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我的小说是这样开始的——
余树17岁那年跑步去了县城。进城不是去打工,也不是去赶圩,而是要买一把独特的刀。所谓独特,就是要和村里人用的菜刀、镰刀、砍刀都不一样。为什么要不一样呢?因为他要剁掉村主任儿子王天佑的手。剁手这样的事自然不能让人知道,刀当然也不能用自家的刀。
村里每家的刀其实都沾了主人的气息,要是谁家丢了刀,路过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是谁的。况且余树家就两把刀,一把是母亲切菜用的菜刀,由于长时间没接触到肉,已经面呈憔悴,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不像是把能剁手的刀了。另一把则是父亲上山砍药材用的砍刀,沉重、锋利,黑夜里都能发出寒光,且带着药材的悲情味道,是挺适合剁手,可那刀白天随父亲上山,夜里则被掖在父亲的枕头之下,轻易拿不到。
余树怀揣着平日里积攒的十块钱,跑步去了东海城。
一路上,余树的脑海里闪过各种各样的刀,武侠小说里的、电视剧里的,小到飞刀,大到屠龙刀、包青天的铡刀,都在想象里舞了一遍,早已经把王天佑的手剁了个稀巴烂了。兴许是精神世界里的刀过于精彩,以至于他真的站在县城的刀铺里面对一把把颜色浑浊、样式笨拙的刀时,他失望了。最终没买成,余树揣着钱往回跑,一路又沉浸在想象里。他梦想有一把刀,一把伟大的刀,去干一件伟大的事。从那时起,余树就有了梦想,他一直觉得这个梦想很伟大。
读到这里,马冬站了起来,说烟没了,要出去买包烟。
九月底,我们组织了一次聚会。我们是一个团体,具体来说是一个民间组织,彼此自愿地走在一起,在这个叫深圳的城市里。我们都不是原居民,我们来自祖国各地,是外来工,其中有收废品的、小业务员、流水线工人、洗头妹、送外卖的和无业游民。我们走到一块,抱团取暖。我们大概几个月聚一次,说说各自的生活和最新的想法,当然我们谈得更多的是现实以外的所谓梦想,那些梦想隐藏在我们心底,被日常生计遮得严严实实,只有在聚会的时候,才能露出可人的一角。
今天,马冬给我打电话,他的声音哑哑的,像是刚哭过。他说,无论如何,今晚我们该见一见面了。我问你嗓子怎么这样,他说昨夜写了一夜小说,还没合眼,突然想起我们,心里唰的一下,就想见见大伙。我受其感动,心也唰了一下。
马冬是我们当中的才子,是个作家,每次聚会,他都会带上自己最新的作品,向我们朗读。
余树本来是有一辆单车的,不小心摔坏了,却没有修理的钱,单车就成了废铁。从此他到哪都需要跑着去,包括去五里外的学校上学。半道上,余树总会遇到王天佑。王天佑不跑步,也不踩单车,他骑摩托车,他爸是村主任,有权也有钱。王天佑老是把摩托车停在路边,支起车脚,坐在摩托车软软的后座上,跷着腿,稳当得像座三山国王庙里的神像。他还抽着烟。余树甚至不敢看他,他的勇敢只属于心灵上的臆想,真让碰到王天佑了,他还是有点怯。他知道王天佑在路边等着谁,所以从他的身边跑过不远,余树就拐进了路边一丛芒花,躲在后面偷看王天佑的动静。
不一会,余树等来了动静,王天佑也等来了他要等的人。远远走来的正是他们的同学诗。诗也是他们一个村里的,她每天走路去学校,不跑,毕竟是女孩。诗长得好看,头发总是乌亮乌亮的,扎着小辫,笑起来像是电影里的女人。余树喜欢诗,暗暗地喜欢。王天佑也喜欢诗,可他不藏着,他是个二流子,总缠着诗不放。他爱把开得老快的摩托车叽的一声停在诗面前,拧着油门,摩托车呜呜地叫着。他扬着头说,我带你兜兜风。诗每次都低下头,绕着走开了。王天佑追着不放,实在无趣了,才拧着摩托风一样冲到路前,嘴里喔喔地叫着。这次半路拦截,同样没能让诗坐上他的摩托车。这一切余树都看在眼里,他喜欢诗这样坚强,他其实也想拉着诗跑起来,却是不敢的。他没有王天佑的胆子大。
