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自3世纪中叶至7世纪修筑的巨大坟墓被称为古坟。在日本历史中，此前及此后，都没有出现过如此数量众多的巨大坟墓。从这一点来说，古坟成为这个时代的明显特征，因而人们将弥生时代之后的时代，称为古坟时代。在这个时代，大和政权在畿内诞生，它统治了自九州地区至东北地区的广大区域。

*

什么是古坟？根据词典的定义，它的意思是“埋葬国家或地区统治者的巨大坟墓”。

从精神史的角度来看，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个人成为共同体祭祀的对象。人们为怀念被埋葬的某个人而修筑了古坟，为怀念某个人而参加他的葬礼，为怀念某个人而眺望巨大的坟堆。由此，人们的共同意识集中在一个个体身上。坟墓与蕴含了人们愿望和祈愿的陶制品（土偶）或金属制品（铜铎）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很显然，这个时代出现了代表共同体的个人，也就是掌权者、统治者。

这个时代的掌权者是在政治对立与斗争、联合与统一的不断反复中出现的。邪马台国的女王卑弥呼就是这种掌权者之一。《魏志》中记述了女王的出现，译成现代文是这样的：

倭国原以男性为王，统治国家长达七八十年。然而，倭国动乱，战事连连，遂诸国共同拥立一女子为王，即卑弥呼。卑弥呼善巫术，有蛊惑人心之力。其年事渐高，然无夫。卑弥呼之弟助其统治国家。卑弥呼自封王之后极少与人会面，有上千侍女侍奉其左右。其中仅有一人为男性，伺候其饮食，负责传话，可出入女王之居室。宫室、瞭望楼、城墙威耸，士兵持武器守卫于此。

（《魏志倭人传及其他三篇》，岩波文库，第49页）

倭国动乱，战事连连，于是许多国家共同拥立女王卑弥呼。卑弥呼善巫术，在弟弟的帮助下完美地结束了纷争。《魏志》的作者就这样以倭国使者的报告为基础，记述了邻国的情况。

当国家动乱，小国相争时，人们祈求位于诸人之上的女王平定纷争。《魏志》中记述了3世纪的日本政治、军事方面的情况。这段记述显示了这样一种想法：男性之王统治的崩溃，是因为统治方法出了问题；在卑弥呼时代，国家之所以能够妥善地得到治理，是因为卑弥呼具有出色的统治能力。这是倭国的使者——服务于国家的高官——的国家观、国王观。无论国家发生动乱还是得到妥善治理，既不是因为自然条件的优劣，也不是因为超人的神力，作为统治者的国王的资质和力量是问题的关键。这种国家观、国王观在不断地普及。

如果没有拥有强大权力的统治者的话，这种想法不会出现，也无从出现。在战争中，国与国的对立被不断激化，与此同时，成为同盟的国家间的联系不断加强，由此产生强大的军事和政治统治者。掌握权力的统治者想让手中的权力变得更加强大。权力并非只在战争期间才能变得强大。在平时扩大水田、提高水稻种植技术都可以提高共同体的经济力量，也就强化了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作为军事和政治权力的拥有者，统治者不仅凌驾于民众之上，发挥其力量，而且作为经济力量的拥有者君临天下，以提高其统治地区的生产力为目标，进而强化自身的权力并维持权力的稳定，发挥统治能力。国家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经济力量因此得以强化，与此同时，位于众人之上的统治者的权力也变得更加强大。关于卑弥呼，史书中说她善巫术（原文为“事鬼道”）。在那个时代，参与象征性的仪式以及拥有通灵界的能力，与统治权的强化是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卑弥呼向万里之遥的中国派遣使者，得到了魏明帝授予的“亲魏倭王”紫绶金印、铜镜及其他物品。与大海彼岸的庞大帝国缔结友好关系，也与女王本人的统治权的扩大和稳定相关。

关于卑弥呼的记述以卑弥呼之死结束。

卑弥呼甍。造大墓。

（出处同上，第53页）

从当时许多地区都在修筑的埋葬统治者的“大墓”的意思来看，卑弥呼的墓可以说就是古坟，或是接近古坟的一种墓。从时间上推测，卑弥呼死亡的那一年（公元248年左右），在北九州、濑户内海及近畿一带，前期古坟已经出现，而且与卑弥呼之死同时期或在其死亡后最多50年内，日本就已经建造了最早的前方后圆的巨大坟墓，这就是奈良县樱井市的箸墓古坟（长280米，高29米）。诸多国家逐渐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大国，统治者拥有强大的权力，成为国王，这个过程与古坟大型化的过程是重合的。

