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小杜丽》是查尔斯·狄更斯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先是连载，自一八五五年十二月至一八五七年六月间共连载了十九个月。一八五七年五月出了单行本，狄更斯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中他流露出因拥有这么多的读者而感到的喜悦。的确，《小杜丽》一书的销售量是空前的。这部巨著也是狄更斯创作后期的重要作品，对于我们了解英国十九世纪中叶的社会面貌是有极大的价值的。英国政治的腐败，统治阶级的虚伪、欺骗，大资产阶级的贪婪，上流社会的虚假，下层人民的贫困，都在作者笔下暴露无遗。正因为这一缘故，《小杜丽》一书的出版，遭到了当时资产阶级评论界的指责，认为这部书是狄更斯小说中最糟糕的一部，因为在他们的心目中，狄更斯是创作了脍炙人口的《匹克威克外传》的大幽默家。可是，《小杜丽》奉献给读者的是一幅反映英国社会之黑暗的图画，马夏尔西狱这座债务人监狱被当作整个社会的缩影，加以毫不留情的揭露。其实，狄更斯在《小杜丽》中并没有抛弃他所擅长的幽默手法，只是作者在这部巨著中所持的政治观点得罪了许多人，这正反映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狄更斯面对的主要是中产阶级的读者，他在创作中时时记着维护英国中产阶级的利益，遵循中产阶级的道德标准，迎合中产阶级的情趣，使用中产阶级的语言，因此，他在政治上只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所颂扬的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但是，他毕竟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文学巨匠，他的生活经历与家庭遭遇在他思想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的爱憎便鲜明地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了。

如果说一部小说的情节是一条伸向终点的道路，那么，狄更斯的《小杜丽》开头与结尾之间有一个似乎找不到出路的迷宫，因为这本书的情节是极为复杂的。女主人公小杜丽的父亲威廉·杜丽先生因负债进了马夏尔西债务人监狱，一蹲便是二十几年，小杜丽便是在这债务人监狱中出生的，被一批批的债务人称作“马夏尔西狱之女”，因为长得瘦小，人称小杜丽。而小杜丽的命运又与克莱南先生一家联系在一起。克莱南先生二十岁时离家到了父亲的身边，直至四十岁的中年，在远在中国的父亲去世之后，才回到阔别二十年的英国。他寄回国的父亲的遗物中有一块表，表的衬布上写着反映他们家一段历史的“永不忘”三个字的首字母。他心中有不少的疑问，并把疑问与小杜丽联系在一起。他想从母亲口中问出父亲生前是否屈害了哪一个人而始终没有作出过补偿。然而，克莱南太太是维多利亚王朝时代典型的冷酷而虚伪的宗教信徒（尽管作者最后还是美化了她），克莱南先生没法从她那里得到答复。他只得多方了解，想弄清小杜丽的家世，由此，作者向读者展开了错综复杂的情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当时英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小杜丽的父亲威廉·杜丽先生因继承了一笔搁置多年的遗产而终于离开蹲了几十年的马夏尔西狱，成了一个富翁，开始了他的国外旅居生活。然而，巨富并没有给杜丽先生带来真正的幸福，他只不过是从一个监狱到了另一个监狱——整个社会也是一座监狱——而且，他的财富也因金融家莫多尔的畏罪自杀而付之流水。只有人与人之间的爱才给人带来真正的幸福。小杜丽烧毁了能给她带来物质财富的遗嘱，与克莱南结婚，如同狄更斯《圣诞故事集》每一篇故事一样，《小杜丽》也以美好的结局而告终。这是狄更斯的一贯手法、一贯追求，然而，狄更斯给这部巨著添的结局也不过是一种理想而已，他所颂扬的爱，其实并不能解决他所提出的严重社会问题。

然而，狄更斯的文学创作的一大贡献并不在于他对提出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他毕竟不是一个革命者，十九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毕竟也只是半面的现实主义。他对十九世纪英国维多利亚王朝时代作了如此深刻的揭露，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无法解决的内在矛盾，塑造了如此众多的文学形象，为后人留下了如此丰富的文学遗产，在英国文学史上他可与莎士比亚媲美。而《小杜丽》描绘的社会画面之广阔，内容之深刻，社会影响之深远，创作手法之多样，又是他前期作品所不及的。中国读者及研究者对狄更斯并不陌生，早有林琴南介绍翻译过狄更斯的几部重要作品。读者深知作者对英国下层人民的同情，《块肉余生述》（即《大卫·考坡菲》）、《孝女耐儿传》（即《老古玩店》）、《孤星血泪》（即《远大前程》）、《双城记》等都是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但是，对于《小杜丽》，读者就不很了解，甚至研究者中也有对《小杜丽》未作深切了解的，因此，竟认为本书是揭露“贪财成性的主教加斯贝、用漂亮的外衣掩盖肮脏的灵魂的银行家莫多尔以及盘剥有方的房东”的。似乎书中贪财成性的是主教卡斯贝，另有一个盘剥有方的房东。其实，《小杜丽》中的卡斯贝并非主教，而是“用漂亮外衣掩盖肮脏的灵魂、贪财成性、盘剥有方的”“房东”或者说是“地主”，他的漂亮外衣在小说最后被其雇佣的收租人剥去，暴露在房客们面前的是其贪财成性、盘剥有方的肮脏的灵魂。

