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乔晓光

文化是多元的。文化从广义上讲指人类不同历史发展时期精神与物质生产的总和。人类文化中包含着不同国家或民族地区产生的各种文明形态。文化是多样性的，因此对文化的理解和定义也是多维度的。狭义的文化指某一民族或社群认同的以信仰为核心价值的社会生活和精神价值传统，这是文化活态具体的一面，包含着日常生活中有形与无形文化的各个方面。

2003 年，在最初推介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我提出了“活态文化”的概念，这是针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内涵的汉语语境的表达，这不仅易于理解，也符合中国古老农耕文明背景下非物质文化传统社会存在的事实。活态文化即是指一定自然生态中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文化信仰传统内涵的社会生活形态和生存实体。在这里，“活态”的概念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从某个民族外部看，这是目前存活的文化生态；二是从这个民族内部看，这是一个文化内在核心精神信仰价值体系仍然存活并延续着的文化传统。

中国几千年绵延不断的文明历史，以汉字为核心形成的书写传统，极大地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汉字成为世界汉学界公认的中华文明持久性核心因素。以汉字为核心的书写传统，基本以儒教文明的文化信仰价值观为主流。但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渔猎文明、草原文明、农耕文明等不同文明的历史形态发展时期，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文化类型和多民族的文化形态，这些多样的文化类型深刻地影响了后续多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今天，在中国乡村，那些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形态依然延续存活着。多民族活态文化传统不同于儒教文明，他们秉承着自己民族的文化信仰和日常生活形态，以口传身授方式在生活中传承着古老的文化血脉。活态的多民族文化传统是构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文化多样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中华文明持久性因素之一。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劳动人民创造传承的活态文化传统，代表了中华民族最具本土化信仰价值的文明特性，多民族传承的活态文化传统维系了文明活的机体，传递延续了活的文化基因。所以，不了解多民族的农村，就不了解中国；不了解多民族乡村农民的生活传统，就不了解中国人的思维与文化习性。今天，多民族乡村的活态文化传统，构成了中华文明活的文化生态和地缘性文明的基本特征，构成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

这些多民族村社文化传统不仅包含着历史文化的遗存，也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性。村社文化的内涵在文化的时间意义上是复合和叠加的，不同民族的村社文化有其自身文化时间意义上的归属性，尤其少数民族地区的村社文化表现出时间意义上更加多元深厚的文化叠层。正是在时间意义上的绵延与混生性，村社活态文化传统为我们认知中华文明提供了可进入的活的文化空间，提供了有历史文化内涵的生活形态与不同文化信仰人群的习俗行为范式。村社文化的日常性与文化方式的具体性成为我们可以用身心去认知体悟的文明之书，多民族村社文化是当代中国活的文明志。

无论是古代的历史经典，还是今天的学术专著，文本并不对应于日常生活，文本中描述的文化和生活中的常识存在往往是分离的。需要反思的是，以往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的认知是缺失的，对村社传统和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习俗存在是漠视的。我们已经习惯了从文字和文字构筑的文本经典去解读文明；习惯了从文人精英和王朝的更迭去解读文明；习惯了从学术理论的框架和权威者的声音去解读文明。我们还不习惯从生活的日常性与普遍性认知文明，尤其不习惯从村社农民的日常生活解读文明，这也是我们在文化研究方面至今不能建立起自己理论方法与学术体系的原因之一。

在今天中国古老农耕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型的特殊时期，多民族村社文化传统作为一种活的文明形态的认知，其意义是深远的，其面临的形势也是紧迫的。村社的含义既包含传统意义上的自然村落，也包含中国现代社会管理体制内最基层的行政村。村社是不同民族活态文化（非物质文化传统）传承的最具普遍意义的最小社会单元，也是最基本的有文化模式意义的文化承载实体，村社文化形态即是乡村农民以家族血亲和文化信仰认同构成的生存生活形态。在漫长的中国农耕文明历史发展中，村社文化持久顽强地承载了不同民族文化多样性传统，这些传统并没有随着王朝的消失与更迭而湮灭，也没有在历史的迁徙中被遗忘。村社的文化跟随着族群中人延绵存亡，人对文化的敬畏与生存心理的需求延续了文化，文化成为生活的日常。不同民族的村社生活形态守护着民族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多民族的农民群体是这个文化现实的传承主体。