在这里，我想重新审视巨大坟墓意味着什么的问题。对活着的人们来说，已故的人结束其一生，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坟墓是确认了这个事实的建筑。同时，它又是哀悼死者、追思死者的场所。坟墓是区分死者和生者的场所和建筑，同时也是联系死者和生者的场所和建筑。无论是在绳文时代，还是在弥生时代，人们一直都在修建坟墓来埋葬死者。

有权有势者的墓修建得很大，这与共同体内部的变化，即统治阶级的出现是相吻合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财富集聚，人们开始争夺财富，出现了贫富差别。同时也出现了操纵、整合共同体的政治行为和宗教行为。在战争中，统率人们战斗的人与亲身战斗的人之间出现了差别。这种在各种场合下出现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固定下来，由此产生了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阶层。其中一人处于统治阶层的最顶层。

一个统治者拥有巨大的权力，共同体的行为和功绩都是由这个统治者的力量来实现的，这种想法如果固定下来，那么，当这个统治者去世的时候，活着的人们会极其自然地想到为这个统治者修筑巨大的坟墓。统治者的能力、力量和努力使得共同体变得强大、富饶，如果人们都这么认为的话，那么，当这个统治者死去时，人们修建巨大的坟墓以赞颂其个人生前的丰功伟绩就是合乎常理的。如果说坟墓是其一生终结的标识，那么，大多数人肯定都会认可，用坟墓的大小来表达共同体对统治者个人的想法。

但是，古坟的规模之大，应该说超过了埋葬死者的人们自发的精神活动。以个体的死亡为契机，人们埋葬其尸体、哀悼其死亡、追思其生平、彰显其作为统治者的功绩，为此还修筑了长280米、高29米的坟墓，这究竟有没有必要？我在这里列举的数字是古坟时代前期具有代表性的箸墓古坟的大小，此后诸王的古坟更加巨大，最大的大仙陵古坟（位于大阪府堺市）竟长达486米。尽管这表明被埋葬者具有无比强大的权力，但作为一个人的坟墓来说，其规模之大，不得不让我们去思考其中可能还有别的力量在发挥作用。

这种超越了埋葬死者层面的力量，应该是一种统治阶层在面对国家共同体时极力发挥的统治意识的力量。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阶层和多数人组成的被统治阶层逐渐固定下来，统治阶层修筑古坟，以表明强大的权力意识。我们很难从土偶和铜铎中感受到阶级意识，但从古坟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感受到统治阶级的意识。

**

在古坟修建的过程中，统治阶级的意识也极其充分地反映在古坟的形态以及为此举行的仪式当中。

数以万计的古坟，分布在从九州地区到东北地区的广大区域内，它们的大小形状千差万别。但它们并不是从小的开始修建，然后越修越大的。在古坟时代前期（3世纪中期至4世纪），以畿内为中心，从九州地区到中部地区，小规模的古坟零星散落在各处，但在奈良盆地的东南部，却建造了数处巨大的古坟，箸墓古坟就是其中之一。大和政权的形成促成了巨大古坟的建造。

掌握大和政权的是自九州至中部地区的各国聚集到一起的首领或首领代理们。他们相互提携，想构筑一个统一的国家，这是他们的共同意志。政令传达到地方上不同的国，人们按照政令从事活动，这是这些首领想要构筑的统治体制。

修筑巨大的古坟是举国之事业，它反映了这种统治体制在现实中对人和物的调度。依照掌权者制订的计划，人们从事活动，让客观事物发生变化，让计划逐渐变成现实。这种变化的过程就是国家形成和统治体制强化的过程。古坟的建造体现了新诞生的国家的威信。

