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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因为他最容易丧失,所以更觉得他可以宝贵。

为甚么“今”最可宝贵呢?最好借哲人耶曼孙所说的话答这个疑问:“尔若爱千古,尔当爱现在。昨日不能唤回来,明天还不确实,尔能确有把握的就是今日。今日一天,当明日两天。”

为甚么“今”最易丧失呢?因为宇宙大化,刻刻流转,绝不停留。时间这个东西,也不因为吾人贵他爱他稍稍在人间留恋。试问吾人说“今”说“现在”,茫茫百千万劫,究竟那一刹那是吾人的“今”,是吾人的“现在”呢?刚刚说他是“今”是“现在”,他早已风驰电掣的一般,已成“过去”了。吾人若要糊糊涂涂把他丢掉,岂不可惜?

有的哲学家说,时间但有“过去”与“未来”,并无“现在”。有的又说,“过去”“未来”皆是“现在”。我以为“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话倒有些道理。因为“现在”就是所有“过去”流入的世界,换句话说,所有“过去”都埋没于“现在”的里边。故一时代的思潮,不是单纯在这个时代所能凭空成立的。不晓得有几多“过去”时代的思潮,差不多可以说是由所有“过去”时代的思潮一起凑合而成的。吾人投一石子于时代潮流里面,所激起的波澜声响,都向永远流动传播,不能消灭。屈原的《离骚》,永远使人人感泣。打击林肯头颅的枪声,呼应于永远的时间与空间。一时代的变动,绝不消失,仍遗留于次一时代,这样传演,至于无穷,在世界中有一贯相联的永远性。昨日的事件与今日的事件,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此数个复杂事件与明日的数个复杂事件,更合构成数个复杂事件。势力结合势力,问题牵起问题。无限的“过去”都以“现在”为归宿,无限的“未来”都以“现在”为渊源。“过去”“未来”的中间全仗有“现在”以成其连续,以成其永远,以成其无始无终的大实在。一掣现在的铃,无限的过去未来皆遥相呼应。这就是过去未来皆是现在的道理。这就是“今”最可宝贵的道理。

现时有两种不知爱“今”的人:一种是厌“今”的人,一种是乐“今”的人。

厌“今”的人也有两派: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因起一种回顾“过去”的感想。他们觉得“今”的总是不好,古的都是好。政治、法律、道德、风俗全是“今”不如古。此派人惟一的希望在复古。他们的心力全施于复古的运动。一派是对于“现在”一切现象都不满足,与复古的厌“今”派全同。但是他们不想“过去”,但盼“将来”。盼“将来”的结果,往往流于梦想,把许多“现在”可以努力的事业都放弃不做,单是耽溺于虚无缥缈的空玄境界。这两派人都是不能助益进化,并且很足阻滞进化的。

乐“今”的人大概是些无志趣无意识的人,是些对于“现在”一切满足的人,觉得所处境遇可以安乐优游,不必再商进取,再为创造。这种人丧失“今”的好处,阻滞进化的潮流,同厌“今”派毫无区别。

原来厌“今”为人类的通性。大凡一境尚未实现以前,觉得此境有无限的佳趣,有无疆的福利,一旦身陷其境,却觉不过尔尔,随即起一种失望的念,厌“今”的心。又如吾人方处一境,觉得无甚可乐,而一旦其境变易,却又觉得其境可恋,其情可思。前者为企望“将来”的动机,后者为反顾“过去”的动机。但是回想“过去”,毫无效用,且空耗努力的时间。若以企望“将来”的动机,而尽“现在”的努力,则厌“今”思想却大足为进化的原动。乐“今”是一种惰性(Inertia),须再进一步,了解“今”所以可爱的道理,全在凭他可以为创造“将来”的努力,决不在得他可以安乐无为。

热心复古的人,开口闭口都是说“现在”的境象若何黑暗,若何卑污,罪恶若何深重,祸患若何剧烈。要晓得“现在”的境象倘若真是这样黑暗,这样卑污,罪恶这样深重,祸患这样剧烈,也都是“过去”所遗留的宿孽,断断不是“现在”造的。全归咎于“现在”,是断断不能接受的。要想改变他,但当努力以创造将来,不当努力以回复“过去”。

照这个道理讲起来,大实在的瀑流永远由无始的实在向无终的实在奔流。吾人的“我”,吾人的生命,也永远合所有生活上的潮流,随着大实在的奔流,以为扩大,以为继续,以为进转,以为发展。故实在即动力,生命即流转。

忆独秀先生曾于《一九一六年》文中说过,青年欲达民族更新的希望,“必自杀其一九一五年之青年,而自重其一九一六年之青年。”我尝推广其意,也说过人生惟一的蕲向,青年惟一的责任,在“从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实则历史的现象,时时流转,时时变易,同时还遗留永远不灭的现象和生命于宇宙之间,如何能杀得?所谓杀者,不过使今日的“我”不仍旧沉滞于昨天的“我”。而在今日之“我”中,固明明有昨天的“我”存在。不止有昨天的“我”,昨天以前的“我”,乃至十年二十年百千万亿年的“我”都俨然存在于“今我”的身上。然则“今”之“我”,“我”之“今”,岂可不珍重自将,为世间造些功德。稍一失脚,必致遗留层层罪恶种子于“未来”无量的人,即未来无量的“我”,永不能消除,永不能忏悔。

我请以最简明的一句话写出这篇的意思来:

吾人在世,不可厌“今”而徒回思“过去”,梦想“将来”,以耗误“现在”的努力。又不可以“今”境自足,毫不拿出“现在”的努力,谋“将来”的发展。宜善用“今”,以努力为“将来”之创造。由“今”所造的功德罪孽,永久不灭。故人生本务,在随实在之进行,为后人造大功德,供永远的“我”享受,扩张,传袭,至无穷极,以达“宇宙即我,我即宇宙”之究竟。

署名:李大钊
《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918年4月15日 fvqIIwAIKB0c0Etmnix3TshjeqY0p9NvgAwJ2o+0M7vWx+f64HMPE2Gec1TwTGmY



新的!旧的!

