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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回来时，天色已经暗了。他从汽车上下来，一下子被寒气包围了，他下意识地把大衣裹了裹，以抵御不可能抵御的寒气，大衣太薄了。由于风的关系，街道显得干净，因而更加宽阔。回到家，他把行李随意地丢在地板上，给自己倒了杯开水，身上稍微暖了一点。喝完开水，走进卧室，妻子已经上床了。她的身体越来越差，一到冬天就蜷缩起来，像一只病猫。看到王树，妻子抬头看了他一眼。王树的表情告诉她，和以前一样，这次远行没有任何收获，除开干皴的脸皮。妻子掀起被子说，我去给你煮碗面吧，家里没什么吃的了。王树摆了摆手说，算了，我吃过了。妻子说，那我给你倒水洗脚吧，洗完早点睡，你也累了。王树说，好。妻子从床上爬起来，穿着宽大的睡衣，略微显得有些臃肿。其实王树并没有吃，但他不想吃了，他只想早点躺下来，好好地睡一觉。
在床上躺下后，王树抱了抱妻子，他知道妻子肯定没有睡着。每次回来，巨大的失望让妻子无法入睡。尽管这失望每年都会发生，而且已经持续十一年，妻子仍然无法习惯，他们永远不可能习惯。王树感觉到妻子的身体在发抖，轻而有规律，像铁轨发出的“咔嗒咔嗒”的声音。王树抱紧妻子，把手伸进妻子的睡衣。她已经老了，乳房有些下垂，皮肤摸上去像一张粗糙的纸。随着王树的动作，妻子的身体慢慢转了过来，她把头埋进王树的怀里。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第一次出门是在十年以前了。王树记得也是冬天，只有冬天，他才能闲下来。回到家时，妻子看着他空空荡荡的背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持续三年之后，妻子已经不哭了，只会坐在沙发上等他，给他做饭。最近几年，妻子已经不等他了，到了十点她会上床睡觉。那些巨大的空洞，慢慢被时间充塞，尽管永远无法填满。每次出门，他都觉得有些悲壮，却无法阻止，甚至他已经习惯了。妻子对他说，王树，这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王树也不知道，他想所谓尽头，也许要到他死。
早上起床后，王树和往常一样站在路口刷牙，这么些年，王树一直在巷口刷牙。邻居们在门口刷牙的越来越少了，他们习惯在家里刷牙。看到王树，有人大声地冲王树喊，老王，回来了？王树嘴里含着牙膏清新的泡沫含糊地说，可不，回来了。怎样，还好吧？还好，老样子。没人再问了，谁都知道王树是空着手回来了。刷完牙，王树回到屋里，妻子已经做好了早餐，他们面对面坐在桌子前吃早餐，妻子给王树拿了报纸。妻子说，有人问你了吧？王树说“是”。妻子撇了一下嘴说，多事。王树笑了笑说，也不是，人家是关心呢。妻子没再说话。等王树吃完早餐，妻子对王树说，拆迁办的人又来了，说这房子得拆。王树扔下报纸说，不拆，我们就住这。妻子说，耍脾气有什么用？最后还不是得拆。王树懒得再和妻子理论，他说，我去店里看看。
进了餐馆，还早，基本没什么人，只有几个服务员在擦桌子。看到王树，他们热情地和王树打招呼，老王回来了？王树说，回来了，不回来我能到这来？王树笑嘻嘻地。王树是餐馆的老板，大家都叫他“老王”或“王哥”，他不喜欢“老板”这个称呼，他觉得他不是老板。开一个小饭馆，能叫老板么？到厨房看了一下，王树找了张桌子坐下来，拿出手机打电话，他是打给张丽的。儿子的女朋友，十多年前的，现在她已经结婚了，孩子都有了。电话拨通后，他说，小丽啊，我是王叔，小宽有给你打电话么？张丽说，没呢，他给我打电话我会告诉你的。过了会，张丽说，王叔，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我过来看看你？王树说，算了，快过年了，你也忙，就不麻烦了。