在狄更斯的小说中，《小杜丽》是最切中时弊、实有所指的一部。作者在这部作品中最广泛、最明显地搜集了他的生活及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所提供的素材，并且出色地将具体的事实与普遍的真理结合在一起，从而使这部作品成了一部伟大的虚构作品。西方的一些批评家往往将狄更斯仅仅看作是一个幽默讽刺大师，读者也往往觉得作者手法的夸张，殊不知狄更斯的《小杜丽》的人物形象都有真人模特儿，并非纯乎是夸张。作者在一八五七年五月为本书所写的序中指出，所谓拖拖拉拉部及莫多尔这个人物并非夸张，他写道：“倘若我可以冒昧地为那个荒唐的产儿莫多尔先生辩护，我就会提醒诸位，他产生于铁道股份时代之后，正处于某家爱尔兰银行以及其他一两个同样值得称赞的企业的时代。”打开《小杜丽》，第一句便是：“三十年前，有一天，马赛在烈日下烤晒。”作者向读者交代故事发生在十九世纪的二十年代。而实际上，小说中描写的社会大都是五十年代的社会，甚至《小杜丽》创作过程中所发生的事件也有触及。狄更斯在序中提到的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六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英、法、土耳其、撒丁王国对俄国的战争，是欧洲列强争夺中东的战争，英国于一八五四年三月参战。战争虽然以更加无能的沙俄失败而告终，但是对英国来说，政界与军界的腐败造成了参战部队的惨重伤亡，疾病与严寒，以及指挥失误造成了大量伤亡。英军总司令老习惯把法国（英国的盟军）称作敌人，当时《泰晤士报》的战地特派记者的电讯报导使国内哗然。一八五五年一月，J. A.罗巴克向议会就战事提出质询，并于五月提出质询委员会报告，最后导致了亚伯丁政府的倒台。狄更斯的朋友莱亚德在战争期间访问克里米亚回来，决定要来一场行政改革运动。狄更斯是支持这一运动的，他于一八五五年五月加入了莱亚德发起的“行政改革协会”。同年六月二十七日他在该协会上作了措辞激烈的抨击政府的发言。莱亚德于同年六月十五日在平民院发言指出，政府迁就党派与家族利益，推行盲目的文牍主义，使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在《小杜丽》上卷第十章“包含了治理科学的全部内容”中作者写道：“有时候，义愤填膺的人起来抨击拖拖拉拉部。”反映的正是这件事。作者对拖拖拉拉部的讽刺是毫不夸大的。一八五五年一月亚伯丁政府倒台之后，帕默斯顿上台当了首相。（顺便说一下，此人当过多年的外交大臣，英国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他是该负责的。）对于行政改革运动，他是竭力阻挠的。《小杜丽》中的台西默斯·泰特·巴纳克尔勋爵即是帕默斯顿的影子。作者在上卷第三十四章写道：“不错，台西默斯·泰特·巴纳克尔勋爵光临了。他是凭借一个义愤填膺的意见，进入官场上层的，这个意见即，尊敬的先生们，我要坚信一条，对于这个自由国家的大臣来说，他应该去限制其国民的慈善事业，阻止他们的施舍之举，束缚他们的热心公益之精神，压抑他们的奋发创业之精神，控制他们的自立自强之精神。”同年四月、五月，狄更斯还在《家常话》上著文抨击帕默斯顿以及政府的腐败、治理的混乱。至于《小杜丽》中的金融家莫多尔，他便是以爱尔兰的梯普勒里银行董事、议员萨德莱尔为原型的。他从银行透支了二十万英镑，于一八五六年二月十六日自杀。当然，在莫多尔身上还可以看到另一个真人的形迹，即“铁路大王”乔治·哈德森，此人便是从默默无闻一跃而为上流社会所膜拜的暴发户，因八千万英镑股票的破灭而遭流放的。

说到马夏尔西债务人监狱，狄更斯则更有切身的体验。一八二四年二月二十九日，约翰·狄更斯即查尔斯·狄更斯的父亲，因负债四十英镑而被捕，三天后被送进了马夏尔西债务人监狱。当时狄更斯才十二岁。三月二十五日狄更斯的母亲带着几个尚小的孩子搬进了狱中，狄更斯则寄住在别处，但他的星期日都是在狱中度过的。后来狄更斯搬到了马夏尔西狱附近兰特街的一间阁楼里，早餐、晚餐便都可在狱中用了。当时狄更斯在一家鞋工场当包装工，每周工资六先令。狄更斯的父亲因祖母去世留给他四百五十英镑的遗产而出狱。那是五月二十八日。他在狱中便是犯人委员会的主席。一八三四年他父亲又因负债进了马夏尔西狱。这一回是儿子查尔斯保释的。《小杜丽》中的威廉·杜丽先生多像作者的父亲！

