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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星期六的清晨，我的同事菲尔进地下室时被绊了一跤，头重重地撞到了地上。倒在地上时，菲尔感受到来自胳膊和肩膀的阵阵刺痛，他担心自己可能会因此瘫痪。他试图起身，但身体仍然摇摇晃晃地不受控制，于是他只好靠着墙坐下，检查一下自己的伤情。四肢传来的痛感意味着他还有知觉（这是件好事），他的头和脖子上的肌肉都在抽动，鲜血从撕裂的头皮中汩汩流出，一直淌到背上。菲尔知道，他必须去急诊室清理伤口，检查有没有骨折和内出血，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受伤的自己没办法独自驾车去诊所。
那天，菲尔的妻子和成年的儿子们都不在家。在僻静的郊区住宅里，只有他一个人，于是他拿出手机来打电话求救。手指滑过屏幕上的一个个联系人，菲尔突然意识到自己在附近竟然找不到一个能打电话求助的朋友，他也从来没有花太多精力去结识邻居，而且因为没有大量出血或者心脏病发作，他也不好意思拨打911。思来想去，菲尔最后拨通了住在附近的一对中年夫妇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名叫凯特的女士，菲尔与凯特在街上相识，但自那以后很少交谈。他向凯特说明了自己的情况，对方马上赶了过来，从一个没上锁的后门进入菲尔家，在地下室找到了菲尔。凯特把菲尔扶上车，载他去了当地医院。在医生对菲尔进行检查的五个小时里，凯特一直陪着他。菲尔摔出了脑震荡，医生说，头痛会持续几个星期，但好在没有严重损伤，过一段时间就能恢复健康。凯特又开车把他送回了家。
那天晚上，菲尔独自在黑漆漆的家里休息，感慨自己今天经历了怎样的危险。他回忆起头撞到地上的一瞬间，那清脆尖厉的声音，就像一只铁锤挥向大理石板，想要把它砸得粉碎；他记起四肢电击般的刺痛感，担心自己以后永远不能再走路的剧烈恐慌。他认为自己太幸运了。
这次意外，菲尔不只是感激自己没有受什么大伤，他还想到了极其慷慨善良的邻居。凯特放弃了自己一天的时间，向他提供了无私的帮助。这么多年来，菲尔第一次开始思考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告诉自己：我需要结交更多的朋友。不是因为他将来或许还会需要另一个凯特，而是因为他也想成为像凯特一样的人。
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危及生命的当头一棒才会去改变自身的行为习惯。只是要改变根深蒂固的习惯，似乎总得发生这么大的戏剧事件。
这是一本关于成年人如何改变行为习惯的书。
为什么我们拙于此事？应该如何做好它？应该选择哪些行为进行改变？怎样让他人看到我们的改变？我们必须直面哪些无休无止、无处不在的挑战？怎样才能强化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力，成为可怕的自律人？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先要重点讲一讲我们环境中的诱因。它们的影响力相当深远。
一个诱因就是一次刺激，这个刺激能改变我们的想法和行为。在清醒的每一个小时里，我们都在持续接受人物、事件和环境的刺激，它们都有能力改变我们。这些诱因看起来突如其来，让我们毫无防备。它们可能是像菲尔遭遇脑震荡那样的大事，也可能是类似一幅剪纸这样的小东西；它们可能令人愉悦，比如老师的一次表扬会改善学生的纪律，激发学生的野心，从而让人180度大转折；它们也可能充满破坏力，比如一支蛋卷冰淇淋会让我们放弃减肥计划，来自同侪的压力会让我们犯浑，做一些明知是错误的事情；它们可能会激发我们竞争的本能，让我们去争取一份薪水更高的职位，或是避免竞争对手把我们甩在身后；它们可能是爱人病重或是公司面临破产的消息，让我们筋疲力尽。诱因就像雨滴声唤醒甜蜜的回忆一样自然而然。
诱因的数量几乎是无限的。它们从哪里来？为什么它们使我们的行为与理想背道而驰？为什么我们没有留意到它们？我们怎样才能精准地发现那些激怒我们、让我们偏离正轨，或是让我们感觉世界无比美好的瞬间？怎样才能让诱因为我们服务呢？
环境是我们生活中最强大的诱发机制，而且并不总是有利于我们。我们制订计划、设定目标，为了实现这些目标还押上了我们的幸福。但是我们生活的环境总是横插一脚。厨房里飘来培根的香味，让我们胃口大开，却忘记了医生让我们降低胆固醇的建议；同事每天晚上都加班到很晚，令我们感觉自己有责任配合他们的付出，却错过了孩子的一场棒球赛，然后又错过了下一场、再下一场；手机铃声响起，我们的眼神不由自主转向亮起的屏幕，不再和我们深爱的人对视。
就这样，我们生活的环境诱发我们做出本不想做的行为。
因为环境因素往往不在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我们也许认为自己对此无能为力。我们像是环境的牺牲品，命运的傀儡。我不接受。命运是我们手里的一副牌，怎样玩好这副牌，是我们的选择。
