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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作为一门学科，在许多方面仍处于发展起伏不平的状况之中。我们可以把翻译看作多个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汇点。对于这一交汇点，许多其他学科已不无道理地表现出了兴趣。从另一方面看，它也给自身的专家们提供了用武之地，而他们的研究所得反过来也可让其他学科领域受益。例如，翻译学与文学、哲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各个不同领域之间，在知识、认识与方法的层面上有着大量的相互渗透。正因为有知识领域的这种相互渗透，有人就提出应当把翻译研究称作一门“交互学科”（参见Snell-Hornby，1991；1994）。学者们之所以对翻译研究产生兴趣，是有许多同样合乎道理的原因的。例如，有些人的研究动机，主要是要解决实际问题，其中包括如何为未来口笔译工作者提供优质培训、如何提高口笔译工作者的职业地位以及如何开发出能力不断增强的机器翻译系统。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的研究目的，首先并不在于如何应用，而只是在于为我们周围世界的某些现象提供更加准确的解释。不言而喻，学科内部取向不同，目标各异。翻译学凭借这种多面特性而变得丰富多彩。与此同时，这一多面性又意味着，人们对于形成学科基础的最低限度的基本概念，还严重地缺乏共识。还有一个事实，就是相对而言，翻译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在许多方面仍处于“搜寻立足之地”的阶段。这种情形所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学科的不同分支有时会运用大相径庭的方法来开展研究，其中有的方法是从其他学科领域全盘引入的。令人遗憾的是，并非所有这些方法都对翻译学有用，某些从语言学借用过来的方法尤其如此。
过去，许多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人采用语言学领域创立的一些术语，他们常常乐观地认为，这些术语以及隐藏在术语之后的概念也同样适用于翻译研究。当然，有许多术语借用过来以后，的确成功地适应了新的环境。这样，翻译研究的术语，通过向其他不同学科如语言学、文学理论，甚至数学与生物学借用术语，而得到了丰富。最后，从学科整体健康发展的角度看也许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翻译研究中也有大量“土生土长”的术语。亦即说，这些术语本来就是为专门描述翻译研究而创立的。
国外翻译理论家，如费道罗夫、巴尔胡达罗夫、奈达、卡特福德、纽马克、穆南（George Mounin）、威尔斯（Wolfram Wilss）等，一般把翻译研究视为语言学研究的一个分支，隶属于应用语言学。苏联学者科米萨罗夫干脆把翻译学叫作翻译语言学。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片面的。不错，翻译与语言有关，因此翻译研究与语言研究有关，甚至可以说主要与语言研究有关。但是，翻译研究涉及的不是一般的语言问题。首先，它涉及的是两种而不是一种语言，因此必须进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的对比研究。其次，由于涉及两种语言，就存在一个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问题，在心理学上这是一个很难解释清楚的问题。假如像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所说的，人的大脑里存在一个控制语言能力的语言机制，那么可以推论：人的大脑里也应同样存在一个把甲语转换到乙语的转换机制。但是怎么证实这一点？这无疑必须依靠心理学、医学（特别是解剖学）等科学的配合。此外，机器翻译的事实表明，还可以从信息论、数控论、电子计算科学等角度对翻译进行研究。至于广义上的翻译，因必须涉及非语言的符号系统，如把言语译成手势，把手势译成图画等等，则更须从非语言的角度加以研究。因此，把翻译学归属于语言学未免太狭隘了。我们认为，翻译学是一门与符号学、文艺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论、数控论，尤其是语言学等多种学科有着密切联系但又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综合性科学。下面重点讨论翻译学与美学的关系问题，以两者之“联姻”为例来阐释翻译学与相关学科之密切联系。