狄更斯十七岁（一八二九年）时候的恋人玛丽亚·贝德耐尔是《小杜丽》中弗罗拉（Flora）的原型。《大卫·考坡菲》中的朵拉（Dora）与《小杜丽》中的弗罗拉名字的谐音都并非巧合，都与玛丽亚有关。少年狄更斯常与玛丽亚来往，但玛丽亚的父亲是银行的经理，对年轻的狄更斯印象并不好，不相信他会有多大出息，于是将女儿送往巴黎求学。大约两年后回到英国时，玛丽亚对狄更斯的态度显然冷淡得多了，然而，只是到了一八三三年狄更斯才失望地与玛丽亚断绝了交往。后来玛丽亚与一个叫亨利·温特的商人结婚。一八五五年二月十日狄更斯收到玛丽亚·温特的一封信。狄更斯感慨万分，“二十三四年过去了，就像一场梦，拆开这封信就有我的朋友大卫·考坡菲恋爱时的感触。”这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他见到了玛丽亚·温特。三月七日温特夫妇与狄更斯夫妇一起进餐。两人的会面给狄更斯对浪漫的往事的回忆一个极大的打击，过去妩媚的姑娘现已中年了，身材发胖，举止做作，还喜欢在茶中加白兰地。《小杜丽》是在同年的五月开始创作的，书中关于弗罗拉这个人物的描绘是幽默、动人的。

狄更斯一家于一八四四年七月二日至一八四五年六月在法国、意大利度了一个长假，后来狄更斯又与友人去过这些地方，并将法国、意大利之行都记在了《意大利风光》一书中。一八四五年六月七日狄更斯给福斯特的信中曾有“我总得找到某种方式来用一用这些经历”的话。《小杜丽》一书果真把这些经历用上了。《小杜丽》开卷第一章便是法国的马赛，读着《小杜丽》的第一章，便使人想起《意大利风光》中狄更斯当时记下的见闻，“从我们左边望去，只见一片死气沉沉的坡地，上面是马赛商人的乡间宅第，尽是白得刺眼的房屋，杂乱无章地挤在一起。……市内居民有的成群地坐在人行道上，有的坐在房顶上呼吸新鲜空气；有的在闷热、不透风的林荫道上散步”（《意大利风光》第30、31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小杜丽》下卷杜丽先生一家人的旅游路线仿佛便是《意大利风光》的再版。

狄更斯小说中人物的名字也都有来历，上文已提到过。“杜丽”（Dorrit）这个姓氏是从一块墓碑上受到的启发。小杜丽的姐姐名叫芬妮（Fanny），而狄更斯有一个妹妹就叫芬妮。威廉·杜丽先生的兄弟叫弗莱德里克（Frederick），狄更斯的兄弟也有一个叫弗莱德里克。这早已是狄更斯写小说的习惯做法了。

然而，这并不能说狄更斯的《小杜丽》仅仅是一部简单的事实记录，人物、事件确实是狄更斯小说世界的典型人物与事件。译者列举上述真实原型旨在指出作者并非纯乎是夸大，具体的真实是与一般真理融合的。在今天中国读者看来是荒唐的事件也都是十九世纪中叶一个普通英国人所经历的，也正是这些真实的人与事，使这部小说体现出其深刻含义来。

对于今天的作家与文学评论家来说，《小杜丽》也揭示了一条真理，文学的源泉毕竟还是生活，片面强调主体意识会使文学的道路越来越窄，同时，摈弃“反映论”是唯心的。狄更斯毕竟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在创作《小杜丽》这部巨著时所采用的来自英国十九世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这些素材及原型都是为体现这部作品的主题服务的，作者并没有囿于个别政客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描述克里米亚战争在英国引起的反响，并没有详述马夏尔西狱这座债务人监狱的历史。社会现实使狄更斯认识到，他所处的那个世界仿佛一座监狱，监禁了人的创造性，是贪婪、欺骗、虚伪给人们带来了毁灭，他要揭露的是官僚机构的政治腐败，他悲叹美好事物的破灭，因此他对此作了无情的揭露，抨击了他所憎恨的恶，颂扬了他所追求的善，并指出爱才是摆脱这一切的出路。

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融合是必要的，于是，改革法案时代（一八三二年）与五十年代的议会改革融合在一起了，两个时代的主要人物都扮演了类似的角色。而各个时代的反动势力都害怕舆论的力量，把人民都称作“暴民”，就像戈文太太餐桌上的人那样：

“只要约翰·巴纳克尔，”戈文太太在彻底揭露了时代的堕落之后说道，“只要约翰·巴纳克尔丢掉那个最令人遗憾的讨好暴民的念头，就会万事大吉的，我觉得国家也就会安稳了。”

高鼻梁的老太太表示赞同，不过她作了一点补充，倘若奥古斯塔·斯蒂尔特斯托金发一个总命令，出动骑兵冲锋，她觉得国家也就会安稳了。

那高贵的冷凝器先生表示赞同；不过他作了一点补充，倘若威廉·巴纳克尔和都铎·斯蒂尔特斯托金在携起手来，组成了一个出色的联合的时候，大胆地堵住报界的嘴，凡是胆敢对任命的国内或派往国外的权威人士的所作所为说东道西的报纸编辑，均依刑罚论罪，那么，他觉得国家也就会安稳了。

