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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翻译与翻译学的关系之前，有必要先从学科层面来审视翻译的性质。如果对前面讨论过的种种翻译定义加以综合，并用较宽泛的语言把〔语际〕翻译说成是“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活动，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翻译就是一门技术；同时，翻译具有许多艺术特征，如它的创造性特征，但它不是科学。
所谓科学，是指“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探求客观真理，作为人们改造世界的指南”（《辞海》，1979：1764）。在这个关于“科学”的定义中，有两点值得特别注意：（1）科学是一个“知识体系”；（2）科学的任务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翻译是言语产物即话语的一种语际（或语内、符际）转换过程，而不是“知识体系”；它的任务只涉及双语双文化意义的理解和表达，而不是“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翻译本身不可能是科学，而只能是技术和艺术。然而，把翻译当作研究对象的那门学问即翻译学，则应被视为科学，因为它是一个由各种理论构成的“知识体系”，其任务是“揭示”翻译过程的“客观规律”，探求并描述关于翻译问题的“客观真理”，同时给实际翻译工作提供可能的“范式”或“指南”。
显然，翻译作为一门技巧或技术，在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基本层级的活动，常见于一般供外语教学的翻译、科技文献的翻译、工具书的翻译以及机器翻译中。在较复杂的层级上，翻译又应当是艺术，因为翻译操作的基本技能，在实际运用中必须加以创造性的发挥。在文艺翻译领域，既然原作是创作而成的作品，译品也应理所当然地经过译者的创造性劳动而得出。即使是非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同样存在一个再创造的问题。因此，翻译不仅是一门技术，而且还是一种艺术，一种需要译者像画家、表演家那样具有高超创造才能的艺术。
翻译不是一个知识体系。诚然，翻译是一种需要复杂知识的活动，因为要做好一篇翻译，我们需要有娴熟的语言知识和有关的文化背景知识，译专业文献需要有较好的专业知识，同时还需要有关具体翻译方法和技巧的知识。但是，需要知识并不等于知识本身，正如驾驶宇宙飞船需要关于宇宙飞船的知识，包括操纵技术，但这个知识并不等于驾驶。此其一。
其二，翻译的任务不是“揭示”翻译活动的“客观规律”。赞成翻译是科学的人，其论据主要是：（1）翻译是一项有客观规律可循的活动，用英国翻译理论家纽马克的观点解释，是因为有些东西只有一种译法，不可随意更改（王宗炎，1983：11）；（2）可以像描写语言一样，对翻译程序和方法进行客观的、科学的描写。应当承认，翻译确是一项有客观规律可循的活动。然而，这一命题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翻译活动内部存在着一定的规律，有些译法基本固定，如汉语的“纸老虎”、“一见钟情”、“一箭双雕”和“空中楼阁”等表达法可以相对固定地译成英语的paper tiger，to fall in love at first sight，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和castles in the air；再如英语结构noun + of + noun可表所属关系（the brothers of John—约翰的兄弟）、动宾关系（the destruction of the city—毁坏城市）、同位关系（the City of New York—纽约市），等等，这些都可说是有一定规律可循的东西。但是，某个事物有规律可循，并不简单地等于该事物就是科学。宇宙间万事万物，有规律可循的恐不在少数。有规律可循的东西，其本身不一定就是科学，它往往只是给科学或科学研究提供了素材。
翻译即科学论的另一个论据是：研究者可以像描写语言一样，对翻译这项活动进行客观的、科学的描写。应该说，这一点不无合理之处，但它所论证的却并非翻译本身，而恰恰是关于翻译的那门学问即翻译学。
任何一门科学，都必须能“揭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揭示”客观规律，而单单具有客观规律，是不成其为科学的。对翻译可以进行科学的描写，这一命题的真正含义，是指有这么一门学问可对翻译的过程和结果实施描写，翻译本身无自我科学而言，它只能是科学描写的对象。这种科学描写，就是我们所须建立和发展的翻译学的基本任务。翻译与翻译学的关系，就好比运动与运动学、生物与生物学、医疗与医学、机械与机械学、宇宙与宇宙学、语言与语言学、交际与交际学等等之间的关系。在前后两者的关系中，前者是后者的研究对象，后者是以前者为基础的理论升华。两者本质相互有别，但彼此关系是密切的，互为促进的。这就是翻译与翻译学之间所存在的辩证关系，无论翻译实务者或是翻译理论者，都不能不对此有个正确认识。