在《译学辞典》（方梦之，2004：296）中，翻译美学被界定为：揭示翻译学的美学渊源，探讨美学对翻译学的特殊意义，用美学的观点来认识翻译的科学性和艺术性，并运用美学的基本原理，提出翻译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分析、阐释和解决语际转换中的美学问题，在充分认识翻译审美客体（原文）和翻译审美主体（译者）基本属性的基础上，剖析客体的审美构成和主体的翻译能动作用，明确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的关系，提供翻译中审美再现的类型和手段，以指导翻译实践。中西美学流派纷呈，翻译研究的涉及面又广，翻译美学只能宽口径、多角度、多层次地涉及翻译研究的基本问题。
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约始于1 700多年前的佛家经书翻译。在我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中，几乎所有的翻译理论命题都有其哲学——美学渊源。历史定势和文化整体形态的发展促使翻译学与哲学尤其是与美学联姻。例如支谦的“不加文饰”，道安的“案本而传”，严复的“译事三难”，傅雷的“神似”以及钱锺书的“入于化境”理论等等，皆与我国的传统诗、文、书、画论有着难割难舍的联系。这些翻译理论蕴涵着丰富的美学思想，具有显著的文论色彩和贵信、贵和、贵含蓄的美学特点。这既是一种有缘的巧合，又是历史的必然。我们既须从这一历史文化的整体观照，又须从哲学——美学的特定视角来考察我国翻译史上的古哲时贤，才能真正理解他们所提出的翻译理论主张中潜在的哲学——美学的特色和内涵。
我国的翻译理论在思维模式上更倾向于从主观的而非客观的、感性的而非理性的、体验的而非分析的角度来品评翻译和译品。张柏然、张思洁（1997：25—29）认为，由于各种翻译理论直接或间接地植根于我国古典文论及传统美学，各种翻译理论间虽然相互联系，逐次提高，因而构成一个整体，但就美学体系而言，各种翻译理论之间仍存在间断性和非系统性。例如，支谦、道安主直，侧重对审美客体的重视；傅雷和钱锺书则强调作为审美主体的译者应该具有深厚的审美素养，对于在翻译实践中如何进行美的创造这一方面则鲜有触及。其次，我国传统翻译理论所体现的思维模式固然有利于从宏观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三者统一）角度体察美的翻译艺术，但也有内在的缺点：它是直觉地、综合地从总体上考察美的译品，虽然抽象地反映了美和翻译艺术，却没有对其中因素和复杂关系作多边探求和立体研讨。因此，我国翻译理论中虽然具有鲜明的美学特征，但这些特征大多都是“潜在”的，尚需我们去作深入细致的探讨和考究。
西方翻译理论之芽也是首先依附在哲学、美学之树上
，持续1 800多年之久，可以说从西塞罗到马丁·路德和歌德，以辞章美学论翻译，一脉相承。一般认为，西方翻译理论始于公元前古罗马的知名哲学家、政治家和修辞大师西塞罗以及随后的古罗马抒情诗人和讽刺大师贺拉斯。西塞罗以其旷世之辩才要求翻译必须工于词章之美。贺拉斯从艺术的基本观点出发来谈翻译，赞美行文的自然气势，他本人又是古罗马著名的抒情诗人，倡导斯多葛式的淡泊美和泰勒斯的自然美。西塞罗和贺拉斯的翻译主张是西方美学翻译理论的“初始之光”，对拉丁文化在欧洲的普及，功不可没。
西方古典哲学、美学翻译理论的继承者以哲罗姆和奥古斯丁为代表。前者认为译文贵在自然，美的译文应质朴犹如市井之言。后者提出翻译中必须注意的三种风格，即朴素、典雅、庄严，并创造性地指出这三种风格的选用主要取决于读者的要求。泰特勒在其1790年出版的专著《论翻译的原则》（ Essay on the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中提出了根植于古典文艺美学的著名的“翻译三原则”，并在结论中将他的原则阐释为：成功的译作应能体现原作的全部优点，洞察原作的全部推理，最终领悟原文的全部美。从泰氏三原则来看，他继承的是“西塞罗─贺拉斯─哲罗姆”的意译传统。16世纪最有影响的《圣经》翻译家是德国的路德。路德的翻译观中的美学思想相当明晰。他强调译文的审美价值，认为译文应该“具有读者能领悟的、在审美上令人满意的本土风格”（Bassnett，1980：44—46）。后于路德而兼具翻译美学观的人是英国知名的荷马史诗翻译家查普曼（George Chapman）。深厚的文学造诣和丰富的翻译经验使查普曼领悟到成功的翻译必须抓住原作的“神”与“韵”，使译文之神与韵犹如原作之“投胎转世”。德莱顿是英国古典主义流派的创始人，复辟王朝的桂冠诗人，17世纪最伟大的翻译家。他是西塞罗美学翻译观的倡导者和身体力行者，认为翻译是艺术。因此，译者必须像艺术家一样，具备高超的艺术鉴赏力和表现力。