有时候,余树会幻想着自己是上天派下来保护诗的天神,他拿着上天赐予的金光闪闪的刀,守在诗的身边,诗走哪,他保护到哪。王天佑见了,摩托车都忘记怎么开了,扑通一声,跪地求饶了。余树老沉浸在这样的幻想里不能自拔。老师走过来,拧起他的耳朵,说,你的神都走到后山去了,还不赶快去追回来。余树这才红着脸,端坐起来看黑板。同学们哈哈大笑。王天佑笑得最凶。余树不敢去看笑得最凶的王天佑,他只是用眼睛的余光偷看诗,看她笑了没有。诗就坐在靠窗的位置上,与余树差不多平行,他眼角一斜刚好能看见。诗没笑。她埋着头记笔记。
老师在讲台上气还没消,继续说,你们湖村啊,就出女状元,男的没一个有用。
老师这话说对了,历来如此,如今湖村就他们三个上了初中,俩男的成绩烂得跟牛屎差不多,唯独诗成绩拔尖,语文好、数学好、英语好,连物理化学都好,都有点没了多久,她就会辍学的,别说她家穷,就是不穷,也不可能为一个别人家的状元去花大钱哪。余树转而又想,这状元出在别人家事大,要是出在别人村,那事就更大,所以诗如果能嫁给自己村上人,还不至于吃多大的亏。湖村能配上诗的,除了王天佑,就是他余树了。这么一想,余树感觉自己和王天佑之间的战争是铁定要打的,不是你死就是我亡,事情只能这样。
刚开始余树还没有伟大的梦想,也就是说他还没有实际去想拥有一把刀。刀的形象只是在他的脑海里,暂时还没想过拿在手里。他觉得还不是王天佑的对手。王天佑在明处,他还在暗处。暗处的好处就是明处不知道暗处的存在,而暗处却时刻观察着明处。这就是余树的优势。可是有一天,这样的优势变成了折磨。那天黄昏,放学回家,王天佑又把摩托车横在了诗面前,诗还像往常一样绕道离开,可王天佑不干了,他一手抓着车把,一手去拉诗的手。诗身子一侧,手没被抓到,倒是让王天佑揪住了衣领口。这衣领口可是女孩的敏感地带,平时时刻保护着的地方,神圣得不容侵犯。如今被王天佑抓在了手里,就好像让他看到了自己的身体一样可怕了。诗的脸瞬间红得像西边的落日,旁边路过的同学们见状,也都雀跃起哄。见人起哄,平时就颇有表演欲望的王天佑一下子进入了角色,手抓着不放不说,还用炫耀的表情看路过的人。诗急了,喊,放开,你。她拼命挣脱。王天佑这才意识到举动的过分,松了手,愣在原地。诗则撒腿奔跑,边跑边哭。不远处的余树心如刀绞。他想,他得拥有一把刀了,非得要把王天佑的手剁下来不可。余树一路狂奔回家,呼呼的风吹在脸上,他悲壮得像是电影里含恨归来的英雄。我和马冬是在2000年秋认识的。当时我从另外一个城市来到深圳,身无分文。在另一个城市时我上当受骗,身上除了刚好买一张车票的钱就是一小包衣服了。我想我必须尽快找到一个愿意接受我的工厂,否则就得饿死在街头了。我把希望寄托在街角那些残缺的招聘启事上。我一边看一边移动身子,那面墙壁上贴满了招聘的信息,我幻想着它们就像面包一样被我一个个吞进肚子里。可我才吞了一半,身体就被另一个身体挡住了去路。那是另一副饥肠辘辘的身子。
马冬个子很高,很瘦,所以看起来更高了。我们约好一起找工作,也有个照应。身处异乡,这样的友谊都该倍感珍惜。白天我们到处找工作,去一个个厂里问要不要人,到了晚上,我们只能睡公园的长板凳。八月的天气已经很冷了,我们蜷缩在一起,取暖。一大早,实在睡不着,我们就起来跑步,把自己弄得满头大汗才罢休。然而更折磨人的不是冷,而是饿。我说过我已经身无分文了,马冬刚进城,身上是带了钱,但不多,未出门前他以为这个南方的繁华都市到处都是赚钱的机会。他的眼神里闪烁着初涉江湖的雀跃和天真,这样的神情我曾经有过。我以早两年的经验告诉他城市的种种困难和打工的种种屈辱。然而他不受我的影响。他是一个有梦想的人。有一次我发现他的行李包很沉,问他里面放了什么,他打开链子给我看,我一看,笑了,竟然全是书。
马冬说他刚刚辍学——出来打工的人都有类似的命运,说他成绩很好,可家里穷,供不起。一段时间下来,我们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有一次,一家工厂答应要我们去面试,面试的人看了我们一眼,二话不说,点了马冬往里走。马冬问,那他呢?他扭头看着我。面试的人冷冷地说,他不要。马冬立马往回走,那我也不去,我们是一起的。那人虎着脸,说,随你。我说马冬你傻啊,有工作不先干。他看着我,笑着说,我们是一起的嘛。那一刻,我想,这样的朋友打着灯笼都难找啊。