挂了电话，王树想了想，觉得张丽这个人还是不错的，这么多年过去了，见到他还是客气的。虽然，她和王树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她是王树儿子的女朋友，但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十多年，世界都变了，更何况一个女朋友。想到这里，王树更觉得张丽难得，这样的女人是越来越少了。更重要的是，张丽是王树和儿子之间唯一的线索。几乎每年春节前，王宽都会给张丽打个电话。电话里说了什么王树不知道，他能知道的仅仅是儿子给张丽打了个电话。这个电话可能来自大连，也可能来自沈阳，当然也不排除兰州的可能。实际上，每年儿子的这个电话就决定了王树远行的走向。比如说今年，王树去了广州，因为张丽说儿子的电话是从广州打过来的。他和儿子仿佛在玩一场猫捉老鼠的游戏，他总是跟不上儿子的步伐。
王树清楚地记得是在十二年前的春天，儿子十八岁，高中毕业不久。脾气暴躁，而且叛逆，和任何一个青春期的男孩一样。他有一个漂亮的女朋友，几乎每个傍晚，他都会骑着摩托车带着张丽去兜风。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诉王树，王宽的摩托车倒在地上，被人砸烂了。实际上，即使听到这个消息，王树依然没有慌乱，他觉得依儿子的性格，总有这么一天的，或早或晚，但一定会发生。真正让他感到恐惧的是王宽一连几天都没有回家。他找到张丽，张丽说她也有好几天没看到王宽了。王树找遍了整个县城都没有找到王宽，这时他真的急了。他发动了所有的亲戚朋友上街找王宽，还在县电视台登了寻人启事。那段日子，县城的每条街道上都能看到王宽的大头像。但是，王宽却奇迹般地失踪了。直到半个月后，张丽才对王树说，有人看到王宽上了汽车，没有知道他去了哪里。王宽的失踪让王树老了很多，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不相信儿子真的没了。
大概过了半年，快过年的时候，张丽突然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对王树说，叔，叔，王宽给我打电话了。王树紧张地问，他在哪？他说什么了？张丽说，他不肯说他在哪。他说他很好，让你们不要担心。王树的火一下子上来了，他怎么可能不担心，一个大活人就这么没了，能不担心么？又过了一年，还是张丽，她告诉王树，她接到王宽电话了。这次她告诉王树，王宽的电话是从衡阳打出来的。王树心里念了一下“衡阳”。回到家里，王树对妻子说，儿子可能在衡阳，张丽说接到他电话了，是从衡阳打出来的。妻子看了看王树说，要不，我们去衡阳找一下吧，说不定能找到的。王树皱了下眉头说，怎么找，这么大地方，去哪里找去？妻子说，总比不找好一些。王树叹了口气说，他这么大个人了，要想回来，怎么着都可以回来。他不肯回来，我们去哪里找呢？妻子的脸阴沉了下来。王树又叹了口气说，我明天去衡阳。
从那一年开始，每年王树都出去找王宽，仿佛一场不会终结的游戏。一开始，王树没有经验，一个人在街上晃荡，贴小广告，没有任何收获，反而经常被人抓起来罚款，说污染城市环境。后来，王树有经验了，到了一个城市，先去派出所求警察查暂住人口信息，然后主动打电话给报社，讲寻子故事。经过多次的训练，王树已经能够把故事讲得催人泪下，他甚至得到了不少好心人的资助，更不用说主动提供线索的了。让人失望的是，尽管王树找到很多个王宽，却没有一个是他的儿子。
