初都包含着污秽。
看来，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职以后对混乱的状况相当无动于衷。他只是请杂工和女护理员们不要住在病房，然后购置了两柜子医疗器械。至于总务管理员、被服管理员、医士和外科的丹毒，则像以前一样。
安德烈·叶菲梅奇极为热爱智慧和诚实，可是要在自己的身边建立合理和诚实的生活，他却缺乏意志力，也不确信自己有权这么做。他完全无法下命令、禁止或坚持什么。他好像发过誓，永远不提高声音，不使用命令式
似的。他很难说“拿来”或“送来”，当他想吃饭时，他会迟疑地咳嗽两声，对厨娘说“来点茶好不好……”或“我是不是吃个饭”。至于对总务管理员说“不要偷窃”，或把他开除，或干脆取消这个不需要的寄生职位——他可完全无力做到。当别人骗他，或是谄媚他，或是拿着明明是伪造的账目让他签字时，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就会红得像虾一样，觉得很内疚，可他还是会签字的。当病人向他抱怨吃不饱或护理员态度粗鲁时，他就会很窘迫，抱歉地含含糊糊地说：
“好，好，回头我查查……可能是个误会……”
起初安德烈·叶菲梅奇工作很努力。他从早到晚地接诊、做手术，甚至接生。女人们说他对病人很关心，诊断病情很准，特别擅长治儿科和妇科的病。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这份工作很单调而且显然没什么用处，他明显地倦怠了。今天你看了三十个病人，明天一看，病人增加到了三十五个，后天成了四十个，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城里的死亡率并没有下降，病人还是不停地来。
从早到晚接诊四十个病人，体力不允许他看得很仔细，也就是说，看病不由自主地成了一次欺骗。一年接诊一万两千个来看病的病人，不客气地说，就是欺骗一万两千人。至于让重症病人住院并按科学程序给他们治病也是不可能的，因为程序是有的，但科学却没有。如果像别的医生一样把哲学放在一边，只刻板地执行程序，那么为此首先需要干净且通风的诊室，而不是肮脏的环境；需要健康的食物，而不是用发臭的酸白菜做的汤；需要优良的助手，而不是窃贼。
再说，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的不可避免的结局，又何苦干预人的死亡呢？一个小贩或小官吏多活五年或十年又能怎么样呢？如果把用药物减轻痛苦当做医学的目的，那不禁要问一个问题：为何要减轻痛苦？首先，据说痛苦可以使人走向完美；其次，如果人类真的能学会用嗅剂和药片减轻自己的痛苦，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而迄今为止，正是在宗教和哲学中，人们不仅寻找避免一切苦难的办法，而且寻找幸福。普希金临死前经受了可怕的折磨，可怜的海涅瘫痪不起好几年，那么一个小小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或马特琳娜·萨维什娜就不能生点病吗？要不是受点痛苦，他们的生活简直没有什么内容，就像阿米巴虫的生命一样完全是空虚的。
这种想法使安德烈·叶菲梅奇很灰心，于是他就懈怠起来，不再每天去医院了。
他的生活是这样过的。通常他早上八点左右起床、洗漱、喝茶，然后他在书房里坐着读书或者去医院。在医院这里，等着看病的门诊病人们坐在又窄又黑的走道上，他们身边跑过杂工和护理员们（他们的靴子踩在砖地面上咣咣地响），走过穿着病号袍子的瘦弱的病人，抬过死人和污物，孩子在哭闹，过堂风在吹。
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对于有寒热病的病人、结核病人以及所有敏感的病人来说，这样的条件是很受罪的，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在诊室迎接他的是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他身材矮胖，胖脸刮得精光，洗得干干净净的，态度稳重柔和，穿着崭新宽大的正装，更像一个枢密官，而不是医士。他在城里出诊很多，打着白领结，自以为比从不出诊的医生医术更高。
诊室一角的神龛里立着一个大圣像，圣像前有一盏笨重的长明灯，圣像边是蒙着白套子的高烛台，墙上挂着主教们的肖像、圣山修道院的风景和一些已经干枯的矢车菊花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笃信宗教，喜欢庄严的东西，圣像也是他出钱设置的。根据他的安排，每个星期天由一个病人大声念赞美诗，而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会摇着香炉走遍各个病房去散香。
病人很多，而时间很少，所以他看病仅限于简短的问诊，开点像氨涂剂或蓖麻油这样的药。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拳头支着腮帮子坐在那儿，沉吟片刻，机械地提问，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着，搓着手，偶尔插个话。
“我们得病、受穷，”他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向仁慈的上帝祈祷。没错！”
接诊时，安德烈·叶菲梅奇完全不做手术，他早就不习惯做手术了，看见血他会感到紧张和难受。当他需要把孩子的嘴撑开以便查看嗓子，而孩子哭喊着用小手抵挡时，耳边的哭喊声就会让他头晕，眼睛里涌上泪水。他急忙开了药，摆手让女人赶紧把孩子带走。
过不了多长时间他就烦了：畏畏缩缩、说不清楚病情的病人，身边的这位庄严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肖像，以及他自己那些一成不变地问了二十多年的问题都让他厌烦。他看完五六个病人就走，其他的病人就由医士一个人看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想着，感谢上帝，他早就不私人行医了，现在没有人会打扰他了。他回到家，在书房里，缓缓地坐到桌子后面，开始阅读。他读得很多，兴味很浓。他一半的薪水都用来买书了。他的住房里有六个房间，其中三个都堆满了书和旧杂志。他最喜欢历史和哲学读物，医学方面他只订一份《医生》杂志，而且总是从杂志的最后读起。
他的阅读总是不间断地持续几个小时，而他并不觉得累。他不像伊万·德米特里奇从前那样读得很快很急，而是慢慢细读，遇到他喜欢或不明白的地方就停下来。书的旁边永远有一瓶伏特加、一根酸黄瓜或一个盐渍苹果，直接放在桌布上，不用盘子盛。每过半个小时，他眼睛不离开书，给自己倒一小杯酒喝下去，然后，不用眼睛，只用手摸索着拿到黄瓜，咬下来一块儿。
三点钟他小心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嗽一声，说：
“达留什卡，我是不是吃个饭……”
午饭很不怎么样，也不干净，饭后安德烈·叶菲梅奇把两手交叉在胸前，在各个房间踱着步想问题。钟敲了四点，然后又敲了五点，而他还在踱步和想问题。偶尔厨房的门响一声，达留什卡红扑扑的、睡意蒙眬的脸就会从里面探出来。
“安德烈·叶菲梅奇，您是不是该喝啤酒了？”她忧心忡忡地问。
“不，还没到时间……”他回答，“我再等等……再等等……”
一般来说，傍晚时邮政局局长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会来，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在本城唯有与这个人的交往不是负担。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曾经是个有钱的地主，曾在骠骑军团服役，可是后来破产了，迫于贫穷，临老去了邮政部门任职。他的外貌显得精神饱满、健康，留着讲究的灰色络腮胡子，举止得体，嗓音洪亮悦耳。他善良而重感情，可是脾气暴躁。要是邮局的某个顾客提出抗议、表示异议或只是议论一下，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就会全身发抖，声音洪亮地大叫：“住口！”所以邮局早就被视为可怕的机构了。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喜欢安德烈·叶菲梅奇，因为他有教养，心灵高尚，而对其他俗人，他的态度则很倨傲，就好像对自己的下属一样。
“我来了！”进了门，他边走近安德烈·叶菲梅奇边说，“您好，我亲爱的！我大概已经让您烦了吧，啊？”
“正相反，很高兴，”医生回答他说，“我总是很高兴看见您。”
两个朋友在书房的长沙发上坐下，沉默地抽一会儿烟。
“达留什卡，最好给我们来点啤酒吧？”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他们喝第一瓶酒的时候还是不说话，医生在沉思，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带着快活又期待的表情，就像有非常有趣的事要说一样。总是医生先说话。
“多么遗憾，”他慢慢地、小声地说，摇摇头，并不看对方（他从不看人的眼睛），“真是遗憾极了，尊敬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我们城里根本没有人能聪明有趣地谈话，他们不会，也不喜欢。这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难受了。就连知识分子也不能摆脱庸俗，他们的水平，我跟您说，一点也不比底层高。”
“完全正确，我同意。”
“您自己也知道，”医生继续一字一顿地轻声说，“除了人智慧的高尚精神的体现，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没有意义，没有意思。智慧在动物和人之间划下了一条深深的鸿沟，标志着后者的神性，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并不存在的永生。由此可见，智慧是快乐唯一可能的源泉。既然在我们身边看不到也听不到智慧，这就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快乐。不错，我们有书，但这完全不同于活生生的交谈和交流。如果您允许我打个不恰当的比方，那么书就相当于乐谱，交谈则相当于歌唱。”