谢天谢地,几天后,我们一起进了一家电子厂,总算没饿死街头。我们在那个电子厂一待就是五年,本来那是一家效益不好的厂,工资少,加班费少,还喜欢拖欠,大多数员工进来没几个月就会辞工走人,所以车间的工人几乎几个月换一次新面孔。我们之所以一待就是五年,主要是对它怀有感激之情,毕竟它曾经救了我们一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马冬经常这样说。
余树那天没能在县城买到刀。他跑回湖村时已经是夜晚了。又饿又累的余树像只牛一样咻咻呼气,他脑子里老是浮现王天佑的手,其实那只手更像是一把刀了,余树躲都躲不及。路过村主任家的巷子时,余树看见王天佑的摩托车就停在门楼口。余树也没多想,几步上前,把摩托车重重地推倒在地,然后风一样穿过偏巷跑了。第二天,余树仔细观察了王天佑的摩托车,发现车的前手刹断掉了。那可是自己的成绩。余树倍感欣慰,跑在路上都哼着歌了。摩托车的手刹不也相当于王天佑的手么。痛快。余树真想把这样的壮举说出来与诗分享。
不久余树就辍学了,父亲要他认识山上的草木。
那所窝在山脚下的中学向来培养不出人才,每年中考最多就是几个拔尖的人能考上县里的高中,其他人只能面临辍学,家父有手艺的自然会去继承手艺,没有的只有远离家乡,去比县城还要远的城市打工。
让余树担心的倒不是自己能不能上学,而是诗能不能继续上学,这比余树自己的事都大。按成绩,诗是为数不多几个能考上去的,问题是她的家人愿不愿意。果真如余树担心的那样,离报名还有几天时间,诗却还在村里割猪菜、洗衣服,丝毫没有动身去县城的意思。诗看样子不急,或者是急在心里,外人看不出。她总是沉默不语,低着头走路,她是一个好女孩。村里人说了,谁要是能娶到诗,谁家祖上就有福。这样的话在村里传来传去,诗不激动,余树先激动了。
余树已经接过父亲的砍刀,每天随着父亲上山找药材。砍刀抓在手里,他时不时会想起王天佑的手。他更多是这样打算的,他要私自赚一部分钱,给诗交学费。只要她愿意,她上她的学,甭管等多少年,他都愿意等她。这样的幻想最终还是被王天佑无情地打破。
王天佑是考不上高中的,但他父亲有办法,早把上学的路像铺地毯一样笔直地铺在他面前了。
那天,王天佑随着父亲来到了诗家,把诗的父亲叫进了屋里,半天不出来。余树刚好路过,看此情形,不知道王天佑父子演的是哪一出,他守在诗家门楼不远的榕树下。终于等到他们出来了,余树看见王天佑父子笑盈盈的,像是逢了喜事,诗的父亲也笑盈盈的,也像是逢了喜事。村主任没走出多远,突然回头:“就这么说定了。”诗的父亲说:“听村主任的。”什么事说定了?余树一头雾水。这时王天佑看见了树下的余树,王天佑嘴角一翘,笑了。那一笑,让余树的心冷到极致。
没过几天,余树看见,诗坐在王天佑的摩托车后面,两人一前一后,开出了村子,去了县城。余树目送着他们,他感觉自己的心,正被一把攥在自个手里的刀狠狠地给割了下来。很快,余树就听说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村主任供诗上学,条件是要诗和王天佑好。这样的条件,诗最终没有拒绝。这正是余树绝望的地方。
村里没了诗的身影,余树也没有了继续待下去的兴趣。他把父亲给他的砍刀扔出了巷子,独自离开了村子。父亲在身后喊,有种你就别再回来了。他头也不回。他想,再也不回来了,再也不。五年后,厂子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倒闭了。我和马冬离开了厂子,那个老板没有扣除我们一分工钱。我们如释重负。我说,无论如何,我得回家看一看了,我已经五年没回家了。我知道马冬五年来也没回过家。我故意这么说,想试探马冬。马冬沉默。我终于问,你不打算回家啊?他说,我不回家。