王宽失踪几年后，有人对王树说，王树，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王树愣了一下说，什么问题？为什么王宽只给张丽一个人打电话？这个问题王树还真没有想过，他不觉得有什么问题。王宽会不会是出什么事了？这个暗示相当明显，意思是王宽会不会是被人害了，而这一切和张丽有关。这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但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听完这话，王树心里一震。再看到张丽，王树心里有些不舒服了，他想即使儿子的失踪和张丽没有直接的联系，但多少是有关系的，毕竟她是儿子的女朋友，儿子的失踪她多少应该负点责任。王树不可能直接问张丽什么，但他从张丽的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有些想法，只能埋在心里。张丽结婚的时候，王树去了，新郎是个高大的青年，有一份有前途的职业。王树想，如果儿子没有失踪，站在张丽身边的男人应该是儿子。这只能是一个假设，假设而已，假设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这些年，王树觉得他是活在空洞中的，像一片叶子飘了起来。王宽刚失踪那会，王树做过上百种假设，每种假设最后都被他一一否定，他能够接受的唯一的假设是儿子对这里的生活厌倦了，他想找一个新的地方开始。这是一个美好的假设，充满理想主义的色彩，和儿子的年龄完全符合。他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和等待，在等待中，王树觉得他慢慢老了。和妻子一起，他们有时候会讨论儿子，他们觉得儿子应该在某一个他们不知道的地方结婚、生子，日子过得即使不幸福，起码也不太差，这种想法让他们觉得安慰。
他们混乱的生活是在儿子失踪的第一年。这是人之常情，谁都能够理解。那一年，王树害怕回家，家里总是暗的，即使开着明亮的灯。王树从外面回来，如果是在昏黄以后，他打开门，眼睛还不能适应屋里的光线。等他走进去，他会看到妻子眼神呆滞地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头发有些凌乱，像蜘蛛网。见到王树回来，妻子的嘴角抽动起来，每次都是这样。她大概是失望了，她以为走进来的会是儿子。她总是哭，或者带着想哭的神情做饭，洗衣服，让家里的气氛显得异常阴郁。王树觉得憋闷，但没有办法，儿子是他们两个人的，此时，他必须和妻子表现出同甘共苦的姿态。王树不想回家时，顶多只能在街上多转两圈，妻子一个人在家，他放心不下。
儿子失踪后，他们的第一次性生活是在三个月后，或者四个月后，具体的王树不记得了。那时他才四十出头，正是欲望蓬勃的年龄。关上灯，王树把手伸进妻子的睡衣，妻子没有动。王树的手在妻子的乳房上摸索，这么多年的夫妻生活，王树清楚妻子的敏感部位。妻子背对着王树，身体略微显得有点僵硬。王树轻捏着妻子的乳头，舔着妻子的耳垂。很快，王树感觉到了妻子乳头的反应，它们硬了起来。妻子伸展了一下身体，把双腿扭了扭，她没有把王树的手驱逐出来。这是一个信号，妻子需要他，如果是在以前，王树会一把扳过妻子的身体，把头俯向妻子的胸部。但现在，王树仍在试探，他不想让妻子觉得不舒服。王树持续而耐心地抚摸着妻子，大概十分钟后，妻子的身体终于软了，她的手伸向王树的下体。王树进入的时候，能感觉到妻子的潮湿，和十分钟前的僵硬相比，妻子的呼吸明显急促起来。他们的身体抱得很紧。快要进入高潮时，妻子却突然毫无征兆地哭了起来。王树摸着妻子的脸问，你怎么了？妻子只是在哭，用手紧紧地抓着王树的屁股。王树更加用力地进入妻子的身体，带着破坏性的。妻子又哭了起来，她感觉到了快感，她的身体告诉她，她已经期待多时了。王树拍了拍妻子的脸，妻子突然抹了把眼泪，一字一顿地望着王树说，王树，儿子没了，我们却在这里做爱，我们都是禽兽。王树的身体急促地停了一下，然后以更加激烈的速度进入妻子的身体。王树射精的同时，听到妻子压抑而快活的呻吟。做完爱，王树抚摸着妻子的身体，她还年轻，不到四十，她还有生育能力。他想对妻子说点什么，最终还是放弃了。