“完全正确。”
他们都不出声了。达留什卡从厨房出来，带着迟钝的悲伤表情，用一个拳头支着脸，在门口站着听。
“唉！”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叹了口气，“现在的人还能谈什么智慧！”
接着他会说过去的生活是多么健康、欢乐和有趣，俄罗斯曾经有智慧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于荣誉和友谊是多么看重，他们借给别人钱却不要借据，不向困难的伙伴伸出援手被看做是可耻的。还有那时的征伐、冒险、战斗、朋友、女人，都那么有模有样！那高加索，是多么神奇的地方！有一个贵族军官的妻子，一个古怪的女人，会在夜里穿上军官的衣服，不带随从，一人上山，传说她跟村子里的一个王爷有私情。
“妈呀，圣母啊……”达留什卡感叹道。
“那时候喝得多豪爽！吃得多大气！自由主义者又多么勇敢！”
安德烈·叶菲梅奇似听非听，他一口口地啜着啤酒，思索着什么。
“我经常盼望能有些智慧的人，和他们谈话，”他出其不意地打断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说道，“我父亲让我受了很好的教育，可是他受六十年代思想的影响，强迫我做医生。我觉得，如果当初不听他的，现在我会身处智慧活动的最中心，说不定会成为某个大学某个系的一员。当然，智慧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变动的，但是您已经知道我为何对它如此爱好。生活是令人丧气的陷阱。当一个有思考力的人成熟了，有了成熟的思想，他就会不由得感到自己身处于没有出路的陷阱。真的，他从虚无中被唤醒，成为一个生命，这是偶然的，是违背他意志的……何必呢？他想知道自己生存的意义和目的，别人不会告诉他，或是只对他说些荒唐的话；他敲门，却敲不开；死亡向他走来——这也是违反他的意志的。于是，人们就像在监狱里一样，被共同的不幸绑在一起，当大家凑在一起，就会觉得好受一点，所以当喜欢分析和归纳的人们凑在一起，彼此交换骄傲和自由的思想而度过时间，就不会觉得生活在陷阱中。在这个意义上，智慧是不可替代的快乐。”
“完全正确。”
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看对方的眼睛，继续谈论智慧的人们以及和他们的对话，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认真地听他说，并表示同意：“完全正确。”
“您不相信灵魂不死吗？”邮政局局长忽然问道。
“不，尊敬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我不相信，也没有信的根据。”
“说实话，我也怀疑。不过，那个，我总觉得我永远不会死似的。嗨，你这老家伙，该死了！可是心里有个声音悄悄地说：别理那套，你不会死！……”
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在九点多一点的时候离开，在前厅，他一边穿外衣，一边叹息：
“命运把我们带到了这种穷乡僻壤！最丧气的是，得死在这里。咳！……”
送走了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坐下来，重新开始阅读。夜晚和随后的深夜都很安静，没有一点声响，时间好像停滞了，和医生一起在书中凝固了，好像除了这本书和这盏带绿灯罩的灯，一切都不存在了。医生那张粗粗拉拉、像农民一样的脸渐渐微笑而明朗起来，那是因为人类智慧的活动使他感动、欢喜。“哦，人为什么不能永生呢？”他想。为什么要有脑中枢和脑回，为什么要有视觉、语言、自我感觉和天分，如果这一切注定要归于地下，最终和地表一起变冷，然后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地随着地球围着太阳运转千万年？要变冷然后运转，完全不用无中生有地造人，还赋予他高等的、几乎是神一样的智慧，然后，好像恶作剧一样，再把他变成泥土。
物质转换！可是用这个永生的替代品来安慰自己是多么怯懦啊！自然界所发生的无意识的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还不如，因为在愚蠢中总还是有意识和意志，而在自然过程中却着实一无所有。只有对死的恐惧超过自尊的懦夫才会自我安慰说，他的身体会渐渐在草里、石头里、癞蛤蟆里复活……在物质转换中看到永生是很奇怪的，恰如在一把名贵的小提琴被摔坏不能用之后奢谈琴匣的大好前程。
每当钟敲响时，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往软椅的靠背上一靠，闭目思考一会儿。偶然地，他因受到从书中读到的好的想法的影响，会审视一下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过去令人反感，最好不要去回忆。而现在也跟过去一样。
他知道，当他的思想和正在变冷的地球一起围着太阳运转时，就在医生的住宅旁边，在主楼里，人们正在因疾病和身体的不洁而受苦。也许有的人睡不着觉，正在和虫子斗争；有的人丹毒发作，或因为包扎过紧而呻吟；也许病人正在和女护理员们玩牌，喝伏特加。每年有一万两千人受骗，整个医院的事物也跟十二年前一样建立在偷窃、争吵、诽谤和裙带关系之上，建立在拙劣的欺骗之上，医院依旧是不道德的、对居民的健康极为有害的机构。他知道在第六病室的铁窗背后，尼基塔在打病人，而莫伊塞伊卡每天在城里四处乞讨。
另一方面，他很清楚，最近二十五年里，医学发生了神奇的变化。读大学时，他觉得医学很快就会遭遇像炼金术和形而上学一样的命运。而现在，在夜读时，医学却让他感动，让他惊讶，甚至兴奋。真的，这是多么出乎意料的辉煌，多么了不起的革命！借助于抗菌剂，现在可以做伟大的皮罗戈夫认为甚至连inspe
都不能做的手术。普通的地方自治会医生也敢做切除膝关节的手术了，剖腹手术的死亡率只有百分之一，至于结石病已经被看做小事，甚至大家不再就此写论文了。梅毒已经可以根治，还有遗传学，催眠术，巴斯德
和科赫
的发现，统计卫生学，还有我们俄国地方自治会的医疗发展！和过去相比，现在精神病学及其分类、诊断和治疗的方法简直就是一座厄尔布鲁士山！现在不往疯子的头上浇凉水，也不给他们穿紧身衣，对他们的控制手段人性化了，报纸上甚至说，还为他们演戏剧、办舞会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按照现在的看法和品味，像第六病室那样不像话的情况只能存在于一个离铁路二百里的小城，在这种地方，市长和地方自治会的所有委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他们把医生看作祭司，无论他干什么都得相信，不能批评，哪怕他往病人嘴里灌融化的锡。如果是在别的地方，公众和报纸早就把这个小巴士底狱捣得稀巴烂了。
“那又怎么样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打开报纸，自问，“这又怎么样？抗感染药也好，科赫也好，巴斯德也好，事情的本质一点都没改变。发病率和死亡率依然如故。就算给疯子办舞会、演戏剧，还是不会放他们出去。也就是说，一切都是瞎扯、白忙，最好的维也纳的医院和我的医院并没有本质区别。”
可是悲悯心和一种类似嫉妒的感觉让他很难无动于衷，这应该是因为他累了。他脑袋发沉，开始向着书低下去。于是他把手放在脸下面，让它感觉软和一些，想道：
“我干着有害的工作，从我欺骗的人那儿挣薪水，我不诚实。可我自己什么都不是，我只是社会中必要的恶的一部分：全县的官员都是有害的，白拿钱……这说明我不诚实不是我的错，是时代的错……如果我晚生二百年，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当钟敲了三下，他熄灯去卧室了。可是他不想睡。
两年前，地方自治会慷慨地批准，在开办地方自治会医院之前，每年拨三百卢布供本城医院增加医务人员。县医生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霍波托夫被聘为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助手。这个人很年轻——还不到三十岁，他是高个子，宽颧骨，小眼睛，有一头深色的头发，他的祖先可能是亚洲人。他来时一文不名，只带了一个小箱子和一个长得不好看的年轻女人，他说这是他的厨娘。这个女人带着个吃奶的孩子。
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戴着一顶有帽檐的制帽，穿一双高筒靴，到了冬天会穿半截的裘皮大衣。他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仓库管理员关系密切，对其他的官员，他不知为何称他们为贵族，总躲着他们。他的住处总共只有一本书——《维也纳医院1881年最新药方》。他去看病人时总是带着这本书。晚上他会在俱乐部玩桌球，但不喜欢打牌。跟人说话时，他特别喜欢用一些不文不白、怪里怪气的词儿。
他每周到医院两次，查房、接诊。他看到医院完全不用消毒方法，却用放血吸杯治病，很是生气，可是并没有采用新措施，因为怕这样会惹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快。他认为自己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是个老骗子，怀疑他有很多钱，暗暗嫉妒他，很想取而代之。
一个春天的傍晚，当时是三月底，地上已经没有雪，椋鸟在医院的花园里唱歌。医生送他的朋友邮政局局长出大门，正碰上犹太人莫伊塞伊卡乞讨回来。他没戴帽子，光脚穿着浅腰的套鞋，手上拿着一个小口袋，里面是讨来的东西。
“给一个小钱儿吧！”他冲医生说，同时冷得哆哆嗦嗦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从来不会拒绝，就给了他一个十戈比的硬币。
“这太糟了，”他看着他的赤脚和发红的瘦脚杆儿，心想，“脚都湿了。”
他产生了一种既像怜悯又像嫌弃的感觉，于是跟着这犹太人朝厢房走去，眼睛时而看看他的秃顶，时而看看他的脚杆儿。医生一进门，尼基塔就从破烂堆上跳起来，挺直了身子。
