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

爸爸妈妈和娜佳姨妈不在家。他们到那个总是骑着一匹小灰马的老军官家参加洗礼去了。在等他们回来的时候，格利沙、安妮娅、阿辽沙、索尼娅和厨娘的儿子安德烈坐在客厅的餐桌旁玩“罗托” 。凭良心说，他们该去睡觉了，但还没有从妈妈那儿打听出受洗礼的小娃娃长什么样，以及晚宴上都有什么吃的，难道能睡得着吗？

此时桌子的上面吊着一盏灯，照着桌子上乱七八糟的数字板、果壳、纸片和带有数字的小玻璃片。每个参加游戏的孩子面前都放着两张数字板和一小堆玻璃片。桌子当中有个白白的小碟子，里面放着五枚一戈比的硬币；在盘子周围，有一只吃了一半的苹果，一把剪刀，一个应该用来放果壳的盘子。孩子们在赌钱，赌注是一戈比，大家定了一条规矩：谁作弊就马上开除谁。除了这几个玩游戏的孩子，桌旁再没有别人了。保姆阿加菲娅·伊万诺夫娜正在厨房教厨娘裁衣服；他们的大哥，五年级的瓦夏，正无聊地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

他们玩得很起劲。格利沙的表情最紧张。这是个九岁的男孩，矮个子，胖脸蛋，剃着光头，嘴唇厚厚的，像黑人一样。他已经在上学校的预备班了，因此被认为是最聪明的。他是为了赢钱才玩的。如果不是为了碟子里的那些戈比，他早去睡觉了。格利沙褐色的眼睛不安而嫉妒地扫视着同伴们的纸板，他的光头里塞满了赢不了钱的恐惧、妒忌，以及钱财方面的考虑，这使得他集中不了精神，没法安安静静地坐在那儿，总是如坐针毡地扭动着身体。他一赢就急忙把钱抓过来，立刻藏在口袋里。

他的妹妹，八岁的安妮娅，长着一个尖下巴，一双聪颖、明亮的眼睛，她也生怕别人赢：她的脸红一阵儿白一阵儿的，眼睛紧紧地盯着其他的赌徒。她对钱并不感兴趣，对她来说，赌运是关乎自尊心的问题。

另外一个妹妹索尼娅，是个六岁的小姑娘，长着一头鬈发，脸蛋白里透红。只有非常健康的孩子，价钱昂贵的娃娃，以及糖果盒上画的小孩才有这样的脸蛋。她是因为喜欢游戏本身才玩的。她满脸痴迷，无论谁赢了，她都一样开心，拍手大笑。

阿辽沙是个小胖子，像个圆球，他呼哧呼哧喘着粗气，也瞪大眼睛盯着牌。他既不爱钱，也不争面子，只要不把他从桌子旁赶走，不打发他去睡觉，他就谢天谢地了。别看他表面上挺超脱的，骨子里可是个十足的小坏蛋。他坐在这儿与其说是为了玩“罗托”，不如说是为了等着看赌钱时在所难免的纠纷，要是谁打了人或是骂了人，他就高兴得不得了。本来他早就想去趟厕所了，但他却一分钟也不离开桌子，生怕不在时别人会拿走他的玻璃片和戈比。因为他只认得一位数和以零结尾的数，所以就由安妮娅替他算数目。

第五个玩伴是厨娘的儿子安德烈。这是一个皮肤发暗、病恹恹的男孩，他穿一件印花衬衫，胸口戴着一个铜十字架，正带着一种痴迷的表情凝神望着数字。他对赢钱和别人的斩获都无动于衷，因为他完全沉浸于数学的游戏及其简单的哲理中：世界上有多少各种各样的数字啊！而它们竟然不会互相混淆！

除了索尼娅和阿辽沙，所有的人依次喊出数字。由于数字太单调，玩着玩着，孩子们就为它们发明了许多的术语和可笑的外号。比方说，赌徒们把七叫作拨火棍，把十一叫作两根小棍，把七十七叫作谢苗·谢苗内奇，把九十叫作老爷爷，等等。此时孩子们玩得正起劲。

“三十二！”格利沙喊道，一边从父亲的帽子里掏出一些黄色的圆纸筒，“二十七！拨火棍！二十八—割干草！”

安妮娅看见安德烈错过了二十八。要放在其他时候，她一定会向他指出来，但现在她的自尊心跟硬币一起放在那个小碟子里，所以她暗自高兴。

“二十三！”格利沙继续喊，“谢苗·谢苗内奇！九！”

“红蟑螂，红蟑螂，”索尼娅指着一只跑过桌子的红蟑螂喊着，“哎呀！”

“别打，”阿辽沙用他的男低音说，“它可能有孩子……”

索尼娅目送着红蟑螂，想着它的孩子：“它们该是些多小的红蟑螂啊！”

“四十三！一！”格利沙继续喊道，他因为安妮娅快赢了而感到痛苦，“六！”

“赢了！我赢了！”索尼娅叫起来，她娇憨地转动着眼珠，大笑起来。

其他的玩伴脸都拉长了。

“得检查一下！”格利沙恨恨地看着索尼娅，说道。

格利沙仗着自己年龄最大、最聪明，在牌桌上发号施令，别人都得听他的。他们把索尼娅的纸板仔仔细细地检查了很久，使她的玩伴们大失所望的是，她并没有作弊。下一盘又开始了。