这里的奥古斯塔·斯蒂尔特斯托金暗指反对一八四八年宪章运动和一八三二年议会改革的惠灵顿公爵；而骑兵的冲锋确也在一八三一年和一八五四年发生过。所谓“讨好暴民”则是指主张议会改革的约翰·拉萨尔勋爵了。至于“说东道西的报纸编辑”指的是《泰晤士报》编辑已是肯定无疑的了。该报编辑约翰·德莱恩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派出战地记者威廉·亨利·拉萨尔，从前线发回通讯，使当时的保守党惊恐万状。狄更斯在这里用了“指桑骂槐”的手法，他的小说背景虽然是在二十年代（小说一开头便交代了时代背景，而且马夏尔西狱至一八四九年已经关闭），而揭露的却是克里米亚战争时期的英国统治者。顺便说一下，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鸦片战争尚未爆发，但是狄更斯在《小杜丽》中也揭露了英国统治者的侵略性：“只要哪一个无畏的航海家在地球任何一个地点插上一杆旗子，以大不列颠的名义占有了它，这一发现立即便会被获知，拖拖拉拉部立即便会派出一名巴纳克尔家族的成员，送出一个公文递送箱。于是，巴纳克尔家族遍布全世界，四面八方都有——向东南西北各处送出公文递送箱。”

虽然莫多尔的原型是约翰·萨德莱尔，但是狄更斯在采用这一原型时仍是为小说的主题服务的。作者曾经读过塞缪尔·华伦的《一名已故医生日记摘抄》，莫多尔的一生与该书中“伪造者”的历史何其相似乃尔，狄更斯对莫多尔先生病症的描述，是得益于这本日记摘抄的，骗子的病症其实是罪犯的伪造罪行。莫多尔先生的习惯姿势是一只手像手铐似的抓住另一只手，而他的管家仿佛是他的看守，这样的描写便紧扣了小说的主题，一切都是欺骗，社会便是一座监狱。

狄更斯家庭及个人的经历也是用来为主题服务的，他并非是在写自传；狄更斯的意图是要揭露英国资产阶级社会貌似体面，然则这个社会不过是一座监狱而已：

约定的那个星期的最后一天，曙光照到了马夏尔西狱大门的铁栅上。自从小杜丽离开，大门哗啦一声关上以来，整夜都是黑乎乎的铁条，此刻在一早便红彤彤的太阳照耀下变成了金色。尘世这座监狱的栅条，那又长又亮的日光，斜照着这个城，斜照着城中零乱的屋顶，斜照着城中教堂塔楼的窗饰。

这个社会确乎是堕落了，富有创造性的丹尼尔·多伊斯这位实业家一生坎坷，创造发明几十年却得不到政府的承认，而斯巴克勒这样的白痴却进入了政府的上层：“产生了莎士比亚、弥尔顿、培根、牛顿、瓦特的国土，产生了一大批古今抽象哲学家与自然哲学家的国土，产生了群星璀璨的自然与艺术的征服者的国土，召唤斯巴克勒先生回来管起这片国土，免得它毁于一旦。” 这已经是作者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官商勾结的腐败现象之后的结论了。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美好的事物是决然要化为泡影的，弗罗拉从可爱的少女一变而成为讨人嫌的妇人，作者显然不只是回忆少年时代的恋人，而是高度典型化了，都是为同一个主题服务的。

作者在小说人物性格塑造上，其手法也显示出具体与一般的结合。

狄更斯的《小杜丽》为读者展现了一幅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社会的丰富图画，而这一幅图画中又有众多的人物。作者所擅长的便是典型化的人物性格创作手法，只寥寥数笔，便入木三分。这正是狄更斯的幽默与讽刺手法的艺术魅力。

小杜丽的父亲威廉·杜丽先生是因合股投资落了空，负债而进了马夏尔西债务人监狱的，这位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中产阶级人士从此便开始了他的狱中生活，一蹲便是二十几年。在狱中，他有沾沾自喜的时候，也有悲观失望的时候，但无论是悲，还是喜，他始终是个身陷囹圄的人，“浑身冒着监狱的腐败气息，灵魂沾染了监狱的污秽”。监狱二字，在这里是应读作“腐败的英国社会”的。他毫不亏心地接受“狱中人”的“纪念品”——钱币，吃着小杜丽在克莱南太太家做针线活挣的、饿着肚子节省下的食品，然而，对于从救济院出来看望他的普罗尼希太太的父亲老南迪，又俨然是保护人的态度了：

“你记住了，别忘了我们，知道吗，南迪，”马夏尔西狱之父说道。“记住了，你要再来，只要你有一个下午的空的话。出来了，不来看望我们可不行，不然的话我们会嫉妒的。晚安，南迪。下楼梯可得要小心哪，南迪；楼梯高高低低，都坏了。”他说完这些话便在楼梯口站定了，望着那老人走下楼梯；他回到房间里，脸上流露出庄重自得的神情，说道：“叫人看了心里很难受，克莱南先生，尽管你心里也有一些安慰，因为他自己倒并不感到难受。这可怜的老汉完全不中用了。精神垮了，完蛋了——都压碎了——精神都在他身上研成粉末了，先生，全都研碎了！”