“你好，尼基塔，”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你看是不是给这个犹太人一双靴子，要不他会感冒的。”
“遵命，阁下！我会报告总务管理员。”
“麻烦你了。你以我的名义请求他，就说是我请他发的。”
前室通往病房的门是开着的，伊万·德米特里奇正躺在床上，他用胳臂肘撑着微微抬起身，不安地谛听着陌生人说话。忽然他认出了医生。因为愤怒，他全身发抖，跳了起来，他的脸通红，一副凶相，瞪大了双眼，跑到病房的中间。
“医生来了！”他喊了一声，哈哈大笑起来，“终于来了！先生们，祝贺你们，医生大驾光临，我们不胜荣幸！该死的恶棍！”他尖叫一声，疯狂地跺了一下脚，他在这个病房还从来没有这么发作过，“打死这个恶棍！不，打死都不行！在粪坑里淹死他！”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这句话，从前室往病房里看了一眼，温和地问：
“为什么？”
“为什么？”伊万·德米特里奇喊道，带着威胁的样子，痉挛地裹紧袍子向他走过来，“为什么，贼！”他厌恶地说出这个词儿，嘴唇做出好像要吐口水的动作，“骗子！刽子手！”
“平静一下吧，”安德烈·叶菲梅奇抱歉地微笑着，说道，“我向您保证，我从来没偷过任何东西，至于别的话，您大概说得太过火了。我看出来了，您生我的气。平静一点，我请求您，如果可以，请您心平气和地说说，您为什么生气？”
“您为什么把我关在这儿？”
“因为您病了。”
“是啊，我病了。可是有几十、几百的疯子随便溜达，因为大人您分不清疯子和健康人。为什么我和这几个不幸的人应当替大家被关着，当替罪羊？您、医士、管理员和你们医院的所有猪猡比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道德上不知低到哪里去了，为什么我们被关，你们不被关？这是什么逻辑？”
“这跟道德和逻辑都没关系。一切都是偶然。把谁关起来，他就被关着了；没把谁关起来，他就随便走动。就是这么回事。我是医生，你是疯子，这里面既没有道德，也没有逻辑，纯粹是偶然而已。”
“我不懂这废话。”伊万·德米特里奇闷声说了这么一句，坐在了自己的床上。
尼基塔当着医生的面不好搜莫伊塞伊卡，于是莫伊塞伊卡把东西摊在自己的床上：几块面包、几张纸和小骨头等。他还冷得发抖，用希伯来语很快地很好听地说着什么。他大概想象着自己开了杂货铺。
“放我出去。”伊万·德米特里奇说，他的声音发抖。
“我不能。”
“但为什么呢？为什么？”
“因为这不在我的权力范围内。您想想，我放您出去，对您有什么好处呢？您出去了，肯定还会被市民或警察抓住送回来的。”
“是，是，这是实话……”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然后擦擦自己的头，“这太可怕了！但我怎么办？怎么办？”
安德烈·叶菲梅奇对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声音和他年轻聪明的、带着愁苦的脸产生了好感，他想对他好一点，想安抚他。他跟他并排坐在床上，想了想，说道：
“您问，怎么办？以您的情况，最好是从这儿逃走。但是很遗憾，这没有用。您会被抓住的。当社会想把罪犯、精神病人和所有碍事的人隔离起来，它肯定能做到。您只剩下一条路：认为您必须在这儿，平静下来。”
“这对谁都没用。”
“既然有监狱和精神病院，就得有人关在里面。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别的什么人。等着吧，在遥远的将来，这些监狱和精神病院将不复存在，那样也就不会有窗户上的铁条和病号袍子。当然，这样的时候早晚会到来。”
伊万·德米特里奇嘲讽地笑了。
“您真是会开玩笑，”他眯起眼睛说，“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塔这类先生跟将来没有一点关系，可是您放心，仁慈的国王，好的时代会来临的！我说句难听的，您尽管笑话，但新生活的曙光会亮起来的，真理会胜利的，——我们也会时来运转的！我是等不到了，那时我早咽气了，可是有的人的后代能赶上。我衷心地向他们致意，为他们高兴，高兴！前进！愿上帝帮助你们，朋友们！”
伊万·德米特里奇两眼放光，他站起来，向窗户伸出双臂，激动地继续念叨着：
“我在这铁窗背后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
“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理由，”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动作好像演戏，同时又让他很喜欢，“那时候不再有监狱和精神病院，就像您说的，真理会胜利，但是事情的本质不会变，自然规律依旧。人们还会像现在一样生病，变老，死去。不管照耀您的生命的霞光多么灿烂，最后您还是会被装进棺材，钉上钉子，扔进土坑里。”
“那永生呢？”
“哦，得了吧！”
“您不相信，行，我信。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书里的某个人物说过，如果没有上帝，人们也会想出一个上帝。我则深信，如果没有永生，那人类的伟大智慧早晚会把它造出来。”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微笑着，感到聊得很不错，“您相信，这很好。带着这样的信念，就算被囚禁在大墙里也可以生活得很愉快。请问，您在哪儿受过教育吗？”
“是的，我上过大学，可是没毕业。”
“您是个爱思考、有思想的人。在任何情况下您都可以在自己的内心找到平静。致力于理解生活真谛的自由而深刻的思想，对俗世愚蠢的奔忙的完全蔑视——这是人所能有的两种最高的满足。您可以拥有它们，就算您生活在三重铁栏之内。第欧根尼
住在木桶里，但他比世界上所有的皇帝都幸福。”
“您的这位第欧根尼是块木头疙瘩，”伊万·德米特里奇阴郁地说，“您干吗要说什么第欧根尼，什么理解生活真谛？”他发怒了，突然跳了起来，“我爱生活，爱得要命！我有被害妄想症，我总是被恐惧折磨，可是有时候，我充满对生活的渴望，那时候我就害怕发疯。我非常想生活，想极了！”
他情绪激动地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压低声音说道：
“当我想入非非时，我就会出现幻觉。一些什么人朝我走来，我听到说话声、音乐声，觉得我在森林里或者在海边徜徉，那时我就渴望忙碌和纷扰……请告诉我，外面有什么新鲜事？”伊万·德米特里奇问道，“外面怎么样？”
“您是想知道城里的事情还是想知道所有的事？”
“嗯，先跟我说说城里的事，然后再说所有的事。”
“说什么呢？城里闷极了……没有说话的人，也没有什么人的话值得听。没有新人。对了，不久前来了一个年轻大夫霍波托夫。”
“我还活着居然就有人来了。怎么样，是个俗物吧？”
“是啊，是没教养的人。奇怪，您知道吗……从各种情况来看，在我们的大城市里，智力活动正在进行，并没有停滞，这说明那里有真正的人。但不知为何，每次从那里给我们派来的都是让人看不下去的人。不幸的城市！”
“是啊，不幸的城市！”伊万·德米特里奇叹了口气，笑了，“总的情况怎么样呢？报纸和杂志上在写些什么？”
病房里已经黑下来了。医生站起来，开始站在那儿讲国外和俄罗斯的书刊上在写什么，现在出现了什么思潮。伊万·德米特里奇认真地听着，有时提个问题。但突然间，他好像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抱住脑袋，背对着医生躺到了自己的床上。
“您怎么了？”安德烈·叶菲梅奇问道。
“您再也听不到我说一个字了！”伊万·德米特里奇粗鲁地说，“走开！”
“到底为什么？”
“我跟您说了，走开！问什么鬼？”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耸肩，叹了口气，走了。路过前室时，他说：
“最好把这儿打扫打扫，尼基塔……味道太难闻了！”
“遵命，大人！”
“真是个招人喜欢的年轻人！”安德烈·叶菲梅奇在回住处的路上想道，“我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这大概是第一个可以说说话的人。他会思考，感兴趣的正是最有用的东西。”
他读书和就寝时一直想着伊万·德米特里奇。第二天早上醒来，他想起昨天认识了一个有头脑、有趣味的人，于是决定只要一有空儿就再去看他。
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床上，姿势和昨天一样，两手抱着头，蜷着腿，看不到他的脸。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睡着吧？”
“第一，我不是您的朋友，”伊万·德米特里奇头埋在枕头里，说道，“第二，别白折腾，您从我嘴里得不到一个字。”
“怪事……”安德烈·叶菲梅奇难堪地嘟囔道，“昨天我们聊得好好的，可是突然间您不知为何生气了，马上翻脸了……也许我哪句话没讲好，或者，也许我说的想法跟您的观念不一致……”
“哼，我才不相信您呢！”伊万·德米特里奇微微抬起身，一双发红的眼睛嘲笑又不安地看着医生，说，“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刺探和试探，在这儿您什么都得不到。我昨天就明白您是来干什么的了。”
“奇怪的幻觉！”医生笑道，“这么说，您认为我是侦探？”
“对，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侦探也好，是他们派来试探我的医生也好，全都一样。”
“嗐！说实在的，您可真是个，对不起，怪人！”
医生坐在床边的凳子上，责备地摇摇头。
“但是，就算您是对的，”他说，“就算我背信弃义地套出您的话，把您告到警察局，您被捕了，然后判了罪，难道您在法院和监狱的处境会比在这儿更坏吗？要是判了终身流放甚至苦役，难道就比关在这个屋里更坏？我觉得，并不比这儿坏……那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看来这些话对伊万·德米特里奇产生了作用，他平静地坐了起来。
这会儿是傍晚四点多，安德烈·叶菲梅奇通常会在家里的各个房间里溜达，达留什卡会在这个时候问他是不是该喝啤酒了。外面是风和日丽的天气。
“我饭后出来散步，顺便来看看。您瞧，”医生说，“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伊万·德米特里奇问道。
“是，三月底。”
“外面到处都是泥水吧？”
