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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蘑菇巷49号时，我的心情是轻松愉快的。那时，风正在楼房上空“呼呼”地刮着，我穿着一件不算厚的毛衣和外套，拖着两个箱子，偶尔有几缕从楼顶上跌下来的风，从我脸上掠过去，却一点寒冷的感觉也没有。这要感谢广东温暖的冬天，在这个冬天，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温暖，我那在北方经常因为寒冷而冻伤的脚，意外地保持了良好的状态，摸上去如同两只完好的柿子。本来在冬天，都是懒得搬家的，但我不搬不行了，房东男人回来了，再不出去了。他也出不去了，除非坐上轮椅。据说他是个胡子很粗、个子高大的男人。现在，这些都没有用了。
从巷子里走出来，我回头望了一眼，这个我住了一年多的地方，还是那个鸟样子，几乎没有一点变化。如果硬要说变化也不是没有，比如说楼下“姐妹发廊”的老板换了，牌子也变了，现在叫“花语发廊”。相比较而言，我更喜欢“花语发廊”一些，它更含蓄，“姐妹”总让人产生一些不道德的联想，尽管这种联想是有依据的。再就是，这个村子里住的人，也有些变化了。
在我住在这个村子里的一年多里，这里发生了三起凶杀案件，一共死了八个人。其中一次是枪战，一家伙死了四个。当时，我在楼上听见“砰砰砰”几声枪响，脑子“嗡”的一声大了，子弹仿佛呼啸着从房间旁边飞过去，传来玻璃尖锐的破碎声。我吓得扔下手里还没喝完的可乐，像耗子一样快速躲到靠墙角落里去了。过了几分钟，楼下人声嘈杂起来，我战战兢兢地站起来，打开窗子向楼下看了一眼，一群人向旁边的某个地方涌过去。
等我冲下楼赶过去，人群已经把现场包围了，警察还没有到。我拨开人群，紧张地问，死了几个？死了几个？然后掏出手机给小万打电话，我说，你赶快赶到我住的地方来，死人了，快点。我放下电话，还没回过神，小万已经赶到了，他的速度简直比警察还快。我们挤了过去，发现在一家麻将馆门口躺着三个人，两个男的，一个女的，都很年轻，女的还很漂亮，血从她洁白的脖子里流了出来，中枪的地方堆积着黏糊糊的血浆，像一块糜烂的肺，流出来的血染红了一大片地。
麻将馆里乱成一团，货架上的东西都砸烂了。在不远的旁边，还躺着一个年轻人，头发染成了绚烂的黄色，他的脸贴在地上，我没办法看清他的样子。麻将馆老板站在旁边，显然也吓坏了，他的双腿不停地哆嗦着，几乎站不稳。我给了他根烟，小声地问，怎么了？他抖抖索索地接过烟，声音颤抖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开始，他们几个在打麻将，突然冲过来几个人，拿着枪就朝他们身上打，打完就跑了。麻将馆老板掏出火机点了几次，手颤抖得厉害，点了几次没点着，我给他点上火说，没什么其他的事？麻将馆老板抽了口烟，看了看四周，紧张地说，前几天，我看见他们几个在吵架，不晓得有什么事，今天就动手了。小万在旁边“咔嚓”地拍了一堆照片，给我打了个“V”字形的手势，兴奋地叫道，猛料，猛料，搞个现场不成问题。等发完稿，我们坐在兆祥公园附近的夜市摊子上，喝了两瓶啤酒，才开始有点伤感，我也从那种不道德的兴奋中清醒过来。这时候，街上人来人往，路灯是明亮的。周围很多喝酒的人，火锅热气腾腾。那天，我们很少说话。小万喝了三瓶就喝不下去了，他背起摄影包说，我先回去了。走了几步，他回头说，你自己也小心点。
我回去已经过了十二点，人群早已散去，警察都走了。只有还没有散尽的血腥味荡漾在空气里，久久不肯散去。“姐妹发廊”旁边卖水果的老太太还在，我第一次停下来，买了几个橘子，两个苹果。付钱时，老太太看了半天，又算了半天说，橘子一块五，苹果两块二，一共三块七。我给了她四块钱，她手在怀里摸了半天，准备找钱给我。我看了看她说，算了。老太太笑了笑，先生，你真是好人，我早看出来了，你是个好人，你跟他们不一样。走过去时，我突然觉得她很像我奶奶。忍不住回头望了一眼，老太太依然躲在“姐妹发廊”的黑暗里，她看起来跟不存在一样。
现在，大家都明白了，我住的地方是一个村子，著名的城中村。我所在的那条巷子叫蘑菇巷，门牌号码49号。我在四楼，一室一厅。对我一个人来说，已经足够宽敞了。这个村子怎么说呢？简单点说，乱，不很脏，经常死人。村子里有很多纵横交错的巷子，第一次来很容易搞糊涂，熟悉之后就会发现，它其实和电脑硬盘一样井井有条。只要熟悉了一个点，沿着这个点散开去，怎么都可以找到回家的路。
8月，武汉的空气中荡漾着一股柏油路的味道。梧桐树的叶子茂盛，树荫下的光是碎的，而更多的路面裸露在空气中。在这个城市待了四年，每年的夏天都让我尝尽了苦头。大学毕业后，我像个叛徒一样毫不犹豫地逃离了武汉。临走前，我站在长江大桥上向江里扔了两个啤酒瓶子，大叫道，去你妈的武汉，去你妈的白云黄鹤，我受够啦，我走啦。现在想起来，这一声喊叫很矫情。对一个城市来说，一个人的消失和一个人的死亡都是无所谓的事情，如同一颗尘埃，消失在空气中。
离开武汉后，我如愿以偿地到一家著名报社做了一名记者，遗憾的是我没有留在我喜欢的广州，我被派到下面来了。上面给的理由是年轻人要多锻炼锻炼，吃点苦才能快速地成长起来。这种东西不是我能掌握的，也就认了，虽然我并不相信人成长起来的条件是吃尽没必要的苦头。
刚到这个城市时，举目无亲，同事间也不熟，房子不好找，去了几个房产中介，都很不爽，那些鸟人似乎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是刚来的，并且急于找房子，然后狠着命要价，中介费出奇地高。那时，我一来没钱；二来谁愿意做傻瓜啊？在办公室窝了两天，白天上班，下班去找房子，看见贴出来的租房电话就打，打了几十块钱的电话，房子还是没找到，确实没什么满意的。除开这个，我发现钱也越来越不值钱了。在我的经济能力之内，能找到的房子不是布局太差，就是光线太阴暗，整天见不到阳光。对我来说，房子也就是个睡觉的地方。光线对我来说并不是太重要，但我也不愿意我每天早上醒来时，房间依然是阴暗的，那会让我整天的心情都不好。我希望我每天早上都能面对阳光，即使我不能看见日出——但我希望，有阳光能照在我的身上。
房子是在网上找的，当时我百无聊赖地上了本地社区论坛，想看看有没有奇迹出现。然后，看到了房子出租的广告，我打通了电话，是个女人接的。我们约好时间看房子，房子的位置还不错，最重要的是它居然很大，还很干净，阳光也可以在早晨照进来。我一看就决定要了，摸了摸钱包，我装作漫不经心地说，四百五是不是太贵了？其实，如果她一分钱也不让的话，我也决定租下来了。没想到她爽快地说，那四百好了，我看你也斯文。这个逻辑很奇怪，却让我愉快。于是，我交了定金，房租，这个女人就成了我的房东。中介费省了，房子又不错，我简直有点得意了。还有一点让我放心，我想一个会在网上发租房广告的人，总比那些洗脚上田的农民值得信赖一些。
晚上，我把行李搬进来了。还好是夏天，我在地上铺了一张席子就睡了。房子里有个老式的吊扇，看起来如同一百年前的古董，工作却依然一丝不苟，风很大，转动时几乎一点声音也没有。房间里蚊子居然也很少，这让我非常满意，我简直讨厌死蚊子了。和别人在一起，我总是很受蚊子的欢迎。睡觉之前，我认真地巡视了我的睡房、客厅、洗手间、厨房，它们都让我满意。我想我要买的是一些钩子啊、脸盆啊、毛巾啊之类的，这些都容易解决。晚上，我睡得很好，连梦也没有做。
第二天早上起床，我拉开窗帘，闻到一股好闻的烧鱼的味道。是从我对面的房子里传过来的，从我的窗子看过去，我能清楚地看清对面房间里的摆设，甚至我怀疑，只要我一伸手就可以把对面的衣服给取过来。我正望着对面出神，一个女人从厨房里走出来，我仔细看了看，是房东。她也看见了我，跟我问了一声“好”。
我笑了笑说，你住这里？
她说，是啊，很奇怪吗？
我摇了摇头说，不奇怪，一点也不奇怪。只是这两栋房子距离也太近了。
房东笑了笑说，呵呵，你知道这种楼房有个什么名字吗？
我摇了摇头。她得意地说，你肯定想不到，我告诉你吧，这种楼叫亲嘴楼，也就是说，两个人在不同的楼房里把脑袋探出来，都可以亲嘴了。
这个名字不错，很形象。
我冲房东笑了一声说，可惜啊，没人亲嘴，你试过吗？
房东也笑了笑说，你这个混蛋，不过我还真没试过。