房间里的摆设和十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家具两年前刚刚换过。儿子的房间也是重新装修过的。房子装修时，王树考虑不留儿子的房间，但妻子坚决要求留儿子的房间。她说，如果不留儿子的房间，那他回来睡哪儿呢？王树没和妻子争辩。妻子在儿子的房间摆了一米八的大床，她说，如果儿子回来了，会带着老婆孩子一起的，以前的小床会挤。儿子的房间妻子每天都会打扫，擦擦桌子，摆上花等等。每天，妻子在儿子房间的时间似乎比在自己房间的时间都多。让王树觉得安慰的是，妻子已经没有了过于痛苦的表情，至少和以前相比，已经好了很多。她能够从容地面对儿子的照片、衣物，而不是看着儿子的照片无声而倔强地流泪。是的，时间，时间总是有力的。没人能办到的事情，时间可以。妻子每年最大的痛苦在王树远行归来的夜晚，这是他们自找的，他们已经形成了自虐的习惯。
从广州回来后，王树的身体似乎虚弱了一些。他已经五十多了，比不得往年。头发已经花白了，更重要的是骨头有些松动了。他想，他还能有多少时间可以去等待和寻找？生活的烦恼远远不止如此。由于儿子长久地失踪，没有人相信儿子还会回来，除开他和妻子。他每年一次的寻找，在外人看来完全是愚蠢的，是在浪费金钱。他不在乎，可有人在乎。他有个弟弟，弟弟有儿子。这并不要紧，要命的是弟弟并不富裕。一想到这里，王树有些头疼。在弟弟看来，王树的一切都是他的，反正他已经没有孩子了，王树赚的这些钱，除了给他，还能给谁呢？王树并不喜欢弟弟，更不喜欢弟弟那个不成器的儿子。每次弟弟或者侄子带朋友到他餐馆吃饭，他都有种说不出的难受。钱是不会给的，他们那么自然，仿佛都是应该的。儿子在的时候，可不是这样。这让王树觉得，他们都在等着王树早点死掉，那样他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有王树的一切，从餐馆，到房子，甚至墙缝里的蟑螂。这种生活让王树觉得非常没有安全感，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他经常有种客人的感觉，仿佛他是一个侵入者，是多余的。可能也是因为这些原因，王树坚持去找儿子，他相信总有一天他会回来的，在他死之前。
回到家，妻子正在做饭，两个人的晚餐是很简单的。吃过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两个人都没有说话，他们的话越来越少了。看完新闻，妻子对王树说，拆迁办的人又来了，说房子无论如何是要拆的，其他人都签了，没签的就我们几家了。王树皱了一下眉头说，我们不迁，他们能把我们的房子拆了？这天下就没有王法了？妻子看着电视说，你又不是没看报纸，没看电视，人家要想拆你那房子，跑是跑不掉的。妻子很认真地看了看王树说，王树，我们怎么办？王树按了按太阳穴说，我也不知道，再想想吧。
关于拆迁，王树其实没有太多的想法，他并不在意那点拆迁补偿，他不缺钱，更不指望靠这个发财。王树家所在的路段不是城区的核心路段，如果不是城市扩张，这条街充其量只能算是郊区，房子值不了多少钱。王树担心的是，如果他们搬走了，儿子回来该怎么找到他们，谁知道他们会搬到哪里去呢？城市那么大，要找一个人是艰难的，更何况这次拆迁是整体拆迁，也就是说等儿子回来的时候，他没有认识的人了。每次出来，看到巷子口圈着个大白圈的“拆”字，王树就像吞了只苍蝇一样恶心。
睡觉前，王树靠在床头上发呆。妻子从儿子的房间过来，这是她的习惯，睡觉前喜欢去儿子的房间坐一会，看看儿子的照片，翻一下儿子以前的日记。儿子的日记像是妻子的圣经，几乎每天都会读的。儿子虽然脾气不好，却有记日记的习惯。儿子的日记王树也是看过的，儿子刚失踪那会，他像研读科学著作一样读过儿子的日记，里面什么都没有，除开一些零散的生活记录，几首从书上抄的诗，和张丽的一些情事。从日记里王树知道，儿子和张丽没上过床，也许上过，但儿子没有写。王树后来再没看过那日记，妻子却几乎天天都看，似乎常看常新，她俨然把儿子的日记当成了名著了，总会有新的发现。每次有发现后，妻子都会自责，她说，王树，我们以前怎么就这么粗心呢？王树，我们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小宽还喜欢读书呢？王树，我们怎么就不知道小宽和张丽初中就开始搞对象呢？王树，我们……对妻子的这些自责，王树既不安慰，也不愧疚。他觉得他已经做得很好了，后来的这些发现，只是把某些东西放大了。