“不，泥水不太多。花园里已经露出小径了。”
“这会儿坐马车去郊外的什么地方很好，”伊万·德米特里奇揉揉发红的眼睛，好像半睡半醒地说，“然后回到家里温暖舒适的书房，再……请个像样的医生治治头疼……我已经很久没过人的生活了。这里很差劲！差劲得让人受不了！”
在昨天的兴奋之后，他明显疲倦，萎靡不振，不爱说话。他的手指在发抖，从他的脸色可以看出，他头疼得厉害。
“在温暖舒适的书房和在这个病房之间没有任何区别，”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平安和满足不在身外，而在内心。”
“什么意思？”
“一般人生活好与坏取决于身外之物，就像马车啦，书房啦，而有思想的人生活得好坏取决于自己。”
“您去希腊宣扬这个哲学吧，那儿天气暖和，散发着酸橙的香味。在这儿它跟气候不合。我跟谁说到第欧根尼来着？是跟您吗？”
“是啊，昨天跟我谈过。”
“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处：那儿本来就很热。你可以躺在你的木桶里吃橙子和橄榄。你把他带到俄罗斯来生活试试，不要说十二月，就是五月他也得住在房子里。要不他就会冻得缩成一团。”
“不，寒冷，就像所有的痛苦一样，可以感受不到。马可·奥勒留说：‘痛苦乃是关于痛苦的生动概念，你要坚定意志，改变这种想象，把它扔开，停止抱怨，痛苦就会消失。’这话有道理。智者，或只是勤于和善于思考的人，他们的特点正是蔑视痛苦，他总是满足，对什么都不感到吃惊。”
“这么说我是白痴，因为我痛苦，不满，对人的卑鄙感到吃惊。”
“您不必这么想。只要您多思考思考就会明白，那些让我们情绪起伏的外在的东西是多么微不足道。应该尽力理解生活的真谛，真正的幸福就在其中。”
“理解……”伊万·德米特里奇皱了皱眉头，“外在的，内在的……对不起，我不懂这些。我只知道，”他站起来生气地看着医生，说道，“我知道上帝是用热血和神经造就的我，没错！机体只要是活的，就应该对所有的刺激做出反应。我就有反应！有痛苦我就会叫会哭，看见卑鄙我就愤怒，看到龌龊我就厌恶。我恰恰认为这才叫生命。生物越是低级，就越不敏感，对刺激的反应就越弱。越是高级的生物，就越会对现实做出敏锐和强烈的反应。谁不知道这个？一个医生却连这点事儿都不知道！要蔑视痛苦，总是满意，对什么都不吃惊，那要到这种地步，”伊万·德米特里奇指指那个满身肥肉的胖农民，“或是用痛苦把自己炼得对痛苦没有一点感觉，也就是，换句话说，停止生活。请原谅，我不是智者，也不是哲学家，”伊万·德米特里奇激动地接着说，“我一点也不明白这个。我分析不来。”
“正相反，您分析得很好。”
“您仿效的那些斯多亚派
的人是很好的人，但他们的学说两千年前就停滞不前了，丝毫没有向前发展，今后也不会发展，因为它不实用，没有生命力。它只在靠研读和品味各种学说中消磨生命的少数人中有市场，大部分人理解不了。绝大多数人根本不理解那种宣扬漠视财富和舒适生活、蔑视痛苦和死亡的学说，因为大多数人从来没拥有过财富和舒适的生活。对他们来说，蔑视苦难就是漠视生活本身，因为这些人的全部生活就是感受饥寒、屈辱、损失和对死亡的哈姆雷特式的恐惧。整个生活就是这些感觉，他可以因生活而苦恼，可以憎恨它，但不能蔑视它。是的，就是这样，我再说一遍，斯多亚派的学说永远不可能有前途，正如您看到的，从开天辟地到今天，人们的抗争、对痛苦的敏感和回应刺激的能力是与时俱进的……”
伊万·德米特里奇思路忽然断了，他停下不说了，烦躁地擦了一下额头。
“我想说一个重要的东西，可是接不上了，”他说，“我说什么来着？对了，我是说：斯多亚派中有个人曾为了救自己的亲人而卖身为奴隶。所以您瞧，一个斯多亚派的人也会对刺激有反应，因为如果一个人能做出为了亲人而让自己忍受屈辱这种舍己为人的行为，他就一定要有一颗会愤怒、会同情的心。我在这座监狱里把学过的东西都忘记了，否则我还能想起些什么。就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基督对于现实的反应或是哭，或是笑，或是悲伤，或是气愤，甚至是苦恼。他不是含笑走向痛苦，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祈祷免遭此劫
。”
伊万·德米特里奇笑起来，他坐了下来。
“就算人的平安和满足不在他的身外，而在他的内心，”他说，“就算应该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感到吃惊，但您凭什么宣扬这些？您是智者吗？还是哲学家？”
“不，我不是哲学家。可是每个人都应该宣扬这些，因为这是合理的。”
“不，我想知道，您为何认为自己在理解生活、蔑视痛苦和诸如此类的事情中有发言权？难道您曾经受过苦吗？您知道什么是痛苦吗？我问一声，您小时候挨过抽吗？”
“没有。我的父母对体罚很反感。”
“我父亲抽我抽得特别狠。我父亲是个专横的、患痔疮的文官，长鼻子，黄脖子。可是还是说您吧。一辈子从来没有人动过您一个指头，没人吓唬过您，没人打过您。您健壮得像头公牛。您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用他的钱上学，然后马上抓到了个好差事。二十多年来，您住的都是免费的房子，取暖、照明、女仆都不花钱，同时有权想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想做多少就做多少，哪怕什么都不做也行。您天生是个懒散的人，所以尽量让自己的生活不被任何事惊扰，什么都原封不动。您把工作交给医士之流的坏蛋，自己待在暖和安静的家里，存钱，读读书，想想各种高尚的废话，喝喝酒（伊万·德米特里奇看了看医生的红鼻子），愉悦自己。一句话，您没有见过生活，完全不了解生活，对现实只有理论上的认识。您蔑视痛苦，对什么都不感到吃惊，原因很简单：什么万事皆空，什么对生活、痛苦、死亡、外在的和内心的蔑视，什么理解生命的真谛，什么真正的幸福——这一切都是对俄罗斯的懒汉最方便的哲学。比方说，您看见一个农民打老婆，为什么要制止？让他打好了，反正这两个人早晚会死的，再说打人者伤害的不是他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愚蠢、不体面，可是喝也会死，不喝也会死。来了个牙疼的女人……那又怎么样？痛苦就是对痛苦的观念，况且这个世界上没有过不去的痛苦，因为大家都会死，所以，你这个女人，走开，别打扰我思考和喝酒。年轻人请您建议该做什么行业、怎么生活，别人回答之前会好好想想，而您有现成的答案：尽力理解生活的真谛或追求真正的幸福。可是这个神奇的‘真正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当然没有答案。我们被关在铁窗后面，在这儿腐烂、受罪，可是这很好，很有道理，因为这个病房和温暖舒服的书房没有任何区别。真是方便的哲学，既无所事事，又良心平安，还觉得自己是个智者……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想，不是视野开阔，而是懒惰，是托钵僧的做派，是浑浑噩噩……是的！”伊万·德米特里奇又生气了，“您蔑视痛苦，可只要用门把您的手指夹一下，您就扯着嗓子嚎起来了！”
“也可能不嚎。”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笑了一下。
“是啊，当然了！那么如果您中了风，或者，假如说，一个傻瓜或下流的家伙仗着他的地位或官衔当众羞辱了您，而您知道他不会因此受到惩罚……哼，那时候您就知道怎么指导别人去理解生活的真谛和得到真正的幸福了。”
“这倒新鲜，”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满足地笑着，搓着手，“您对总结的爱好让我吃惊又愉快，至于您刚才对我的描写，真是太精彩了。我承认，和您谈话让我得到了巨大的满足。好吧，我听了您的话，现在劳驾您听我说说……”
这场谈话又持续了将近一个小时，看起来，它给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很深的触动。他开始每天来厢房，早上去，午饭后也去，经常跟伊万·德米特里奇一直谈到天黑。起初伊万·德米特里奇防着他，怀疑他要害自己，公开表示敌意，后来习惯了，情绪就不再那么激烈，而代之以居高临下的嘲讽态度。
很快，关于安德烈·叶菲梅奇总去第六病室的传言就在医院里传开了。不管是医士、尼基塔还是护理员们都不明白他为何去那儿，为何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他们谈的是什么，为什么不开药。人们觉得他的行为很怪。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来时他常不在家，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情况，达留什卡也被搞得糊里糊涂，因为医生不再在固定的时间喝啤酒，有时甚至连回家吃饭都晚了。
有一天，那已经是六月末了，霍波托夫医生因为一件事没找到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开始在院内各处找他。有人告诉他老医生去精神病房了。霍波托夫走进厢房，站在前室，听到了这样一番对话：
“我们永远谈不来，您不可能让我接受您的信仰，”伊万·德米特里奇气恼地说，“您完全不了解现实，您从来没有受过苦，只是像负泥虫
一样靠别人的痛苦生活。而我从出生到今天都在不断受苦，所以坦白地说，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更高、更有资格。轮不到您教导我。”
“我完全没有奢望让您接受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小声说，看来他为对方不愿意理解他而感到遗憾，“问题也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过苦，而我没有。痛苦和欢乐是会过去的，我们不谈它们，去它们的吧。问题在于我们在想些什么，我们把彼此看做有能力思考和分析的人，而这让我们成为体面的人，不管我们的观点多么不同。您要知道，我的朋友，我对普遍的狂妄平庸愚钝厌倦之极，每次和您谈话都让我感到非常快乐！您是有智慧的人，我跟您谈话感到很愉悦。”
霍波托夫把门开了一条缝，往病房里看。他看到伊万·德米特里奇戴着尖顶帽，和安德烈·叶菲梅奇医生并排坐在床上，那疯子挤眉弄眼、哆哆嗦嗦、颤巍巍地把袍子裹紧，而医生坐着不动，低着头，红着脸，表情无助、忧郁。霍波托夫耸耸肩，撇撇嘴，跟尼基塔交换了一个眼色。尼基塔也耸了耸肩。