如此一来，古坟的大小及其建造工作，与其说要与死去的统治者个人的资质、力量、人品和功绩相吻合，不如说必须与国家的威信相吻合。执政者的统治意识更多地强调国家的威信，而非埋葬死者。要想修筑巨大古坟，即便调动数以千计的劳动力，也要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但人数的多少以及时间的长短并不能成为改变计划的理由。古坟的建造如果半途而废，国家的威信就会受到巨大伤害，一旦计划顺利实现，那么人数的多少和时间的长短都会成为显示统治权强大的标志，这反而会让人感到骄傲。仅从巨大古坟的角度来说，等到古坟时代中期，坟墓更加巨大，甚至出现了周边挖了几重壕沟以及有好几个陪冢（附属的古坟）的古坟。这令人意识到，统治者追求扩大并深化权力的意志是多么强烈。

然而，仅仅出于强烈的统治意志，是无法完成建造巨大古坟这项大工程的。政权统治下的绝大多数人如果不接受这个计划，不承担实现该计划所需的巨大的劳动量的话，计划也是无法完成的。对生活在小村庄里的人们来说，在大和建造巨大的古坟是远离他们日常生活的活动。一定会有不少人对这项严酷又与自身无关的工程感到不满。与积极地投身到这项工程中的人相反，肯定会有人消极参与，甚至会出现个人或集体逃跑的事件。

但就在这个过程中，自3世纪后半叶至5世纪，长度超过200米的巨大古坟一个接一个地被建造出来。可以说，凝聚在巨大古坟修筑中的大和政权执掌者的统治意志逐步地坚定起来。在巨大古坟变得更大型的过程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出统治阶层的自信。虽然建造古坟是一项大工程，需要花费巨大的劳力、时间和资源，但是，一旦计划变成现实，统治者就会向更加大型的工程迈进，这就是统治意志。

不仅如此，在政权中心建造巨大古坟的同时，在地方上，人们也相继修建了规模不等的古坟。地方上的国家或共同体的首领们效仿中央的统治者，开始修建前方后圆坟。古坟的建造是统治意识的起因，也是统治意识的结果，这种意识也为地方首领、周边统治阶层的人们所共同拥有。中央统治阶层的统治意识原原本本地为地方首领们所接受，再向下继续传播，这种通过具体工程的形式来传播统治意识的状况，非常符合他们的意愿。以国王的巨大古坟为起点，各国、各地区的大大小小的前方后圆坟构成一个广阔的古坟网，这使得大和国的统治体制的密度变得很大。地方上修筑了大量古坟，而中央的巨大古坟应该具有引领它们的力量，必须凌驾于它们之上。从这一点来说，古坟的大型化是必然的。

促使古坟大型化的力量不仅是大和国内部向政权中心施压的结果，与东亚各国的交流也是促进古坟大型化的主要因素之一。

4世纪后半叶之后，大和政权几度出兵朝鲜。根据高句丽好太王碑的记载，“倭国（日本）自391年以来，渡海而来，灭百济、新罗，使其俯首称臣。”国力的殷实和统一政权的确立，使得统治者决心出兵海外。此后，战争持续，有输有赢。面对朝鲜，大和政权为了处于有利地位，还向中国派遣了使者。大阪湾成为通向朝鲜和中国的海路的起点，大阪港被建为出海港口。而且，为了与修建大阪港的步调相一致，此前集中修建于大和盆地内的古坟也开始沿着大阪湾修建起来了。日本最大的大仙陵古坟（长486米）、第二大的誉田山古坟（长425米）和第三大的上石津古坟（长365米）都是5世纪在大阪湾附近建造的前方后圆坟。人们还可以从海上眺望沿着海岸修建的大仙陵古坟和上石津古坟，修建它们的目的就是让人们能够从海上眺望它们。经过濑户内海，向大和政权的所在地进发的外国使节或从事贸易的人们，一定会为这些古坟的巨大而感到震惊。

国王坟墓的巨大和古坟从政权中心向地方的传播，强烈地表达了大和国的统治阶层的意志，与此同时，巨大古坟长时期保持着一定的形状，也充分显示了他们的统治意志。统治阶层在扩大和细化统治空间的同时，肯定也会强调时间上的持续性。巨大古坟在拥有压倒性的体积的同时，还必须是不会崩塌的、坚固且安稳的建筑物。

对古坟稳定性的考量，很好地体现在如控制其高度的修筑方法上。从古坟的前后长度和左右宽度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的人们十分热衷于这种建筑方式，甚至可以说达到了狂热的地步，但他们并不追求高度。堆土修筑而成的坟丘，其高度越高，高处的部分就越容易在风雨的吹打下崩塌。当时的人们在修建古坟时必须要避免坍塌事故的发生。