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中，城市与村落是两种最具普遍性的聚落，两者都是文化与文明的基本承载实体。无论是古代社会还是现代文明，城市与村落都是互为关联依存的，但由于各自功能不同、生存形态的差异，城市与乡村保留着各自发展的不同文化方式。以村落形成的村社文化，在漫长的农耕社会具有其基本的存在意义和必然性。村社文化不仅传承延续着族群的文化信仰传统和生存方式，体现着本民族文化的初始特征和本原文化基因，也遗存着族群古老的文化记忆，和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印记。村社文化是民族文化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今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不可忽视的社会实践单元。村社文化在物质与精神方面都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明历史，今天我们从许多民族活态的村社文化传统中，依然可以看到文明遗存的丰富的文化类型。我们的少数民族剪纸研究项目即是在村社文化传统调查基础上展开的，从多民族村社剪纸活态文化田野调查积累开始，去发掘、探索建立有本原文化意义的中国剪纸艺术学。

作为活态文化的中国剪纸传统，是基于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形成的纸文明形态的活态传承。中国古代的造纸术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以汉字为主体的书写传统，推动了古代文人书画的普及和发展，也促进了以民间信仰文化为核心的活态文化的持续传承。民间的剪纸、年画、祭祀用纸、纸扎、灯彩、风筝、纸伞等，都是古代纸文明形态的延续。中国剪纸传统在漫长的农耕时代，具有多民族的文化普遍性，其反映了纸在人类生活中普遍使用的传统，纸承载的纹饰谱系极大地满足了不同民族信仰生活的需求，实现了民众的吉祥生存心理。

在古代的中国，纸不仅是文字与书画的载体，起到了复制、传播与记忆表达精神情感的功能，也成为民间信仰祭祀仪式中人与神、人与祖先鬼灵沟通的媒介和通道。在民间，纸本身是神圣性的，纸可以是灵魂（鬼魂）的载体，也是人们敬祭情感心理的载体。纸在民俗仪式中成为吉祥与不吉之物的替代与象征。纸在民间的普及，其最重要的文化意义是保持了纸文明初期时纸的神性与文化隐喻的替代性，保持了纸在日常生活中情感象征的实际功能。中国的剪纸传统极大地发挥了纸的本质特性，纸与镂空凿刻的纹饰谱系和仪式，共同构成了具有多民族普遍性的活态文化习俗传统。

纸的神性唤醒并维系着民间最古老的族群记忆，承载着古老悠久的纹饰符号信息。中国多民族的剪纸传统，在日常生活的信仰习俗活动中发挥了重要的文化作用。在农耕时代的乡村习俗生活中，使用广泛、数量巨大的是民俗仪式中的祭祀用纸，如祭神祭祖，或用于清明、端午等节日。纸还用来印制经文、神像、年画和纸马，用来糊制立体的彩扎、灯笼、神龛等。在中国有 30 多个民族有民俗剪纸的传统，以多民族乡村妇女为传承主体的剪纸传统，不仅在民间节日和婚丧习俗、人生礼仪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剪纸的纹饰谱系也构成了一个非文字的文化符号系统。口传文化、民俗仪式、民间纹饰谱系、文字文献典籍这些多元的文明因素，构成了认识本原文化多重视角的发现途径。

剪纸也是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国古代造纸术的发明影响了世界，但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剪纸和世界剪纸的具体关联和影响。中国古代最早的剪纸实物的考古发现，是在新疆吐鲁番地区阿斯塔那墓葬群中，发现了南北朝时期用于丧俗的剪纸团花残片；在甘肃敦煌的洞窟中发现了唐代与佛教习俗相关的剪纸塔与双鹿，发现了彩色纸花、纸钱与幡形剪纸；在陕西宝鸡陇县原子头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陶塔式罐上，发现了张贴在陶腹上的方形与圆形团花式剪纸。这些早期古代剪纸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已经比较成熟的剪纸形态，也看到了早期剪纸与信仰和生死观念的紧密关联。

