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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是俄国十九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与法国的莫泊桑和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三杰。契诃夫是一位深受各国读者喜爱的作家，也是一位对二十世纪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作家。
契诃夫1860年出生于俄国南部罗斯托夫省塔甘罗格市，他的祖辈为农奴，1841年其祖父为全家赎身，在全俄取消农奴制之前二十年获得了自由。契诃夫的父亲在塔甘罗格经营一家杂货店，后因经营不善而破产。在契诃夫十六岁的时候，其父避走莫斯科，家人也追随而去，他和一个弟弟被留在故乡，他一边完成中学学业，一边变卖家里的东西，筹钱寄往莫斯科，帮助家里维持生活。1879年，契诃夫中学毕业进入莫斯科大学医学系，从1880年开始发表作品，赚取稿费贴补家用。
契诃夫早期写作主要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他以契洪特等为笔名，写得很快，多是幽默讽刺类的小故事，甚至写过笑话。作品质量有高有低，但已经显示出机智诙谐的特色和善于讲故事的才能。由于丰沛的写作才能，契诃夫最终走上了专业作家的道路，并未以行医为主业。
结核病早早地夺去了契诃夫的生命，他去世时只有四十四岁，所以他的创作生涯并不长，不过二十余年。但是他一生勤奋写作，充分发展自己的天分，为世界留下了相当丰厚的文学遗产，从而超越死亡，进入了不朽。
谈到契诃夫，就不能不谈整个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十九世纪被称为俄罗斯文学的“黄金时代”，更确切地说，是“黄金世纪”，因为这个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发展是一个相当完整又轰轰烈烈的过程，令人目不暇接，深深震撼。
十九世纪初，普希金元气充沛、全面开花的创作是黄金世纪的肇始，为其后的俄罗斯文学铺展出一片宽广的空间；普希金去世后，莱蒙托夫紧紧跟上，中经以果戈里、屠格涅夫为代表的作家群体全方位地开发深耕，终于烘云托月似的耸立起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两个世界文学的高地，俄罗斯文学亦进入到巅峰状态。
而契诃夫好像处于高山的另一侧，或是一系列伟岸山峰的余脉。契诃夫是一个完整的文学世纪的收束者，同时他的作品本身已经成为下一个世纪文学新潮流、新样式的滥觞，具有二十世纪文学的某些特点了。在契诃夫之后，俄罗斯文学景观大变，先是兴起了迥异于“现实主义”的、流派纷繁的现代文学，史称“白银时代”，后来随着历史大势的扭转，进入了“苏联文学”时代。
在文学史的链条中，每一位重要的作家既受到传统的影响，其自身也必定有另辟蹊径之处，从而成为新传统的发明者，对后来的文学产生影响。但是传统与影响好像空气一样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更多地体现为气氛或启发，而不是模仿和类似。契诃夫对于二十世纪文学的影响应该也主要是以间接的形式实现的。首先是人们对他的喜爱程度，无论是在中国读者中还是在外国作家中，喜爱契诃夫的比例都是相当高的。例如海明威就十分推崇契诃夫，而海明威的作品对欧美小说，特别是短篇小说的影响是相当明显的，所以是否可以说，契诃夫间接地影响了二十世纪的欧美文学？
契诃夫创作生涯本身的阶段性演变是很清晰的。应该说，他刚开始给一些所谓“轻杂志”投稿的时候，并没把写小说当作很严肃的事业，而只是当作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小公务员之死》《胖子和瘦子》以及《变色龙》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它们之所以广为人知（特别是在中国），是因为人们从中挖掘出了所谓的“社会批判意义”。
我认为，作为契诃夫早期作品的代表，我们似乎更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些特点：由于夸张造成的喜剧效果，对细节的灵敏捕捉和生动再现，对人性弱点的洞察—当然，对这些弱点的思考可以导致对“社会”“制度”的反思，但毕竟“奴性”也差不多是一种“固有”的人性。所以，在这些看似简单的“小品”中，已经包含了契诃夫日后成长为大作家的基本要素。在成熟期的作品中，《套中人》比较多地保留了夸张、嘲讽的风格，而对人性的弱点甚至可悲的展现则更深刻、更充分了。