我回家待了一段时间,重返城市时,第一件事就给马冬打电话。他说他租了房子。我去他的出租房一看,看见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子,堆满了各种旧书和盗版书。马冬则坐在一角,拿笔写着什么。我凑近一看,他密密麻麻的字已经写了厚厚一沓了。我问,你干吗?他扬起脸,一脸严肃:“我在写小说呢。”我惊讶不已,那你以什么生活啊?马冬环视一屋子的书,说,我晚上在海滨市场摆地摊。我不说话,看着一屋子书发呆。
马冬接着说,我有一个伟大的梦想,你知道吗?
什么?
我要当一名作家。
马冬拿着稿子,他的手在发抖,继续朗读——
余树先到了县城,经过询问,找到了县城中学。他不敢进去,守在门口候着。他在候谁呢?诗,还是王天佑?总之他就那样候着。终于候到了下课,潮水一样的学生从校门里涌出,余树退到一边,拿眼看着这些穿校服的同龄人,他们和她们脸上都带着笑,欢快地从余树的眼前走过,没有谁留意他一下。他是谁?他站在学校门口干什么?
余树没有看到自己想看的人。他记住了县城中学的名,转身去寻县城的邮局。他在邮局里写了一封信,一下笔竟收不住手,足足写了五页纸,他把泪都写出来了。他在信封上写上“龙山中学诗(收)”,匆匆投进了绿色邮筒。他不知道诗能不能收到他的信。他真不知道。第二天,他坐上了一辆驶往远方的客车。
他跌进了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是全新的,大路、高楼、汽车和晃着黄色头发的女郎。他呆住了。这是一个超乎他的智力范围的世界。他还没来得及准备,就已经进入它的怀抱里了。
晚上,他睡在公园的长板凳上。城市的天空没有星月。整个晚上,他的眼前都亮着光。他总是睡不着,因为冷。实在冷得受不了,他爬起来,满地找可以点火的东西,可他马上意识到这里已经不是湖村了,不是可以随便起火的地方。找的过程中,他看见了好几个别人遗弃的烟嘴巴,还留着长长一截白色烟卷。城里的人挺大方,剩那么一截就丢了,要是父亲的烟,非得抽到烫手才舍得扔,就算是王天佑,也会抽得只剩下烟嘴巴。他捡起烟嘴巴,放在口袋里,一截一截地点来抽,那点微弱的火星让他的身体温和了起来。父亲说过,抽烟可以暖身。他从来不觉得父亲是对的,尽管父亲用一把砍刀养活了他们一家子。可此刻,抽着烟嘴巴,他终于意识到,父亲的话是对的,至少抽烟可以暖身,这话错不了。
在烟嘴巴的温暖下,余树终于睡了过去。梦里,他看见了诗,她笑盈盈地朝他走来。正当她快走到他面前时,她的身边突然站出另一个人,定睛一看,是王天佑。王天佑也笑着,他一边笑,一边把手搭在诗的肩膀上。搭在肩膀还好,他还顺势垂下手掌,抓住了诗的奶子。余树实在看不下去了,他把手从身后抽出,亮出了一把银光闪闪的刀,猛地向王天佑不安分的手砍去……他真的砍到了东西,随着一声惊叫,他醒了过来,睁眼一看,看见眼前站着一个女孩。女孩穿着蓝色厂服,单眼皮,眼睛浮肿,脸色和刚刷的墙那样白。她退了几步远,捂着被余树砍到的手掌,警惕地看着他。她正要转身离开,余树却喊住了她:“没伤到你吧。”她一下放松了警惕,竟笑了起来:“没有,你是不是做梦啦,不过你把我吓到了。”他点点头,默认自己是做梦了。她似乎来了兴致,问,你怎么睡这里啊,这么冷?他低下头,说,我没地方睡。女孩“哦”了一声,看了余树一眼,还想说什么,没说出口,跑出几步,她回头说,再见,我上班去了。
余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背影和诗十分相像。
接下来几个清晨,余树都遇到了女孩。女孩说她每天很早就来公园里跑步,跑完步才去厂里上班。他看见女孩额头上冒出细细的汗珠,想着跑步也是驱寒的好办法,于是也跟着跑了起来。两人围着公园跑了一圈又一圈。歇下来后,女孩说,没想到你还这么能跑啊,要不你到我们厂里上班吧。