第二天霍波托夫和医士一起来到厢房。两个人站在前室偷听。
“我们的老头可能完全糊涂了。”霍波托夫走出厢房时说。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高贵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叹了口气，小心绕开水洼，以免弄脏他那双擦得锃亮的靴子，“说实话，尊敬的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我早就料到会这样了！”
此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现周围的气氛有些怪。杂工、护理员和病人在遇到他时会投来疑问的目光，然后交头接耳。
小姑娘玛莎是总务管理员的女儿，他在医院花园里遇到她时总是很高兴，可是现在，当他微笑着朝她走过去，想摸摸她的头，她却不知为何跑开了。邮政局局长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听他讲话的时候已经不再说“完全正确”了，而是莫名其妙地局促慌张、支支吾吾地应着“是，是，是……”，并心事重重地、忧伤地看着他，他不知为何开始劝他的朋友戒掉伏特加和啤酒，可是作为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他不是直接说出这个建议，而是用暗示的方法，一会儿讲到一个营长，是个很好的人，一会儿讲到一个团里的神父，一个挺好的小个子，他们喝酒，结果病了，但是戒酒之后就彻底康复了。同事霍波托夫来找了安德烈·叶菲梅奇两三次，他也建议他不要喝酒精饮料，而且没头没脑地建议他服溴化钾。
八月里安德烈·叶菲梅奇接到市长的来信，请他去一趟，说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安德烈·叶菲梅奇在指定的时间来到市政厅，在那儿他看到了地方的军事长官、县公立中学的校长、一个市议员、霍波托夫，还有一个浅色头发的胖胖的先生，他们向他介绍说是一位医生。这位医生有一个很难读的波兰姓，住在离城三十里的马场，现在刚好路过这座城。
“这儿有一个关于您部门的申请，”当大家都问过好，落座之后，市议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说药房在主楼有点挤，应该把它搬到一座厢房去。这当然没什么，可以搬，可是最主要的问题是，厢房要修缮。”
“是啊，不修缮可不行，”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说，“如果，比方说，在角落里的那个厢房作药房合适，我估计，为此minimum
需要五百卢布。这是白花钱。”
一时没人说话。
“十年前我已经打过报告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继续轻声说，“我认为，对这座城市来说，这样规模的医院是一件超过负担能力的奢侈品。它是四十年代建的，但那时的环境不一样。这座城市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上花费了太多。我觉得，如果换种做法，这些钱可以维持两所模范医院。”
“那您就换种做法吧！”市议员马上接口说。
“我已经打过报告了：请把医疗机构交给地方自治会运行。”
“是啊，把钱给地方自治会，它可就把钱黑了。”浅头发的医生笑起来。
“一贯如此。”市议员表示同意，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颓唐地、无精打采地看着浅头发的医生，说：
“说话要公道。”
大家又沉默了。端来了茶。军事长官不知为何扭捏起来，隔着桌子伸过手来碰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您完全不跟我们来往，医生。不过，您像个修士，不玩牌，不爱女人。您跟我们这帮人在一起很没劲啊。”
大家都开始说一个正直的人在这座城市的生活是多么没劲。没有剧院，没有音乐，在俱乐部最近的一次舞会上有近二十位女士，却只有两名男舞伴。年轻人不跳舞，不是堆在小卖部旁就是玩牌。安德烈·叶菲梅奇谁也不看，慢慢地，轻声地说了起来。他说，很遗憾，极其遗憾，市民们把自己的生命力、自己的心思和智力花在打牌和造谣上，而不会也不想在有趣的谈话和阅读中消磨时光，不愿享受智慧带来的满足。唯有智慧才是有意思的、高雅的，其他的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和低俗的。霍波托夫认真地听着他的同事说话，忽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几号？”
得到回答后，他和那个浅头发的医生又问安德烈·叶菲梅奇一些问题，他们的语气就像是意识到自己很笨拙的考官。他们问今天星期几，一年有多少天，还问在第六病室是不是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回答最后一个问题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脸红了，说：
“是啊，那是个病人，但是个有意思的年轻人。”
他们再也没有问他别的问题。
当他在前室穿衣服的时候，军事长官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叹了口气，说：
“咱们这些老家伙该歇着了！”
从市政厅出来，安德烈·叶菲梅奇明白了，这是一个考察他思维能力的专门会议。他想起问他的问题，涨红了脸，有生以来第一次不知为何对医学感到深深的痛惜。
“我的天，”回想起刚才两个医生测试他的情形，他想，“他们不久前才上过精神病学的课，考过试，——怎么这么一窍不通呢？他们一点也不懂精神病学！”
他一辈子头一次感到屈辱和愤懑。
当天晚上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来看他。邮政局局长也不问好，直接走到他跟前，握住他的双手，用不安的语气说：
“我亲爱的，我的朋友，请保证您相信我是真心喜欢您，把我当做朋友……我的朋友！”他不让安德烈·叶菲梅奇说话，自己接着说，“我喜欢您有学问，心灵高尚。听我说，我亲爱的。根据科学的规矩，医生得向您隐瞒真相，可是我要按军人的作风跟您把话挑明：您病了！原谅我，我亲爱的，但这是真的，周围的所有人早就发现了。现在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医生跟我说，为了您的健康您必须休息和散心。完全正确！好得很！我马上就会申请休假，去换换空气。请证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起去，像年轻时那样出发！”
“我觉得自己很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说道，“我不能走。请允许我换种方式证明我对您的友情吧。”
离开书、达留什卡和啤酒，完全破坏二十年如一日的生活规律，漫无目的地出行——这个主意一时间让他觉得不可思议。可是他想起在市政厅的谈话以及回家路上那种难受的感觉，又觉得，既然这个城里的一些蠢人把他当做疯子，暂时离开一阵也是个不坏的主意。
“您到底打算去哪儿？”他问道。
“去莫斯科，去彼得堡，去华沙……我在华沙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真是一座奇妙的城市！我们去吧，我亲爱的！”
一个星期后安德烈·叶菲梅奇被建议休息，也就是要他自己提出辞呈，对此他倒无所谓，就照办了。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已经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一起坐上邮车奔向最近的车站了。
天气凉爽、晴朗，天蓝蓝的，极目远望，景物清明。二百里路他们走了两天，路上过了两次夜。如果在邮政驿站喝茶时端来没洗干净的杯子或备马很慢，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就会涨红脸，全身发抖，喊道：“住口！别狡辩！”而坐在车上时，他就一刻不停地讲曾经在高加索和波兰王国的游历。有过多少奇遇，见过多少人啊！他说话很大声，同时眼光表现出极为惊奇的神情，简直让人觉得他是在说谎。此外，他讲话时会把气呼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上，凑在他耳边哈哈大笑，这让医生感到不适，会妨碍他想事和集中精神。
为了省钱，他们买的是三等火车票，车厢里不允许吸烟。乘客有一半是干净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很快跟所有人都认识了，不时从一张椅子换到另一张椅子，大声地说不应该坐这趟恼人的火车。完全是骗局！骑马就不一样了：一天就能跑一百里，而且感觉又健康又清爽；我们这一带收成不好是因为把平斯克沼泽排干了。总之，一切都乱七八糟。他情绪激昂，说话很大声，也不让别人说话。这没完没了的闲扯和高声的大笑、夸张的手势相交替，安德烈·叶菲梅奇烦透了。
“我们俩到底谁是疯子？”他烦恼地想，“是我这个尽量不做任何打扰其他乘客的事的人，还是这个自私鬼，他认为他比所有人都聪明有趣，所以不让任何人安生？”
在莫斯科，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穿上了不带肩章的军服和带红边儿的裤子。在街上，他戴着军帽，穿着军大衣，路上的士兵会给他敬礼。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这个人把他以前拥有的贵族作风中好的部分都丢掉了，只剩下了坏处。他喜欢让人伺候他，即使完全没必要。火柴就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他也看见了，但却要喊人给他送火柴；当着女仆的面他好意思只穿内衣；对所有侍者都不加分别地一律称呼“你”，哪怕是个老人，发起脾气来就叫他们笨蛋、傻瓜。安德烈·叶菲梅奇认为这确实是老爷做派，但是很讨厌。