和妻子并排躺在床上，王树看着妻子，他已经没有性欲了。似乎有半年了，他没有和妻子做过爱。这不能说正常，也不能说不正常，他才五十出头，会勃起。他的身体还不至于消失性欲。王树对妻子说了对弟弟的想法，这不是第一次说了。几乎每次他一说起，妻子就会生气，她说，等我死了，我把房子烧了，捐献了，也不给他留着。妻子的愤慨王树是理解的。这些年，她受的委屈不会比他少，只会比他多。王树拍了拍妻子的肩膀说，好了，别说气话了。想想该怎么办吧！我一看到他那副等着我们死的样子就生气。妻子安静下来。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他们虽然算是在城市，但家族观念却非常浓重。如果等王树死了，真把房子烧了，捐献了，他们一个家族都没脸做人了。按照习惯，王树没儿子，他死了，财产是要留给侄子的，他养老也应该是侄子负责的。但是，问题是指望那侄子养老？那太可笑了。妻子说，要不我们去领养一个吧！妻子说这句话时明显有些底气不足。王树摇了摇头，领养？你觉得合适吗？妻子没吭声。王树接着说，我们都老了，等他长大，我们快七十了吧？过了一会，王树说，要是我们早点要一个就好了。妻子眼睛直愣愣看着王树说，你这是在怪我了？王树别过脸说，都过去了，算了，睡吧。
这样的谈话，每个月都会有一两次。他们似乎没有更多的话题了。儿子失踪两年后，他们本来是有机会要一个孩子的，妻子怀孕了。虽然是意外，王树却感到惊喜，他想也许他们的生活会有所改变了，房间里的阴云也将驱散。如果有一个小孩子，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新的开始，妻子也将把重心转移到这个新生命上来。他们之间的关系将得到修补，一切将会重新来过。妻子却不这么想，她说，王树，我们不能，儿子会回来的，他一定会回来的。王树说，他回来也不要紧的，他还是我们的儿子。妻子说，王树，如果我们这么快又有了另一个孩子，儿子会怎么想，他会不会觉得我们根本就没有想过他，没想过他会回来？妻子摸着王树的头说，我们再等等，他会回来的。两天后，当王树提着两只野生甲鱼回家，准备给妻子熬点汤时，妻子说，王树，不必了，我把孩子做掉了。王树以为妻子在开玩笑，他看到妻子冷冰冰地伸出手来，是张手术单。王树一下子僵在那里，妻子的坚决是他没有想到的。后面几年，王树不再有那个心思了。等妻子有心思时，他们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
很快就是春节了，王树已经习惯了两个人的春节。打打牌，喝喝酒，春节就过去了。过完春节，日子照常，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即使不能变得更乐观，起码也不能变得更坏，还有什么能够更坏呢？王树集中精神打理餐馆的生意，春节过后，工人们都回来了。王树开的是间小餐馆，只有几个工人，做的是普通的湘菜。进入冬天，工人们都准备回家过年，生意淡了下来，他也有时间可以出去找儿子。如果说这些工人是候鸟，那么王树就是一只反方向的候鸟，别人快过节了往家里飞，他往别的地方飞。