余树很顺利地进了工厂,有点出乎意料。进了厂,余树才知道女孩是厂里的质检员,人们都喊她QC。余树不知道QC是什么,也跟着大家喊她QC。女孩说,你就别叫我QC了,你叫我桦。余树感激桦在紧要关头帮了他一把,出门遇贵人了。所以,每天早上余树都会陪桦出来跑步,那个铺着鹅卵石的公园,布满了他们的脚印,也洒落了他们的汗水。
有一次,余树问,怎么这么喜欢跑步?
桦突然一脸雀跃,说,我想当一名运动员啊。
余树看着桦,惊讶地问,怎么有这样的梦想哦?
桦问,你呢?你有什么梦想?
余树本想脱口而出,他想拥有一把好刀,可他噎住了话,他不敢说出来,不敢说倒不是怕“刀”这样的字样把桦吓着了,而是他感觉他所谓的梦想,放在桦的梦想面前,已经不是什么梦想了。他突然醒悟,自己从来就没有梦想。和桦一样,他必须得有一个像样的梦想。
余树想了很久,也没能想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梦想,他每天陪着桦到公园跑步,又陪她跑去工厂上班。晚上不加班,桦还领着他去看电影,吃肯德基,让他见识一个城市所能呈现给他的陌生和惊喜。无论去什么地方,他们都是跑步去的。在熙攘的大街上,他们奔跑的身影显得很特别,大家都看着他们。他们满头大汗,说说笑笑,俨然是一对小情侣了,可他们不是,他们从来没说过一句私下的话,他们所谈论的都是阳光下明晃晃的话题。他们说着梦想哩。确切说是桦向余树说着梦想,余树只是一个倾听者,一个陪伴者。虽然没有自己的梦想,每天能陪着别人实现梦想,余树不后悔。他知道桦在紧要关头帮过他,如今桦需要他,他就得时刻出现在她身边。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桦总是说,余树哥哥,如果上天能给我五年,我一定能当个运动员。
余树说,你还有很多年呢,何止五年啊。
桦笑了,说,是啊,我还有很多年。她一手拉起余树的手,绕着公园又跑了一圈。余树跑出了一个强壮的身体,他每天早上都要吃掉五六个馒头。桦却总是跑出一身冷汗,脸色越来越煞白。有一天,她终于跑不动了,她倒在了余树的怀里。她说,余树哥哥,谢谢你陪我跑了这么久。
桦住进了医院,她的亲人们都到了医院,大家的眼眶都含着泪。医生拍了拍余树的肩膀,说,谢谢你。余树愣在医院长长的走廊里,他仿佛闯进了另一个世界。有些事他好像一直被蒙在鼓里。
待余树醒悟过来,一男一女站在了他的面前,天啊,竟然是厂里的老板和老板娘,他们都哭红了眼。男的说,谢谢你陪我女儿跑过这么一段日子。女的说,她很开心,在你面前,她实现了梦想。余树提出要看一眼桦,他们不让,他们说,你走吧,你还有很多年的时间要跑,你肯定也有自己的梦想。
可余树还没想清自己的梦想呢。
余树走出医院,明晃晃的阳光照着他。他突然想起了父亲,想起了父亲的砍刀,父亲的砍刀和父亲一样,每天都在山林里出没。父亲和砍刀一起在普通的山木草丛里寻找药材,那些根根藤藤看似平凡,却一次次把上门来的病人变得脸色红润、病痛痊愈。以前余树看不起父亲,也看不起父亲的药材,甚至说父亲装模作样,欺骗病人。附近村庄里的人都尊父亲为神医,他们总是送来一面面绣着“妙手回春”的锦旗,顶多也是挑来一担红苕,或者几斤芝麻,作为父亲高明医术的酬劳。很少有人送钱。余树家里最需要的是钱。余树看不起父亲,跟父亲赚不来钱,不能像王天佑父亲那样财大气粗有关啊。如今,余树只有一个念想,那就是回家,求父亲出手,用山上的药治好桦的病。
余树甚至没来得及回宿舍收拾衣物,他脚步匆忙,向车站奔去。
那一刻,他感觉自己是一个有梦想的人了。心头那把悬了多年的刀,“哐当”一声,落了地。
……
听到这,我们都竖起了耳朵,静悄悄的,没有谁敢插嘴,甚至连呼吸都不敢弄出明显的声响。马冬总是有这样的魅力,他的声音不是最好听的,可他的朗读,却能一次次把我们带入另一个虚拟的世界。鬼知道他笔下的世界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一部分。
沉默了好大一会,马冬抽掉了两根烟。一个在附近青丝坊发廊上班的洗头妹忍不住,落了泪,问马冬,后来呢?