然而，杜丽先生因继承了一笔搁置多年的遗产而即将出狱时，他的脸便大变，对律师腊格先生“态度傲慢”，开始训斥了，甚至对马夏尔西狱的司法官，态度也“极为苛刻”，虽然以前与他从未曾有任何分歧。杜丽先生在狱中曾得到过克莱南先生的关心与帮助，然而他一旦出狱之后，便与克莱南疏远了，因为与克莱南的接近使他想起了过去的不体面。他出狱后到了意大利，其间曾回国一次，马车经过的路线避开了马夏尔西狱所在的街；然而，先前马夏尔西狱看守的儿子小约翰带着一捆雪茄（杜丽先生在狱中时常心安理得地收下过追求小杜丽的小约翰的多次馈赠），来到他下榻的旅馆看望他，他恼怒了，训斥他不该找上门来，坏了他的名声：

“喂，先生，”当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人、没有旁人听他们说话的时候，杜丽先生朝着小约翰转过身来，一把揪住了他的衣领，说道，“你这是安的什么心思？”

约翰的脸上呈现出的惊讶与骇怕——因为他原是等着接下来让杜丽先生来拥抱的——是那样有力地表现出来的惊讶与骇怕，杜丽先生见了也就松了手，只是朝着他直瞪眼睛。

“你怎么敢做这种事？”杜丽先生说道。“你怎么敢到这里来找我？你怎么敢来侮辱我？”

他巴结金融家莫多尔先生，与莫多尔攀亲便是加固与上流社会联系的基础。然而，他的“空中城堡风雨交加”了，他除不掉浑身的“监狱的腐败气息”，洗不清灵魂上沾染的“监狱的污秽”——资本主义社会这座监狱的“腐败气息”，资本主义社会这座监狱的“污秽”；他终于神志恍惚了，思想上又回到了马夏尔西狱的铁门之内，在一次上流社会人士的筵席上，他当众演讲道：“女士们，先生们，现在——哈——由我负责——嗯——来欢迎你们光临马夏尔西狱。欢迎光临马夏尔西狱！”这样神志恍惚了十天之后，他悄悄地离开了人世。多么可怜的一生，多么可悲的一生！他，这位中产阶级人士，是资本主义上流社会、大资产阶级的牺牲品。

照英国现代文学评论家E. M.福斯特的说法，狄更斯的人物几乎都是“扁”的，即用幽默、讽刺的手法塑造的，三言两语便可概括人物的全部性格特征，每一次登场都是这一面的特征。我们不妨举几个例子。克里斯托弗·卡斯贝，即克莱南先生少年时代的恋人弗罗拉的父亲，“头发如此灰白，动作如此迟缓，性情如此平和，如此沉默寡言，脑袋如此般高高隆起，称他为可敬的老人是恰如其分的”。然而他却是贫苦人聚居区“伤心园”的地主，“他靠每周交租金的房客发财致富，那是远近闻名的，把几个没有什么出息的院落、几条小路租出去，从石头缝里榨出了不少的血来”。富翁莫多尔先生，他是个“没有耳朵的弥达斯，此人能点物成金”。他“沉默寡言”，“额头宽大，向前突出，并且非常机警”，“他对于袖口，表现出一种颇为不安的神色，仿佛那两个袖口由于有与他相通的秘密，而急于把他的两只手遮住是理所当然的”。他在那咄咄逼人的管家面前，便会立即“抓住自己的手腕，那样子就同警察一样，在炉前地毯上走过来又走过去，或者在奢华的家具摆设之间蹑手蹑脚地走动”。暗指莫多尔实则是一名骗取了巨款的罪犯，他的病症即是生怕罪行真相大白。克莱南太太，“一张严厉的面孔，一颗冷酷无情的心，整天坐在那里，面前放着一本《圣经》”，“仿佛所有的书（！）只有这一本是一座抵御温和的脾气，自然的感情，以及文明的交往的堡垒”。弗林特温奇，“脑袋歪斜，走起路来往一边倒，像一只螃蟹横行一样”，他“伛偻着背，干瘪的模样，然而两眼敏锐”，“他的天生的尖刻与活力，老是与另外一个习惯性压抑的天性抗争，结果他的面孔呈现出臃肿和充盈的样子”。甚至他的话也是歪歪绕绕地说出来的，可见此人肚子里尽是阴谋诡计。克莱南的朋友弥格尔斯先生有句口头禅叫“我们都是讲究实际的人”，尽管他心中不满意出身名门望族的女婿，然而毕竟因这门亲事而与显赫人物结上了缘——好心善良的人讲究实际到了这个地步。小杜丽的姐姐芬妮老想着出入上流社会，一遇上不称心的事总要说一句“真不如死了的好”，可见其浅薄与爱虚荣。弗罗拉（即芬沁太太）在相隔二十年以后又与少女时代的恋人克莱南相遇，她老是提起那些日子，但是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弗罗拉不但“言语噜苏，而且痴笨”。她说起话来一句紧接着一句，没有停顿（作者几乎不用标点，倘若出现标点，则说明弗罗拉说完一长串话停下来喘气）。她说爸爸还是过去的样子，而她却变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爸爸的妈妈呢”。但是她心地善良，是个喜剧人物。至于杰纳勒尔太太，她可以说是维多利亚王朝时期行为规范的化身了；她没有见解，但认为世上没有所谓不正当的行为，然而她排除不正当的行为是采取回避的办法，装作世上并无所谓这类东西的样子。在这个虚伪的人物身上，我们又可体会到作者特有的幽默与讽刺。

