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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1943年，党中央在延安开展整风运动。这是一次在全党范围内普遍进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通过整风，全党上下开展了全面的学习、检查和总结，使党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也有了显著变化，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了思想理论上的准备。
但是，在整风后期，当运动转入审查干部阶段以后，曾经一度出现过偏差，主要表现在错误地估计形势、夸大敌情，将来自白区的同志列为“特嫌”进行审查。特别是当时具体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康生在延安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搞逼、供、信，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
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这种错误倾向，明确指示要纠正偏差。最初，毛泽东发现一些在中央办公厅从事机要工作的同志受到怀疑、审查，感觉有些不对头，他马上指示说：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特务。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情况，毛泽东让有关的同志将一些人的口供材料送给他，认真仔细地翻阅。
一天，他派人将负责案件审理的李克农、师哲等找来，严肃地问道：“你们送来的口供，我还没有看完，你们那里还有没有这样的供词？”
“还有三四十份。”
“你们觉得口供的真实性如何？”
“基本没错，个别地方可能有偏差。”
毛泽东不放心，提醒说：“江西肃反的经验教训是十分沉痛的啊！”
毛泽东举例在江西搞逼、供、信那一套，又询问现在是否也是这样办的，师哲回答说，一些具体的做法还不太清楚。接着，毛泽东又说：“你们送来的6份口供材料，我只看了一份，第二份我就看不下去了，以后也不要再给我送来了。”
毛泽东见他们显出不明白的样子，又接着说：“为什么不想看？我看这些材料像是写文章，不像是口供，有些话不实在。你们怎么看？”
师哲解释说：“一句两句错话，恐怕难免，但这无关紧要。”
毛泽东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如果有一句是假话，会不会有十句假话？有十句假话，会不会有一段假话？有一段假话，会不会全篇都是假话？我写了一篇文章，不到一千字，贴到墙上，每天改几个字，一个月后就改得面目全非。这还是自己写的，自己和自己打仗。他们写的全对吗？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你们回去对写口供的人说，一个字如果是假的，就改正一个字；一句话是假的，改正一句话；全篇是假的，那就全部推翻。你们把他们的口供交给他们，叫他们自己去改，但要说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
最后，毛泽东反复交代：“我们要弄清的是真反革命，不是假反革命，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
师哲等人按照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向写口供的人一了解，才知道其中果然有假，有的口供竟然全部是假的。
毛泽东知道这些真实情况后，立即加以纠正。1943年8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公布了毛泽东关于审查干部的9条工作方针，即：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毛泽东还指示，对被审查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受迫害的同志进行了彻底平反。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方针是对康生那套错误做法的根本否定。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向被错整的同志赔礼道歉。
当时在延安陕甘宁边区行政学院，集中了许多受审查的专员、县长等，他们一边学习，一边交代问题。由于康生搞“逼、供、信”，有些同志迟迟过不了关，思想压力很大，也有的人被逼无奈，只得写了假口供。
一天，毛泽东来到行政学院，特意看望这些同志，向大家公开承认“抢救运动”中有错误。他说：“我向大家赔个不是。”接着还脱帽向大家鞠了一躬，又说，“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我们一定纠正这些错误，使我们革命队伍兴旺起来。”大家听了十分感动。
毛泽东看问题、分析问题，就是透彻、深刻。他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检查现实的工作，从口供材料上看出破绽，认为“写口供不是写小说，不能编假的”，“要的是真材料，不是假材料”，“一个字、一句话都不要假的”，落实到工作中去后，发现问题，立即加以纠正。
毛泽东远见卓识非等闲，观察深刻就是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