我们都看着马冬,又看着他手里的稿件。
马冬突然说,很遗憾,昨晚就写到这里,今夜就到此为止吧,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我们“哗”的一声笑开了。各自抓起杯子喝酒,剥桌上的花生吃。光听马冬朗读了,我们每人面前的酒杯都还斟满着酒,这会一口酒喝下去,一直从喉咙凉到胃里。很爽。
我们七七八八又聊了些话,时间不早了,是该散了,明天大家还都要上班呢,我们总是这个城市睡得最晚又起得最早的人。
走时,马冬拉住了我,叫我陪他走走,我欣然同往。由于刚应聘进一家工厂当主管不久,工作忙,最近很少有时间跟马冬独处,听他说已经不再去海滨市场摆书摊了,他把所有的书都留给了自己。他说他现在基本能靠自己的文字过日子了。这对我来说有些不可理喻,一个人写写画画也能过日子,可马冬做到了,所以他在我面前,总能给我一种神秘的感觉,具体说我总是怀疑他真实的存在。
我们肩并肩走在车来车往的前进路上,深圳的夜晚向来这么热闹,从来没叫我们失望过。多年的城市生活,我们已经习惯了它的热闹,喜欢上了它的热闹。一刻都离不开了。不可否认,城市是很美好的地方。我们当中,无论是送外卖的,还是建筑工人、洗头妹,还是马冬这样的知识分子,都打心眼里欣赏城市的好。
转过一个路口,一切稍静下来,马冬扭过头来说,你知道吗,我要结婚了。我吓一跳,在我的印象里,马冬是不结婚的,也从没有谈过恋爱,不是没女人喜欢,是他不接受。他多少次向我们宣扬过他的不婚主义,侃侃而谈那些我们陌生的人物,卡夫卡、凡·高……说他们是真正的天才,为什么不接受爱情?就是为了使自己完全燃烧。我曾经激烈地反驳他,同时心想,一个如此拒绝爱情的人,肯定被爱情伤害过,且伤得不浅。时隔多年,如今我已结婚生子,承担一个家庭在异地他乡的不易和四处逼迫过来的种种压力,突然意识到马冬的高明之处,单身一人多自在啊,于是也开始动摇,赞成他当初的观点了。现在他却反过来跟我说,他要结婚了。
我问,什么时候?
他说,明天,我带她回去见见家人。
我更惊讶,你真打算回家了?
他说,回,已经十年了,该回了。
我问,她是谁啊?
他说,她的眼睛看不见东西。
我知道她是谁了,记得一年前,有一天晚上我发了工资,去找马冬,看见他趴在屋角写东西。这样写下去人会写疯的,我说,我带你去放松一下吧。我连拉带拽,把马冬拉上了隔壁一家盲人按摩店。休闲完毕,我正要走,去敲隔壁的门,却隐约听见朗读声,推门一看,傻了,原来马冬正在给按摩女朗读自己的小说呢。
马冬说,我每天都把写好的文字向她朗读一遍,她是我的第一个读者。
(原载《特区文学》2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