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首先把他的朋友带到伊维尔斯库教堂。他热烈地祷告，含泪磕头，祷告完之后，深深地叹了口气，说道：
“就算你不信上帝，祷告完心里也安定些。吻圣像吧，亲爱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知所措，贴了一下圣像，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努着嘴唇，摇着头，小声祈祷，眼睛里又转起了泪水。然后他们去克里姆林宫，看了炮王和钟王，甚至用手指碰了碰它们，又欣赏了莫斯科河南岸的风景，去了救世主大教堂和卢米扬采夫博物馆。
他们在杰斯托夫饭店吃饭。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看了菜单很久，摸着络腮胡子，说话的语气好像他是一个对饭店习以为常、就像自己家一样的人：
“让我们看看，今天您准备给我们吃点什么，天使！”
医生走路、观看、吃喝，可是只有一个感觉：他很烦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他想躲开他的朋友，藏起来，歇口气，可他的朋友却认为自己有责任一步不离地跟着他，想方设法带他游玩。等没什么可看的了，他就用聊天来给他散心。
安德烈·叶菲梅奇忍了两天，但到了第三天，他对朋友说，他不舒服，想一整天都待在旅馆里。他的朋友说，那么自己也留下。真需要歇歇了，腿都累坏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脸朝靠背躺在长沙发上，咬着牙听他的朋友高谈阔论。他的朋友情绪激昂地说，法国早晚会击垮德国，莫斯科有很多骗子，从马的外形无法判断其优劣。医生开始耳鸣、心跳加速，可是出于礼貌却说不出请朋友离开或住口这样的话。好在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在房间里待得发闷，午饭后出去转了。
现在只剩下安德烈·叶菲梅奇一个人了，他这才能好好休息。这样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感受到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真是舒服！真正的幸福是离不开独处的。堕落的天使之所以背叛上帝，可能就是因为他想要其他天使没享受过的孤独。安德烈·叶菲梅奇想回忆一下这几天的所见所闻，可是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一直在他的脑子里转。
“可他是出于友情、出于好心请了假陪我出来的，”医生气恼地想，“没有比友情的监护更糟糕的了。这人看上去又善良又义气又快活，实际上却很无聊，无聊得让人无法忍受。有些人也是如此，他们永远只说一些聪明的漂亮话，可是你却觉得他们是些蠢人。”
在接下来的几天，安德烈·叶菲梅奇都称病没有走出房间。他躺在长沙发上，面朝沙发背，在朋友跟他谈天解闷时苦熬，在朋友离开时休息。他生自己的气，后悔不该出来旅行；也生朋友的气，因为他变得一天比一天更饶舌和放肆。他想让自己的思想转向严肃、高尚的题目，却做不到。
“这就是伊万·德米特里奇说的现实在教训我啊，”他想，又生自己的气，嫌自己气量小，“不过，没什么大不了的……等我回了家，就一切照旧了……”
在彼得堡也同样：他整天不出房间，而是躺在长沙发上，只有想喝啤酒时才起身。
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一直迫不及待地想要去华沙。
“我亲爱的，我为什么要去那儿啊？”安德烈·叶菲梅奇用恳求的语气说，“您自己去吧，让我回家吧，求您了！”
“绝对不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坚决反对，“那是一座奇妙的城市！我在那儿度过了我一辈子最幸福的五年！”
安德烈·叶菲梅奇没有足够的意志力坚持自己的意见，只好违心地去了华沙。在华沙他还是不出房间，躺在长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也生侍者的气，因为他们固执地拒绝俄语，表示听不懂。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照例身体健康、精神焕发、兴高采烈，从早到晚地满城游逛，找他的老相识，有几天没回旅馆过夜。有一天他不知在哪儿彻夜未归，第二天很早回来，看上去很焦虑，他红着脸，头发蓬乱。他从一个墙角走到另一个墙角，来来回回走了很久，自言自语地嘟囔着什么，然后站住，说：
“名誉比什么都重要！”
他又走了一会儿，然后抱住头，用悲惨的语气说：
“是啊，名誉是第一位的！见鬼！我竟想起去这个巴比伦
！我亲爱的，”他转向医生说，“瞧不起我吧：我输了！请给我五百卢布！”
安德烈·叶菲梅奇数了五百卢布，一言不发地交给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仍然因为羞耻和气愤红着脸，没头没脑地赌了个没必要的咒，戴上帽子出去了。两个小时后他回来，瘫坐在软椅上，大声叹着气说：
“我的名誉得救了！我们走，我的朋友！我一分钟也不想待在这个该死的城里了！尽是骗子！奥地利间谍！”
两个朋友回到自己的城市时已经是十一月，街上的积雪已经很厚了。霍波托夫已经接替了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他还住在原来的住处，只等着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从医院的房子里搬出去。他称为厨娘的那个丑女人已经住进了医院的一座厢房。
城里出现了关于医院的新流言，说丑女人和总务管理员吵架了，传说这位管理员跪在她面前请求原谅。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的第一天就得另找住处。
“我的朋友，”邮政局局长怯生生地说，“原谅我问一句不该问的：您有多少钱？”
安德烈·叶菲梅奇沉默地数了数自己的钱，说：
“八十六卢布。”
“我不是问这个，”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没听懂医生的话，他不好意思地说，“我问的是，您总共有多少钱？”
“我跟您说的就是总数：八十六卢布……此外一点都没有了。”
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认为医生是诚实正直的人，可还是怀疑他有一笔钱，至少两万卢布。现在得知安德烈·叶菲梅奇是个穷光蛋，无以为生，他不知为何忽然哭了，拥抱了他的朋友。
安德烈·叶菲梅奇住在小市民别洛瓦亚的只有三个窗户的小房子里。这个小房子除了厨房只有三个房间。医生租了带有朝街的窗户的两个房间，达留什卡、女房东和三个孩子住在另一个房间和厨房里。有时候女主人的情人会来过夜，他是个醉醺醺的汉子，他一来夜里就闹得不亦乐乎，孩子们和达留什卡都很害怕。他来了就往厨房一坐，要酒喝，搞得大家都不得安宁。出于怜悯，医生会把啼哭的孩子们带到自己房间，让他们睡在地上，这让他心里很舒坦。
他像过去一样八点钟起床，喝过茶之后坐下来读他的旧书和旧杂志。他没钱买新的。也许因为都是旧书，或者因为环境变了，阅读已经不能把他深深抓住，反而让他疲倦。为了不荒废时间，他就给自己的书做了详细的书目，在书脊的底部贴上标签，他觉得这个机械缓慢的工作比阅读更有趣。不知怎么，这单调细致的工作好像在给他的思想催眠，他什么都不想，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哪怕坐在厨房和达留什卡一起削土豆或是挑荞麦米粒里的沙粒，他也觉得挺有意思。礼拜六和礼拜日他会去教堂，站在墙边，眯起眼听着圣歌，他想起父亲、母亲、大学、宗教，心里安静又惆怅。然后，当他从教堂出来时，总惋惜仪式结束得太快。
他去过两次医院看望伊万·德米特里奇，想跟他说说话。但伊万·德米特里奇两次都特别暴躁，请求他别来烦自己，因为他早就厌倦了空洞的夸夸其谈。他说，为着他受过的所有痛苦他只向卑鄙的人们请求一个奖赏——单独囚禁。难道连这都要被拒绝吗？安德烈·叶菲梅奇两次跟他告别、祝他晚安时，他都咬牙切齿地说：
“见鬼去吧！”
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知道要不要去第三次。他是想去的。
过去，吃过午饭，安德烈·叶菲梅奇会在各个房间走来走去，思考问题，现在他从吃完午饭就躺在长沙发上，面朝沙发背一直躺到晚上喝茶，想着一些怎么也摆脱不了的琐碎的心思。他感到不平，他工作了二十多年，却既没有给他退休金，也没有一次性的补助。不错，他没有好好干，但是所有公职人员，不管好好干或不好好干，都能得到退休金。如今的公平正在于官职、勋章和退休金不是凭道德品质和能力挣来的，而是只要有职位，不管干得怎么样都能得到。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例外？他一点钱也没有。他走过小铺，看见女主人都会觉得害臊。他已经欠了三十二卢布的啤酒钱了，他也欠小市民别洛瓦亚的钱。达留什卡在悄悄地卖些旧衣服和书，骗女房东说，医生很快就会得到很多钱。
他生自己的气，因为旅行花去了他存下的一千卢布。现在一千卢布多么顶用啊！让他烦恼的还有人们不让他安生。霍波托夫认为他有责任偶尔探望这个有病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对他的一切都很讨厌，他的肥头大耳，他那恶劣的、居高临下的语气，他那“同事”的称呼，他的高筒靴，最让他反感的是他认为自己有责任给安德烈·叶菲梅奇治病，并自以为真的在治病。他每次来访都会带来一瓶溴化钾和一些大黄丸。
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也认为自己有义务来看望朋友，替他解闷。每次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他总是故作轻松，不自然地哈哈大笑，向他保证说今天他的气色很好，感谢上帝，他已经开始康复了。从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的这些表现可以得出结论，他认为他的朋友已经没救了。他还没归还在华沙欠的债，所以有很重的心理负担，又羞愧又紧张，所以要尽量笑得更大声，尽量说搞笑的话。如今他的故事和笑话好像没完没了，无论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还是对他自己都成了折磨。