宇宙进化的机轴,全由两种精神运之以行,正如车有两轮,鸟有两翼,一个是新的,一个是旧的。但这两种精神活动的方向,必须是代谢的,不是固定的;是合体的,不是分立的,才能于进化有益。

中国人今日的生活全是矛盾生活,中国今日的现象全是矛盾现象。举国的人都在矛盾现象中讨生活,当然觉得不安,当然觉得不快,既是觉得不安不快,当然要打破此矛盾生活的阶,另外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寄顿吾人的身心,慰安吾人的灵性。

矛盾生活,就是新旧不调和的生活,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旧的,其间相去不知几千万里的东西,偏偏凑在一处,分立对抗的生活。这种生活,最是苦痛,最无趣味,最容易起冲突。这一段国民的生活史,最是可怖。

欲研究一国家或一都会中某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任取其生活现象中的一粒微尘而分析之,也能知道其生活全部的特质。一个都会里一个人所穿的衣服,就是此都会里最美的市场中所陈设的;一个人的指爪上的一粒炭灰,就是由此都会里最大机械场的烟突中所飞落的。既同在一个生活之中,刹刹尘尘都含有全体的质性,都着有全体的颜色。

我前岁在北京过年,刚过新年,又过旧年。看见贺年的人,有的鞠躬,有的拜跪,有的脱帽,有的作揖,有的在门首悬挂国旗,有的张贴春联,因而起了种种联想。

想起黄昏时候走在街头,听见的是更夫的梆子丁丁的响,看见的是站岗巡警的枪刺耀耀的亮。更夫是旧的,巡警是新的。要用更夫,何用巡警?既用巡警,何用更夫?

又想起我国现已成了民国,仍然还有甚么清室。吾侪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那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

又想起制定宪法。一面规定信仰自由,一面规定“以孔道为修身大本”。信仰自由是新的,孔道修身是旧的。既重自由,何又迫人来尊孔?既要迫人尊孔,何谓信仰自由?

又想起谈论政治的。一面主张自我实现,一面鼓吹贤人政治。自我实现是新的,贤人政治是旧的。既要自我实现,怎行贤人政治?若行贤人政治,怎能自我实现?

又想起法制习俗。一面立禁止重婚的刑律,一面许纳妾的习俗。禁止重婚的刑律是新的,纳妾的习俗是旧的。既施刑律,必禁习俗;若存习俗,必废刑律。

以上所说不过一时的杂感,其余类此者尚多。最近又在本志上看见独秀先生与南海圣人争论,半农先生向投书某君棒喝。以新的为本位论,南海圣人及投书某君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前。以旧的为本位论,独秀、半农最少应生在百年以后。此等“风马牛不相及”的人物思想,竟不能不凑在一处,立在同一水平线上来讲话,岂不是绝大憾事?中国今日生活现象矛盾的原因,全在新旧的性质相差太远,活动又相邻太近。换句话说,就是新旧之间,纵的距离太远,横的距离太近;时间的性质差的太多,空间的接触逼的太紧。同时同地不容并存的人物、事实、思想、议论,走来走去,竟不能不走在一路来碰头,呈出两两配映、两两对立的奇观。这就是新的气力太薄,不能努力创造新生活,以征服旧的过处了。

我常走在前门一带通衢,觉得那样狭隘的一条道路,其间竟能容纳数多时代的器物:也有骆驼轿,也有上贴“借光二哥”的一轮车,也有骡车、马车、人力车、自转车、汽车等,把念世纪的东西同十五世纪以前的汇在一处。轮蹄轧轧,汽笛呜呜,车声马声,人力车夫互相唾骂声,纷纭错综,复杂万状,稍不加意,即遭冲轧,一般走路的人,精神很觉不安。推一轮车的讨厌人力车、马车、汽车,拉人力车的讨厌马车、汽车,赶马车的又讨厌汽车。反说回来,也是一样。新的嫌旧的妨阻,旧的嫌新的危险。照这样层级论,生活的内容不止是一种单纯的矛盾,简直是重重叠叠的矛盾。人生的径路,若是为重重叠叠的矛盾现象所塞,怎能急起直追,逐宇宙的大化前进呢?仔细想来,全是我们创造的能力缺乏的原故。若能在北京创造一条四通八达的电车轨路,我想那时乘坐驼轿、骡车、人力车等等的人,必都舍却这些笨拙迂腐的器具,来坐迅速捷便的电车,马路上自然绰有余裕,不像那样拥挤了。即有寥寥的汽车、马车、自转车等依旧通行,因为与电车纵的距离不甚相远,横的距离又不像从前那样逼近,也就都有容头过身的道路了,也就没有互相嫌恶的感情了,也就没有那样容易冲突的机会了。

因此我很盼望我们新青年打起精神,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径路,创造一种新生活,以包容覆载那些残废颓败的老人,不但使他们不妨害文明的进步,且使他们也享享新文明的幸福,尝尝新生活的趣味,就像在北京建造电车轨道,输运从前那些乘驼轿、骡车、人力车的人一般。打破矛盾生活,脱去二重负担,这全是我们新青年的责任,看我们新青年的创造能力如何?

进!进!进!新青年!

署名:李大钊
《新青年》第4卷第5号
1918年5月15日 fvqIIwAIKB0c0Etmnix3TshjeqY0p9NvgAwJ2o+0M7vWx+f64HMPE2Gec1TwTG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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