“昨天我看见了什么呀！”安妮娅好像自言自语地说，“菲里普·菲里普维奇不知怎么弄的，把眼皮翻了起来，他的眼睛变成了红的，可吓人了，像魔鬼一样。”

“我也看见了。”格利沙说，“八！我有个同学会动耳朵。”

安德烈抬眼看看格利沙，想了想，说：

“我也会动耳朵……”

“你动动看！”

安德烈动他的眼睛、嘴唇、手指，他以为他的耳朵也动起来了。大家一起笑他。

“这个菲里普·菲里普维奇是个坏人，”索尼娅叹了口气，说，“昨天他到我们儿童室来，可那时我只穿着一件衬衣……我觉得这样很没礼貌！”

“赢了！”格利沙忽然大叫起来，同时把钱从碟子里抓过来，“我赢了！你们检查吧，要是愿意的话！”

厨娘的儿子抬起眼睛，脸变白了。

“我，那个，不能再玩了。”他喃喃地说。

“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没钱了。”

“没钱不能玩！”格利沙说。

安德烈抱着一线希望又把衣兜翻了一通，可是除了一些面包皮和一截带着牙印的铅笔，什么也没有。他撇撇嘴，开始难过地眨眼睛，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我替你下注！”索尼娅说，她受不了他那痛苦的眼神。“可是你以后得还我。”

钱凑齐了，赌局接着进行。

“好像什么地方在敲钟。”安妮娅瞪大眼睛说。

所有的孩子都停下游戏，张开嘴，望着黑乎乎的窗户，却只看到了室内的灯投射在黑暗中的影像。

“你听错了。”

“夜里只有墓地才敲钟。”安德烈说。

“墓地为什么要敲钟？”

“为了不叫强盗进教堂。他们怕敲钟。”

“强盗进教堂去干什么？”索尼娅问道。

“这还不明白：为了把看门人打死呗！”

有一会儿谁都不说话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战战兢兢地继续玩。这一次安德烈赢了。

“他作弊。”阿辽沙无缘无故地用男低音说。

“你胡说，我没作弊！”

安德烈气得脸都白了，嘴也歪了，照着阿辽沙的脑袋打了一下子！阿辽沙凶狠地瞪着眼睛，蹿起来，一只膝盖跪在桌子上，也照着安德烈的脸打了一个耳光！接着两个人又互相打了一个耳光，都大哭起来。索尼娅受不了这么可怕的场面，也哭了，于是餐厅里不同调门的哭声响成一片。但不要以为赌局就此结束了。过了还不到五分钟，孩子们开始大笑，又和和气气地说话了。他们脸上还带着泪，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笑。阿辽沙甚至感到满足：总算打了一架！

五年级的学生瓦夏走进餐厅。他一副困倦颓唐的样子：

“真岂有此理！”他看见格利沙正摸索着他那装着硬币、叮当作响的口袋，“难道能给小孩子钱吗？难道能允许他们赌博吗？这种教育真够好的，没说的。岂有此理！”

但小孩子们玩得那么来劲，他自己也不禁想要参加进来，试试运气。

“等一下，我也玩。”他说。

“拿出一个戈比！”

“马上。”他掏着兜说，“我没有一戈比，但这儿有一卢布。我出一卢布。”

“不行，不行，不行……放一个戈比！”

“你们这些傻瓜，不管怎么说，卢布要比戈比值钱。”中学生解释道，“谁赢了，就找给我钱。”

“不行，对不住，你走吧！”

五年级学生耸耸肩膀，去厨房找女仆要零钱。但厨房里一个戈比都没有。

“那你换给我零钱。”他从厨房回来后，又来缠格利沙，“我付给你利息。你不愿意？那卖给我十个戈比，我给你一卢布。”

格利沙怀疑地斜眼看着瓦夏：他是不是在耍什么圈套？这是不是一个骗局？

“我不。”他说，紧紧攥住口袋。

瓦夏开始发脾气、骂人，管这些赌徒叫蠢货、死脑筋。

“瓦夏，我替你出钱！”索尼娅说，“坐下吧！”

中学生坐下来，在自己面前放了两张纸板。安妮娅开始喊数。

“我掉了一个戈比！”格利沙忽然焦急地说，“等会儿！”

孩子们取下灯，爬到桌子底下去找那一个戈比。他们的手抓到痰和果核，头碰在一起，但没有找到戈比。他们又重新开始找，直到瓦夏把灯从格利沙手里夺下，放回原处。格利沙还是摸着黑接着找。

但现在终于找到了那个戈比。赌徒们在桌旁坐下，想继续玩。

“索尼娅睡着了！”阿辽沙报告。

索尼娅把长着鬈发的脑袋放在胳膊上，睡得十分香甜，就像她已经睡了一个钟头似的。她是在别人找戈比时不知不觉睡着的。

“去，到妈妈的床上睡去！”安妮娅说，领着她离开餐厅，“走吧。”

孩子们一起送她。而过了大约五分钟，妈妈的床上呈现出一个有趣的场面：索尼娅在睡觉，阿辽沙在她的旁边打着鼾，格利沙和安妮娅把头枕在他们的腿上睡着，厨娘的儿子安德烈也挤着躺在那儿。在他们身边散落着许多的戈比，它们已经失去了作用，直到下次赌博。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