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多年持续的多民族乡村田野调查与研究,我们逐渐明晰了村社活态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并在田野实践中不断完善活态文化事实调查的方法与对象。无论是从古代农耕文化历史形态,还是现代社会国家管理体制来看,村社文化都构成了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小的文化单元,对村社活态文化的研究是中国民间剪纸研究的基础,也是非遗传承实践的基础。我们民间美术研究的学科与教学发展,也是在不断持续深入的村社文化研究中成长起来的。
活态文化的概念即一定自然生态中具有民族性和地域信仰传统内涵,同时具有一定形成历史的社会生活形态和生存实体。在这里“活态”的概念包含两层意义:一是从某个民族外部来看,这是目前存活的文化形态;二是从这个民族内部看,这是一个文化内在核心信仰价值体系仍然存活着的文化传统。从村社文化田野研究中,我们梳理出了活态文化的基本特征。
1.活态文化的现时性
活态文化是指以村社为代表仍在存活使用着的文化传统,其既不是古代文化形态,也非现代文化形态,不同民族的村社文化有其自身文化传统的时间归属性。
2.活态文化的历史承继性
由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和没有断裂的发展历史,以村社文化为实体的文化传统,有相应的文化区域的历史文化传承,但这个区域不是单一的考古文化区域的对应,也不是历史事件及历史文化发源地区域的单一对应。以人为本的村社活态文化有更复杂的历史迁徙背景和自身文化信仰认同区域。传统的家族血亲与宗族传统在深刻影响着村社文化的凝聚与发展,即使在相同的文化信仰认同区域,许多村社在文化上也存在着很多差异性。因此,活态文化的区域性文化历史传承圈,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尤其是那些非文化因素的影响。区域性文化历史传承圈的认定要以文化流传与发生地的具体事实调查为准,简单的文本概念套用会失去对事实的把握。
3.活态文化的共生性
村社生活形态(自然、农业、族群、信仰习俗、村社经济等)的整体性和文化生态的相关性,决定了村社文化的共生方式。地方性的宗教信仰、民俗、民艺、口传文化、村社经济等因素互补共生,共同构成了村社传统。
活态文化思维的混沌性特征是,活态文化作为村社以文化信仰为核心的公共性(公开的)情感生活,以人与自然感应关系的文化思维模式,注重生存(生活)经验的文化认知传承实践。文化以农业生产相关的历法时间意识贯穿,以隐喻性的文化空间(节日、祭日)应对实现时间意识中的信仰主题。活态文化以开放的文化格式和现实的生存需求为文化传承的主干,在文化的内容及形式上具有很大的变易性、同化性和包容性。文化的有机性与无机性、有序性与无序性共存,混沌的特性成为活态文化本体存在的内在生命特性,也是大自然的生命特性。原始朴素辩证的生命对偶思维成为活态文化传承的经验“哲学”,也成为民众思维的经验基础。
4.归纳活态文化特征
活态文化在文化与自然的对应关系上发展了天人感应的文化思维传统,不注重逻辑因果关系,注重天人感应的生存(生活)经验,注重选择适合地方生存和具体族群生活情感的文化方式。
活态文化以村社为文化传承实体,村社生存(生活)形态的整体性,形成了村社文化互补共生的特性。文化内部之间的关系以混沌性生存生命价值观为原则,形成了开放式的文化格式(仪式),表现出很强的文化应变、适应、顺从、同化等特点。
以人为本的村社活态文化,文化传承依附于村社生活的需求,依附于代表传承人的参与实践,因此,生活形态的变迁与代表传承人的变故,使文化潜存着脆弱性、濒危性和文化的不可再生性。
活态文化注重传统农业生产相关的农历时序性,以隐喻的“文化空间”(节日、祭日)方式,实现时序中的文化信仰节点,艺术服务于生存(生活)需求,艺术是文化信仰实现的情感手段。
1.方法
活态文化强调以生活事实调查为主体,以文化传承人、地方知识及生活经验解释为活的文本。在村社习俗活动事实的调查中,以参与式动态跟踪和口述调查结合的方法,发掘文化活的形式(仪式)及其过程,发掘传承人及生活当事人对事实的经验解释,注重“文化空间”中核心信仰主题的地方性知识调查。
