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篇主要是议论用兵打仗应力争“全胜”的思想。这一篇则是议论战争的攻守问题,着重议论如何造成一种守必固、攻必克,以求“全胜”的形势。
全篇内容大体分为三部分。
1.提出在战争中实行进攻与防守所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总的原则是:“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具体地说就是:守要守得“不可胜”,攻要攻得“有机可乘”;兵力少时应着重防守,兵力有余方可进攻;守要守得像“藏于九地之下”那样隐蔽,攻要攻得像“动于九天之上”那样出其不意和势不可当。
2.提出应先认清必胜的形势和用兵的原则。认为一般的人所能预见到的胜利,以及通过兵刃交锋、硬拼死打获得的胜利都不是最理想的胜利,“非善之善者也”。唯有从敌我双方实力及其发展趋势的对比中把握必胜的形势,进而采取措施夺取的胜利,才是善于用兵的人应该努力争取的胜利。这种胜利的特点是“先胜而后求战”,是“胜易胜者”。所以,取得这种胜利的人往往既无“智名”,又无“勇功”,却每战必胜而没有差错。
3.强调善于用兵的人应重视“修道而保法”,修明政治,严肃法度,以造成我方必胜的形势。同时,还应从土地、人口和物质资源、军队和兵员等方面对敌我双方的情况进行详细的比较与衡量,确认已形成必胜形势后,方可用兵。而一旦用兵就要像“决积水于千仞之溪”那样势不可当。
孙子曰: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不可胜在己 ,可胜在敌 。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 。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 。
孙子说:从前善于打仗的人,总是预先造成一种不可被战胜的形势,来等待能战胜敌军的时机。不可被战胜形势的造成,决定于自己一方。而能否提供可以被战胜的时机则决定于敌方。所以,善于打仗的人,只能做到使自己不可被战胜,却不能做到使敌军必定被我军战胜。所以说:胜利只可以预知,而不可以强求。
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守则不足 ,攻则有余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不能战胜敌人,就要采取防御;可以战胜敌人,就要采取进攻。防守是因为兵力不足,进攻则是因兵力有余。善于防守的军队就像隐藏在极深的地下一样使敌方莫测虚实,善于进攻的军队就像从九天之上突然而降,既出其不意,又势不可当,这样的军队既能在防守中保全自己,又能在进攻时获得全胜。
见胜不过众人之所知 ,非善之善者也 。战胜而天下曰善 ,非善之善者也。故举秋毫不为多力 ,见日月不为明目 ,闻雷霆不为聪耳 。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 ,无勇功 ,故其战胜不忒 ;不忒者,其所措必胜,胜已败者也 。故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也 。是故胜兵先胜而后求战 ,败兵先战而后求胜 。
为一般人所能预见的胜利,不是最理想的胜利。打了胜仗,天下的人都说好,也不是最理想的胜仗。所以能举起极轻极细的“秋毫”并不能算是力量大,能看见太阳和月亮的光辉也并不能算是视力好,能听到雷霆的声音更不能算是耳朵灵。古时所讲的善于打仗的人必定会取得胜利,指的是战胜那些容易战胜的敌人。因而这些善于打仗的人既没有多智多谋的名声,也没有勇武的战功,却每战必胜而不会有差错。之所以没有差错,是因为他们采取了必胜的措施,战胜那已经处于必败之地的敌人。所以,善于打仗的人,总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而又从不放过使敌人失败的时机。因此,打胜仗的军队总是先取得必胜的形势,然后才向敌国宣战,而打败仗的军队则是先盲目作战然后再去求取胜利。
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 ,故能为胜败之政 。
因此,善于打仗的人,注重修明治道,严肃法度,所以能够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宰。