菲尔头上受到了一记重击，他没有向环境低头。他的 命运 是跌倒，撞到头，康复。他的 选择 是成为一个更好的邻居。
有一种我们都很熟悉的情绪弥漫在这几页文字中。它不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真实。这种情绪就是悔恨。每一次我们问自己为什么没有成为那个我们想成为的人时，每一次，都隐含悔恨。
我为写作此书做研究时，一项重要内容是问人们这个简单的问题：“行为习惯方面，你最剧烈的一次改变是什么？”人们的回答可谓五花八门、包罗万象，但是最深刻的答案（活跃一下气氛，权且这么说），是有些人想起了一些应该改变却没有改变的行为习惯。当他们反思自己为什么没有成为理想的样子时，常会被心中的悔恨所吞噬。
我们不像简·奥斯汀笔下傲慢的凯瑟琳·德布夫人，她吹嘘自己天生的音乐品位，大言不惭地说：“我要是学了音乐，一定会成为一个名家。”
与德布夫人不同，我们回忆起生活中被浪费的机会、优柔寡断的抉择、没有付诸行动的努力、从未得到培养的天赋时，总是会被悔恨刺痛。然而当我们悔恨的时候，往往为时已晚。
我采访蒂姆的时候，空气中显然也弥漫着一股悔恨的气息。蒂姆曾是一家电视台运动频道的出品人。因为和上司关系不融洽，蒂姆在电视台的职业生涯四十多岁就提前结束了。五十多岁的时候，蒂姆靠顾问工作谋生。他依然拥有同类公司所需的专业知识，但他再也找不到之前那种稳定的高管工作了。他有一个坏名声：不会与他人相处。
对于这种名声的成因，蒂姆已经琢磨好几年时间了，直到他女儿开始她的第一份电视台工作，请他提建议的时候，蒂姆才终于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蒂姆说：“我告诉她，耐心是最大的美德。你所在的行业，每个人都在盯着时间。一档节目必须在指定时间开始，在规定时间结束。摄像机前的所有事物都会在0.01秒里显示在控制台的屏幕上。而且节目一档接着一档，永远不会结束。时钟嘀嗒作响，给所有人造成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紧迫感。作为负责人，你的耐心也将经受巨大的考验。你想把所有事情都按时办妥，最好还要超前完成，你会变得非常苛刻，当你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时，你会感到沮丧、愤怒，开始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他人。”
对蒂姆来说，这就是一个诱发时刻（Triggering Moment）。直到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才突然明白电视台的环境对自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份工作让他在工作中缺乏耐心，接着这种坏习惯又渗透到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
他解释说：“我认识到，我这种人给朋友发电子邮件，如果一小时之内收不到回信就会大发脾气，接着开始骚扰这个朋友因为他忽视我。基本上，我是在用对待助理的方式对待朋友。我用这种方式对待世界，根本无法生活。”
蒂姆经历了一场亲密的父女交流，继而被触动，受到启发，产生强烈的悔恨感。他总结说：“如果我能回到过去改变我的人生，我想变得更有耐心。”
我们评估当前境遇，反思我们何以至此的时候，就会产生悔恨感。我们回顾自己实际上做了什么，我们本应该做什么，然后，发现我们的不足。
悔恨能造成伤害。作为一种如此尖锐而伤人的情绪，悔恨并没有得到多少重视。我们把它看作一个良性因素，要么否认，要么把它合理化。我们对自己说：“我曾经做过愚蠢的选择，但正是它们造就了今天的我。惋惜过去只不过是浪费时间，我已经吸取了教训，让我们继续前进吧！”
这是一种看待悔恨的方式，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不让自己知道错过了什么，也就不必因此痛苦。我们安安心心：所有人都有过悔恨，我们并不是特例，时间会愈合所有伤口（比痛苦更糟糕的事情是不知道痛苦是否会结束以及何时结束）。
我想建议一种不同的处事态度，叫作拥抱悔恨，但不必抱太紧，不必抱太久。伴随悔恨而来的痛苦是一门必修课，这种痛苦不是什么嘘一声就可以赶走的宠物。当我们做出糟糕的选择，失败了或者伤害了心爱的人时，我们 应当 感到痛苦。这种痛苦可以激励我们，更理想的情况下，这种痛苦可以激发我们行动起来：也许我们搞砸了，但我们可以做的更好。痛苦属于那类最强有力的情绪，能引领我们去改变自己。
如果我写得还行，你也在认真阅读，接下来会发生两件事：第一，你将会更接近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成为可怕的自律人；第二，你的悔恨感将越来越少。
我们可以开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