以村社为文化传承基本实体的事实调查,是民间美术研究的重要方法。民间美术类型的个案调查,必须还原到具体的生活事实中认知其存在的状态和活的文化解释。要注重代表传承人和当事人的专访调查和个案研究,发掘传承人的口传文化记忆、民间艺术手工制作方法以及纹饰图像谱系和来源等相关内容。
图28 中央美院非遗中心田野调查队在云南省澜沧县拉祜族村寨调查(张雨心拍摄于2014年)
2.目的
活态文化研究,强调民间艺术类型的研究还原生活事实的基本原则,强调以活的文化事实和传承人(群体)为研究主体的学术价值观。调查与研究着眼于具体地域的生活事实。当今,全球化背景下,以村社为代表的乡村活态文化呈现出延续性、流变性、濒危性等不同的文化现状及趋势,因此,活态文化研究也成为文化传承、遗产保护、文化发展等社会实践最直接的认知基础。
活态文化研究,目的在于发掘蕴含在具体地域生活中的经验解释和民众认同的文化信仰内涵,发现活的隐喻及其叙事方式,发现推动地方活态文化传统的“情感内驱力”,以及以信仰文化为核心的生存价值观与村社文化方式。并以此研究文化传承的相关问题与保护抢救的实践对策。
《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调查与研究》项目团队以志愿者方式组成,参与者均为中央美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研究生或相关专业大学教师。项目工作原则首先以国家重点项目管理规则要求为准则,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信仰及习俗禁忌,尊重传承人。项目参与者的工作是一项有益于民族文化传承的志愿者行为,应在尽量节省国家项目资金前提下开展调查。为更好地完成项目,保证项目的专业学术水准,我们根据以往田野经验和新的研究问题制定了项目工作手册,每位志愿者以项目工作手册原则为参照,认真进行案头准备,并同时开展短期培训。
剪纸调查要把剪纸还原到村社的活态文化传统中去进行,村社文化形态作为剪纸活态存在的土壤和背景依托,是我们项目调查的重点(图28)。村社文化是民间艺术依托的具有相对完整和独特性的基础文化单元,剪纸艺术传统是非艺术的习俗行为,剪纸正是为村社文化信仰仪式及生活的需求而发生承传的。村社构成了具体民族社区族群信仰文化认同的社会基础,以及文化习俗程式相对稳定的活的形态。村社的文化传承由代表性传承人和文化传承人群共同完成。因此,调查原则首先是注重剪纸传统与村社文化形态的关联,以及剪纸在村社传统中不可替代的文化作用和独特的文化方式。
调查内容:
1.一年内村社文化信仰节日(祭祀)仪式的活动内容的调查(可按照二十四节气列表,也可按不同民族农耕文化传统中的历法列表)。
2.剪纸在村社各类信仰习俗事项中的使用方式与文化功能的调查。
3.以村社信仰传统为核心,调查村社文化传统中与剪纸相关联的其他民间文化(艺术)类型的文化相关内容。
4.注意同一区域民族族群不同支系间的文化差异,注意同一区域内不同民族剪纸传统的关联和相互影响。
5.调查传承现状存在的具体问题和民众希望解决问题的思路。
不同民族剪纸在村社中能维系传承至今,是由村社代表传承人及传承人群共同实现的,以人为本、口传身授的文化传递是村社重要的文化方式。发现传承人是深入剪纸文化核心的关键,因此对传承人口述调查和跟踪式调查,是挖掘剪纸文化传统的重要手段。同时,那些村社中从事其他民间文化信仰类型的代表传人也是口述调查的重点,他们同样是村社文化信仰重要的解释者与文化记忆群体。
调查内容:
1.传承人从艺经历及师承,向下一代传承的情况,传承人的从艺时间和在村社中的影响。
2.传承人所掌握的全部剪纸纹样类型(代表性传承人是记忆掌握村社剪纸纹样谱系的主要知情者),对传承人的制作工艺、口诀、传说和剪纸习俗信仰相关内涵解释的记录与发掘。
3.传承人对剪纸民俗仪式及剪纸在生活中使用功能和过程的口述解释。