在写了最初的一批滑稽小品和游戏之作之后，他的作品中已经出现了现实批判和社会关怀的内容。随着现实关怀成分的日益增长，其写作亦逐渐成熟，形成了清晰、独特的风格，契诃夫终于成为短篇小说艺术的大师。
我很喜欢契诃夫从早期过渡到成熟期的作品，这些作品篇幅不长，差不多不再出现“逗笑”的因素，也没有宏大的话题和深奥的思辨，从这些作品中特别能感受到契诃夫“善解人意”的特点。从《钢琴师》到《卡西坦卡》等都属于这个时期、这一类型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每个故事都很单纯，意味并不复杂，也很容易体会和理解，它们各自从某个侧面描摹人性的缺陷或局限，忧伤、孤独和无奈等心理感受，以及命运的无法掌控、死亡的不可避免，等等。在这些作品中，作家的细腻体察是通过不动声色的叙述“渗透”出来的，让读者自行体会，心有戚戚。
我特别喜欢的是这些作品不设门槛，没有障碍，易于理解。作者对他的人物怀有同情与包容，悲悯与谅解，作品笼罩着淡淡的忧郁或浓郁的忧伤，却点到为止，绝不滥情，正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尺度。
契诃夫创作后期一些比较单纯的作品，如《古谢夫》《罗斯柴尔德的小提琴》《在大车上》也属于这一类，不过艺术手法上更加成熟，表达更加含蓄，思虑更加深沉；而《跳来跳去的女人》《脖子上的安娜》篇幅略长，故事的曲折开合大一些，人物的命运也发生了急剧转折，但心理的动机和逻辑都不超过人之常情的范围，讲的也是日常的、被重复无数次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一些“小制作”，结构精巧，观察精微，勾画精确，好像多棱镜一样，让我们从一个个场景和故事中照见自己和似曾相识的他人，领悟人性中普遍共通的元素，看到命运对人的播弄。总之，细读这些作品，可以令人生出悲悯之心。
儿童、动物和大自然是契诃夫作品中最明亮的元素。契诃夫对儿童和动物的描写中流露出单纯的、无保留的喜爱，那天真的、未经污染的生命原初状态给成年后的人生带来莫大的抚慰和治愈，而像万卡这样被摧残的儿童则令人心碎。在契诃夫的作品中，另一个常常抚慰人心的元素是大自然。虽然契诃夫也会描写自然的严酷和压迫，但是他更多地描绘自然的安详、宁静、深邃、宽广。契诃夫是大自然的爱好者，尤其喜爱钓鱼，他对自然的细腻体验和描写自然的高超笔法与屠格涅夫异曲同工，而且在他的作品中，大自然带有某种泛神论式的灵性，仿佛是人的精神家园和灵魂庇护之所，令人生出天地悠悠的旷远之思。
但契诃夫已经敏锐地察觉到了自然遭遇的危机，人类活动（工业化及现代生活方式）对自然的破坏已经开始，契诃夫在多篇小说中都对此有所涉及，最为突出的是《芦笛》一篇，小说中表达的对大自然命运的忧虑其实就是对人类命运的忧虑。契诃夫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表达了对自然环境的忧思，令人佩服他的先见和先进，其后一个多世纪中发生的事情不幸证实了作家的预感，而这场巨大的灾难还远未结束。
在小说创作日渐成熟之后，契诃夫开始越来越多地投入新型戏剧创作的尝试。契诃夫对戏剧有着自己的见解，在《没意思的故事》中曾对旧的戏剧形式进行批评和嘲讽。但契诃夫对新型戏剧的探索开始得并不顺利，《海鸥》的首演没有得到观众的认可，而且几乎引起了一场骚乱。好在契诃夫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鼓励下坚持了自己的风格，并逐渐为观众所接受。到了创作末期，戏剧代替小说成为契诃夫创作的重心，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完成的《三姐妹》和《樱桃园》是世界戏剧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
1890年，契诃夫的生命中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一年他不顾身体的病弱和亲朋的劝阻毅然远行，前往作为流放地的远东萨哈林岛进行考察，四月出发，年底方回。契诃夫的这个行动表明他已决心担负起一个严肃作家的社会责任，可以看作其创作进入成熟期的标志。
进入成熟期之后，契诃夫的作品变得有些复杂、沉重，有的甚至陷入晦涩，特别是一些涉及“体制”和“社会”问题的作品，也许因为时过境迁，令人很难追索各种互相争执的主张的理路和是非。例如《没意思的故事》《第六病室》以及《带阁楼的房子》都有着时代的烙印，也是在艺术上比较成功的篇什，其中《第六病室》由于完美的寓言结构，堪称杰作。如果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把这些作品当作现实的镜子，那么也许可以通过它们观察十九世纪的俄国走向近代化、尝试建立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的进程，我们会发现这个进程并不顺利，甚至有陷入泥潭或走到死胡同的趋势。