他在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通常都面朝沙发背躺在长沙发上，咬牙听着，他觉得心口堵着层层叠叠的脏东西。每次朋友的拜访结束之后，他都觉得这些脏东西越积越高，好像快到嗓子眼儿了。
为了压下那些俗气的感觉，他赶快想，他自己、霍波托夫、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早晚都会死的，他们甚至不会在大自然中留下痕迹。想象一下，如果一百万年后宇宙中有什么灵魂会从地球旁边飞过，它看到的将只是泥土和裸露的山岩。一切——文化也好，道德准则也好——都将毁灭，连牛蒡都长不出来。对杂货铺老板的羞耻，卑微的霍波托夫，跟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的累人的友谊，这些都算得了什么呢？这一切都无所谓，都很无聊，微不足道。
可是这样的分析已经没用了。他刚一想象百万年后的地球，穿着高筒靴的霍波托夫或者紧张地哈哈笑着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就会从裸露的山岩后冒出来，甚至能听到一个声音害臊地低声说：“华沙的债，亲爱的，我过两天就还……一定。”
有一次，安德烈·叶菲梅奇午饭后正躺在沙发上，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来了。恰巧这时候霍波托夫也带着溴化钾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费劲儿地爬起来，两条胳膊撑着在沙发上坐着。
“今天，我亲爱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开口说道，“咱们的气色比昨天强多了。您精神得很，真的，精神得很！”
“该好了，该好了，同事，”霍波托夫说，“您自己大概也给这啰嗦的事拖得烦了吧？”
“咱们会好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快活地说，“咱们还能活一百年呢！没错！”
“不说一百年，二十年肯定没问题，”霍波托夫安慰道，“没关系，没关系，同事，别灰心……别胡思乱想。”
“我们还要大干一场呢，”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大笑起来，还用力拍了一下朋友的膝盖，“我们还要大干一场呢！明年夏天，上帝保佑，去高加索，骑马走遍各处！——驾，驾，驾！等从高加索回来，看着吧，说不定我们会办个婚礼，”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狡猾地眨眨眼，“我们要给您娶亲，亲爱的朋友……给您娶亲……”
安德烈·叶菲梅奇忽然觉得那脏东西直往嗓子眼儿里冲，他的心狂跳起来。
“太庸俗了！”他说着很快起身离开，走向窗口，“难道你们不知道你们讲的话有多庸俗吗！”
他想温和礼貌地继续说下去，可是忽然不由自主地攥起两个拳头，举过头顶。
“离开我！”他变了声地喊道，脸色发紫，全身发抖，“出去！两个都出去，你们俩！”
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和霍波托夫站起来愣愣地看着他，先是不知怎么回事，而后害怕起来。
“两个都出去！”安德烈·叶菲梅奇继续喊道，“愚人！蠢人！我不需要友谊，也不需要你的药，愚人！恶俗！垃圾！”
霍波托夫和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不知所措地面面相觑，向门口退去，退到了前室。安德烈·叶菲梅奇抓起溴化钾的瓶子，朝他们背后一掷，小瓶子“啪”的一声在门口摔碎了。
“滚，见鬼去！”他带着哭腔喊着，跑出房间来到前室，“见鬼去吧！”
客人走了以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像得了寒热病一样全身发抖，躺到长沙发上，还在没完没了地重复：
“愚人！蠢人！”
平静下来以后，他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可怜的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现在大概心里觉得非常耻辱和难受，这一切都太可怕了。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智慧和分寸感在哪儿？对事物的深入理解和哲学家的冷静在哪儿？
因为感到羞耻和悔恨，医生一夜都没睡着，早上十点，他去邮局向邮政局局长道歉。
“我们别再想过去的事了，”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叹了口气，他很受感动，紧紧握了握他的手，“谁翻旧账，就让谁瞎眼。柳帕甫金！”他忽然大喊一声，让邮局的所有职员和顾客都吓了一跳，“搬一把椅子来。你等一下！”他对一个隔着铁栅栏递给他一封挂号信的村妇说，“难道你没看到我正忙着吗？我们不计旧事，”他转向安德烈·叶菲梅奇，温柔地说，“请坐，十分欢迎，我亲爱的。”
他默默地搓着自己的两个膝盖，过了一分钟，说道：
“我连想都没想过要生您的气。有病可不得了，我明白。昨天您的发作把我和医生吓坏了，后来我们谈您的事谈了很长时间。我亲爱的，您为什么不想好好治您的病呢？难道能这样吗？请原谅我作为朋友的开诚布公，”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小声说，“您生活在最不好的环境中：又挤，又不干净，没人照顾您，也没钱看病……我亲爱的朋友，我跟医生衷心请求您，请听我们的建议，住院吧！那里又有健康的食物，又有护理，又有治疗！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虽然，我们私下说说，是个粗人，可是医术好，可以完全信任他。他答应我会给您看病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邮政局局长真心的同情和忽然滚到腮上的亮晶晶的泪珠感动了。
“尊敬的朋友，别信！”他用手按着胸口，小声说，“别信他们！这是欺骗！我所谓的病不过是二十年来只在城里找到了一个聪明人，而这人恰好是个疯子罢了。我什么病都没有，我只是陷入了魔圈，没有出路。我无所谓，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住院吧，我亲爱的。”
“我无所谓，进坟墓也行。”
“您要答应，亲爱的，一切服从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
“您让我答应我就答应。但我再说一遍，我尊敬的朋友，我落入了魔圈。现在的一切，甚至朋友们真诚的同情都会带来同一个后果——我的毁灭。我正在毁灭，我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亲爱的，您会康复的。”
“何必说这些呢？”安德烈·叶菲梅奇激动地说，“很少有人临终时不经历和我现在同样的遭遇。当别人告诉您，您肝脏有问题或心脏增大之类的，您开始看病时，或当人们说您是疯子或罪犯时，就说明，一句话，当人们忽然开始注意您的时候，那么您肯定是落入魔圈了，走不出来了。您竭力想走出来，但只会更加陷入混乱。您就投降吧，因为任何人为的努力都已经救不了您了。我是这么觉得的。”
这会儿窗口已经聚了一群人。安德烈·叶菲梅奇为了不妨碍邮局的工作就站起来告别。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再次让他做出保证，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当天傍晚霍波托夫意外地来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住处，他穿着半截的裘皮外衣和高筒靴，说话的语气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有事来找您，同事。我是来邀请您的，您想不想跟我去参加个会诊，啊？”
安德烈·叶菲梅奇以为霍波托夫想让他出去走走，散散心，或者真的想让他赚点钱，就穿上衣服跟他出去了。他很高兴有个机会可以弥补昨天的过错，跟霍波托夫和解。他心里很感激霍波托夫，因为他连提都没提昨天的事，看来是原谅了他。想不到这个没教养的竟这么体谅人。
“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烈·叶菲梅奇问道。
“在我的医院里。我早就想给您看看了……很有意思的病例。”
他们走进医院的院子，绕过主楼，朝关精神病人的厢房走去。不知为何整个过程中两人都不说话。当他们走进厢房，尼基塔照老习惯跳起来挺直了身子。
“这儿有个病人肺部出现了并发症，”霍波托夫跟安德烈·叶菲梅奇走进病房，低声说，“您在这儿等等，我马上来。我只是去拿个听诊器。”
说完就出去了。
天已经黑下来了，伊万·德米特里奇躺在他的床上，脸扎进枕头里；呆子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在小声哭，嘴唇微微颤动着；胖农民和过去的拣信员在睡觉。
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床上等着。可是过了半个来小时，霍波托夫没来，尼基塔却走了进来，抱着袍子和不知给谁的病号服和便鞋。
“请您穿上，大人，”他小声说，“这是您的床，请过来，”他又说，同时指着一张显然刚搬进来的空床，“没事，上帝保佑，您会好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全明白了。他一句话也没说，走到尼基塔指的那张床边，坐下了。看到尼基塔站在那儿等着，他便把衣服脱了个精光，他感到害臊。然后他穿上了病号服。裤子很短，上衣太长，袍子上散发着熏鱼味。
“会好的，上帝保佑。”尼基塔重复道。
他把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衣服抱起来出去了，随手关上了门。