少数民族剪纸与汉民族剪纸在民俗使用类型上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节日文化空间的使用上不同。少数民族节日环境布置用的剪纸类型很少,剪纸主要使用在服饰、祭祀、巫俗以及人生礼仪习俗中。因此,调查剪纸纹饰系统,首先应关注文化信仰内涵及功能使用,尤其是不同民族巫俗方面的文化内涵及仪式过程。在纹饰形式因素上,注重剪纸的传统程式调查,剪纸的分类可以文化信仰功能来分,也要兼顾造型形式本身的文化属性,如以人物、动物、植物、天地自然、复合形式、几何纹饰类型来分,注重剪纸纹饰和村社农业生活、信仰传统以及自然生态因素的关联内涵。民间美术的分类是一个开放的研究领域,项目参与者可以实地文化调查事实为依据,探索更贴近生活的分类原则。
此项目宗旨即希望能在全球化背景下,在中国几千年农耕文化传统急速流变、消失的特殊时期,抓住记录中国多民族剪纸艺术传统的最后机会,记录下21世纪初中国多民族乡村剪纸艺术传统濒危时的“生命之书”。因此,挖掘收集整理不同民族区域完整的剪纸艺术形态,其中剪纸实物收藏的完整是至关重要的,或许,这也是最后一个机会,因为许多村寨的高龄传人已经逝去了。
剪纸类型收藏得完整,不仅是项目专著完成的保证,也是以后展览实现的根本。所以,各民族区域子项目承担者对剪纸作品实物的收藏,成为项目工作的一个必须做好的基础,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和复杂的沟通环节,因此,收藏工作中应考虑到以下因素:
1.在传承人的调查中要有极大的耐心和尽可能的(剪纸)专业眼光,挖掘完整的剪纸形态和代表性剪纸纹样。
2.剪纸的收藏应考虑到合理的保管,避免损坏。对那些文化空间中、仪式中使用的剪纸,应考虑到最后展览时的辅助依托物的收藏,以保证其立体的展示效果。
3.做好收藏作品的档案记录,对作者的年龄、居住地,以及收藏日期、材质和纹样内涵等给予登记。
调查报告格式:
1.已有学术成果和学术研究历史及现状信息;某一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近百年相关学术成果汇编,其中包括学术方法、学术研究成果、传统剪纸纹样收集、主要研究区域和传承人状况。
2.某一民族剪纸艺术传统文化背景及现状综述;在前人研究成果与项目调查信息汇总基础上,对某一民族剪纸艺术传统进行概述。
3.以某一民族具体村社为调查个案的详细剪纸艺术传统调查,内容包括:
(1)与村社文化相关的农业及文化生态和口传历史、地方文献信息背景。
(2)村社习俗仪式中的剪纸传统类型及其文化信仰功能和内涵。
(3)代表传承人口述调查。
(4)剪纸传统相关习俗生活图像资料拍摄及实物收集。
项目的可持续目标是指项目结束后又继续进行项目中的核心学术价值及田野文化研究。这是一个超出了项目内容的指向和实践理想,但项目主题文化精神及民间艺术传统的可持续,对中国当代艺术和美术教育具有更长远的文化意义。我们把项目可持续的目标定在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和建立中国剪纸艺术学的方向上,我们把中国剪纸作为具有多民族代表性的文化物种进行可持续的基础研究,希望通过中国剪纸的基础个案研究去开拓成熟民间美术的研究方法,建立起“中国剪纸艺术学”的理论基础。一个大学的文化遗产专业学科,能把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物种的基础田野调查和基础文化研究做扎实,这对文化传承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对那些处境濒危和正在快速流变的文化物种尤其重要。21世纪的前30年,可能是中国几千年古老农耕文明中许多非遗类型最后抢救记录与发掘整理的最后机会。我们坚持多民族民间剪纸田野的基础研究,即是在探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物种的抢救保护经验,这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必有的基础。