中国古代早期剪纸的考古发现在中国西北地区形成了与丝绸之路相连的分布区域，在这个区域我们也进行了初步的田野摸底调查，以了解现在与丝绸之路相关地区活态的民族剪纸分布。在新疆首先我们发现的是吐哈盆地维吾尔族剪纸的传统，这里曾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今天剪纸仍在维吾尔族的刺绣传统中使用着。随后我们发现了伊犁和哈密地区哈萨克自治县的哈萨克剪纸。辽宁锡伯族的剪纸濒危了，但我们在迁徙到新疆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堆齐牛录乡看到了他们的传统剪纸。新疆的柯尔克孜族也有与刺绣相关的剪纸传统，新疆桑皮纸也有着近千年的历史，这都为剪纸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提供了可能。在河西走廊地区我们发现了裕固族的刺绣剪纸，但由于时间及经费的原因，河西走廊的剪纸调查还没有真正开始。

中国剪纸在亚洲地区的影响是明显的，在东亚地区的日本还保留着中国唐代时期的剪纸实物。日本也有自己的传统剪纸习俗，同时也是现代剪纸十分活跃的国家。在东南亚地区信奉小乘佛教文化的国家，寺庙中的剪纸纸幡及刻纸金水漏印使用得比较普遍。中国云南一些民族今天仍保留着传统的民间造纸术。关于中国造纸术和剪纸在亚洲地区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跨境田野调查和相关历史文献查阅，去发现其传播踪迹和关联性。剪纸不仅在亚洲，在美洲、欧洲也都有着各自的传统。至今在日本、缅甸、泰国、斯里兰卡、印度等亚洲国家，以及美洲的墨西哥，欧洲的波兰、瑞士、丹麦、芬兰、挪威等国家还有剪纸传统的遗存，但欧洲国家的剪纸已经是工业化时期的现代剪纸形态了。

从世界剪纸的文化背景看中国剪纸，首先是中国剪纸比较完整地延续了农耕时代的剪纸文化传统，保留了一个文化多样性的剪纸文化物种，使我们今天仍可以看到一个活态的剪纸文化形态，这在世界剪纸领域是个奇迹。北欧的一位剪纸艺术家告诉我，中国是世界剪纸的原乡，是联合国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她向往到中国来办剪纸展。中国多民族日常生活形态中的传统剪纸遗存，成为世界剪纸领域有文明认知意义的经典范例，也是认知中国本土文化多样性的代表性个案。事实即如此，在我十多年的海外中国剪纸互动推介中，不同国家的成年人与儿童都表现出对中国剪纸极大的热情，中国剪纸最大的魅力不仅仅是让世界了解了剪纸的丰富多彩，更主要的是剪纸会和每一个参与互动者发生联系，用中国剪纸可以讲世界的故事。

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项目的最初设想，产生于 2001 年中国剪纸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那时我们还不清楚中国少数民族剪纸的整体分布情况，只是选取了部分少数民族的剪纸田野调查材料录入了申报文本。后来随着申遗工作的逐步开展，以及在中央美术学院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建设的科研与教学中，我们坚持继续拓展和加强对少数民族剪纸状况的调查与研究。2009 年《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项目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点项目，此时我们已经基本摸清了全国少数民族剪纸的大致分布，也确定了不同民族田野调查的基本区域，相关不同民族剪纸学术研究的文献搜索工作也已基本完成，我们决定把中国多民族剪纸的文化现状通过基础田野调查摸清楚，我们坚持中国剪纸研究这个个案，寻找方法与积累经验，推动学科发展。

多民族剪纸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和传承保护的现实意义。作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剪纸，亟须完善补充少数民族剪纸的基础田野调查，摸清中国剪纸整体的文化形态分布，发掘梳理出中国多民族剪纸传统的基础文化信息。同时，鉴于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剪纸传统的濒危现状，开展抢救式调查记录的时间也是十分紧迫的。根据我们十多年田野调查的成果，在中国境内发现有多个民族有和剪纸相关的习俗传统，包括哈尼族、德昂族、拉祜族、傈僳族、苗族、布依族、侗族、水族、仡佬族、白族、彝族、纳西族、傣族、毛南族、瑶族、壮族、黎族、满族、蒙古族、鄂伦春族、赫哲族、鄂温克族、维吾尔族、锡伯族、柯尔克孜族、哈萨克族、回族、土族、土家族、羌族、藏族、裕固族、达斡尔族等。这些民族大多分布于中国偏远的西北、西南地区和东北部地区，其剪纸习俗传统以山地稻作文化和游牧渔猎文化为背景，剪纸以纸材和非纸材的植物、动物类皮质为媒介，以剪、刻为手段，其习俗功能不同于黄河流域麦作文化以窗花和刺绣花样为主体的汉民族地区剪纸，少数民族剪纸主要以祭祀、巫俗仪式剪纸和刺绣花样为主。实际上少数民族地区的剪纸习俗传统有许多还是我们未知的领域。十多年少数民族村寨剪纸传统的调查，也历练成熟了我们村社文化还原研究的方法。当我们把剪纸作为一个具体存在的文化事实，而非以往单一的艺术事物时，我们走进了村寨活的文化生态，发现了剪纸传承的人群，发现了剪纸作为生存事实的文化具体性、关联性和更深层复杂的生活内驱力。