上文已经指出，《小杜丽》中的马夏尔西狱这座债务人监狱，是腐败、堕落的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缩影，在狄更斯的笔下，他所描绘的这个社会，尘世这个天地即是一座监狱。这一象征手法是作者统一全书众多人物与复杂事件的重要手法，仿佛莎士比亚的悲剧。作者最初为创作《小杜丽》而准备的笔记中原有一个动辄把一切社会腐败、堕落现象归咎上帝安排的人；他当初给这部小说起的名就叫《无人之过》（ Nobody's Fault ），但是写到上卷第十二章时，这个人物仍未出现。他在笔记中写道：“将一切归咎于上帝？否。”书名也改成了《小杜丽》。书名的改变反映了狄更斯对他所揭露的腐败、堕落现象的认识的深化，以及在小杜丽这一人物身上体现作者理想的愿望。然而，“无人之过”仿佛已成了作者对腐朽社会的认识的结论，并非某一个人是书中这一切的根源，根源是整个罪恶的社会。这已是全书的基调。监狱不只是现实生活中的监狱——全书第一章就从马赛的监狱开始，并以大量篇幅描写了威廉·杜丽先生蹲了二十几年、他的小女儿小杜丽在那里出生并生活了二十几年的马夏尔西狱。还有许多象征性的监狱。这样的监狱便有上卷第一章的马赛旅游者隔离检疫站，弥格尔斯先生出了这隔离检疫站便有出了狱的轻松感觉。上卷第三章克莱南先生相隔二十年以后又回到伦敦，“那是伦敦一个星期日的夜晚，阴暗、湿热、沉闷”。他只觉得城中仿佛蔓延了一六六四年秋那样的大瘟疫，仿佛“收尸车在大街小巷推过”。“一座紧挨着一座的房屋，绵延数英里，东南西北，朝远处伸展，在这仿佛深井、深坑的房屋里，居民们挤得透不过气来。”克莱南凝视窗外黑糊糊的房屋，心里想：“倘若先前的居住者的游魂还能感觉到这些房屋的存在，他们必定会因为过去曾经住过这样的牢笼而多么地伤心。”他想起了童年的一个星期日，“他像一个开小差的兵，在心里与另一个男孩子铐在一起，一天三次，由一队教师押送着上教堂去”。这是维多利亚王朝时代悲惨的星期日。下卷第一章阿尔卑斯山顶上的修道院也仿佛一座与世隔绝的监狱；小杜丽在修道院一路走去，“只见一处处光溜溜的白墙上都有一扇铁栅门，她一面走一面心中想道，这个地方颇有点像一座监狱”。在小杜丽眼里，她姐姐跳舞的剧院颇像一座监狱，剧院门口闲坐的人“模样与狱中人也没有什么不同”。克莱南太太的卧室也是监狱，在这座监狱里呆着，已不知春夏与秋冬了。莫多尔先生的管家仿佛是监狱的看守。下卷第七章，杜丽先生已是富翁，旅居意大利的威尼斯，然而，对于小杜丽来说，他们所生活的这同一个社会，总的来看极像一个高等的马夏尔西狱。最后，狄更斯指出，这“尘世”也便是一座监狱。而监狱这一象征的真正含义是社会的腐败与堕落，虚伪与欺骗，“我们人人都在自己欺骗自己——这就是说，就人的行为动机而言，除了我们的内心深处之外，人们普遍都是在自己欺骗自己”。巴纳克尔家族年轻的一代人之首费迪南德说得极为露骨，“我们少不了欺骗，我们大家都喜欢欺骗，没有欺骗我们就过不了日子”。他认为克莱南前车之鉴的想法有些天真，莫多尔虽然死了，但是今后还会有人上当受骗的，因为他觉得人类就像一群蜜蜂，一听见马口铁破茶壶敲响，“都会成群飞出蜂巢的”，莫多尔这样的骗子，其全部本领就在于能叫人都相信，这个破茶壶是用贵重金属做的。不是吗？人们对于富翁莫多尔佩服得五体投地，金钱万能如同流行病一样蔓延。小学生抄写百万富翁莫多尔的名字借以习字，一无所有的外国人施洗先生省吃俭用节约省下的钱投资到了莫多尔的企业里，克莱南把与多伊斯合股的企业资金投入了莫多尔的银行里，蹲了二十几年债务人监狱终于出狱的杜丽先生把大笔财产投入了莫多尔的公司里，一个个都上当受骗了，一个个都落了一场空，克莱南也因此进了马夏尔西狱。艺术家们也在欺骗，画家戈文先生说作画就是为了出卖，干什么都是为了出卖，除此之外，“什么都是骗人的”，“有多大成就，就有多大欺骗”。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事实，一切都是欺骗与受骗。小杜丽的姐姐，美貌的芬妮，一心想进入上流社会，连一个白痴也愿意嫁，她说：“聪明不聪明的问题嘛，我心里也真怀疑，聪明的丈夫是不是真和我合得来。” 她只看到斯巴克勒谋到了一个很好的职务，很好的职务便是一个很好的关系。的确，在资本主义世界，人们连自己都欺骗了。