契诃夫的后期小说气氛变得有些灰暗、沉闷，这是因为他对人物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抱着严重否定的态度。婚姻生活的沉闷无聊（《文学教师》），与婚姻制度相冲突的爱情的艰难无望（《关于爱情》《带小狗的女士》），主人公“闭环式的”精神“茧房”（《套中人》《醋栗》《宝贝儿》），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严重隔阂（《新别墅》），都是沉闷窒息的现状的表征。
外省小城是很多故事的背景（《第六病室》《文学教师》《宝贝儿》《未婚妻》等等）。对小城生活的描写，最具代表性的是《约内奇》。这篇小说描写的是一个人在小城度过一生而最终“陷落”和“异化”的过程，着力描摹小城人物那种循环单调、了无新意、附庸风雅、浅薄自足的精神状态。戏剧中，《三姐妹》集中表现了外省的窒息，全剧笼罩着挥之不去的阴郁之雾。
在契诃夫晚期作品的以灰色为主调的世界中，只有那些年轻的、不谙世事的、幻影般稍纵即逝的“爱情”留下了几抹柔美的亮色（《文学教师》《带阁楼的房子》《约内奇》）。
契诃夫敏锐地感受和捕捉到时代的脉搏，不露声色、平平淡淡地渲染出一种无形又无所不在的压抑、灰暗的气氛，或隐或现地表露出对时代剧变的预感。
有的人物试图冲破晦暗的现实，摆脱精神的疲软瘫痪，找到生命的意义，同时为社会寻找出路，拯救苍生。这是俄国知识分子中激进的一脉。《带阁楼的房子》中丽达改造社会的热情和自信，《三姐妹》中伊琳娜对高尚的、有意义的生活的追求，都体现了这部分知识分子心灵的真诚和纯洁。但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未婚妻》中的萨沙和《樱桃园》中的特罗菲莫夫，这两个人物热情洋溢，高尚纯洁，针砭时弊，臧否人物，各自启蒙了一名年轻纯洁的女性，指引她们投入新的生活，预言了新时代的到来。然而他们自己却是不折不扣的失败者，不仅贫困潦倒，无以为生，而且显然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表现出一种对个人生命很懒散、很不负责任的态度。凡此种种，恐怕都是当时社会上真实人物的写照。
契诃夫的最后一篇小说《未婚妻》和最后一部戏剧《樱桃园》具有标记时代的象征意义，它们宣告了贵族旧家的彻底没落和瓦解，同时各以一位年轻的女性代表光明、希望和未来，喊出“你好，新生活”的乐观、高亢的呼声，也算契诃夫与这个世界告别时对新世纪的祝福。但这也许是“勉力的乐观”，因为纵观契诃夫的作品，可以看到他的主调是灰暗沮丧的，他总是消解和否定所有的滥情和激昂，从不给出确切的答案和圆满的结局。
也许因为糟糕的健康状况，契诃夫很早就试图一窥死亡的内幕，在《没意思的故事》《古谢夫》《第六病室》中都对这个问题有很多思索。契诃夫最后的作品之一《主教》用平静的笔触描写了人走向死亡的过程，也可以看作契诃夫自己正在与生命告别，虽依依不舍，但毕竟是落花流水、无可奈何的事。
最后，《黑修士》和《大学生》都具有宗教的色彩。《大学生》描写的是瞬间的宗教体验（所谓“大学生”其实是宗教学院的学生）；《黑修士》则比较复杂，可以从多方面解读，其中涉及幻觉、命运，带有某些神秘色彩，也包含诸如学术的意义、“超人”的权力和使命等抽象思考。巧合的是，十年之后，契诃夫自己和这篇小说的主人公一样，是在异域的疗养地辞世的。
契诃夫一代的俄国知识分子，总的来说，接受的是现代人文主义的教育，崇尚理性和科学，离宗教比较远，但是人生的大困惑，以及世界的大问题，在离开宗教之后似乎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答，大概这就是属于二十世纪的迷惘，是现代主义文学艺术滋生的土壤。契诃夫的小说中那种无出路感和荒诞感已经透露出时代的普遍情绪或精神危机，而对于俄国大变动的预感，对于未来的隐隐不安和勉力乐观，正是俄国十九世纪政治、社会、文化和文学进程的顺理成章的终结。一个天翻地覆的新世纪已经初露端倪，契诃夫就是在这个时候告别了他所留恋的人间。
从艺术上来说，契诃夫的小说犹如绘画中的早期印象派，已经表现出对传统范式的若干背离，但仍有清晰的描摹对象，是有迹可循的，这使得他的作品容易进入，富于启发，能得到广泛的认同，至今保持着在文学史上的尊贵地位。
以上是我个人对契诃夫作品的一些体会，相信读者在阅读中会获得自己的心得。我认为，阅读是个人的行为，是读者与作品之间的事。读者或许能够在阅读的时候跨越时空与作者相会，或心有戚戚，或独有妙悟，或赞叹感动，或争辩反驳。不过对于作品的解读和批评，并没有标准答案。在这个问题上，我抱着与契诃夫相同的相对主义的态度。
路雪莹
2020年1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