由于近百年来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忽视，尤其对民间美术领域的忽视，中国民间剪纸的多民族整体性的调查与研究才刚刚开始，我们还缺乏建立在比较深入、科学田野调查基础上的文化研究，少数民族剪纸的基础性田野调查和学术研究还有许多有待填补的空白。

在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学科发展 70 多年的历史中，中国乡村的剪纸研究一直是学科学术发展的代表性个案，无论是延安时期对民间剪纸的采风与学习，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化的社团普查与推介工作，以及大学的民间美术与非遗相关的学科建设、剪纸的申遗与乡村社区传承等方面，中央美术学院在剪纸艺术研究领域的学术与艺术实践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美术学院 70 多年来三代人的剪纸研究学术发展史，不但催生着中国剪纸学的建立，也带动着中国民间美术教育传承的文化认知与艺术创作教学实践。剪纸作为一个文化物种，其文化的普遍性和多样性对大学建立本土文化体系的艺术学科发展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中国剪纸传统是一笔丰厚而又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不仅为我们展现了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多样的文化积淀，也为我们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纹饰谱系参照。剪纸也是不同民族文化信仰与文化思维的反映，剪纸是一种活态的文化传统，活态文化的共生性，使剪纸和服饰、节日以及婚俗等人生礼仪与多类型祭祀仪式等产生了广泛而紧密的关联。剪纸是一颗多面体的文化宝石，它折射出活态文化中多视角多层次的文化内涵。乡村妇女在剪纸中的艺术思维传统和艺术创造蕴含着丰满的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和艺术学价值，是本土当代艺术发展的灵感源泉。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中国正在经历着几千年农耕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文明转型期，以古老农耕文化为背景的多民族乡村社区的活态文化传统，在全球化和现代工业化的浪潮冲击下开始发生急遽快速的流变，许多活态文化类型已呈现出濒危态势。作为多民族活态文化传承主体的中国农民群体，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生存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革，年轻一代的农民群体已开始融入城市化发展的新市民行列，实际上他们早已成为标准的产业（或三产）工人，中国农村的活态文化传承已显现出断代的趋向。如何使民族文化多样性现实能持续健康地传承下去，如何使中国农村承传几千年的文化信仰、文化记忆、文化独特性活态保护下来，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时代难题。

反观改革开放近 40 多年来民间剪纸的社会变化，已呈现出民俗剪纸不断弱化、艺术型剪纸不断发展的趋势。随着国家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常态化，许多原生态的民俗剪纸传人走出家门、走出国门开始表演和传授剪纸，剪纸开始成为受中外人士喜爱的文化互动方式。作为活态文化的中国剪纸传统，在脱离开生活民俗实用功能后会不会消失？剪纸会不会成为现代文化形态中雅俗共赏的新艺术形式？剪纸会从日常生活形态走进艺术形态吗？少数民族剪纸的村社田野调查，使我们看到了民族社区信仰文化传统的顽强生机，剪纸会伴随着民族社区文化生态的存在而流变发展下去。

剪纸作为中国古代吉祥的纸文明符号，已积淀形成了中国人的集体文化意识。今天剪纸开始走入节日中的城市，包括一些国外城市举办的中国春节活动都在使用剪纸。而在国家九年义务教育和大学美术教育中正在开展的剪纸艺术传习，使剪纸的传承展现了新的前景。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是一个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的转型时代，也是一个民族从文化自发向文化自觉的转型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问题，许多是由非文化因素决定的，“三农”问题同样是与非遗传承相关联的重要问题，只有把真正的文化尊重和文化权益赋予农民，赋予多民族乡村社区，让农民群体成为时代文化舞台上真正的主人，文化的传承与兴盛才能真正实现。

2013年5月于中央美术学院非遗中心
2017年 7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