过了一会儿，她说，你吃饭了没？我说“没呢”。她说要不你把碗递过来，我弄一点给你。
我在房间里找了一会，给了她一个大饭盒。吃饭时，我把窗帘拉上了，饭盒里有我闻到的红烧鱼，还有一些很绿的青菜。说实话，房东的手艺不错，做的东西很合我的胃口。
等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才知道房东的老公很少回家。我住的这一栋楼全部是她家的，对面的那栋也是。除开自己住的那一层，其余的全部出租给像我这样的青年或者中年老年。我算了算，一层楼三个房间，七层，也就是二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收四百，意味着一个月就是八千四百，再算上对面的那栋，她一个月光收房租就是一万多。操，一万多啊，我得干多少个月啊？这种计算让我非常沮丧。房东是一个并不啰唆的女人，她说他们家也就这点产业，现在她每天的工作就是收房租，收完房租就打打麻将混混日子。我说，你们也太爽了。她笑了笑说，羡慕？我老实地回答，有点。房东又笑了，她不太平坦的脸上有点得意。
除开收房租，房东几乎不到我的房间来。碰到有事，我们就隔着窗子说话。第三个月收房租，她收了我四百，水电费没要。第四个月，她收了三百七，水电费要了，房租减到了三百五。又过了几个月，她说，你干脆每个月给我三百得了。对房东一再减少我的房租，我非常欢迎。由于熟了，我说你干脆不收我的房租得了。房东在对面洗了一下手说，那不行，那样我老公会觉得我在包小白脸。她说完，我“呵呵”大笑，她也笑了，然后问道，你要不要吃鱼？要的话早点回来，我晚上做红烧鱼。
房东叫欧阳少珍，这个名字我是在两个月后才知道的。此前，我只知道她姓欧阳，她开给我的收据上写着“欧阳”两个字，她的字不好，歪歪扭扭的，有点丑。欧阳少珍已经三十多岁了，皮肤不算好，身材却很不错。她嘴唇厚，颧骨突出，典型的广东人。我后来就“亲嘴楼”和欧阳少珍开过一个玩笑，我说，我们来试试看是不是真的能亲嘴？她在那边嘻嘻哈哈地说好啊。我们从各自的窗子里探出头来，尽量向对方凑过去，眼看要碰到嘴唇，欧阳少珍突然缩了回去，她说，不行，不能再靠前了，再靠前我要掉下去了。我也缩回来说，我要是再往前一厘米，肯定掉下去了。休息了一会儿，我说其实亲不到嘴呢。欧阳少珍脸红了一下说“就是”。她笑了笑，接着说，早知道，应该建得再近点。
这样的房东我可能再也碰不到了，不过也没关系。工作了一年多，我的积蓄让我有足够的能力付五百一个月的房租。站在村子门口，我看了一眼，对自己说，走啦，该走啦。我招手叫了一辆的士，这才发现，我的行李原来那么少，比一年前多不了多少。
小万是我的同事，胖子、摄影记者，他是从县级报应聘过来的。小万不说话时，有些像臧天朔，光头，油亮油亮的肚子，慈祥的样子，这让他看起来更像官员司机，而不是记者。
去年，全国报刊整顿，县级市原则上不准办日报。他们那个报纸混不下去了。那是个小报，基础不好，不能跟别的财大气粗的县级报一样，换个名堂，找个挂靠单位接着办。他们只好散伙，百十号人纷纷作鸟兽散。还好小万混了快十年，人脉广，消息灵通。在那个鸟报还没有散伙之前，赶紧找了下一个东家。
每次和我一起喝酒，他总是不无得意地说，老子这叫聪明。他宣称，他可能是唯一个从县级报进入我们这个大报的。据他说，当初他去应聘，已经过三十，过了三十在南方想混一个好点的地方就比较麻烦了，好像人一过三十就废了一样。可老板看到他的作品后，决定把他留下，当场让他领了一套摄影器材就下来了。小万对他的作品很有信心，他说，这叫凭实力说话。
到报社第二个月，小万干了件大事。
周末回家，小万在街上用大棒子把一个抢劫的小子从摩托车上打下来了，被人拿刀追着砍。好在警察反应还算快，及时制服了歹徒。如果仅仅如此，也算不上牛，关键是在那种情况下，他居然还没有忘记相机，居然把整个过程全部拍下来了。虽然画面有些晃，但这才是真正的现场啊。更巧的是，那时正好是“打飞抢”（注：打击飞车抢夺）的高潮时期。
这组照片发了一个版，为小万赚了一千多的稿费，他因此成了“打飞抢”运动中的典型。鉴于他的英勇行为，他家乡的区委书记对此高度赞扬，我们报社当然也不会忘记宣传我们自己的英雄，提高我们的美誉度。于是，记者站把他作为英雄报给了集团，很快集团决定发给他八千的奖金，全社通报表扬，同时决定将他的见习期立即终止，即刻享受正式员工待遇。也就是说，他那一棒子不但打出了上万块钱，还打出了领导的信任。事实也确实如此。小万成了我们记者站的英雄，小姑娘争着问他的感受，叫他“hero”。那段时间，小万每天上班都笑呵呵的。请记者站所有人喝酒时，他舌头都大了。他有理由大舌头，如果不大，才真的奇怪。
我们都住在村子里，他租的房子离我的房子大约有三百米，有冷气，这个比我好。小万结婚了，老婆在家里。每个周末，如果没别的活动，他都回家看老婆。他回家看老婆，我就无事可干。平时都忙，好不容易到了周末，能轻松一下，却又找不到人了。小万到我的房子看过之后，说，你这样肯定不行，没电视，电脑又不能上网，连个活物都没有，住长了你会疯掉，这个我有经验。我说，那怎么办？他说，你要找个什么东西养着，一来好打发时间，二来房间里也有个活物，有点动静。我这才想起来，小万养了一只松鼠，一只丑得跟老鼠一样的松鼠，他给它取名“老虎”。去他那里，经常看见他逗“老虎”，“老虎”在笼子里跑步，他在旁边傻乎乎地笑。想到这儿，我挠了挠脑袋说，你看我养点什么好？他说养鱼吧。我一听就说，不行，成本太大了，再且说不好我哪天就捞起来烧着吃了。他想了想说，要不也养一只松鼠？我说，不行，我怎么能学你的样子呢？过了一会他说，那你养鸟吧。我想了想，养鸟，嗯，还不错，我喜欢鸟叫声。
有了这个心思，我开始注意哪里有卖鸟的。花鸟市场有，但要我专门去一次花鸟市场就为买鸟，我肯定不干。事情总是奇怪，只要你有那个心，很快就可以看到那个东西。比如说，如果你老婆怀孕了，你上街，你才会发现，原来街上有那么多大肚婆。
才过了几天，我在村口碰见了一个挑着鸟卖的小贩子。她肩膀上挑着两只鸟笼子，里面装着各色的鸟。
我停下来问，你这鸟怎么卖？
她说，你买哪种？有八哥、鹦鹉，金丝雀还有——
她还没说完，我说，哪种比较热闹？
她笑了笑说，那你买鹦鹉吧，它会说话呢。
我说，是吗，那你让它说一句听听。
她尴尬地笑了笑，现在还不会，你买回去教它，它就会了。
我说，哪个有空教它。
小贩又看了看我说，那你买画眉吧，毛好看。
我说，好看顶个鸟用。
围着笼子看了一会儿，我指着一种像麻雀一样的鸟说，这种鸟会不会叫？
小贩赶紧说，叫，叫得可欢了。
这鸟叫什么名字？
金丝雀。
我愣了愣，这种小号麻雀居然叫金丝雀？想了想，就它吧，冲着金丝雀这个名字。
买完鸟，又问了一些常识，比如好不好养，喂点什么好之类的。小贩热情地说好养，好养，这鸟可好养了，吃鸟粮也行，没鸟粮大米也可以。一听说喂大米也可以，我想我不用再犹豫了，买鸟粮可能比较麻烦，大米就方便了。花了四十五块钱，我买了一个鸟笼子，两只金丝雀，另外还有二十包小包的鸟粮，够它们吃上一阵子的了。
刚买回这两只金丝雀，它们还很怕生，在笼子里飞来飞去，压抑着叫声。买回来之后，我才发现，家里实在没一个合适的地方放它们，放在地上不利于观赏，感觉也别扭，放在桌子上，那也不行，我就那么一张桌子，我还得放点别的东西呢。找了好半天，我决定把它们放在窗台上，这样它们可以接受阳光、雨水，还有新鲜的空气，对它们的健康比较有好处。
开始几天，我对它们还很有耐心，伺候得无微不至。
早上，听着它们清脆而欢快的叫声，的确也让我心里愉快。仅仅过了不到一个礼拜，就有些厌烦了。天天要给它们换水，隔上两天就要清洗鸟笼子，毕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不是我有多么勤快，如果不清洗，靠近它们时那种臭味给人感觉实在不好。我也厌烦了它们早上越来越大、越来越持久的叫声。我一般晚上两点睡觉，六七点它们就开始叫，这让我的睡眠非常不充分。我几乎后悔买了它们了。
见到小万，我跟他说，我买了两只金丝雀。他高兴地说，是吧？你房间里总算有点活物了。转过头他又问，金丝雀，是不是很名贵？我说一般吧。抽了根烟，我说，我不太喜欢，你要是喜欢我送给你好了。小万有点意外，还是高兴地说，是吗，你那么好？搞完了我跟你回家看看。我说“好”。