狄更斯是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创作《小杜丽》时虽不像年轻时候那样往往两部小说同时进行，而且手稿都是改了又改，简直无法辨认，然而，由于他的爱憎是极其分明的，只要有机会，他对社会的弊端都要态度鲜明地加以无情的揭露；同时，由于狄更斯的《小杜丽》与其他几部小说一样，都是分期连载的，每一期必定有相对的独立性与完整性，以吸引读者，从整部小说来说，情节的散漫便难以避免，全书的情节便如同一个迷宫了。然而，《小杜丽》分上下两卷，以“贫困”与“富有”分别作为标题，条理也便十分清楚了，主题当然也便明朗。因此，那些次要人物的详细描绘于情节来说是散，却也充实了主题；那些爱憎分明的形象化文字读来反觉得议论的深邃了。如上卷第十四章，狄更斯花了大段文字描绘伦敦的考文特花园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考文特花园是显贵的”，“在人们心目中，考文特花园是奢华的”，“在人们心目中，考文特花园是美妙的”，“在人们心目中，考文特花园是荒凉的”，“在人们心目中，考文特花园是万物麇集的地方”。五个排比句，极有表现力。

在人们心目中，考文特花园是荒凉的，这个地方有各种各样的拱形建筑，她刚才就遇见过那些衣衫褴褛、面目悲惨的儿童，像一群小老鼠和大老鼠，他们走起路来躲躲闪闪，在垃圾堆中觅食，互相挨着身子取暖，还遭到人们的驱赶（你们这些巴纳克尔家族的人，瞧一瞧这些小老鼠和大老鼠，因为他们就在上帝的面前啃着我们的基础，会啃得连屋顶也塌下来，压住我们的脑袋的！）。

狄更斯大声疾呼要改变这悲惨的现状，尤其对儿童的命运，狄更斯是更有切身体会的。他对下层人民的贫困与悲惨生活，寄予极大的同情，将贫困与富有作了强烈对照，使他对资本主义罪恶的揭露更显得有力，作品内容更见其充实了。《小杜丽》中的老南迪，救济院就是他的家，即便过去曾经是一个壮实的人，现在也萎缩了，倘若他过去便是个瘦小的人，那么现在则可以说已经枯萎了。他从头到脚穿的都是破旧、沾满污垢的衣衫。他巍颤颤的，已是老眼昏花，眼眶湿漉漉、黏糊糊的，仿佛是“活到了荒年的第二个年头的乡下老鼠”。作者对这个人物是极同情的，并通过这一次要人物的刻划，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伪善，他写道，老南迪“是自动躲避到那救济院里去的，那救济院是法律规定的他那个区的善人撒玛利亚（但没有给过人两个便士，这倒是恶劣的政治经济学）”。作者这里是要揭露一八三四年颁布的冷酷的新《贫困法》，这个新法原则很简单，凡要救济的人，都须送到救济院去。作者指出，救济院都是他这样的人，“见了一个便知道所有别的人是什么样子了”，可见老南迪这人的典型。在这部作品中，十九世纪中叶英国资本主义社会的贫富的差别极为悬殊，作者的笔不只停留在穷人的恶劣的生活环境上，他的文字触及了带根本性的问题。他的矛头是指向整个社会制度的。这些描述绝非多余的笔墨。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这些都是帮助我们加深对资本主义本质认识的好教材。

狄更斯塑造的克莱南这个人物，心情抑郁，童年时代并没有什么母爱，有的是严厉的宗教训诫，少年时代的美好爱情早已成了泡影，现在到了中年，对于爱情的追求早像河面上的一束玫瑰花，越漂越远了。这一人物的心境也反映了作者的苦闷，因为当时狄更斯与太太关系是极不融洽的。然而，作者对于人类的将来是怀着希望的，他一直是个热爱生活的人。他的《意大利风光》便是用下面这段鼓舞人心的话作结的：“时代的车轮在朝着一个目标滚动，从本质上来说，随着时代车轮的滚动，世界将会变得更加美好，更加文明，更加宽容，更加有希望！” 狄更斯并非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他在《小杜丽》中指出整个世界便是一座监狱，但他同时又指出前途是有希望的，这个希望便是爱，爱可以使人解脱一切痛苦，帮助人摆脱监狱的囚禁。这个思想便体现在小杜丽这个人物上，将书名改为《小杜丽》也表现了狄更斯的这一思想认识。作者对于爱的力量的信念也同样是贯穿全书始末的。这爱并非仅仅指男女间的爱，而是广义的爱，是作为杜丽先生二十几年债务人监狱生活中的唯一支撑力的父女的爱，小杜丽对玛吉的爱，小杜丽对老南迪的爱，小杜丽对哥哥梯普的爱，弥格尔斯夫妇对孤儿出身的丫头哈莲特的爱，弗罗拉对小杜丽的同情（也是一种爱），甚至弗林特温奇太太对瘫痪了十几年而突然站起身来朝街上奔去的主子克莱南太太的关切（又是一种爱），都是作者所要歌颂的。因为有了爱，世上便有了“明晰、清净的景象”，“因此，站在海滩上，已经不再见到海洋在炎热中昏睡，只见她无数只闪烁的眼睛已经睁开，她那整个辽阔的海域是一片喜悦、欢快……”克莱南“从那声音里听见了大自然献出的全部功绩，从那声音里听见了她为人类唱出的一首首令人安慰的歌”。这是八十万字巨著中唯一充满明媚阳光的文字，这就是作者所歌颂的爱带来的希望。而且，这爱是摒弃了物质财富的束缚才体现出来的。小杜丽把能给她带来财富的遗嘱烧毁了，在烧这一份遗嘱时，克莱南问她要不要说什么话（他不知道要他烧的是什么）：