兵法:一曰度 ,二曰量 ,三曰数 ,四曰称 ,五曰胜 。地生度,度生量,量生数,数生称,称生胜。故胜兵若以镒称铢 ,败兵若以铢称镒,胜者之战民也 ,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 ,形也 。
用兵的法则:一是“度”,二是“量”,三是“数”,四是“称”,五是“胜”。敌我双方土地幅员大小不同的“度”,决定着双方人口和物质资源不同的“量”;敌我双方人口和物质资源不同的“量”,决定着双方军队和兵员不同的“数”;敌我双方军队和兵员不同的“数”,决定着双方实力不同的“称”;敌我双方实力不同的“称”,决定着战争结局谁胜谁负。所以说,打胜仗的军队与打败仗的军队相比,就像以镒称铢一样,前者的力量占绝对优势;而打败仗的军队与打胜仗的军队相比,就像以铢称镒一样,前者的力量居绝对劣势。打胜仗的人指挥士卒作战,就像从千仞高山顶决开积水那样势不可当,这正是“形”的含义。
春秋时期,吴王阖闾在大将孙武、大夫伍子胥、太宰伯 的辅佐下,国力大增。前512年,阖闾认为可以攻打楚国了,于是召集孙武、伍子胥、伯 共议出兵大事。
孙武道:“大王要远征楚国,时机尚不成熟。楚国地大物博、兵多将广,而我们吴国是个小国,人口少,物力也不足,要想打败楚国,还需要几年的准备。”
伍子胥因自己的父兄都被楚王杀害,急于报仇,在同意孙武的意见时,又提出了一个“疲楚”的妙计:把吴国的士兵分为三军,每次用一军去袭扰楚国的边境,一军返回,另一军则出发,这样,自己的军队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整,而使楚国的军队疲于奔命,劳苦不堪。
孙武和伯 也都认为伍子胥的计策切实可行。于是第二年,阖闾开始实施伍子胥的“疲楚”计划:派一支部队袭击楚国的六城和潜城,楚国急忙调兵援救潜城,吴兵则已离开潜城攻破了六城。过了一些日子,吴兵又攻击楚国的弦,楚国慌忙调兵奔走数百里援救弦,但是,援军还没有赶到弦,吴兵已撤退了。
一连六年,吴国用此“疲楚”之计使楚国部队疲于奔走,消耗了大量实力。
前506年,楚国令尹囊瓦攻打蔡国,蔡国联合唐国向吴国求救。阖闾认为这是一个出兵攻楚的大好时机,再次召集伍子胥、孙武和伯 商议出兵之事,伍、孙、伯三人一致同意阖闾的意见。这一年冬天,阖闾亲率伍子胥、伯 、孙武,倾全国的军队计六万多人誓师伐楚。
楚军连年奔走作战,实在是“疲劳”至极,因此,吴军长驱直入,迫近汉水才遇到囊瓦的“阻挡”。决战时刻,吴军士气旺盛,而楚军战战兢兢,勉强应战。双方军队一接触,楚军就土崩瓦解,囊瓦率先逃走,大夫史皇战死。吴军乘胜追击,接连在郧、随一带和雍 大败楚军,然后渡过汉水,迅速攻占楚国都城,楚昭王跑得快了一步,才没有成为吴军的俘虏。
南北朝后期,北周的相国杨坚自立为皇帝,建立了隋朝,杨坚即是隋文帝。隋文帝胸怀大志,决心一统天下。在当时,隋朝力量单薄,而北方的突厥人不时南侵,隋文帝便制定了先灭突厥、后灭陈国的战略方针。
隋文帝在与突厥交战期间,对南方的陈国采取了十分“友好”的策略:每次抓获陈国的间谍,不但不杀,反而以礼相待并送还陈国;即使是有人要投靠隋文帝,只要他是陈国人,隋文帝从隋、陈“友好”出发,仍毅然加以拒绝。为增强国家实力,隋文帝大胆实行改革,简化了政府机构,鼓励农耕,提倡习武。
在击溃了突厥之后,隋文帝开始着手灭陈的行动。江南收获的时间较早,每到收获季节,隋文帝就派人大造进攻陈国的舆论,令陈国紧急调征人马,以至误了农时。江南的粮仓多用竹木搭成,隋文帝派遣间谍潜入陈国,因风纵火,屡屡烧毁陈国的粮仓。经过几年的折腾之后,陈国的物力、财力都遭受到不小的损失,国力日益衰弱。
为了渡江作战,隋文帝任命杨素为水军总管,日夜操练水军。杨素建造的战船,最大的叫“五牙”,可乘八百人;小的叫“黄龙”,可乘一百余人。为了迷惑陈军,屯兵大江前沿的隋军每次换防时都要大张旗鼓,令陈军恐惧不已,以为隋军是要渡江作战。渡江前夕,隋军又派出大批间谍进行骚扰、破坏,搅得陈国军民不得安宁。
但是,面对磨刀霍霍的隋军,陈后主竟然麻木不仁,依旧醉生梦死。史官章华冒死进谏,陈后主将其斩首示众。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文帝认为条件已经成熟,指挥水陆军,分八路渡过长江攻陈。当元帅杨素的“黄龙”战船在破晓抵达长江南岸时,陈国守军还都在睡梦之中。隋军除了在岐亭遭到陈国南康内使占仲肃在江中以三条巨型铁索进行阻截,一路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第二年的正月廿日,隋军攻入陈都建康。陈后主仓皇躲入枯井之中,后被隋兵搜出,陈国就此灭亡。
长达近二百年的“南北朝”终于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