发完稿子，小万跟我一起回家，一路不断问关于金丝雀的问题，我尽力糊弄他，希望他把这些影响我睡眠的东西给拿回去。其实，我也有别的办法，比如说打开鸟笼放了它们，或者干脆炒了。但又有些不甘心，放了它们意味着我的钱白花了，我赚钱也不容易。炒了它们我还下不了手，再且，炒了也不到一两肉，不但成本太高，说起来也不好听。权衡了一下，还是送出去划算，做了个人情，又让自己摆脱了困境。
进了我家，小万问，鸟呢，鸟在哪里？
我指了指窗台说，那儿呢。
小万看了看鸟，又看了看我，满腹狐疑地说，哥哥，你不是耍我吧？这就是他妈金丝雀？这整个不就是一小号麻雀吗？
我赶紧说，金丝雀和麻雀都是鸟，而且都带一个雀字，它们是一个种的。门纲目科属种，这个你知道吧？
小万郁闷地说，操，这么丑。
我说，没关系的，丑它也是金丝雀。
小万又逗了逗鸟，说，你这鸟怎么不叫呢？
我说，谁说不叫啊，叫得可欢了。我赶紧走到鸟笼边，摇鸟笼子，企图让它们叫起来。可它们宁愿在鸟笼子乱飞也不肯叫一声，我几乎绝望了。
小万说，你这鸟我不要了，还是你自己养吧。
我急了，我说，小万，你怎么可以这样呢？你怎么可以因为人家长得不漂亮就不要呢，如果你老婆老了不漂亮你是不是也不要了？
小万翻着眼睛看了我一眼说，可它不是我老婆，是你养的。
我满肚子的话噎在肚子里说不出来。小万不屑地看了看我说，你看你养的什么鸟，不好看也就算了，连他妈叫都不会叫一声，还是“老虎”好玩。
下楼时，小万冲着我说，你慢慢养你那两只麻雀吧。
回到家还没有站稳，两只金丝雀欢快的叫声针一样刺进我的耳膜，它们是爽了，可我就不爽了。
搬进蘑菇巷三个月后，我对这个村子的了解变得透彻。由一个城市傻瓜，变得和卖菜的小贩一样精明。比如说，我知道市民对村里人的说法是“男盗女娼”。这个说法并不在我的意料之外，在全国，在任何一个城市，城中村永远是这样的地方。城中村低廉的消费，混乱的管理对潜伏的流窜犯、三流的妓女、从祖国各个省份蜂拥过来的民工、失业者都拥有致命的诱惑，如同苍蝇，永远对腐烂的垃圾比对香水有着更强烈的兴趣。小万和我一起走在村子里，经常说，我们恐怕是这里最后两个正经人了。对他的说法，我表示了否定。我知道，很多和我一样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住在这里。
我来的前两天，去租房子。打通电话后，一个瘦小的女孩子走了过来，领着我穿过黑乎乎的楼道，开门，开灯。然后，她说，你看看。房间灰暗，就着灯光，我发现这个女孩非常瘦弱，大概只有八十斤，看起来像一只直立的鹌鹑。胸脯刚刚开始发育，只有两个突起的小点在证明，她还是个女人，她胸前长的是乳房。她的房间凌乱，没有床，地上铺了一张薄薄的床垫。内衣和内裤挂在窗子上，一面面飘扬的旗帜。
我盯着她的内衣看，她的脸红了说，你看看合不合适，房租三百，水电另计。
我笑了笑说，你住得好好的，干吗要租呢？
她也笑了说，我们公司安排了宿舍，我刚租一个多月，不找个人接着租，两百块押金就不退了。
我趁着看窗外时，摸了一下她的胸罩，回过头来说，你一个人住不怕被人强奸啊？
女孩子又笑了笑说，我胸那么小，谁强奸我，要强奸也要强奸那些大波妹去。
她的回答让我开心。如果不是因为她的房子光线实在太暗，空间实在太狭小，我想我是愿意帮她的忙的。下楼时，我的理性战胜了我的怜悯之心，我说我再去别的地方看看，赶紧溜了。后来，我还在村子里遇见过她，她的胸部看起来比我那天看到的要大很多，一定是垫了海绵。
我刚住到这里来时，楼下的发廊还叫“姐妹发廊”，两个漂亮的姐妹开的。刚开始，我晚上喝酒回来还傻乎乎地跑过去洗头，洗着洗着，小姐的手在我耳朵边上蹭来蹭去，接着凑到我耳朵边上问，先生，要不要洗小头啊？我说不必了。头匆匆洗完了。洗了几次，我才知道，洗头是假。小万喜欢妹妹，动不动过去洗头。洗完还舍不得走，跟人家海阔天空地聊天。对他的这种行为，我表示鄙视。我说，你要想干吗就干吗不就行了，费这个力气干吗？他淫邪地朝我笑了笑说，这个你不懂，你还是一个小屁股呢。大概过了半个月，小万把妹妹搞到了床上。他去洗了八次头，终成正果。我问小万给了多少钱，他说没给。他很得意，我为那个女人感到难过。
吃晚饭时，小万喝了点酒，带着醉意说，我告诉你，这里最需要安全感的就是那些小姐，你稍微给她们一点点爱情，她们就愿意给你做牛做马。事实似乎确实如此，在这个村子里，不少小姐都由男朋友送去上班，也有不少男人送自己老婆去卖淫。而那些吃软饭的家伙多半都很帅，身材高大。除开送女朋友上班，他们唯一可干的事情就是打麻将，喝酒。其中有个小姐，被小白脸骗走了三年的积蓄，大家本以为她会吃一堑长一智。然而，她很快上了另一个男人的床，同样是一个骑自行车送她去夜总会的帅哥。
小万的故事同样烂俗而简单，他天天去陪妹妹聊天，聊着聊着就聊到了人生，命运啊什么的，然后感觉同病相怜。接着小万要到了她的手机号码，两个人开始约会、吃饭、看电影什么的。再接着，女人病了，她给小万打了个电话。小万赶紧买了碗粥，两斤水果去看她。小万一进去，女人眼泪下来了，她说小万真是个好男人，还记得她。
吃完那碗粥，两个人上床了。
我问小万是不是爱那个女人。他说你傻了吧，傻了吧，我怎么会爱一个小姐呢？抽了根烟，小万又说如果她不是个小姐，我可能会爱她，但我肯定不会娶她做老婆。小万说完，我们两个半天没有吭声。
我养的两只金丝雀非常健康，精力充沛。尽管，我现在四五天才清洗一次鸟笼子，污浊的空气似乎并没有影响它们的健康。
每天早上五点左右，它们仍然叫得兴奋，就像高潮中的女人，这让我苦恼。欧阳少珍来看过我的两只小鸟，她逗鸟时笑得很开心，她说看不出来你还很有情调呢。我说情调个鸟，烦死它们了。欧阳少珍也笑说，确实挺麻烦的，大清早就开始叫，我那边都听得到。欧阳少珍问两只小鸟有没有名字，我说没有。欧阳少珍说，你的东西你应该给它们取个名字，有个名字就表示它们真的是你的了。我说，你觉得叫什么好呢？欧阳少珍想了想说，就叫花花、草草吧。她一说完，我说，你俗不俗气，这么丑的鸟还叫花花、草草，扯淡不是？我将两只鸟命名为A和B。欧阳少珍对此嗤之以鼻，她说你这样的智商也只能取出这样的名字来。
给两只小鸟取了名字后，我还是认不出它们来，它们实在太像了。小万说得有道理，它们确实像两只小号麻雀，本来麻雀已经很难辨认了，何况还是小号的。好在也没有人一定要我把它们认出来，我只要知道，一只是A，一只是B就行了，至于谁是谁，一点也不重要。A和B在我的照顾下，生活得很好，至少比我强多了。
冬天来了，我和我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最明显的是人长胖了。大学毕业时，我的体重只有一百二十多斤，现在已经突破了一百四，还保持着强劲的增长势头。欧阳少珍说她是看着我长大的，说我由一个本来不太油的年轻人变成了老油条，她经常感慨广东确实让不少大好青年变坏了。她说这话时正躺在我的床上，头枕着我的手臂，两只手一只摸着我的胸膛，另一只手在我大腿根处游弋。
这是我没想到的，欧阳少珍过来收房租，我正在洗澡。她进来时，我说我刚洗完澡，还没穿衣服呢。她说，就你那点东西，谁没见过似的。欧阳少珍进来时，我只穿了一条宽大的短裤，正拿着毛巾擦头上的水。欧阳少珍盯着我看了一会，眼睛里有些欲望升了上来。她说，我摸你一下，行不？我说行。欧阳少珍伸手摸了摸我的胸膛，然后摸了摸腰，她的手慢慢向下，用嘴亲着我的身体，接着顺手拉掉了我的短裤。她蹲下去，我的下体从内裤里挣扎了出来，欧阳少珍一下子含住了它。她在床上的表现很疯狂，下面潮湿，她撕咬着我，想叫却不敢叫，紧紧咬着被子。做完，欧阳少珍躺在我身边说了一会儿话，就开始穿衣服。穿好衣服，她从我口袋里拿了三百块钱走了。临走，还不忘记帮我整理一下被子，在我脸上亲了一口。
出门，锁门。
欧阳少珍走了之后，我狠狠抽了自己一个耳光。欧阳少珍并不漂亮，脸上有麻子，小腹上还有剖腹产留下的痕迹，腰上有着呼啦圈一样的赘肉，阴毛茂密得像施了肥料。她至少大我十岁，女儿都快小学毕业了。这让我看不起自己，觉得自己是个没出息的家伙。
我跟小万说起这件事，他幸灾乐祸地说，操，这么老的女人你也下得了手？你牛。我满肚子的苦水说不出来。我想我跟欧阳少珍永远没有第二次，但当欧阳少珍再次将她的手伸向我的下体，我的身体依然起了变化，只好再次把她按在床上，强奸一样进入她的身体。
