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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最早提出“翻译学”概念的是蒋翼振，他编著的《翻译学通论》于1927年面世。之后，1932年吴曙天的《翻译论》在上海出版；1933年林语堂名为“论翻译”的文章中也提到“译学”之名；后来，1940年黄嘉德编《译学论集》一书；1951年董秋斯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主张，说如果我们写出《中国翻译史》和《中国翻译学》两部大书，翻译学就算建成了。因此有人认为，“翻译学”/“译学”概念最早是由中国人提出的。
其实，上述中国学者论述的翻译学与西方霍姆斯《翻译研究的名与实》中阐述的翻译学，两者所指并非完全相同，甚至可以说，“翻译学”名虽一致，但其所涵盖的范围和内容却大相径庭，这反映出人们对此对象认识的层面和深度皆有不同。
仅以蒋翼振的《翻译学通论》为例，这“是迄今为止第一部以‘翻译学’命名的论著”，其编写目的“一是满足课堂教学的需要，二是向译界提供精选和自撰的翻译学术思想和翻译知识，也就是作者所谓的翻译学”（方梦之，2007）。全书12章的内容分别为：导言；梁任公佛典之翻译；清吴势父与严几道论译西书；清严几道译天演论例言；梁任公论译书；胡以鲁论译名；容挺公致甲寅记者论译名；章行严答容挺公论译名；胡适输入学理，胡适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傅斯年译书感言；何炳松、程瀛章外国专名汉译问题之商榷；蒋翼振翻译学概论。正如方梦之所评论：“作者所论已包括从选题到清稿的整个翻译过程，也包括从理解到表达的方方面面……作者的论述是随感式的、评点式的、有感而发的，琐碎而缺乏系统，有铺展之势而无聚合之力——缺乏理性的描述、清晰的层次和科学的系统。”（同上）由此可见，彼时的“翻译学”还仅仅停留在提供翻译知识的层面上，而这些“知识”多为盲人摸象般的散论、感言，“见木不见林”，并未从翻译活动的整体去认识“翻译学”，与此时的“翻译学”不可同日而语。
有关建立翻译学的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起进入高潮。谭载喜（1982）、董宗杰（1984）、桂乾元（1986）等人都在各自的文章中提到“翻译学”这个概念，阐述了自己的认识，不少学者将其定位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1987年5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首届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上，提交会议的35篇论文中有7篇是谈翻译学的，李定、周清波、卢启槐、徐岗、初晓等研究生提交和宣读的论文都谈到建立翻译学的问题，涉及翻译学的学科性质和理论结构、建立翻译学的具体条件等。这些研究生大多是阅读了国外有关论著后有感而发，针对国内翻译研究提出了建议。1987年7月在青岛召开的第一次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上，参加讨论者更多，如金隄
的《翻译学刍言》、谭载喜的《试论翻译学》、刘宓庆的《中国翻译理论建设基本原则刍议》、劳陇（许景翔）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及方梦之的《发展与完善我国的译学研究体系——谈建立中国翻译学》，还有郑伟波的《创立具有现代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以及不少研究生在会上的发言等。可以说，1987年前后，中国内地译界学者开始关注“翻译学”的内涵，明确提出要建立翻译学。谭载喜与奈达合著的《论翻译学的途径》、谭载喜的《必须建立翻译学》，以及穆雷的《关于翻译学的问题》等文章也陆续发表，基本反映了当时译界对翻译学的各种认识。在讨论过程中，大家对“翻译学”这个概念的界定、建立翻译学的重要意义、通过什么途径和方法建立翻译学等基本问题各抒己见，目的不外乎要使译界就这些问题达成共识，以促进翻译学的建立和发展。
其时参与上述讨论的多为中青年学者，研究生是中坚力量。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倡导建立翻译学这样一门独立学科的时机已至。初晓