在广州的日子，王树感觉更强烈一些，去广州的火车上，人非常少，回来的时候，他差点挤不上车。他在广州火车站、汽车站守了差不多半个月。他想，如果儿子回家，或者说儿子想去别的地方，那么车站他肯定要去的。在车站的那段日子，他每天拿着儿子的照片，在车站游荡，派印有儿子头像的卡片。他像一个拙劣的猎手，企图在人海中把儿子找出来。每天上午和下午，车站都会播两次广告“来自湖北秭归的王宽同志请注意，如果你在车站，请及时与广播室联系，你的父亲正在找你”。播这个广告并不顺利，头几次，广播室痛快地播了。后来，王树再去广播室时，广播员看着王树说，同志，这个我们已经播过了，而且播了好几次了。王树说，可是我还没找到我儿子，他肯定在车站的。广播员看着王树，像是看王树精神正不正常。王树赶紧说，同志，你放心，我是个正常人，我儿子不见了，我在找他。广播员不耐烦地说，那你应该去公安局，公安局负责找人，我们这里不负责。王树连忙说，我知道，我知道。广播员说，知道你还来，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搞严重干扰了我们的正常工作？王树说，同志，我也是没办法，有办法我也不会这样。我都找了他十年了。说完，王树拿出以前报道过他寻子消息的报纸说，同志，我不骗你，我真的找了他十年了。不信，你看这个。广播员推开王树的报纸说，同志，我帮不了你，车站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做，我们实在是无能为力。如果每天播这个消息，我们领导会批评我的。王树说，那要怎样才能播？广播员说，你找我们领导。说完，把王树领出广播室往前指了指说，看到前面车站办公室没？去那，找我们领导，他说能播，我一天播一百次都没问题。王树拿着报纸，正准备走，广播员说，同志，你把你那报纸给我看看。王树犹豫了一下，广播员说，我就看一下，一会你过来拿。
车站领导是个女的。听完王树的介绍，又看了看报纸，她眼睛都红了。看了看王树，她说，这么多年，真是为难你了。王树的心里一酸，有点疼。她站起来说，同志，你这个事情我们会尽力帮忙的，请你放心。说完，翻了一下通讯录，给广播室打了个电话说，阿静，有个事你安排一下，有个叫王树的同志儿子丢了，你给广播一下，具体的要求你和王树同志商量一下。王树握着车站领导的手说，领导，谢谢你了，真是谢谢你了。车站领导说，可怜天下父母心，这点忙我们还能帮得上，你别放在心上。回到广播室，那个叫阿静的广播员把报纸还给王树说，王树同志，你看这样怎样，我分上午和下午各播两次，主要在开往湖北方向车辆集中的时间播。王树连忙说，谢谢你了，真是太谢谢你了。
每次广播响起来，王树都会觉得苍凉，那个时间王树尽量不去派卡片，他觉得他像一只拔光了毛的鸡，异常难看。半个月的寻找，还是一点结果都没有，他习惯了。回家的车上，他看着两边的树迅速地后退，两秒钟前看到的那棵树已经看不到了。如果把儿子也比作一棵树的话，这棵树已经开过去十年了，十年了，他还能找到他吗？他很怀疑。他把水杯握在手里，他觉得有些累了，他已经没有足够的力气了。火车从温暖的广州开往湖北，温度越来越低，车厢依然是温暖的，王树能看到铁路边小路上冰冻的坚硬的泥土。明年的这个时候，他会在哪里？如果一直找下去，他会不会有一天也不能回家，像儿子一样悄无声息地消失。
人都回来了，餐馆的生意好了一些。隐约能听到远处敲打砖头的声音，还有墙面倒下时沉闷的响声。到王树餐馆吃饭的工人明显多了，带着夹杂的口音。工人们每天都带来新的消息，很快就要拆到这条街了。这消息让王树觉得不舒服。终于有一天，拆迁办的人走进王树的餐馆喊道，老板在不在？王树从收银台上抬起头说，有什么事么？领头的走到王树面前说，你这餐馆很快就要拆了，你赶紧搬吧。王树说，我不搬。我还要做生意呢。领头的说，现在不拆，谁都做不了生意，这房子也不是你的，你赶紧搬吧，我就是过来跟你打个招呼，房东合同都签了。王树说，我不知道，反正我不搬。领头的笑了起来说，你搬不搬是你的事，反正我到时候是要拆房子的。这帮人走后，王树坐在椅子上感觉有点软，他知道会有这么一天的，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餐馆拆了，离他家就不远了。