“都一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道，他羞耻地掩一掩袍子，觉得穿着这身新衣服就像个囚犯，“都一样……燕尾服也好，制服也好，这袍子也好，全都一样……”
可是怀表呢？还有侧兜里的笔记本？还有烟卷？尼基塔把衣服拿到哪儿去了？现在，他大概打死也不会再穿外裤、坎肩和靴子了。起初这一切显得有些古怪，甚至不可理解。就是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也相信，小市民别洛瓦亚的房子与第六病室没有任何区别，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虚妄的，都是浮云。与此同时他却手发抖、脚发凉，他想到伊万·德米特里奇很快就会起来并看见他穿上了病号袍子，感到很可怕。他站起来，来回走了一会儿，又坐下了。
他就这样坐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已经烦得要命了。难道可以在这儿住一天、一个星期，甚至像这些人一样，一住多少年？于是他坐一阵，走一阵，又坐下，走到窗口去看看，再从一个墙角走到另一个墙角。然后呢？难道就这样像个木头人一样坐着，东想西想？不，这哪受得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但马上又站了起来，用袖子擦掉额头上的冷汗，感到整张脸都粘上了熏鱼味。他又开始走来走去。
“这是个误会，”他惊讶地摊开两手说，“应该解释一下，这是个误会……”
这时候伊万·德米特里奇醒了。他坐起来，用两个拳头撑住腮，啐了一口。然后他懒洋洋地看看医生，开始时根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但很快他睡意蒙眬的脸上露出了恶狠狠的、嘲笑的表情。
“啊哈，亲爱的，您也给关进来了！”他眯起一只眼，用半睡半醒的嘶哑的嗓音说，“很高兴。过去您喝人血，现在别人要喝您的血了。很好！”
“这是个误会，”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被伊万·德米特里奇的话吓着了，动动肩膀，又说了一遍，“一个误会……”
伊万·德米特里奇又啐了一口，躺下了。
“该死的生活！”他说，“又痛苦又屈辱，因为这个生命的终结不是对苦难的奖赏，不是歌剧结尾的盛大场面，而是死亡。进来几个汉子，拖着死人的胳膊和腿往地下室一扔，呸！不过没关系……反正我们会在另一个世界享福的……我会从那个世界回到这里，变成黑影吓唬这些坏蛋。我要让他们吓得白了头发。”
莫伊塞伊卡回来了，看到医生，他伸出了手。
“给我一个戈比！”他说。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窗前，望了望旷野。天已经全黑了，地平线的右边升起了一轮冷冷的发红的月亮。离医院的围墙不远，大约一百丈，不会再远了，有一座被石头墙围起来的高大的白房子，那是监狱。
“这就是现实啊！”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他感到害怕了。
月亮、监狱、围墙上的钉子、远处烧骨厂的火焰，这一切都很可怕。背后传来一声叹息。安德烈·叶菲梅奇回过头，看到一个人胸前戴着一些闪闪发亮的星章和奖章，他微笑着，狡猾地眯起一只眼。这副样子也很可怕。
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服自己，月亮和监狱没有什么特别的，精神正常的人也戴奖章，一切都会随着时间而变成泥土。可是绝望忽然攫住了他，他双手抓住铁窗，用尽全力地摇晃。结实的铁窗纹丝不动。
然后，为了不要觉得那么可怕，他走到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床边坐下。
“我垮了，我亲爱的，”他哆嗦着擦擦冷汗，喃喃地说，“我垮了。”
“您可以讲讲哲理。”伊万·德米特里奇嘲笑地说。
“我的天，我的天……是，是……您曾经说过，在俄国没有哲学，可是人人讲哲理，就连小人物也讲。可是小人物讲哲理对谁都没有坏处，”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的声调好像想哭、想诉苦，“您为什么，我的朋友，这么幸灾乐祸？这小人物如果不满意，他怎么能不讲讲哲理呢？聪明、有教养、骄傲、爱自由、像神一样的人没有别的出路，只能到一个肮脏愚蠢的小城当个大夫，一辈子跟吸血罐、水蛭、芥末膏药打交道！周围都是欺骗、狭隘、庸俗！哦，我的上帝！”
“您瞎胡扯，要是讨厌当大夫，您可以当部长呀。”
“当不了，什么都当不了。我们很弱，亲爱的……我曾经很淡漠，分析问题头头是道，可是只要生活粗鲁地碰一下我，我就垮了……意志消沉了……我们虚弱，没用……您也一样，我亲爱的。您聪明、高尚，自幼养成了高贵的情愫，可是一进入生活就疲惫不堪，得了病……我们很虚弱，虚弱！”
随着夜晚的降临，除了恐惧和屈辱，还有一种什么感觉缠着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放，折磨着他。最后他明白了，他这是想喝啤酒和抽烟了。
“我要从这儿出去，我亲爱的，”他说，“我要让他们把灯送来……我不能这样……我受不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门口，把门打开，可是尼基塔马上就跳起来挡住了他的去路。
“您去哪儿？不行，不行！”他说，“该睡觉了！”
“但我只出去一会儿，在院子里走走！”安德烈·叶菲梅奇惊慌地说。
“不行，不行，这不允许。您知道的。”
尼基塔“砰”地关上门，用后背把门顶住。
“可是如果我从这儿出去，对谁有什么害处呢？”安德烈·叶菲梅奇耸耸肩膀，问道，“我不明白！尼基塔，我得出去！”他声音颤抖着说，“我需要出去！”
“不要破坏秩序，这可不好！”尼基塔训斥道。
“鬼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伊万·德米特里奇忽然喊了一声，跳了起来，“他有什么权力不放人出去？他们怎么敢把我们关在这儿？法律好像明确规定，不经审判不能剥夺任何人的自由！这是强暴！！”
“当然，是强暴！”安德烈·叶菲梅奇被伊万·德米特里奇的叫喊所鼓舞，说道，“我需要出去，我要出去！他没有权力！放我出去，听见没有！”
“听见没有，蠢猪？”伊万·德米特里奇喊道，同时用拳头擂着门，“开门！要不我就把门打烂！屠夫！”
“开门！”安德烈·叶菲梅奇全身颤抖地喊，“我要求开门！”
“你随便说！”尼基塔在门后回答，“没用！”
“至少去把叶甫盖尼·费奥多雷奇叫来！就说我请他……来一下！”
“明天他老人家自己会来的。”
“他们永远不会放我们出去的，”这时候伊万·德米特里奇继续说，“他们会让我们烂在这里！哦，上帝啊，难道死后真的没有地狱，这些坏蛋会被宽恕吗？公平在哪里？开门，坏蛋，我要憋死了！”他声嘶力竭地喊着，向门扑去，“我要把头撞碎，杀人犯！”
尼基塔迅速打开门，用两手和一只膝盖把安德烈·叶菲梅奇狠狠一顶，然后挥起拳头朝安德烈·叶菲梅奇脸上打了一拳。安德烈·叶菲梅奇觉得有一大股咸味的潮水劈头盖脸地将他盖住，把他拉向床边，他的嘴里真的有咸味，大概是牙出血了。他好像在水里挣扎一样挥着两只手，抓住了一张床，这时候他感到尼基塔在他的背上打了两下子。
伊万·德米特里奇大叫一声，大概也挨打了。
然后一切都安静了。淡淡的月光透过铁窗，在地上印下网状的影子。太可怕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躺下，屏住呼吸，战战兢兢地等着再次挨打。他觉得好像有人拿起一把镰刀捅进他的体内，在胸膛和肠子里转了几下。他疼得咬住枕头，咬紧牙关，忽然，他一片混沌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可怕的、无法忍受的念头：多少年来这些人一定日复一日地忍受着这样的痛苦。此时，在月光下，他们就像一条条的影子。
在二十多年里他一直不知道这种情况，也不想知道，怎么会这样？他不知道痛苦的滋味，对痛苦没有概念，所以这不能怪他；可是良心却像尼基塔那样毫不通融和粗暴，让他从头凉到脚。他跳起来，想用尽力气喊叫，快点跑过去把尼基塔打死，然后杀死霍波托夫、总务管理员、医士，再杀死自己，可是他的胸膛里发不出一点声音，他的腿动不了。他感到憋闷，抓住胸前的袍子和上衣，把它们扯破了，然后倒在床上失去了知觉。
第二天早上他头疼、耳鸣，全身难受。回想起昨天的软弱，他并不觉得害臊。昨天他很胆怯，甚至害怕月光，老实地说出了他从来想不到自己会有的这些感觉和想法，比如关于对爱讲哲理的小人物的不满。但他现在无所谓了。
他不吃不喝，躺着不动，一言不发。
“我无所谓，”当别人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想，“我不会回答的……我无所谓了。”
午饭后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来了，带来了四分之一磅的茶和一磅软糖。达留什卡也来了，带着迟钝、悲伤的表情在床边站了整整一个钟头。霍波托夫医生也来看了他。他带来了小瓶溴化钾，吩咐尼基塔烧点什么把病房熏一熏。
傍晚时安德烈·叶菲梅奇死于中风。他先是感到一阵发冷、恶心，好像有种令人厌恶的东西灌满全身，直到手指，又从胃里向头上冲，盖住了他的眼睛和耳朵。他眼前发绿。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他就要死了。他想起伊万·德米特里奇、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和千千万万的人都相信永生。万一是真的呢？可是他不想永生，关于永生他只想了一瞬间。昨天他在书上读到的一群非常美丽和优雅的鹿从他身边跑过，然后一个村妇把手向他伸过来，手里拿着一封挂号信……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说了句什么。然后一切都消失了，安德烈·叶菲梅奇长眠不醒了。
来了几个杂工，抓着他的胳膊和腿把他抬到小教堂，他躺在小教堂的一张台子上，眼睛睁着，夜里月光照着他。早上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来了，他对着十字架上的基督受难像虔诚地祈祷后，为老上司合上了眼。
一天后，安德烈·叶菲梅奇下葬了，来送葬的只有米哈伊尔·阿维里扬内奇和达留什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