奥维德（Ovid）和维吉尔（Virgil）的作品就像优美的艺术品，流畅和谐，充满芬芳和优美的节奏感、音乐感。翻译好比绘画艺术，存在着两种相似，一是美的相似，另一是丑的相似；优秀的译者必须懂得作诗和韵律的艺术，在保留原作者的特点和不失真的前提下，尽一切可能使译作迷人，做到美的相似。明确指出翻译是艺术并加以阐述，这在英国翻译史上还是第一次。18世纪的翻译家，首先应当提到的是蒲柏（Alexander Pope）。他是这个世纪初期英国最重要的古典主义诗人和讽刺家，又是最著名的荷马史诗的翻译家。对于文学翻译，他和歌德采取大体相同的态度。歌德认为“最高尚的翻译”应该是对源语杰作的模仿。因为只有“精心的模仿”，即对原作的审美加工（复制），把外域文化恰如其分地移入本国，用以丰富本民族的文化，才是译者的“真正生命”。歌德正是用这种审美翻译观翻译了他的代表性译作《西方和东方合集》（ Westösticher Diwan ，1819）。德莱顿、蒲柏和歌德可以说是欧洲语文翻译学派的先驱，他们的翻译主张主要出于自身文艺创作的力行心得。克罗齐（Benedetto Croce）是意大利著名的美学家和文学评论家。他的翻译思想主要散见于《美学原理》（ Breviario di estetica ）一书。克罗齐从美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言语行为具有不可重复性，因此文学翻译不可能完美地再现原作面貌；其次，文学翻译是艺术的再创作过程，译作不可能与原作等同，必然带有译者的风格，译者的目标应是使译文本身成为独立的艺术品；最后，克罗齐认为文学翻译与专业翻译有本质的区别，前者应贴近原作，后者应更加流畅自然，不能过于拘泥。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对但丁‘文学不可译’论的继承和发展”（谭载喜，2004：177）。由于克罗齐在美学界、哲学界和文学界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这些有关翻译的言论也就有着特殊的价值，深深地影响了20世纪初期西方翻译理论的发展方向。近代和现代语文学派翻译理论家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阿诺德、庞德（Ezra Pound）、理查兹（Ivor Armstrong Richards）和瓦勒里（Paul Valéry）都是文艺批评家或作家、诗人、散文家。他们的翻译理论原则，都具有比较鲜明的哲学——美学思辨色彩。西方翻译理论立论于哲学——美学的传统主流直到19世纪中晚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兴盛才出现转折。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翻译理论已开始转向立论于现代语言学。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一种主导理论号令世界翻译界的局面已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充满冲突、对抗、互补和多元的翻译研究格局……翻译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翻译研究向文化研究发展，翻译理论的多元互补和东西方翻译理论的交汇融合将是翻译理论发展的主要趋势”（廖七一， 2000：290—291）。于是翻译学与美学之结合便提上日程。因为传统的研究方法，甚至仅从语言的角度研究翻译已日渐力不从心。正如弗米尔（Hans Vermeer）所言：
纯粹的语言学帮不了我们的忙。这是因为，第一，翻译不仅仅是，甚至主要还不是语言转换过程；第二，语言学研究的问题还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所以让我们在其他领域去寻找出路。（转引自廖七一，2000：290—291）
但是，具体怎么携手却是一个不小的问题。吕叔湘先生谈到一般语法理论与汉语实际问题时说：“外国的理论在那儿翻新，咱们也就跟着转。这不是坏事，问题是不论什么理论都得结合汉语的实际，可是，‘结合’二字谈何容易，机械地搬用乃至削足适履的事情不是没有发生过。”（吕叔湘，1987：序1）我们认为携手不是两种东西简单相加，也不是两种东西相互套用或借用，结合有些像动植物“有性杂交”和“无性杂交”，两种结合物中有一个为基础，比如植物“嫁接”要以砧木为基础，动物“杂交”要以母体为基础。砧木与接穗的关系，母体与雄体的关系不是二者等同的关系。我们说的翻译学与美学相结合要以翻译学为基础，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结合要以翻译实践为基础。其他两个方面都是“接穗”性质的东西。知道了砧木和接穗还不行，还要找到生长点。如果接穗没接到生长点上，这嫁接便是徒劳。对于何处为翻译学的生长点，何处为翻译实践的生长点，前人已作了有益探索。