除开这个，我家里也发生了一些事情。给家里打电话时，妈妈说爸爸开的肉类加工场被查封了，罚款加上人情费花了十多万，这意味着赚的钱全部亏进去了，还欠下了一大笔债。分摊债务时，妈妈说，你爸老了，再也干不动了。剩下五万块的债，你三万，姐姐妹妹各一万，你是个男人，薪水高，家里以后要靠你呢。不管愿意不愿意，这三万的债我是背定了。我爸妈在我身上花了更多的钱，把一个辍学三年的小混混培养成了人民的大学生。就冲这个，我就没理由拒绝他们的安排。三万块，我算了算，这意味着我半年不吃不喝才能把这笔债还清，但我怎么能不吃不喝呢？实际上我还花得挺多。我爸的工厂没查封之前，我一个月消费要三千块，一点都不担心没钱。但现在，我的消费已经压缩到了一千五，还有继续下跌的可能，这让我非常郁闷。
进了冬天，我有了一个女朋友，自来水公司的宣传秘书，和我一样，她也刚刚大学毕业，学的是中文，湖南人。她说她没男朋友，我说我没女朋友。她长得还不错，身材姣好，乳房大而坚挺，这都让我喜欢。一起吃过几次饭，看过两次电影，她成了我女朋友。我曾经提议过我们住在一起。她不肯，她说她还是住集体宿舍，不然别人会说闲话。我说别人说什么关你鸟事？她说关我的声誉呢。为了安抚我，她说订婚之后，我就跟你住一起。订婚这事情似乎太遥远了。可笑的是她虽然不愿意跟我住在一起，上床还是照样，她早就不是处女了。我问过她是不是喜欢白天上床，她说不是。我说那这是干吗呢，这不是掩耳盗铃吗？她说，掩一下总比不掩好。
这样一来，意味着在进入冬天之后，我有了一个情人，如果欧阳少珍也算的话；有了一个女朋友；另外还背上了三万块的债务。两个女人并没有让我疲于应付，但三万块钱的债务让我感觉到了分量。
广东的冬天还是有些冷的。
记者站是这样一个地方，在组织管理上属于报社，但人在下面，很多事情山高皇帝远，也没人管得了。
我在记者站的生活还算愉快。我们站长姓柯，我们当面叫他“柯站长”，背后叫他“老柯”。他的脸总是红的，牙齿发黑，烟酒过度的表现。作为一个离婚的男人，我们理解他。作为一个著名报社的记者站站长，他在这个地方数年的苦心经营是有效果的。我们在这里几乎是一个日报的规模，每天出三个版的新闻，还有每周定期的二十四个版的杂志，另外还有不定期的专刊。报社设在本地的广告部一年能为报社拉回上千万的广告，他作为这里的站长，简直想不牛都不行。
刚到记者站，我连自己的桌子也没有，更不用说电脑了。我每天写稿只能蹭别人的电脑，这些都算了，组织上认为这是锻炼年轻人，我也只能接受。更可恶的是，他开始让我跑报料，然后给我安排了农林水。傻瓜都知道，在我们这个报纸，农林水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农林水本身就不受重视，我们又不是党报，鬼他妈才管你农林水呢。如果说，发水灾，干旱，这几条线还有点新闻可做，但哪里有那么多的天灾人祸呢？老柯的安排让我非常不爽，我几次提出抗议，他总是笑呵呵地说，年轻人不要着急，这只是暂时的，以后会调整。过两个月我们还要扩版，到时候事情做都做不完。过了几个月，扩版了，但不关我鸟事，我跑的还是农林水，这简直让我愤怒。
作为跑报料的记者，我每天可以遇到很多新鲜的事情，也很快熟悉了这个城市最隐秘的部分。比如说哪里站街女多，哪里夜总会有色情服务。跑报料是很烦人的事情，半夜三更总会被人吵醒。跑过去一看，操，鸟事没有。几十块钱的的士费没了，觉也别想再睡好了。报料电话简直就像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手雷，还不能关，关一次被发现了扣五百块钱。
周末，和女朋友一起，最怕的就是电话响。两个人好不容易酝酿好了感情，事情刚刚入巷，电话响了。不接又不行，接了不去，如果真有什么大新闻，漏一条也是五百块。好几次和女朋友刚上床，才进入，电话就响了。这样的事情搞了几次，女朋友非常不满，她的脸色有些不好看。等回来再继续，她下面干得像一条晒干的毛巾。想弄也弄不好了。
在那几个月里，我见到这一辈子也没见过的那么多死人，各种各样的死法，跳楼的、淹死的、被人砍死的、车祸死的等等等等。还有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三条腿的鸡、四厘米长的蚊子、一百多斤的大红薯。各种奇怪的人，比如打电话到报社要我们给他找工作的失业青年、要做本市第一人造美女的丑女、两性人、强奸女儿的父亲……总之，我在这几个月里见到的稀奇古怪的事情比很多人一辈子见到的可能还要多。以前，我看见路边乞讨的小孩，还愿意给上一块或者五毛的，现在一分也不给了。
上班之余，就回家逗逗鸟。我现在有三只金丝雀了，不是买的，我抓的。A和B已经被我养习惯了，清洗鸟笼子时，我把它们放出来，它们也不愿意飞走，洗完笼子，放好鸟粮，装好水。它们会主动爬回它们的笼子。尽管如此，我也没想过要把它们放出来，让它们在房间里自由自在地生活。我的想法是，如果放它们出来，它们会到处拉屎，这会给清洁带来困难。更重要的是，如果它们习惯了我的房间，这个比较大的笼子，那么它们会想念更大的笼子，比如天空什么的。我不能给它们这个机会。A和B的性别一直到最后我都没有弄清楚，如果它们是同性，它们一定是同性恋，它们卿卿我我的样子如同一对热恋的情人。我能够得到第三只金丝雀，A和B都有功劳。我一直都把它们放在窗子上，它们欢快的叫声，吸引了C, C生活在野外。它总是飞到笼子边上，对着A和B歌唱，偶尔也吃点东西。我几次想抓住C都没有得手。但最后，我还是得手了。在一个风雨夜，C疲惫地站在笼子上，我回来时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它正闭着眼睛打盹。我一伸手，它就在我的手心了。C挣扎的力气很大，还啄我的手。不管C如何反抗，我还是把C放进了笼子。它挣扎，撞笼子，打翻水，这些都没有博得我的同情。我想知道，三只鸟在一起会有什么效果。
C长得跟A和B不太一样，它尾巴要长一些，没有经过修剪，这让我一下子能把C从它们中间认出来。C来的时候，我的鸟粮正好快完了。喂了两天的鸟粮之后，我开始给它们喂大米。喂了几天之后我发现，它们拉的粪跟以前的不一样，以前比较硬，现在很软，就跟人拉稀一样。C在笼子里显然是老大，A和B都不敢惹它，C经常在笼子里飞来飞去，动不动撞在笼子上，它还没有习惯如此狭小的天空。
女朋友对我的金丝雀很感兴趣，甚至说要去抓虫子给它们换换胃口。两个人在一起没话说时，我们就谈这几只金丝雀，讨论C会不会成为A和B之间的第三者。我们讨论的结果是，C肯定会成为第三者，它不可能一直容忍被排斥的地位，何况和A、B比起来，它那么强壮，那么善于飞翔。
傍晚，阳光从对面楼的夹缝中钻过来，照在三只金丝雀身上。我从背后抱住女朋友，我们有时候也会发发呆，女朋友喜欢在下午亲吻我。阳光慢慢地褪去，黑暗笼罩了上来。女朋友说，看着房间慢慢暗下来，她总是很伤感，感觉落寞。以前，她只能独自伤感。
还好，现在有我。
小万和“姐妹发廊”里的那姑娘感情越来越好，在我面前，他们表现得甜甜蜜蜜，俨然是一对夫妻。我就笑，心里暗骂“一对狗男女”。朝他们笑对我来说是有好处的，我经常下班之后去小万那里蹭饭。女人的手艺实在不错。小万和女人不住在一起，还是各住各的房子。
现在，我知道女人叫“芳芳”，我怀疑这不是她的真名，我不相信有那么多人叫“芳芳”“小丽”“春花”等等。她们大概和那些歌星一样，为了便于记忆，取了一个艺名。不过，既然她说她叫“芳芳”，那就叫她“芳芳”好了。芳芳和小万经常一起过夜，一个礼拜两三天的样子。我有时候看不过去，对小万说，你们都这个鸟样了，不如干脆住一起得了。小万摇了摇头说，那不行，一旦住一起了，意味着我要承担她的生活，以后会很麻烦。只要我不跟她住一起，那就意味着我们其实还是什么都没有。
芳芳经常给小万做饭，芳芳做饭了，小万多数会叫我去他家吃饭。每次去他家，我总会带上六瓶啤酒，或者一瓶二锅头。俗话说“拿人的手软，吃人的嘴软”，我吃了芳芳做的东西，经常昧着良心对她大肆赞美，什么“贤能淑德”“美丽端庄”之类用来形容女人的词几乎被我说遍了。小万背着芳芳对我说，你这个鸟人太恶心了，这么肉麻的话也说得出来。我一想，也是，确实够恶心的。但一吃她的东西，我就忘记了恶心，依然拼命赞美。赞美的次数多了，真就感觉出好来。就算是婊子，也有着贞洁的过去。