用石头铺就的坟丘的坡面呈阶梯状，这种加固坟丘的方法也可以看作追求稳定性的表现。这可以防止因雨水渗入泥土让其松动而发生崩塌。“前方”的部分完全是平坦的，而“后圆”的部分则是弧面的斜坡，斜坡上石头闪闪发光，使得古坟产生引人注目的效果。

在修筑好的坟丘周围挖出壕沟，其目的之一也是增强古坟的持久性。壕沟的修建是为防止来自外部的人为力量使古坟遭到破坏。壕沟里灌上水，更加突出了古坟的美丽，这种设计应该是在计划之内的。巨大古坟的周围有时会挖出两重或三重壕沟。

在无穷无尽的大型化意志的引领下，统治阶层着手建造稳定的、坚固的巨大古坟，这时，古坟与埋葬在里面的国王个人之间的关系得到了重新审视。试想一下，为埋葬一个人，国家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劳力，花费数月或数年，建造一个巨大的坟墓，这是有悖于常理的。这种有悖于常理的工程持续了两百多年，而且工程的规模不断地扩大。被埋葬在坟墓里的国王与普通人截然不同，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认为，国王是作为一个超脱于常理的人而被埋葬的。那么，埋葬在巨大古坟里的国王究竟是什么人呢？

***

使用了大量沙土和石料堆积而成的、巨大的前方后圆坟完工后，死去的国王就会被埋葬在里面。葬礼是将巨大的坟墓与去世的国王结合在一起的仪式。死者在众人的目送下被埋进“后圆”部分的中心，也即坟丘的中心。经由埋葬仪式，众人确认了死者与坟墓合为一体的事实。巨大的坟丘就是死者，而死者之伟大又以坟丘为象征，两者的关系由此确立。这既可以说是伟大的共同幻想，也可以说是观念上的妄想。但是，4世纪和5世纪的大和国统治阶层，从这种共同幻想中寻求统治的根据，为了将它变为现实，动用自身最大限度的统治能力，推进了建造古坟的国家工程。其统治下的民众也都完全接受了这种共同幻想和国家工程。巨大坟丘与国王合为一体的观念十分抽象，可以说这种共同幻想极大地支配了不断走向统一的古代大和国。

普通的死者只会被埋葬在长2米、宽1米左右的坟墓里，而一国的统治者却埋葬在花费数月或数年才能建造成的、长达数百米的巨大坟丘里。埋葬在坟丘里的死者不是普通的人，毫无疑问，巨大坟丘是让人们实际体会到这一点的建筑，其建造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仪式。将死者升华的共同体的精神，从其凝聚而持久的特征来说，可以说是一种神格化的力量。自远古以来，日本人就从各式各样的物质或现象中感受到神力，他们将各式各样的、耳闻目睹的东西或现象称作神。对古坟时代的人们来说，埋葬在巨大古坟中的国王与神的名号非常吻合。

日本的神，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不属于一神教的神。绝对唯一的神统治整个世界的思维是不适用的。只要满足了一定的条件，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神。此前我们所说的三内丸山六根柱子的建筑物、火焰陶器、土偶、铜铎等，都可以说是与神有关系的事物，而且根据视角的不同，它们有时也可以被当作神本身。但是，如果我们随随便便地将它们与神联系在一起的话，令人瞩目的事物中所蕴含的精神，反而会变得含糊不清，因此，我们刻意地避开了认为它们与神有关的叙述方式。

然而，彰显死者功绩的巨大古坟的建造和葬礼，其中呈现出的神的形象与此前我们所说的与遗址、遗物相关的神的形象截然不同。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合乎神格化这一名称的形象。

毋庸赘言，巨大古坟更加大型，其形状固定下来而局部变得精致，古坟周围挖有二三重壕沟，其周边还建造有若干个陪冢，各地修建有大小各不相同的同类型坡度缓缓延伸的古坟——这些古坟修筑过程中的细节都非常符合将巨大古坟中死者神格化的条件。