近30年来，美学研究成果已被广泛引入翻译研究中。例如，张成柱（1984）指出，美学原理对文学翻译有不可忽视的指导作用；张后尘（1985）从局部美和整体美的统一、形似和神似的统一、文字美和音韵美的统一等方面，论述了研究翻译美学对自觉地进行翻译实践的重要意义。在建设翻译美学方面贡献较多的是刘宓庆。他论述了翻译美学的范畴和任务、翻译的审美客体和审美主体、翻译中的审美体验的一般规律以及翻译的审美标准等问题（1986）；其后，他又从翻译学的美学渊源、现代翻译美学基本理论构想、翻译的美学标准三方面对翻译美学进行详细阐述（1999）。张今也对文学翻译中的美学问题进行了探讨（张今，1987；张今、张宁，2005）。另外，侯向群讨论了文学作品的美学系统中的基本内容（1995）；葛校琴从哲学——美学角度给神似论以全新的阐释（1999：15—17）；张柏然、张思洁探讨了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美学问题（1997）；姜秋霞、张柏然对“心理同构与美的共识”问题进行了研究（1997）；于警吾（1994）对“文学翻译的美学实质”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姜秋霞（1999）通过“格式塔意象的再造”这一问题，对文学翻译中的审美方式进行了有益的考察。
另外，还有多人在各自的专著中也对翻译美学的发展作出了有益贡献。例如，刘宓庆（1995/2005）还用现代美学的基本原理透视了翻译的运作机制，构建了现代翻译美学的基本框架，讨论了翻译的科学性、艺术性、审美客体、审美主体及审美意识诸问题，提出了翻译不同文体的审美标准和对策，对翻译实践亦有指导意义。奚永吉（2000）立足于“比较”，从三十余部中外名著名译中摘取实例，从美学着眼，以宏观比较与微观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对文学翻译（包括译者与译品）作跨文化、跨时代、跨地域的比较美学研究，广收约取，以实涵虚，借大量例证，纵横比照，交相发明，以探其美，使读者通过大量对比例证的观照深切体会到翻译美学之客观而具体的存在。刘宓庆与奚永吉两人的成果在虚与实结合研究方面，可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而姜秋霞（2002）采用格式塔审美心理学的完形趋向律作为理论模式，结合语言学、文学、美学、认知心理学以及阅读理论等对文学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审美方式提出一些基本假设，并通过译例对比进行论证，从美学的角度探讨了格式塔意象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以及它所产生的美学效果。
以上我们从翻译学的角度审视了翻译学与美学之间的关系以及翻译美学之发展历史与研究现状，希望通过此种梳理和讨论，能从一个层面阐明翻译学与包括美学、哲学、语言学等相关学科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在现代科学多元化发展的今天，对翻译这项古老活动进行系统科学研究，我们既要把它作为独立的学科来发展，同时又不能以“绝对”的眼光来看待和衡量它的发展。只有采取这种辩证的思想和方法论，翻译学作为相对独立的现代学科，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翻译和翻译理论事业也才能得到真正的发展。
〔 1 〕你认为翻译的何种定义最为理想？为什么？
〔 2 〕你赞同翻译本质“双重属性”之说吗？理由是什么？
〔 3 〕翻译策略指什么？翻译方法指什么？怎么解释二者的相互关系？
〔 4 〕“翻译单位”是什么意思？这个概念有什么理论意义？
〔 5 〕关于翻译的价值，除本章讨论到的几个主要方面外，还能补充哪些？
〔 6 〕翻译学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它的性质与传统翻译研究相同吗？怎么看待翻译研究和翻译学研究的各个发展阶段？
〔 7 〕翻译学的研究范围包括哪些方面？具体任务有哪些？怎么开展研究？
〔 8 〕翻译与翻译学的区别是什么？各自的内涵与外延是什么？
〔 9 〕翻译学具有作为独立学科而发展的条件吗？应具备哪些条件？
〔10〕翻译学与其他学科或其他知识领域的关系是什么？怎样解释翻译学作为独立学科的相对性和绝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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