关于小万我已经无话可说。这样也好，就像两朵浮萍，如果它们愿意在同一个池塘里继续漂浮，那总比一个的好。来这里半年之后，我有了新的习惯，傍晚去公园散步。
有必要说说这个公园。
这是一个怎样的公园呢？里面有茂盛的草地，漂亮的棕榈树，可以看见亲昵的男女，放风筝的孩子。每天跑步，可以看见很多人。我肚子上的油脂越来越厚了，晚上的睡眠依然病态。手机短信息的声音都可以把我从梦中惊醒。我几乎天天做梦，这不是好现象，它证明我缺乏良好的睡眠。
房东越来越频繁地出入我的房间，我开始叫她“欧阳”。她答应我时声音妩媚，一笑眼角的皱纹越发清楚地凸现出来，我不喜欢她笑。在她身上，我像是一匹奔腾的马，而她便是质地优良的草原。躺在我身下，她总是咬着被子，压抑着叫声。做完，她总是说，什么时候能爽爽地做一次，想怎么叫怎么叫。我一边抽烟一边说，你以为你是驴啊，叫什么叫。我说完，她总是起来，将我的手拉过去按在她略微下垂的乳房上。她还是继续收我的房租，一个月三百，她说不能不收，如果不收意思就不一样了。
每天爬起来上班，对我来说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天天还要看着老柯那张要死不活的红脸。就我跑线的问题，我跟老柯交涉过几次。每次老柯都糊弄我。他说，你不要急，年轻人不要那么急，以后我们有的是事情干，你想干都干不完。老柯说时还不忘记给我发一根烟。抽着老柯的烟，我说，柯站长，你不是这样的吧？开始你说扩版，扩版了就换，现在都扩版了，我还是农林水。老柯一边弹烟灰，一边说，年轻人不要急，锋芒太露总是不好，你说你才来多久，我刚来时，整个记者站就我一个人，吃喝办公都在一个地方，我不也是熬过来了，熬过来了也就好了。一听老柯这话我急了，我说，那是你耗得起，我可耗不起，我还得想法子赚钱呢。老柯还是笑眯眯地说，等有机会了，赚钱不是问题，到时候就怕你写得手软。跟着老柯的话，我说，我现在就天天手软，闲得打飞机。老柯就笑，笑得浑身都在颤抖，指着我的鼻子说，年轻人，还是年轻人，我现在不行了。笑完，老柯神秘兮兮地说，你说，你跟我是老乡，又是同一个大学毕业的，只要我能帮你的我还能不帮你？老柯从座位上站起来，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年轻人不要着急，你要是真有才华，有的是机会，我们报社是不会委屈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的。和老柯交涉了若干次，我自己觉得都没意思了。妈的，哪里不都是混吗，我他妈就混好了。
回头，我跟小万说起。小万一听完“哈哈”大笑，笑完，他说，操，这个鸟人跟谁都这么说，到后来还不是画了一个大饼。我说我知道，然后一杯接一杯地喝酒。
老柯这个鸟人我算是看透他了。
冬天过去了，春天还会远吗？
我相信不远，正如我吃不到葡萄，但我相信葡萄一定很甜很甜。
春天来了，我在河边散步，河水照耀我年轻的容颜。这是我想象中的样子，对我而言，春天和秋天没什么区别。这就跟广东的气候一样，你看不出春天和秋天有什么差别，正如你感觉不到夏天和冬天有什么区别，除开没完没了的上班，我的生活基本是空白的。现在，只要一接电话，我就知道这个新闻值不值得去。和半年前相比，我成熟了。
刚开始接报料电话，一听说出车祸，我就很紧张，然后就傻乎乎地去了。但现在，接到电话，我会漫不经心地问，死人了没有？对方如果说“没有”。那么，我会接着问一句，几辆车撞了？对方说“两辆”。如果确实是这样，我会和对方随意说两句，然后说“请你留下你的电话，方便和你联系”。接着，挂掉电话继续喝茶。
这么说并不意味着我的记者生活毫无乐趣，比如说有一次就很好玩。
那是下午，有电话报料说有人要跳楼自杀，正在楼顶上站着呢。我和小万一听就来劲了，跳楼啊，这肯定有故事。我们赶到现场，看见楼下停着几辆消防车，忙碌的警察和消防队员。和所有的故事一样，等了半天他还是没有跳下来，最终被人救了下来。知道他想跳楼的原因后，我和小万精神大振。
要跳楼的是东北某市公务员，在网上爱上了这里一个女人。两人在网上眉来眼去很久，男的终于忍不住了，从东北千里迢迢跑了过来，和女人缠绵了半个月。回去之后，他和老婆离了婚，公务员也不做了。离婚后，他跟女人说“我离婚了，我要娶你”。女人也答应了。等他真过来，女人后悔了。他绝望啊，他要跳楼。跳楼之前，他给女人打电话，他说，你来，你不来我就跳下去。等了一个多小时，女人还是没来，他却被警察救了下来。
稿子发出来三天，老柯找我谈话，首先肯定这个新闻做得好，然后俯下身跟我说，你知道那个女人是谁吗？我说我知道个屁，我又不是侦探。老柯喝了口水说，副秘书长的老婆。老柯说出来时，我的手抖了一下。确实很意外。老柯显然把这个动作看在眼里了，他放下茶杯，慢条斯理地说，不管她是谁，你都不用害怕，报社会搞定这个事情。你好好做你的新闻，这条新闻做得不错。老柯说完，满意地看着我，仿佛给了我很大的恩赐。从老柯的办公室出来，我骂了句“傻逼”。这个鸟人也太小看我了，以为这样就给了我恩赐。副秘书长的老婆出墙，他还哪里有脸闹啊，四五家媒体都发了消息，就算他是副秘书长又能如何，丢人还来不及呢。
我越来越厌烦老柯了。
春天来了，我亲爱的女朋友风情万种，这是一个美好的春天。
春天来了，我的三只金丝雀也死了。可能还有一只没死，但我不知道。
最先死的是C，这让我意外，我本来以为在我粗放型的管理之下，要死也是A或者B先死。但的确是C先死了。C的死相惨烈，羽毛愤怒地张开。我打开鸟笼子，捡起C的尸体。C很轻，放在掌心简直跟没有一样。我想起它第一次在我手心挣扎的样子，恍若隔世。它的眼睛还睁着，死不瞑目的样子。站在窗口，我从窗子里把C扔了下去，它轻得跟一片羽毛一样，还在空气里打了几个转。过了几天，B也死了，其实我并不知道是B还是A。但既然先死，我就暂且称它为B, B的死态温和一些，蜷缩起来，头紧紧地缩在翅膀下面。B和C死了之后，A在笼子里非常孤单。养了几天，我决定给A自由。我打开鸟笼子，A显然已经习惯了鸟笼子，开始，它一动不动。我只好把A从笼子里抓出来，放在窗台上。它试探了几次，飞了出去。它的飞翔能力实在太差了，才飞了不到十米就落了下去。我想死活就由它吧，总比看着它死好。A回来过几次，我给它准备了大米和水。后来，就再也见不到A了。
金丝雀没了之后，小万到我家来，找了找，看着空空的笼子，看了看我说，你不会真把三只小鸟炒来吃了吧？我看了看小万说，我没那么变态。小万说，难说。停了大约一分钟，我说，我怀疑你那只小鸟，才会真的被你给吃了。小万说，我吃了她她也是心甘情愿。小万抽了根烟，点了点头说，还是“老虎”好玩，我养了这么久，它还是精神抖擞。小万说到他那只“老虎”，我的头一下子大了。
五一节来临，麻烦也跟着来了。
女朋友要我带她回家，或者她带我回家，她的理由充分，她说，我们拍拖也有大半年了，也该去见见父母了。她的话让我大骇，我并不是对我们的感情有所怀疑，只是这来得太快了，让我有些不适应。我说，我们可以再加深一点了解，过年去见也不迟。我的话让她非常生气。她拒绝给我洗衣服，拖地，也不跟我做爱，给她打电话她也不接。我想着法子哄她，都没有用。她眼泪汪汪地说，你这个小人，你这个流氓，你就是不想负责任，你想跟小万一样，找个女人随便睡睡。我说我不是，我是真的爱你。她说你怎么不是，你就是，你要是真爱我，你为什么不肯带我去见父母，也不肯跟我见父母，你怕。她这么说，至少有一点她说对了。我怕。我不怕麻烦，也不怕结婚，我们同学一毕业结婚的都有，我这样已经算晚婚了。我怕的原因是，我实在没有把握。
等她脾气好点，她说其实她也害怕，想早点找个人结婚。我们的害怕其实是相同的，都是没有安全感，只是我们采取了不同的方式。
那个五一，我过得不开心。
五一过后没几天，我爸打电话给我。先是问寒问暖地说了半天，比如我的胃好不好，衣服够不够穿，在外别太省着，酒要少喝，烟要少抽等等。然后他话锋一转，你现在工作怎么样？我说，还行。他又问，收入怎么样？我说，还行。又唠叨了几句，他说，儿啊，你过年把你的债还一点，也不多，两万就行了，债主都逼上门了，我和你妈应付不过来。我的心抖了一下。我爸接着说，我跟他们说，我儿在广州做记者，赚的是大钱，让他们放心，他们这才放过了我和你妈。我的心又抖了一下说，我没钱。我爸急了说，你怎么会没钱？我听人家说记者到处都有红包拿，你们报社工资又高，你怎么会没钱呢？我说，那是老记者。我爸说，你去了都快一年了。我说，一年顶个鸟用。我爸在电话那头肯定很失望，但最后，他还是说，不管怎样，你至少要拿回一万五，不然我和你妈就别想过年了。为了坚定我的信心，他又说，你说，我养你不容易吧？我说，那是。我爸赶紧说，那你好好挣钱，把你那点债给还了。说完，好像怕我后悔一样，挂掉了电话。