在她的文章中指出，只有建立综合性的翻译学，利用各有关学科的成就，才能真正揭示出翻译过程中的规律。徐岗讨论了建立翻译学的必要性、翻译学的性质和基本内容（如中外翻译史、翻译理论、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的研究等）。卢启槐论述了为什么要建立翻译学，提出建立翻译学的具体条件就是要对宏观的、微观的语言学进行科学的、深刻的研究。李定明确表示不同意把翻译学看作语言学的分支，认为翻译学的前景是发展成为跨学科的综合性学科。周清波认为，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仍处在创立阶段。普通翻译学的理论体系，应该由翻译的本体论、实践论、方法论、体裁论和社会学、心理学等几个主要部分构成。翻译本体论包括翻译的定义、可译性原则、翻译的分类、翻译的性质等问题；翻译实践论的任务在于考察影响和决定翻译过程的各个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确立翻译的一般原则；翻译方法论的主要任务是概括地阐述翻译过程中一些常用的、典型的、规律性的转换方法；翻译心理学研究翻译过程中诸心理机制的地位和作用、诸心理及其相互联系；翻译体裁论其实就是翻译类型学，研究各类文体的翻译及其相互关系；翻译社会学研究翻译对社会的影响和贡献、社会对翻译的需求和制约、翻译与文化、翻译与政治、翻译与经济、翻译与民族语言、翻译与科技进步等等。由于当时条件所限，这些油印的论文许多都没有机会发表，内容鲜有人知。现在看来，上述讨论反映出一代青年学子的学术启蒙过程。时为南京大学硕士生的郑伟波在他撰写的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综述
里，已经注意到“翻译学”的定义与建设的讨论是研讨会的一个主要方面，但尚未充分意识到“翻译学”的讨论对促进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首届全国研究生翻译理论研讨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许钧，还有参加了1987年两次翻译理论研讨会有关翻译学建设的讨论的研究生和青年学子如谭载喜、王克非、辜正坤、穆雷、杨晓荣和柯平等，数十年来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为了这个梦的实现默默工作，不懈追求。
我国新时期首部翻译学专著于1988年问世。这部47万字的英文著作《翻译学》（ Translatology ，江苏教育出版社）是由南京师范大学外文系教授黄龙所著，著者和出版者认为：“翻译学是研究翻译的一门科学。它包括基础翻译学、应用翻译学和理论翻译学三个部分。”诚然，翻译学作为一门科学，它所包含的内容远非这本书所能尽揽，但作者对翻译学的内涵把握基本上是准确的。
译林出版社1992年重印推出了台湾大学张振玉教授的专著《翻译学概论》，其英文名称为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它与黄龙教授和我们所说的“翻译学”完全不同。原作1964年成书时译界尚未出现“翻译学”这个提法，观其内容就知个中差异。据该书目录所列，全书23章分别讲述了翻译、中国翻译史略、中国之翻译论、普通译名、文学译名、称谓、典故、双关语、语态、数与量、骈与散、补足、解释、断句、削浮词、删烦文、改倒句、修正、论直译、论意译、误译、象征与写实、丑与美。可以看出，书中所论及的内容，不外乎普通翻译理论和特殊翻译理论的一些基本问题，而不是对翻译学学科体系基本问题的论述。出版社为何要在重印时将原名《译学概论》
改为《翻译学概论》，我们不得而知，但这个新书名确实容易引起误解。
谭载喜等学者对翻译学构成的阐述相对来说比较合理
，即翻译学主要包括普通翻译理论、特殊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三大部分内容，其中普通翻译理论主要包括翻译的目的、本质、功能、要求、过程、标准，可译性，等值翻译，翻译史，译者的职责与条件，翻译与其他相关学科（如语言学、符号学、逻辑学、心理学、美学、传播学、社会学等）的关系等。特殊翻译理论涉及与具体翻译过程相关的两种语言文化之间转换的技巧策略等问题，如英汉/汉英翻译研究等。应用翻译理论主要由三部分组成：翻译批评，这是提高和监控翻译质量的重要手段，也是翻译理论指导翻译实践最直接最有效的体现；翻译教学与翻译培训，关注译者培养问题；翻译与工具，包括翻译与技术，如词典等工具书的研制和使用，计算机和网络等在翻译中的应用等。有人主张在翻译学下面建立各种分支如“科学翻译学”“口译学”等。随着翻译研究的深入发展，或许还会有人提出建立新的分支学科。然而，这些分支学科关注的主要问题，都可以从上述三个主要分支中得到体现，例如口译研究，包含了对口译性质、口译标准、口译过程、译员心理、口译教学等诸多口译方面的研究，均可以归入普通翻译理论、特殊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三个方面的研究。
近年来对翻译学构成的讨论一直在持续，许多讨论针对霍姆斯对翻译学的划分，试图提出修改方案。修改意见集中在几个方面：（1）霍姆斯原图缺少翻译史一块。有人猜测系作者粗心所致。我们认为，也有可能是因为根据霍姆斯的划分方法，翻译史很难归类所致。（2）纯理论研究这一部分还可以细分（张美芳，2005）。（3）应用翻译理论部分还应该包含翻译行业管理，包括翻译产业的运作、行业的规范与运作、行业组织、行业标准以及行业管理队伍的建设等相关内容。2009年4月，在翻译学学科理论构建高层论坛上，翻译学构成的话题再次引起学者的热烈讨论。随着翻译学学科建设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提高，对原有划分的细化、补充、完善都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在此过程中，翻译学这门新兴学科逐渐健康发展起来。