“你可以说（假如你不在意的话）‘我爱你！’”小杜丽回答道。于是他说了这句话，纸烧尽了。

克莱南出了狱，与小杜丽结婚了；他们出了教堂，朝前走去。爱是超越一切的，只要内心充满爱，不管世间的喧嚷，生活终是会有幸福的：

他们默默地走下去，来到了喧嚷的大街，难舍难分，无比幸福；他们在阳光下，在树荫里，朝前走着的时候，吵吵嚷嚷的人，心情急切的人，不可一世的人，刚愎自用的人，虚荣浮夸的人，又烦恼，又焦灼，发出了通常的喧闹声。

然而，狄更斯所指明的路在资本主义社会是走不通的，甚至连英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狄更斯的朋友托玛斯·卡莱尔（1795—1881）也说，狄更斯“对于生活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他以为人都应该说好话的，他以为应该使人的世界变得平和、舒适，各种各样的人在圣诞晚餐桌上都有火鸡……狄更斯没有写出什么对于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有很大作用的东西”。卡莱尔的话听起来似乎太苛刻了，但也很有些道理。在他所居住的社会里，这些目标是无法实现的。狄更斯同情贫苦的劳动者，同情失业者，赞美贫苦人的高尚品质，《小杜丽》中的普罗尼希夫妇就是敦厚老实的一对夫妻；狄更斯在演说中也明白表达了自己的这一观点。但是，从本质上说，狄更斯的爱是基督教的爱，他的爱是基督教的慈善。他在小说中劝人为善，在实践中热心慈善事业。他与慈善家安琪拉·柏迪特·柯兹小姐（1814—1906，政治家、改革家弗朗西斯·柏迪特爵士之女，银行家托玛斯·柯兹之孙女）是终生朋友。狄更斯是安琪拉小姐慈善事业的指引人，并借助安琪拉小姐之力，办成了鲜为人知的慈善实事。一八四三年，狄更斯替安琪拉小姐调查过菲尔德巷免费学校（Field Lane Ragged School），写了一封触动人的长信，叙述了该学校的骇人状况，指出校舍“像一个可怕的梦”，要安琪拉小姐出力改变这可怕的状况，他写道：“我认为此举是很值得您伸出慈善之手的。”他还全力以赴着手实际的改善措施，包括不断提供自来水，肥皂，毛巾。一八四六年，狄更斯又拟订了另一个慈善机构的计划，即安琪拉小姐创办的妓女感化院（《小杜丽》中也写到妓女），并参与该感化院的兴办事务。一八五二年又参与了安琪拉小姐的清理贫民窟的计划。一八六九年，他写的遗嘱中有这么一句话：“我告诫我亲爱的孩子们，努力以广义的精神按照《新约全书》的教诲指导自己的行动，切勿听信任何人对书中文字所作的狭隘的解释。” 小杜丽就说过：“在耶稣的一生中，并无所谓复仇，并无所谓让人遭受痛苦。我也相信，听从耶稣，不去追寻别的足迹，就绝不会有迷惑！” 这的确是狄更斯的信念，狄更斯是虔诚的基督精神的实践者。

许多事实证明，狄更斯“在革命者的道路上走到了一半”，他所生活的时代迫使他的小说倘若要有读者（大多数是中产阶级），就得迎合中产阶级的道德标准。我认为，这样的评价是符合实际的。我也认为，批判现实主义大师们“还没有清醒地彻底地成为唯物历史观的思想家” 这句话是正确的，狄更斯的《小杜丽》就证实了这一点。但我也认为，这部巨著仍然有其伟大的现实意义，有当时的英国读者所无法理解的伟大意义。今天的中国读者倘若已经读过狄更斯的早期作品，也应该读一读这部小说；说狄更斯通过“拖拖拉拉部”揭穿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这样的评价未免过高了，狄更斯只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只是悲叹世风日下，但是，《小杜丽》一书倒确实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对于外国文学研究者与作家们来说，《小杜丽》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因为从创作方法来说，这部小说要简单下个结论也是不妥的，除了现实主义的手法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的因素？作为一篇译本序言，这里写的已嫌噜苏了，我但愿这些话能引起读者与专家们的兴趣，对这部巨著作进一步研究，并对这个译本提出批评意见。

金绍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