相比较一万五千块钱，女朋友给我的压力更大一些。一万五千块钱，压力不算大，五月离过年还有九个月，一个月存上两千块就够了。一个月存上两千，这个能力我还有，不然我简直替我们这个报社丢尽了脸面。
只要我不开心，欧阳少珍就很开心，她可以充当救世主的角色。
我和女朋友为了见家长冷战，欧阳少珍经常在对面冷笑，故意把锅碗瓢盆弄出很大的声音。搞得我女朋友说，你对面的女人有病啊，做个饭好像要全世界都知道一样。
女朋友不在时，欧阳少珍隔着窗子说，吵架了，跟你的小情人闹别扭了？
我不耐烦地说，关你鸟事，你收你的房租就行了。
欧阳少珍却不生气，笑眯眯地说，我可以把你赶走，我把你赶走了，你就再也租不到这么便宜实惠的房子了。
她说得没错，为了这房子，我也要忍气吞声。欧阳少珍其实也舍不得我走，她在家里做完饭，等女儿吃完饭上学后，就溜到我这边来，跟我甜言蜜语。对她的这些行为，我有些反感。欧阳少珍到我这里来，第一是做爱，第二是炫耀。炫耀的目的也是为了引诱我跟她做爱。自从有了女朋友，我越来越不喜欢欧阳少珍，她毕竟三十多了，跟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比起来，她的身体条件差得太远。就说她的乳房吧，我女朋友的乳房是圆圆的，挺挺的，里面是结实的肌肉，而她的则是松弛的纺锤形，摸起来像揉着一个面团。就连阴道，也是松弛的，里面空阔得能放进一头大象。欧阳少珍也有长处，她经验丰富，总有办法让我达到高潮。更重要的是我租着她的房子，虽然我可以搬走，可搬走后，我去哪里找这么好的房子呢？去哪里找一个不但提供房子，也提供阴道的房东呢？
欧阳少珍有钱，她一个月收的房租够我干上几个月的，这让我对她略存好感。其实，仔细一想，这个想法很贱，她有钱，可关我什么事？她也不会给我一分，她给我最实惠的好处是一个月少收我一百多块的房租，偶尔在她那里混混饭。一想到这个，我非常不爽，这么点小恩惠就给收买了，真不是个男人。转念一想，能占便宜干吗不占，这样一想，我又心安理得了。
知道我的困境之后，欧阳少珍表示可以借我五千块，如果我过年回家钱不够的话。我问她哪里来的钱，她说，哪个女人都会存点私房钱，跟男人一样。我想了想，还是拒绝了欧阳少珍的建议，我觉得如果我收了她的钱，我就像个鸭子。
突然很怀念我的三只金丝雀，至少它们在我的笼子里还生活得无忧无虑。
我还在记者站混日子，至少这还是一个不错的地方。
梦想早已灰飞烟灭，渴望成功的人到处有，而我只是其中不太努力的一个。刚毕业那会，特别幼稚，以为真的就“铁肩担道义，妙笔著文章”了。真一走上社会，这想法就变了。小万是美院毕业的，学校把他分配到民间艺术社，整天坐在那里画灯笼，各种各样的灯笼。这让他非常郁闷，他觉得自己是个有才华的人，毕业他去了民间艺术社，一个说起来好听——怎么着也艺术了——实际狗屁不是的地方。
在那地方待了两个月，小万开始寻找新的机会。
刚好，那个时候，街头广告刚刚兴起，懂艺术设计，又有动手能力的人少。小万很快成为这个城市的橱窗设计大师，设计一个橱窗八百块，他一个月至少也要弄上十几个，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他一个月能弄近万块钱，而他的工资才六百多。
说到他的光荣史，小万总是很得意。他说他上班第四个月，就买了个BP机挂在皮带上。艺术社的老同志们眼睛都花了，他们拉着小万的手说，你发了，你发了，什么时候带我们一起发财吧。小万就笑，得意地笑。他说，那些老家伙，我刚去时，想着法子欺负我，看我赚钱了，又苍蝇似地围过来了，真恶心。小万说，那个时候，我每天晚上出去喝啤酒，扎啤。那时候喝扎啤是最牛的事情，我每天都带人去喝两桶，身边大把的姑娘。说完，小万感慨道，那时候年轻啊，不晓得存钱。现在，想要找钱没那么容易了。
当时和小万一起画橱窗的人都发财了，其中不少是小万的徒弟。现在，小万还是一个不名一文的摄影记者，他的那些徒弟，最次的也有自己的广告公司了。我们一起出去喝酒，小万总喜欢把当年的徒弟叫上一个两个，让他们买单，顺便提提当年的光荣史。徒弟们都还给面子，毕竟小万还在报社，偶尔用得着。由于小万的关系，我也认识了不少广告界的人，喝酒时称兄道弟。
我和女朋友的感情持续健康地发展，老实讲欧阳少珍没搞什么破坏，也就是在我女朋友来时把房间里的声音弄得特别大，搞得我们在这边不得不小心动作。女朋友也有烦心的事情，比如单位里还有一个宣传秘书，人际关系搞得熟，总是抢她的风头。她这么说时，我总是说那还不好，有人帮你把活也干了，钱你也不少收。她很生气，说你不想办法帮我也就算了，还说这种风凉话，我要是干得不好，以后怎么混？我说我养你。她不屑，就你？还养我，你还是想办法把你那三万块钱的债务早点还了吧。
除开这些事情，她还说，他们经理老喜欢来烦她，有事没事把她叫过去一下，趁机摸一下手什么的。说起这事，她咬牙切齿地说，也不看看他自己多大了，都快七老八十了还想上我。女朋友说这话让我欣慰，觉得这样的女人真的应该娶回家算了。可嘴上还是说，你现在怎么这么粗鲁？女朋友指着我的鼻子说，还不是跟你学的。
唯一遗憾的是，女朋友对我和欧阳少珍的关系似乎有所察觉，她说，你这个房东怎么回事，每次我一来她就弄这么大声。我说她变态。心里却暗暗紧张，我可不希望有什么事情发生。
记者站的生活还是老样子，每次我找老柯，他还是拿那几句鸟话来搪塞我。傻瓜都看得出来，不会有什么改变了。我们这里一个记者，跑的公检法，公检法都是出新闻的大户，他一个人控制了这几条线，还不包括公安局的突击检查，扫黄打非什么的。公检法的通讯员多数训练有素，写的稿子基本不用修改就可以发。这意味着他每天可以睡在家里等通讯员发稿子过来，顺顺句子，然后在通讯员前面加上自己的名字就万事大吉。记者站的记者私底下都说，他哪里是记者，整个就是一编辑。尽管大家意见很大，但这个记者的地位还是雷打不动——发稿才是硬道理。何况，他和老柯的关系非同一般的好。我跟老柯提过，让他分一条公检法的线给我。老柯很为难地说，你看人家现在跑得很好，我调线没什么理由。我心里就骂，你派一头猪去跑公检法也会跑得很好啊，那还要跑吗？怨气归怨气，我的农林水还是要跑，不发稿我就没钱吃饭，就算农林水没什么事，我找也得找点事情出来。
老柯的态度让我越来越想揍他一顿，然后走人。
我的房子被人洗劫了。
晚上回家，我开门，门非常紧，费力地打开门，房间里一片凌乱。衣柜里的衣服全被翻到了地上，客厅里唯一的桌子也被翻了个底朝天。我的学历证书、照片，像被遗弃的孤儿一样，可怜巴巴地散落在各个角落。房间里的床头柜也被翻烂了，柜子的门张开着，像一张饥饿的嘴。
进了房间，我坐在桌子上抽了跟烟，然后给欧阳少珍打了个电话，欧阳少珍，你这里怎么搞的？我家里被人洗劫了。
我说完，欧阳少珍居然“咯咯”地笑了，她一边笑一边说，是不是被你小情人洗劫了？
我不耐烦地说，别他妈扯淡了，你这里怎么回事？还住不住人？
欧阳少珍这才换了副正常的语气说，什么时候的事情？
一听欧阳少珍这话，我简直要晕过去了，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知道那他还洗劫得了吗？
欧阳少珍在电话那头说，那是，那是，你换个锁吧。也只能这样了。
我说，换锁不要钱啊？
欧阳少珍说，你开个收据，我给你算房租里面。
挂了电话，我清理了一下房间，还好，银行卡、存折还在，电脑还在，我的大学毕业证、学位证都还在。我得感谢入室抢劫的人，他们没有因为找不到钱而把这些东西都撕碎了。想到这里，我轻松了些。
在村子里买锁时，我跟卖锁的人说，你这里什么锁好一点？
老板指了指挂在墙最上面的锁说，那种最好，电子的，除开钥匙谁都打不开。
我问，多少钱？
他说，一百三十。
这就有些扯淡了，一把锁能要这么贵？我摸了摸钱包，里面只有一百多块钱。想了想，我说算了，换个便宜点的吧。他又给了挑了一个，说这个也好，不过便宜多了，只要九十。我问保险吗？他说那当然，除开钥匙，谁都打不开。