从“前方”部分的最上方至“后圆”部分的最上方，还立着许多埴轮 。这些埴轮以圆筒埴轮为主，还有盾形和箭袋形状的器物埴轮、房屋形状的埴轮、人物和动物形象的埴轮等。它们都是祭祀死去国王的祭器，既表示埋葬国王的小丘乃特殊之地，也表示守护死去的国王，甚至还有象征奉献给国王之物的含义。现在，我们只能够在博物馆里看到集中展示的一些完整保存下来的圆筒埴轮、形象埴轮等，却无法看到许多埴轮排列在一起长达数百米的景象。排列得很长的埴轮行列，无论从远处望去，还是近距离观察，它们所具有的威严和壮丽都会让我们肃然起敬。据说，最初埴轮是面朝内排列的，后来改为面朝外排列了。不管是面朝内还是面朝外，它们使这个地方充满了威严的神圣性的作用是不变的。

而且，埴轮环绕的“后圆”的中心部分有洞穴，里面放置了死者的木棺或石棺，棺椁内外还埋有与死者相关的各式各样的随葬品。在古坟时代前期，这些埋葬品多为铜镜、剑、管玉、勾玉等颇具巫术意味的宗教物品；在古坟时代中期，埋葬品多为铁制武器、铠甲、马鞍等。这表明国王由祭祀性的统治者向武装性的统治者转变。不过，由于洞穴内部一般不为人们所见，因此，这并不是统治者意志的明确表达，而是统治者身边的人所表达的对死者的个人想法，可能是他们选择了这些埋葬品。当然，国王身边的人有可能是统治阶层的重要成员，或者在统治阶层周边活动的侍从，因此，尽管我们说那是个人的想法，但这个想法是牢固地建立在统治意识基础之上的。

国王的遗体与埋葬品一道被放入“后圆”部的洞穴里，小小的遗体与巨大的坟丘在空间上合为一体，但这并非将死者神格化这一行为的结束。在遗体埋入地下之后，或者以埋葬行为为核心，人们会举行葬礼。这个仪式可以说是人们给花费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坟丘建造工程画龙点睛的行为。死去的国王至高无上的伟大被凝聚在这座坟丘里，向人们华丽而严肃地展现其威严。

这个仪式同时也是展示国家统治的仪式，是统治阶级向被统治阶级展现其意志的极为重要的国家仪式之一。它必须向人们展现出，死去国王的伟大，既是国王个人的伟大，也是国家的伟大。如果仪式仅仅停留在展现国王个人的伟大的层面上，那么随着国王的死去，其伟大也会消失。然而，古代专制统治下的国王是代代延续的，巨大的古坟并不是为了证明其伟大的消失而修建的。当国王死去时，由坟丘空间的巨大和时间的延续性来象征其伟大的同时，还必须展现出国家之伟大。这就是自古坟建造开始至葬礼结束，甚至在结束之后都一直贯彻着的大和国的统治意志。

但是，不管国王多么伟大，其形象如何被神圣化，死亡依旧会来临。死去的肉体不会重生，人们也无法使其重生。身心合一的个人的一生，因死亡而终结。个人体现出的神圣的威信要如何超越死亡，转移到国家的威信上来呢？

葬礼可以说是将死者神格化的一项活动，同时，它又是将死者神圣化的威信转移到国家层面的威信上来的一个过程。在坟丘最上方整齐排列的埴轮，将葬礼场所神圣化了，它们在将死者个人神圣化的同时，将在这个场所举行的转移国家威信的仪式也神圣化了。

由死去的国王转移威信，人们耳闻目睹的形式即是继任的国王继承死去国王的王权。通过对刚刚亡故的国王威信的继承，后任的国王才能够成为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这就是葬礼中所蕴含的王权继承的结构。而且这个结构中最关键的地方在于，后任的国王是作为葬礼仪式的主持者出现的。

日本自古以来的信仰认为神灵是可以附在物体或人身上的。当神附在物上时，被附着之物称为“依代”；当神附在人身上时，被附着的人称为“凭坐”。可以这么说，绳文时代的土偶和弥生时代的铜铎都是在这个信仰的影响下，被广泛运用且被制度化了的“依代”。《魏志》中，卑弥呼被认为“事鬼道，能惑众”，她可以说是被神灵附身的“凭坐”般的人物，她由各国首领选举出来，被立为女王。神灵附体既是一个小共同体中的小现象，也是一个大国共同体中的大现象，为人们所信仰、所追求。