翻译学是系统化、条理化、科学化的翻译理论，是一门交叉性、综合性的边缘科学。翻译学从整体上来说主要研究翻译的本质、过程等带有普遍规律的共核问题。它既是一个较完整的知识体系，又揭示了翻译过程的一般规律，提高了人们对翻译现象的认识水平，因而它的主要研究成果如普通翻译理论和应用翻译理论的大部分都应该不受民族、国别和语言的限制，只要研究过程准确可靠，其结论也应具有一定的普遍意义，至少在解释翻译现象与本质、揭示翻译基本过程与规律等方面具有普适性。作为翻译，必然要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汉外翻译不仅涉及汉语的特点和中国的国情与文化，同时也涉及外国的国情与文化。但若所有涉及的语言与文化都需要以“××翻译学”命名的话，全世界岂不是要有成百上千种“具有××语言/文化特色的翻译学”？诚然，作为中国的翻译工作者，应该在翻译理论研究中时刻不忘中国的国情，重视汉语的特点和中国的文化在翻译中的转化和体现。我们可以使中国的翻译理论研究符合中国语言文化的特点，尤其是对特殊翻译学做出中国学者特殊而又义不容辞的贡献，但没有必要刻意为了语言的不同而追求“特色”。我们所要建设的“翻译学”应该跟“语言学”一样，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成为国际翻译界的共同财富，对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汉语和中国文化在翻译中的特殊性，在“特殊翻译学”这个分支中完全可以体现出来，而没有必要局限于“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因为这样会忽视翻译学原本应该具有的普适性价值，把自己的视野禁锢在特殊翻译学中的一小块领域。否则，翻译都涉及两种不同的语言，如果每涉及一种语言，其翻译研究就要有××特色，岂不是有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种特色？那也就失去“特色”了。
以“翻译学”为名的论著还有一些，如湖南师范大学黄振定教授所著《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由杜建慧、杨金良和雷万忠共同编著的《翻译学概论》（民族出版社，1998），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的退休老翻译家彭卓吾先生的《翻译学——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等等。尽管每本翻译学专著都留有遗憾，但是，每一位作者都在为翻译学的建设添砖加瓦。这些论著的出版本身就是一种客观存在，说明一个事实：翻译学不是“无中生有”。经过多年的争辩探讨、建构建设，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水到渠成。
在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中，不断有反对和质疑的声音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翻译学这个概念刚刚引起关注的初期，出现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是不难理解的。人们对于新生事物总要有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善意的质疑往往能够引发思考，理清思路，发现理论的疏漏和不足，使理论更加完善。正是在回答问题、热烈讨论、积极思辨的过程中，人们对翻译学这个概念、这门学科的认识不断深化，走向统一。1999年，第10期《外语与外语教学》杂志以张经浩《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一文为契机，发动了新一轮对翻译学的大讨论，主编张后尘教授发表了题为《翻译学：欢迎深入扎实的基础工作》的文章，鼓励译界同仁积极参与讨论，明辨是非。《中国翻译》也组织了“译学概念纵横”系列文章，有选择、有补充地对翻译学的一些主要概念进行梳理、分析、解释和定义。谭载喜、朱纯深、王东风、吕俊、穆雷、侯向群等许多学者就翻译学的基本概念、研究范围、学术定位、是否有“中国特色”等具体问题发表见解，使人们，特别是青年学子，对翻译学的认识更加深入、准确。自此，人们大多不再对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而是积极参与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为翻译学在中国内地获得认可与合法地位进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