他说完，我就笑了，我说一百三和九十的都是谁都打不开，那人家买你一百三的干吗？他尴尬地笑了笑说，那是那是。买好锁，他又说，要不要上门给你安装？我说那当然，不然我怎么装，我那里连铁丝都没有一根。
他又笑了笑，你那门是焊上去的还是钉子钉上去的？
我愣了愣，虽然我开了几百次门，还真没注意。我问，有区别吗？他说，那当然有，焊上去的安装要三十块，钉上去的十五块就够了。我只好打了个电话给欧阳少珍，欧阳少珍想了想说，我也不知道。骂了句“你这个昏君”之后，我把电话挂了，我对卖锁的说，你把工具都带上吧，我也不知道怎么弄的。
卖锁的现在变成了装锁的。他背着的包很好看，有点像黄布包，长长的带子，尽管有点脏，看起来像个艺术家，这让我喜欢。我看了看九十块钱的锁，问道，这样的锁不用钥匙是不是真的打不开？他说那当然。我说那我房间里的锁跟这个差不多，怎么就被人打开了。他说，那肯定是人家有钥匙。他这么说，我开始怀疑是不是欧阳少珍故意在耍我。
爬上四楼，我用钥匙艰难地开了门。卖锁的三下两下把旧锁拆了下来，我正准备问为什么我的锁会被人打开。他指着旧锁说，你这个锁，当然容易开了。你看你是“一字口”的，人家拿把起子伸进去，一扭，就开了。说完，他指着锁心说，你看，都扭成这样了。我看了看，锁心被扭成麻花形了。说完，卖锁的又拿起新锁说，你看这是“十字口”的，人家拿起子就撬不开了。我说那人家不用“一字口”的，用“梅花”起子不是一样开。他放下锁严肃地说，不一样，这样不好受力，还是打不开。我笑了笑，给了他根烟说，你以前是不是干这个的，这么熟悉。他没生气，抽了口烟说，年轻时干过。他一边装锁一边说，你这个是钉上去的，好办点。
装完锁，他给我开收据。他问，开多少？我说，按原价吧。他正准备写，我说，开两千吧。卖锁的愣住了，他说，大哥，不是吧？你装这个锁房东一般都不会给你报销，你开两千，不是开玩笑吗？我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你就开两千，写上锁一千八，装锁两百。卖锁的摇了摇头，还是给我开了一张两千的收据。
临出门，他说，这是我开过的最大的收据，你太会吹牛逼了。
卖锁的刚走，欧阳少珍来了。走进房间，她看了看我还凌乱着的房间说，真被洗劫了？我点了点头。她又问，没什么损失吧？我又点了点头。她说，那就好。然后开始帮我收拾房间。
收拾完，欧阳少珍说，把你新锁的钥匙给我。我不满意地说，我凭什么给你？欧阳少珍伸手抓住我的耳朵说，凭我是你房东，凭我给你报销。我抓住欧阳少珍的手说，你给我放开，听到没有，放开。欧阳少珍松开手。我说你真要钥匙？她点了点头。我说很贵呢，你要按原价，我就给你钥匙。她说好。我把两千块的收据递给欧阳少珍，坐在旁边看欧阳少珍的表情。她接过收据，看了看，说你签个字。签完字，欧阳少珍将收据慢慢放回包里。然后，开始数钱，都是一百的。一张、两张、三张……欧阳少珍数钱时，我心里一阵阵发毛。欧阳少珍递给我一沓钞票，你数数，两千。这玩笑开大了。
晚上，欧阳少珍没有回家，她说她把女儿送到奶奶家去了。
做完，欧阳少珍要我给她讲故事。我说讲什么呢？她说随便。我说那就讲白雪公主吧。她说好。等我讲完，发现欧阳少珍已经闭上了眼睛，她的手搭在我肩膀上，头枕在我胳膊上，像睡着了一样。给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讲故事实在不是什么浪漫的事情。何况，刚才折腾了半天，也让我充满睡意。我把欧阳少珍的手从我身上放下来，把我自己的手从欧阳少珍的脑袋下抽出来。卷上毯子，正准备睡觉，听到欧阳少珍说，你再给我讲个故事。我说不讲了不讲了，睡觉。欧阳少珍突然翻个身，趴在我身上说，你讲，我每天都讲故事给我女儿听。我不耐烦地说，你又不是我女儿。欧阳少珍亲了亲我的胸膛，然后抬起来，用手捧住我的脸说，你是不是嫌我老了，不漂亮？欧阳少珍这么说时，我认真地看了看欧阳少珍，她确实老了，而且不漂亮，甚至说有点丑。尽管如此，我还是摇了摇头说，没有，你挺好的。欧阳少珍从我身上翻下来说，真虚伪。
过了一会，欧阳少珍又说，我挺喜欢你的。我没吭声，欧阳少珍说，其实，我也读过大学。见我没反应，欧阳少珍说，我读大学时也挺骄傲的。欧阳少珍说这些时，我来了点兴趣。我问，你哪个学校的？她说，中大哲学系。我问，自考的还是成人高考？她说，普通高考，我们那会儿考大学可不容易了。欧阳少珍说完，我满脑子的睡意全没了。正准备问个究竟，欧阳少珍又开口了，她说，你是不是挺爱你那小情人的？我说，那当然。欧阳少珍说，她不就是年轻一些吗？小婊子。我从床上坐起来，说，你别这样说，我不高兴。欧阳少珍说，怎么啦，我还没说别的呢。说完，欧阳少珍也坐起来，说，她本来就是个小婊子，还没结婚就跟你搞。停了一会，她又说，我一听见你们两个人在这里搞，就想冲过来把你给阉了。然后，欧阳少珍把嘴凑近我耳朵，妩媚地说，你别以为你那小情人是个什么好东西，她本来就是个小婊子。
欧阳少珍的话，让我想起我那自来水公司的女朋友，一个从来没在我的房间里过夜的女朋友。
房子换锁不到半年，我搬走了。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几乎和我同时搬出村子的还有小万，他是出于悲伤，芳芳失踪了。楼下的“姐妹发廊”变成了“花语发廊”。我亲爱的房东欧阳少珍的老公也回来了，他的双腿被汽车碾废了，欧阳少珍继续去当她的良家妇女。丈夫回来后，欧阳少珍说，你不能住在这里了，我受不了。
小万和芳芳在一起，两人心照不宣，都知道不过是玩玩而已。小万经常到发廊等芳芳下班，其实如果他不去，会少很多麻烦。发廊人多口杂，到处弥漫着难闻的头发和染色剂混杂的味道，地上铺着剪下来的头发。小万似乎很喜欢那种味道，他能在发廊里一坐就是一个晚上，我给他打电话，他接，约他出来，他就不动了。后来，他后悔地说，如果我不去她店里，也许什么事情都没有。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她走了，店子都关了。小万说她走没关系啊，可太突然了，搞得我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
突然少了这么一个大活人，换了谁都不习惯。
事情不是没有原因的。
国庆节过后不久，小万像往常一样在发廊等芳芳下班，他们可能还约好去干点什么。
那天是周末，小万的心情很好，他坐在发廊里和芳芳聊天。想到很快就有一个愉快的周末了，他情绪高昂。晚上十二点，芳芳跟姐姐说，我先走了。刚准备出门，进来一个人，瘦瘦的，身后还跟着几个人。一看见芳芳就亲热地拉住芳芳的手说，来，你给我洗一下头。芳芳有些不乐意，看了看小万，小万把眼光挪到了别处。
洗头时，瘦子的手很不老实，小万当作没看见。芳芳是做什么的，他清楚。洗完，瘦子要带芳芳出台。芳芳不乐意，她指着小万说，我男朋友在等我呢。瘦子看了小万一眼，走到小万面前，掏出五百块钱说，够了吧，今天我做她男朋友。小万站了起来，正准备做点什么，旁边跟着的几个人“哗”的一下也站起来。小万看了看周围，他被包围了，一把刀顶住了他的腰，小万接过钱说，都是男人，图个开心嘛，不用那么认真。
芳芳第二天回来，不跟小万说话。小万把钱给芳芳，芳芳把钱扔在小万脸上，她说，你还算是个男人吗？虽然我不是你老婆，可你也应该知道我不愿意去。说完，芳芳把衣服脱了。小万看见芳芳身上有好几个烟头烫的黑点，还有撕咬的痕迹和牙印。芳芳一边哭一边说，那是个变态，我不想去，你干吗不帮我一下。你怕死啊，他们真敢杀了你啊？芳芳又咬又抓。闹完了，芳芳说，反正我也不是你什么人，我是死是活你也不关心。芳芳脸上表情冰冷，小万心里一阵阵发寒。过了几天，芳芳失踪了，楼下的“姐妹发廊”在一个晚上空了。又过了几天，“花语发廊”开张了。我从楼下走过，朝里面看了看，装修得还不错，洗头的姑娘长得也漂亮，看起来只有十六七岁的样子，她们的脸暂时还很干净。
芳芳失踪后，小万有些伤心，他说，操，要知道是这样，我说什么也不让芳芳出台，我就算被人打一顿又如何？他们还真敢把我打死？我说难说。小万说，真难过。我劝他说，算了，反正你也没准备真对人家好，想想，你有老婆呢，你跟她不过是玩一把，没必要那么当真。小万抽了抽鼻子说，话是这么说，我还是觉得自己像个傻逼。
小万的这种伤痛没保持多久。过了半个月，还是一个月，具体我记不清了。他说他认识了一个新的女孩，让我有空时陪他去看看，把把关。