当继任的国王作为死去的国王葬礼上的主持者出现时，人们期待被祭祀的、神圣化的死者的神灵，会降临到主持者身上。自古以来，人们所相信的会附在物或人身上的神灵，是暧昧模糊、难以捉摸的对象，而被神灵附着的“依代”“凭坐”则截然不同，能够真切地出现在人们的眼前。神圣化的前国王的神灵，如果与当前的国王化为一体，人们就能很容易想象它的存在。而且，人们也很容易相信，这个神灵是由前任国王转移到现任国王身上的。现任国王威仪堂堂，被人群簇拥着，作为仪式主持者出现在威严、壮丽的仪式现场，这为人们形成上述印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赘言的。

由此，国家的威信并没有因集威信于一身的国王之死而消失殆尽，而是为后代国王所继承。国王个人代表国家，是国家的体现和象征，这种专制制度下的大和国，因此避开了国王之死所带来的巨大矛盾，避免了国家的危机。巨大古坟的建造表达了统治阶层试图克服这种矛盾及国家危机的强烈意志。国王的陵墓变得更加巨大，形式相同的前方后圆坟在各地的扩散，表明了克服危机的过程同时也是国家权力和权威不断扩大和深化的过程。

建造坟墓和举行葬礼仪式来避免国王之死带来的国家统治的中断，这种方法定型下来以后，也由此产生了在国王生前建造坟墓的想法。寿陵就是一个例子。《日本书纪》“仁德纪”中有这样的记录：

六十七年冬十月，庚辰朔甲申，幸河内石津原，定陵地。丁酉，始筑陵。

（“岩波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日本书纪 上》，第414页）

这则记录讲述了，仁德天皇在67岁那年冬天，10月5日，前往河内石津原，选定了坟墓的地点，10月18日，开始坟墓的建造工程。“仁德纪”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史实，还需要我们打个大问号，但国王在生前就开始建造坟墓这个事实应该是不可否认的。同样，在“仁德纪”中还提到，仁德天皇于87岁时去世。因此，他产生建造寿陵的想法的时间，应当在其去世前19年。这是因为天皇本人想在王权转移中发挥自己的主导权而提前做好了准备，还是因为国家统治稳定，建造坟墓和葬礼仪式在政治上的意义变得不那么重要了呢？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4世纪末至5世纪初，大和地区以及河内地区的前方后圆坟向大型化方向发展，但进入6世纪，却开始小型化了。这种倾向遍及全国，地方上的古坟的规模也缩小了很多。将强烈的统治阶层意志寄托于古坟、以古坟来表达国家威信的时代就此结束。

古坟规模的缩小同时发生了一个变化，此前一直是竖穴式的坟墓石屋变成了横穴式的。当石屋变成横穴式后，从坟丘侧面通往内部的隧道状的道路（“羡道”）开始出现，因此，往坟墓里添加棺椁也就变得可能。实际上，横穴式的石屋里埋葬着若干具骸骨，它不是一个人的坟墓，而是一个家庭的坟墓。至此，为了彰显居于万人之上的国王之威信的坟丘发生了质的变化。象征着国家共同体威信的巨大古坟开始向象征着血缘共同体关系的家庭式的坟墓方向发展。

在横穴式的石屋中还可以看到许多细节，如石与石之间整齐的接缝，打磨得十分平整的石头表面等。此外，还可以看到石头上涂着颜色、画着图画或纹样等。这些非常细致的做法从外面是看不到的，它表明死者与埋葬者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坟墓的建造及葬礼的仪式并不是对外的、公开的，而成了内部的、私密的行为。

古坟时代，巨大古坟是国家威信的象征，当这种共同的幻想破灭时，这个时代便宣告结束。古坟时代后期的6世纪，虽然人们还在建造小规模的古坟，但进入7世纪后，前方后圆坟就不再出现，此后，大型古坟也不再被建造出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大和国的消亡，也不意味着王权继承的消失。大和国虽然矛盾重重，但俨然存在，王权和统治阶层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发挥着其统治作用。古坟之所以消失，是因为统治阶层不再将其统治意志倾注于古坟的建造方面了。巨大古坟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意义。建造古坟成为政治统治一大支柱的时代已经结束。此后，随着统治结构的扩大和深化，统治权力拥有者试图从其他行为、事业和象征中寻求支柱，以维持并强化他们的权力。 HqkVvSEES0Opt8HbGGJpqT00FbrR3TnaZvEjytwbUq0ym6/Ups11YOs5NngxVqR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