项目后续具体实践的方向,即通过此项目推动中国教育领域“中国剪纸艺术传统认知与艺术实践课程”的普及。剪纸是民间艺术的基础,也是多民族文化多样性的艺术,代表了最具本土文化价值的艺术传统,这个传统在主流文化和教育体制内的传承实践有待普及。剪纸艺术不仅是一种民俗实现的可能,剪纸也会成为一种新兴的民族艺术方式在当代文化形态中得以再生。2009年9月中国剪纸已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世界非遗的中国剪纸艺术资源,应该进入中国教育体制中进行传承,而中央美院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三代人七十多年的实践,即是梦想把民间艺术引入大学美术教育。和中国剪纸独特的文化缘分使我们已清晰地看到,中国剪纸艺术传统会像中国书法传统一样,在脱离开文化习俗的实用功能后,进入主流文化舞台,成为现代生活中雅俗共赏的艺术传统。
图29 2003 年,为中国剪纸拍摄申遗纪录片,乔晓光、朱靖江在余未人的陪同下,赴贵州黔东南苗寨进行田野调查
图30 2003 年,为拍摄中国剪纸申遗纪录片,在贵州梭嘎苗寨进行田野调查
图31 2004 年4 月8 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剪纸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从左至右:杨力、冯骥才、潘公凯、高晓桥(日本人)、刘疆、靳之林(乔晓光拍摄)
图32 2015 年9 月,乔晓光带队在四川理县蒲溪村调查羌族剪纸传统
图33 2017年1月于青岛出版集团商洽《中国少数民族剪纸艺术调查与研究》八卷本出版事宜(张冬萍拍摄于2017年)
图34 赵岩和他的志愿者设计团队在中央美院非遗中心工作(张冬萍拍摄于2016年)
藏族自称“博[bod]”,主要分布在我国西藏、青海、甘肃、四川和云南等省区。藏族传统的地理概念划分为三大区域,即藏南山原湖盆谷地区的“卫藏”,藏北高原湖盆地区的“羌塘”及藏东高山河谷地区的“朵康”。在川西北部以嘉尔木·墨尔多山为中心,周边的辽阔区域内生活着现称“嘉绒藏族”的族群。过去嘉绒地区的人民到西藏大寺院求学,入册登记都标注“嘉绒”“嘉莫绒巴”“察柯”等籍贯。对嘉绒有诸种解释:一为靠近汉区的农人;二为靠近东方河谷地带的汉人;三为唐代“嘉良夷”部落的后裔;四为古冉駹部落的音译误称;五为吐蕃时代划分的藩地,是“嘉尔木·擦瓦绒”政区的简写;六为以嘉尔木·墨尔多神山为名,称“嘉莫(即嘉尔木)绒”或“嘉尔木绒巴”。
藏文史籍记载,朵康地区有四大绒,即东方“嘉尔木·擦瓦绒”、南方“擦瓦绒”、西方“贡波绒”、北方“阿杂绒”。嘉尔木即藏语中的山神名,擦瓦即居住在擦曲
流域的人,“绒”即河谷农区。
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嘉绒藏族也各有称呼,如汶川瓦寺土司所辖地区藏族自称“德利布”,四土藏族自称“垄巴布”,理县五屯藏族自称“嘉卡布”(汉区山口的人),草地及西康藏族称嘉绒藏族人为“嘉绒娃”,过去汉文献写成“嘉戎”,今通译作“嘉绒”。
嘉绒藏区大部分地区有着相通的交际语言,可理解为嘉绒“官话”,同时,各区域内也存在“家(庭)语”,只用于村寨内部交流,对外并不使用,互相之间也不能交流。
嘉绒藏族主要分布在四川与云、贵、甘、青四省结合部的大渡河、金沙江、岷江和黄河源头部分流域。东起都江堰、汶川和雅安地区,西至炉霍、雅砻江一带,南起石棉、冕宁地区,北至壤塘、红原地区,与班玛县接壤。历经元、明、清三代,逐渐分封领地、设置土司,于清顺治年间形成“嘉绒十八土司”的格局,藏语称“嘉绒甲卡却吉”。清乾隆皇帝“十大武功”,即包括在嘉绒地区进行的两次“金川之战”,损失巨大,被认为是“得不偿失”的战争。乾隆皇帝也承认“金川……僻处穷荒,迥非吴逆三藩及噶尔丹等可比。上年劳师动众实为不值。”
此后百年间,嘉绒土司与土屯活跃于中国各阶段的战争中,与近代中国的命运发生紧密关联。
1949年以前,众多学者对其地进行考察研究,称其居民为“嘉绒民族”“羌戎民族”“嘉绒族”“番人”或“西番”等,1949年以后则通称嘉绒族。直到1954年后,经过民族认定,将嘉绒族划属藏族,因以称为嘉绒藏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