我心里暗暗骂了一句“鸟人”。
接近元旦，空气里有些冷的味道，夹杂着难闻的废气。街上的人都穿上了外套，有些还穿起了毛衣。冬天了，广东的冬天仍然温暖，虽然和昆明明媚的阳光相比，它还不够明亮和温暖，比北方却强多了。
我爱这阳光。
在记者站，我跑的还是农林水，偶尔也跑报料。看着跑楼市、汽车、工商税务、公检法的记者大版大版地写稿子，大把大把地收钱，还有红包，我心里难受。农林水不但不出新闻，还穷，长期跑这几条线，我穷得像个没地的农民。我跑这几条线都一年了，总共没收到一千块的红包，还不好意思说，怕人笑话啊。在此前，有老记者跟我说，在我们这个报社，哪个记者一年要是收不到一两万的红包，那是他没本事，也是个不称职的记者。他的话让我羞愧，我连零头都没收到。由于跑这几条线，我一个月的薪水只有四千多，而他们一般都在八千左右。这些鸟人也就比我早来一点而已，也没见他们干得比我辛苦。四千多的薪水对一个大学毕业一年的新人来说，不算低，但一比较起来，就让人丧气。与其在这里郁闷，不如换个地方，薪水虽然不会有多高，起码自己会愉快一些。经过考虑，我决定不干了。
我辞职时，阳光静静地射进来，照在老柯的办公桌上。他的桌子上有一个很小的地球仪，我进去时，老柯正在摆弄那个地球仪。和以前不一样，这次我没敲门就直接进了老柯的办公室。坐下后，大大咧咧地从老柯放在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根，放在鼻子下闻了闻，然后放在了嘴里。老柯抽的是“玉溪”，闻起来味道不错。老柯给我点上火说，有什么事？你最近报料做得不错啊。我笑了笑说，是吗？多谢领导夸奖。老柯说，什么领导，都是兄弟，我们走到一起都是兄弟。抽完根烟，老柯指着我笑了笑，颇有领导风范地说，你肯定有什么事情，是不是又是换线的事？这个别急，我刚来时也很郁闷，等有机会一切都好了，再且——”老柯还没有说完，我用手敲了敲桌子说，好了，老柯，我不烦你了，老子不干了。老柯有些吃惊，他又给我发了根烟说，干得不开心？我说，是的，没鸟意思。老柯脸色沉重起来，年轻人不要冲动，你知道我们这个报社多少人想进都进不来？再说新人当然要吃点苦。上个礼拜，集团的领导到记者站来还表扬你了，说你能吃苦，耐得住。这个报社很多人想进来我当然知道，记者站里好几个北大的。见我没吭声，老柯说，再等等，等有机会，我调整一下。你说，我们是老乡，有什么事情我会不帮你？老柯不说老乡也就罢了，他一说，我的火气更大了，我说，别他妈扯淡了，要调早调了。老柯脸色有些难看，沉默了一会，老柯说，你想好了？我点了点头。老柯说，那好吧，你写个辞职信上来。
写好辞职信，交给老柯签了字，然后交给办公室文员，他负责传回报社总部。干完这一切，我浑身轻松，坐在办公桌前，看着周围忙碌的人，感觉有些奇怪。从这个瞬间开始，我就不再是这个集体的一员了。至于未来在哪里，我搞不清楚。
下午下班，老柯走出来说，大家晚上聚一下，为小马饯行，他要离开了。同事们一个个地走过来和我握手，拍我的肩膀，说以后还是兄弟之类的废话。跑公检法的记者也拍着我的肩膀说，唉，你怎么就走了呢？我一个人跑公检法累死了，正想跟老柯说让我们两个一起跑呢。我脸上说，谢啦，谢啦，心里却有些想吐。
走出办公室，我给女朋友打了个电话，让她出来陪我吃饭。我说我辞职了。挂了电话，不到十分钟，女朋友赶到了我身边，她说，你怎么了，你傻啦，好好的辞什么职啊，你知道你们报社有多少人想进都进不去吗？我说“不知道”。女朋友脸上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我拉着她的手说，好啦，晚上一起吃饭。她把我的手甩开说，还吃什么饭啊，我气都被你气饱了。生了一会气，她说，辞职信你交上去了？我点了点头。她问，什么时候？我说大约有四个小时了。这个时候电话响了，小万打来的，他说老柯定好地方了，让我晚上早点过去。我本来想说不去了。女朋友一把抢过电话说，小万，到底出什么事了？小万说，没什么，老柯说晚上给他饯行呢。女朋友又问，老柯去不去？小万说当然去了。女朋友说，那好，我们晚上一定去。
我不想去，想着他们爱怎么着怎么着吧，但女朋友还是拉着我去了。吃饭，喝酒，一杯接一杯的，平时很少说话的同事都上来敬酒，说着“祝你前程似锦”之类的话。有酒那就喝吧，我正喝得痛快，女朋友忽然把我拉到老柯面前说，柯老师，小马太任性，你别跟他计较。老柯说，开玩笑，我跟他计较什么呢？我们本来就没什么，都是好兄弟。老柯说完，女朋友说，柯老师，小马说要辞职，那是跟你开玩笑，你把他的辞职信退给他，我已经骂过他了，以后他会安心工作的。
听着她的话，我的酒一下子醒了。看着女朋友，像是不认识她。老柯拿着酒杯，为难地说，不太好办啊，我签字了，而且传回集团了。女朋友还在哀求老柯，我的火气一下子上来了，把女朋友拉过来说，你怎么回事啊，求这个鸟人干吗？女朋友哭了，她说你怎么就这么不懂事呢？我怎么就碰到个这么不懂事的人呢？女朋友哭时，我看见老柯的脸上带着暧昧的笑。这让我更加生气了，仗着酒劲儿我伸手给了女朋友一个耳光说，你他妈别给我丢人了。
辞职后，我的生活有了很大改变。不用早起晚睡了，也不用担心半夜被电话叫醒了。这让人舒服，经济压力却随之而来。我的存款只有一万一，离过年回家要还的一万五还有距离。而且，辞职后，我还要交房租、吃饭，这都要钱。玩了半个月，我知道要找个工作了。我给小万打电话，让他给我介绍个广告设计之类的工作。我大学读的新闻，学过广告，广告设计的科目成绩九十五分，满分一百。我想小万有这么多徒弟在广告界混，找一个工作应该不难。小万满口答应了。
过了一个多礼拜，小万打电话给我说，小马，我找了一些地方，他们表示欢迎你过去，不过薪水你可能不能接受。我问多少？小万说两千多吧。我跟他们极力推荐你，不过薪水还是要从两千开始。我问，那多久可以加薪？小万说这要看个人表现。我说，那上手之后一般多少？小万说四千左右。小万说完，我兴趣不大。
辞职之后，女朋友就没了消息，打电话给她，她不接，更不用说到房间跟我做爱了。我开始幼稚地以为她在生那一耳光的气。我买了一大把玫瑰，站在他们公司门口等她下班。我从来没给她送过花，我想这一招应该有效。结果，非常失败，她看都没看一眼就走了。我追上去向她道歉，她说，你不要再找我了，也请你别跟着我，我还有约会。我把花塞到她手里，她说，现在是不是迟了点？我说不迟不迟，元旦我就带你见家长。她说不用了，没什么意思。话说到这个份上，就算我是一头猪，也知道是什么意思了。我说，那好吧，这花送你作个纪念，从来没给你送过花，最后一次，是个意思。她拿着花走开了，走了不到一百米，把花塞进了垃圾桶。
我感觉脸上有点什么东西在爬，痒痒的。一摸，是眼泪。
我辞职后，唯一对我好的人可能就是欧阳少珍了。她说不就一工作吗，辞了就辞了，有什么大不了的，再找一个不就完了。我说，你能不能少说点风凉话？欧阳就不吭声。她经常做红烧鱼，然后让我把饭盒递过去。
女朋友跟我分手后，欧阳少珍经常过来安慰我，从语言到身体。后来欧阳少珍跟我说，我说她是个小婊子你还不相信，现在信了吧。我摇了摇头说，是个人都不能接受这样的男朋友，工作不认真，还跟房东瞎搞。欧阳少珍却没生气，她说，我们搞，她不知道，但她搞什么我知道。看到我脸上还是一点表情都没有，欧阳少珍又问，她跟你时是处女吗？我说不是，这有关系吗？欧阳少珍说，当然有关系，她第一次卖给了我老公一个朋友，仗着是个大学生，还要了一万块钱呢。
欧阳少珍说完，我不争气的眼泪又下来了。
知道这些之后，不到半个月，欧阳少珍的老公回来了。欧阳少珍老公回来时，欧阳少珍跟我说，他现在回来了，再也出不去了，没有我，他生活不下去。对老公的车祸，欧阳少珍似乎还很高兴。她说，你不知道我多爱他，我从小就爱他，可结婚后他却经常去跟别的女人搞。现在，他属于我了，他不能再去找别人，也没人要他了。最后一次和我亲热完，欧阳少珍说，你搬家吧，不然我受不了。这个月的房租就不收你的了。说完，欧阳少珍递给我一个信封说，里面有五千块。我说不要。欧阳少珍说，算我借你的，我知道你现在需要钱。
搬出蘑菇巷49号时，元旦刚刚过去。楼下“花语发廊”里的小姑娘的脸已经没那么干净了，买橘子苹果的老太太还在。由于冬天，她穿上了棉袄，她把手缩在袖子了，她大概有些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