算是早春，还有点冷。妻子整天缩在房子里不愿意出门，除开早上买菜。回到家里，王树觉得他精神越来越差了，这一系列的事情搞得他心烦。他对妻子说，餐馆要拆了。妻子轻描淡写地说，拆就拆了，又不是我家的房子。王树叹了口气说，餐馆拆了，离我们这就不远了。妻子“嗯”了一下。王树说，你说得对，我们是犟不过的。不过我们去哪呢？妻子说，跟着大伙走吧，到哪算哪，反正又不是我们一家。王树说，如果儿子回来怎么办？如果他回来了呢？妻子没说话，过了几秒钟，妻子问道，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王树没吭声。妻子的脸抽了一下，带着哭腔说，王树，我知道他不会回来了，我早就知道他不会回来了。妻子放声哭了起来。王树搂着妻子剧烈抖动的肩膀像是下了很大决心一样说，他可能会回来的，谁知道呢。
很快，餐馆就拆了，王树家四周的房子也拆了。以前热闹的街道有了些荒凉的意味，王树早上刷牙时，放眼望去，都是残墙断壁。他家的房子，和附近少数几户的房子站在那里，像孤零零的碉堡。是碉堡就会有被攻克的一天，迟早而已。王树想，他的坚持其实没有任何意义，他知道他也坚持不了多久，他缺乏做钉子户的能力和勇气。
真正粉碎王树梦想的是几个月后的一个清晨。那天早上，他上街时碰到了张丽。她带着孩子，孩子大概有六岁了，有一张苹果似的脸。是王树先看到张丽的，他叫了声“小丽”。张丽看到王树，叫了声“王叔”。王树摸了摸孩子的脑袋说，好久不见了。张丽说，可不是，好长时间都没看到你了。王树看了看孩子，他和王宽长得一点也不像，也没有理由像的。寒暄了几句，张丽问，王叔，你还住那？王树说，不住那住哪呢？张丽说，好像要拆了吧。王树说，都拆得七七八八了。张丽说，王叔，那你们还不搬？王树抿了抿嘴。看着王树，张丽犹豫了一下说，王叔，有件事我想跟你说。王树说，说吧。张丽吞吞吐吐地说，王叔，其实，其实这些年我从来没接到王宽的电话，我不知道他去哪了，我真不知道。张丽的话像一个霹雳，把王树愣在那儿半天没缓过神来。张丽低着头说，王叔，真不是我想骗你。王树的脸有些扭曲。张丽没看到王树的脸，她接着说，王叔，这些年我电话都换了好几次了。你想，你想，就算王宽打电话给我了，我电话换了，他怎么还能找到我呢，我以为你能明白的……张丽还想继续往下说，王树打断张丽的话说，好了，小丽，你别说了。张丽说，王叔，真对不起，这些年害你一直到处跑，我真不是故意的。王树说，好了，好了，我明白的，我明白的。
回家的路上，王树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最后的一点力气和信念似乎也被张丽的话带走了。回到家里，他坐在沙发上发呆。妻子注意到了王树的表情，但她没有问，王树经常是这样的，她已经懒得问了。对他们来说，这个家发呆的时候太多，多得她已经麻木了。妻子在儿子的房间里翻看儿子的日记，擦桌子。王树感觉眼睛有点花，头有点晕，他想睡一会，好好地睡一会，他真的觉得累了。
这是十多年来，王树睡得最好的一个晚上。以前，每天夜里他都睡得很浅，妻子翻身的动作都能吵醒他。他总是觉得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什么都没有。他可能是产生幻觉了。这真是一个美好的夜晚。醒来的时候，王树觉得自己年轻了很多，像是卸下了一个包袱。吃早餐时，王树慢慢地喝牛奶，听新闻。他看了看妻子，妻子似乎也显得年轻了。他搬了张椅子到门口，太阳还没有出来，还很凉快。王树突然听到妻子的喊叫，王树，王树——
王树走进房间，妻子指着衣柜说，王树，你看这是什么？王树看到了很多长着透明翅膀的蚂蚁，是白蚁。他稍稍用力，柜门就倒了下来，成群的白蚁在里面蠕动。王树知道，很快，它们就会飞出来，它们会交配，然后脱掉翅膀。这些看起来还新鲜的家具内部都已经腐朽，它们脆弱得不堪一击。王树平静地对妻子说，这一屋子的家具都没用了。妻子说，那怎么办？王树看了看窗外说，然后将眼光集中到妻子身上说，我想，我们该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